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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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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五章 从此余生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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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十年中最为艰危的日子，是叶嘉莹初到台湾在彰化和台南教中学的前五年。其后在台北的十几年，则由于得以在大学任教，能够一展长才，并深受学生欢迎，稍可告慰，但因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兼职，负担沉重，时患气喘，而唇焦神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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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叶嘉莹在台北写了《海云》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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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青山迥出群，天边白浪雪纷纷。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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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感受和关怀常常是锐敏和超前的，所以有的时候诗歌中一时一地的语言会冲破时空的阻隔，而起到预示人生命运的作用。此时的叶嘉莹已经在台大、淡江、辅仁三所大学讲授诗词，课堂上触绪引发，一任神行的讲课之乐和师生相得的欢喜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让她慢慢从1949年以来之悲观孤绝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同样作于1961年的《郊游野柳偶成四绝》中所写的“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也流露了她当时内心深隐的一种情思。面对着大海潮音，她或许想起了当年在顾随先生堂上听讲的从容欢乐，还有顾先生信中殷殷以“传法”为念的嘱托厚望，忽然间发现自己原以为失落了的那一缕残痕旧梦隐隐犹存，于是珍重检点起所有美好的回忆和梦想，一个人在暮色黄昏，茫茫海气之中，守候温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旧梦”呢？叶嘉莹所追寻的并非现实中的事业和成就，而是一种没有污秽、没有残损、没有遗憾、没有伤害的至高远、至完美的境界和理想。“何当了却人间事，从此余生伴海云”，并不是说她要到海上去隐居，她是要“把苦难收入行囊”，一力担荷承受，然后以“海云”为伴，去追寻那个诗人的“旧梦”和理想。或许现实的苦难正是上天给予诗人领受其特别恩赐的指引和召唤：不仅在台北的十几年中，叶嘉莹得以与“海云”为伴；1969年她所落脚然后定居的加拿大温哥华城也在海边，她更开始了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旅程；1979年申请回国教书成功，她又开始了在太平洋两岸往返飞行的奔波忙碌，直到如今年近九旬，“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律诗一首》1981），叶嘉莹依然与“海云”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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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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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北：沧海波澄好种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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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叶嘉莹因为友人的介绍，受聘于台北市立第二女中，于是她便辞去了台南私立光华女中的教席，与丈夫以及两个女儿北上。到台北后，叶嘉莹曾抽暇去探望了当年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的两位师长，一位是教她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一位是曾赁居于她家祖居外院多年的许世瑛先生。刚好这一年台湾大学新设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两位先生便向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推介，于是叶嘉莹除了专任于二女中两班高中国文外，又担任了台大中文系的兼任讲师。第二年，台大中文系改聘叶嘉莹为专任讲师，讲授两班大一国文，她遂提出辞去二女中的教职，但二女中的校长王亚权希望她把原先所教的两班带到毕业，于是叶嘉莹便在二女中兼了两年的课，直到1957年夏天才正式辞去二女中的教席。本以为从此教学负担可以减轻，不料这时已经担任私立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要叶嘉莹去淡江担任大二诗选的课程，还将以后大三、大四的词选、曲选以及杜甫诗等课程，全部委托给她，直到1966年赴美讲学为止。台大方面，叶嘉莹先是担任两班大一国文，或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历代文选，逐渐改为一班大一国文、一班大二诗选，最后改为一班大二诗选，一班大三、大四的选修课——杜甫诗。叶嘉莹之所以免去一班国文而改开选修的杜诗，原是应戴君仁先生的建议，因为这时私立辅仁大学也已在台湾复校，戴先生被聘为首任系主任，亦将诗选及词选的课委托给叶嘉莹，但担心她过于劳累，所以特向台先生商请免去需批改作文的国文课，而改开不需批改作业的杜诗课。除了三所大学沉重的教学负担之外，叶嘉莹还接受了台湾“教育部”教育电台的大学国文教学的工作。这本来是许世瑛先生担任的，但由于许先生目力衰退，阅读教材十分吃力，便推介叶嘉莹接替。其后台湾又成立了教育电视台，于是就又邀请叶嘉莹在电视台担任了古诗的教学。可见从1954年到1966年这十二年间，叶嘉莹在台北的教学负担极为沉重。以叶嘉莹瘦弱的身体，晚上时常气喘发作，每个星期往往要担任不少于六门的课，她之所以不便推辞，主要是感念两位师长的一片奖勉关爱之意，并觉得两位师长和她“青少年时代的生命，有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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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在台北的十几年，能在台大、淡江、辅仁三个大学得以一展所长，受到许世瑛、戴君仁、郑骞、台静农等多位师长的奖勉关爱，完成一部研究杜甫诗的专著，以及近二十篇的古典诗词评赏之作，加以讲课生动，深获各校学生的好评，虽然教学负担沉重，但心情应该脱离了过去的阴霾，而转为开朗了吧？却又不然。这十几年中她仅留下九首诗，且集中于1961（5首）及1964（4首）这两年。九首诗中一首为七律，其他八首均为七绝。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那种生命落空、旧梦难寻的愁思仍在她心中流淌，如1964年所写的《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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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家在南溟水，水逝云飞负此心。攀藕人归莲已落，载歌船去梦无寻。难回银汉垂天远，空泣鲛珠向海沉。香篆能消烛易尽，残灰冷泪怨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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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之作又有《读庄子逍遥游偶成二绝》，也同样化用大鹏、天池的典故，作为“理想之追求”的象征，以“云鹏何日果南飞”，“欲待飞鹏竟不来”，来抒发水天寥落，鹏飞不果的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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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书局版《迦陵谈诗》封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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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芳华虚度的憔悴之悲，似乎并不因丈夫的出狱，并在台北二女中谋得一席教职，而有所改变。因为丈夫出狱后，一腔幽愤难平，不时会在家中爆发开来，妻子便首当其冲。于是叶嘉莹除了生活的重担外，又增加了一层精神的重担。在《我的生活历程与写作途径之转变》一文中，叶嘉莹对丈夫出狱后自己的生活与心境，有这样的描述：“其后外子虽幸获释放，而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习俗下，他不幸的遭遇自然造成了他内心的许多牢骚愤怨，我对此有相当了解，所以遇事更加格外容忍，而因此也就于生活的重担外，更加了一副精神上的重担。产后我身体更加瘦弱，又染上了气喘病，而教学的工作又极重。那时我们全家已搬到了台北，我在很多学校兼课，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的血气精力都已全部耗尽，连每一呼吸都有被掏空的一种隐痛，还要以未曾做好家事的负疚的心情，接受来自于夫权的需求和责怨。我那时对于一切加在我身上的咆哮欺凌，全都默然承受，这还不仅是因为我过去在古老的家庭中，曾接受过以含容忍耐为妇女之美德的旧式教育而使然，也因为当时我实在再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做任何的争论了。在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我多年来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她只有以意志来承受苦难，以坚韧来磨砺自己，不向任何人诉悲说怨，不受任何人怜悯，把自己的外表形塑成一贯的和愉平静，而内心则迈向孤迥高寒。那时候，学生们感觉到叶嘉莹表面上平易温和，而对于老师的内心世界，则始终无法深入进去，现为台大中文系教授的柯庆明回忆说：“正如三民版《迦陵谈诗》背后所附的照片，清秀优雅中恍惚带一点淡淡的愁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赵师丈，甚至老师自己都受过白色恐怖，她受牵累还得抱着初生不久的长女入狱。”诗人痖弦在接受访谈时，曾经对于1960年代的叶嘉莹，有一段极为生动的回忆：“记得我第一次得识叶嘉莹的风采缘自一次邂逅，之前只是闻名，未见其人。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去台北远东电影院看电影。这个影院平日多是播映一些雅俗共赏的国产影片，那天上映的却是一部文艺性很强的外国片，去看的人不多。当时放映电影还是‘跑片’——现在数码时代的年轻人恐怕都不知道啥叫‘跑片’了——大概是为了省钱，也许是影片资源紧张，几个电影院同时上映一部电影，共享一套胶片，要彼此错开时间轮流播放。倘若跑片时因路途较远或交通堵塞等状况，或时间安排有误差，观众等个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换片是常有的事。等片时，影院的灯光是打开的，方便大家闲话或进出喝水买零食。我从影片的故事情节中暂时脱离出来，随意打量周围的观众，忽然眼前一亮，看到相隔不远的走廊上站着一位气质出众的年轻女子，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看样子她也是一个人来看电影，身穿米黄色风衣，围着淡咖啡色丝巾，衣着合身，颜色也搭配得非常淡雅。真是亭亭玉立，风姿绰约。衣着还在其次，只是那种脱俗的，淡定的神情，显得那么清雅。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沉浸在自己冥想的天地里，对周围乱糟糟的人群视而不见似的，真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我心里问：哎呀，这是谁呀？快速在脑子里搜索着猜测着所听闻过圈子内外知名女子的芳名……哎！莫非是……叶嘉莹？正这么想着，跑片的人气喘吁吁进来了，影片接着播映。灯光一黑，我的眼前可都换成这位女子的影像了……呵呵……这大概是1964或1965年发生的事，可这个场景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么清晰，丝毫没有褪色。”当采访者问及为何不曾上前搭话时，痖弦回答说：“她的神情意暖而神寒，套句戏词说‘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我哪敢冒昧啊？”从这些回忆中，我们不难真切地想象出叶嘉莹在台湾时期给人留下的一般印象。1964年叶嘉莹写了一首《读义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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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有姮娥偏耐冷，休从宋玉觅微辞。千年沧海遗珠泪，未许人笺锦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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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的高寒耐冷，岂止是神话故事，那本是人类一种心境的象征。身处高寒者势必孤单寂寞，但叶嘉莹宁可忍受寂寞，她从诗中体会了李义山寂寞的心境，他的诗字字都是血泪凝结的珍珠，但在诗人生前，茫茫人海中又有几人真正能赏识？千年万代，凡以血泪凝成的诗篇，而落得沧海遗珠之憾者，不知凡几。诗人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谁能解会？若不能与诗人灵光相照，徒有文字典故的笺注又何补于事？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有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1)叶嘉莹这首诗的末句，则更进一步，认为李义山诗歌之凄美，不必因没人作出笺注引以为憾，而是根本无法笺注，因为诗中幽隐难言又深广如海的寂寞，原非笺注所能为力，所以才说：“未许人笺锦瑟诗”。叶嘉莹从自己的耐冷，洞察到嫦娥的高寒，从而咀嚼李义山诗中深广如海的寂寞滋味，于是逐渐走出韶华虚度的憔悴凋零之悲，而步入高寒耐冷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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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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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佛：楼外碧天高，秋深客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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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任教的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经常性的交换教授计划，每两年互派一位教授到对方学校讲学。叶嘉莹被台大推荐于1966年秋前往讲学，于是美国傅尔布莱德（FulBright）基金会便于春夏之交委托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Prof. James R. Hightower）前来台湾与多位被推荐者进行面谈，没想到面谈后当天晚上，于美国基金会在台负责人台大历史系刘崇鋐教授的晚宴上，海陶玮教授发现叶嘉莹中国古典诗词的修养极为深厚，彼此晤谈甚欢，而海教授遂在散席之后又重返刘教授处，商量聘请叶嘉莹于秋天即到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但由于台大钱思亮校长已于前一年便告知密西根大学决定推派叶嘉莹为交换教授，不可失信，无法答应海教授的要求。海教授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叶嘉莹于1966年暑假先到哈佛大学作两个月的短期合作，9月以后再去密西根大学上课，并约定次年暑假以后来哈佛客座讲学并作一整年的合作研究。但到了两人的一年合作期满，即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海教授又坚持要叶嘉莹留下继续在哈佛客座并进行学术合作，而叶嘉莹则坚持要返回台湾，以实践对台大做出两年后回去的承诺。况且这时叶嘉莹虽已将丈夫及两个女儿接来美国，但尚有老父一人留在台湾，需要照顾，于是叶嘉莹便写下《留别哈佛》七律三首，于9月返回台湾大学任教，并仍在淡江、辅仁两大学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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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于密西根大学的一年（1966—1967），叶嘉莹未留下任何诗词，其生活点滴无从寻觅。但在人文荟萃的哈佛大学一年，则留下一首五律、两首小令、三首七律，一共六首。一年之中便作了六首诗词，其诗兴之浓，与在台北十余年仅得九首诗，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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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一首是写在哈佛大学观赏昆曲《思凡》、《游园》的演出之后，此二折戏曲是由张充和女士及其弟子李卉（张光直夫人）演出，使叶嘉莹有“天涯聆古调，失喜见传人”的惊艳之感。两首小令同作于1967年，一为《菩萨蛮》，一为《鹧鸪天》，前者以秋风萧瑟、天远云孤、独踏夕阳、满街黄叶等意象，来喻况作客异国的心境。后者则上半阕以满树霜红，节物一如故土，而悲乡关路远，归梦难寻。下半阕更以直笔道出飘零之痛：“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二十年来，风雨逼人，几经沧桑，而飘零生涯，尚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至于《留别哈佛》三首，则皆作于1968年秋。第一首“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写将别哈佛之际，心中的飘泊、矛盾之情。最想归返的家乡故都燕京，不但乡关道远，且此时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烈焰之中——“早是神州非故土”，归不得也。两个随自己从台湾来到美国已两年的女儿，又因留下读书而必须与返台服务的自己再度分散，如何舍得——“更留弱女向天涯”。因此将离之际，心中的飘泊、矛盾，大有杨朱痛哭歧途之悲——真所谓“命驾真当泣路歧”。第二首“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可谓实录。1966年自己远赴天之北，来到美国讲学时，虽与二女同行，但父亲与丈夫则留在天之南的台湾。1968年自己需返台服务时，丈夫和两个女儿则留在美国。一家人在几年之中，总是地北天南，离散两地。眼看满林黄叶，残阳似血——“已看林叶惊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似在助人凄切。想到韶华已随逝水，一去不返，斜阳余生，也只有寄托于雕虫小技，评诗说词而已——“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第三首是叶嘉莹为辞别东道主海陶玮教授而作。临别之前，东道主坚持要挽留叶嘉莹继续学术合作；叶嘉莹则坚持要返回台北，于是宾主之间，曾有强烈的去留之争。当时正在与叶嘉莹合作研究陶渊明诗的海陶玮教授，深知陶渊明的为人，是“曾不吝情去留”的，而他与叶嘉莹之间，竟为“去留”而“吝情”争执起来，此诗幸有叶嘉莹自己为这首诗作解读，否则读者对诗中以“酒美”喻陶诗，不见得都能会意。兹引全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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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辨古今。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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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在《〈中国诗歌论集〉英文版后记》中曾对这一首诗加以解释道：“首句表示我对海先生的感激之意，次句写研读合作之乐已近尾声，而因主人所研究之对象陶渊明以饮酒为名，故以‘酒美’为喻。三句写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之富与阅读之便，使人耽读而忘倦。四句写窗前嘉树之美景与光阴推移之速。五句用陶渊明‘曾不吝情去留’之句，反衬今日主人力加挽留而我则坚意归去的去留之争。六句写研讨时共商古今或时有争论的合作研究之真谊。七、八两句则正写告别之意。”写完这首诗不久，叶嘉莹便返回台湾，但也答应了海先生明年再来哈佛继续学术合作，并提出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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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摄于哈佛燕京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