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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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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结束，新的导火索已经埋藏在了欧洲。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人推动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一支活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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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宣传和建立实际的军事组织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战争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力量局势中，他们的出现也增加了一股力量。而人们从痛苦境遇中衍生出来的认同感传遍了欧洲，甚至还传到了美国。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阐释我们与共产主义思潮的关系，并且设法通过美国和欧洲社会、经济体系的对比在大体上表达美国体系的理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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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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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界，人们完全无法了解旧世界人们内在的仇恨、嫉妒和对军事侵略永恒的恐惧。我们从未体验过对军事攻击的恐惧。在大洋的这边，从未有过持续的国家屈辱或国家错误，因此，也就没有国家仇恨。我们只有一个警队规模的和平时代军队，我们没有征兵制度。我们有适量的海军，主要是对介入国外和平事宜的正义国民表示尊重和支持。我们军队存在的意义就是保证我们不受侵略，而欧洲的国家从未体验过这种保障。因此，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军事保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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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外交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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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实践、扩张和保护，以及常令人不安的“应属一国却被另一国统治的地区”、对侵略的恐惧、独裁者和一般的矛盾摩擦使得“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军事联盟成为对欧洲主要国家来说必要的国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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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善的欧洲政治家有同样的职责，那就是不断地利用敏捷的权力政治阻碍侵略、减弱敌对势力，以期这种脆弱的和平能够维持得稍微久一些。这是一份微妙的工作，他们常常因为权宜之计和自我保护而必须不断牺牲国家荣誉、违背自己做出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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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适应，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实践，更不要说成功地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代议政府的形式根本不会让我们有机会学习权力政治、势力均衡的技巧，就算我们有机会，我们也无法实践这些技巧。我们的政府有不断变换的管理形式和政策措施，全体政府人员都无法成为能够预知的老练专家。我们不断改变的选举制度导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从来没有延续性。在没有延续性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知晓未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是怎样，因此他们都无法有把握地在这些领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由欧洲的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对其起源产生赞同的潜在倾向，但这会对行动的客观性产生不良的影响。为了成功地参与外国的权力政治，我们必须改头换面，变成非自由民族，才能考虑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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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任何人想要确定所有这些观点，他只需要对我们维和者的团队进行分析。他们在外交事务上没有任何经验，当他们在巴黎会面的时候，他们对于欧洲的各种势力都处于茫然迷惑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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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代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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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最新的趋势之上，我们的政府理念和欧洲的政府理念完全是天壤之别。我们的开国元勋也许是从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得到了启发，从而形成了最初的想法，而不是从他们那时代的欧洲借鉴了这方面的理念。当时只有极少的小共和国存在，君权神授的理念几乎在全球通用。在设置代议政府的形式时，开国者毫无疑问地采用了英国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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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政府在欧洲大陆上兴起的时候，和我们的代议政府有很大的差别。他们都采取了议会制的形式，国家的管理事实上是由立法部门委员会执行的，另有一个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巩固其对国家的统治。这样一对比，我们在几年的固定期限里面，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公职人员却是常常变动的。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我们严格地将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分开。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行政部门并没有与立法部门分开，也没有与司法部门完全分开。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联邦政府，主要基于局部职责。他们的政府都是中央集权式政府。他们的首相和内阁都可以代表立法部门说话。但我们的总统不能这么做。因此，我们的政府代表不能在复杂的和平谈判中代表整个国家说话或是将整个国家牵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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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年代（美国总统胡佛自传） 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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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西欧在社会理念上的不同跨越了三百年的距离。我们之所以与他们不同是因为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社会理念。思想上的分歧是难以避免的，而这种缺口常常会不断扩大。他们的阶级分层阻碍了小粒子在社会解决中的自由崛起。甚至是在英国，大部分的机会都只限于小部分人口——只有大约20％的人口能够享用这种半寡头政治。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英国。那些宽泛的关于个人权利和真正的个人尊严的美国式概念几乎都存在于一些小的国家里。但是即使是在那里，残存的贵族统治屏障还是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事实上，真正平等的机会非常罕见。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机会普及至每个公民——至少是公平的机会——因此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谊，从而发展了深刻的平等意识。而在欧洲，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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