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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己”之作：碧海青天夜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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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期，赵钟荪先生的姐夫包遵彭主持了台湾一个青年文化团体——“幼狮”，还办了一个同名的刊物。他希望叶嘉莹能够给《幼狮》提供稿件，叶嘉莹于是写了《诗人的寂寞心——兼评王绩〈野望〉诗》、《说辛弃疾〈祝英台近〉》两篇短文。后来还陆续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短文：《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沈佺期〈古意〉》、《姜白石绝句二首》、《辛弃疾〈满江红〉》，此外再加上一册由丈夫赵钟荪手抄油印的叶嘉莹早年的诗词曲稿，这些就成为了叶嘉莹获聘为台大讲师的“送审著作”。当时审读文稿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将这些零散的稿件剪贴整齐，装订成册，还亲笔在封面上书写了篇目，这当然使叶嘉莹十分感动。但由于那一时期叶嘉莹既无写作的心情，也无写作的环境，而且这些早期作品的文字有的还曾被编者增删修改过，叶嘉莹其实并不满意，所以除了油印的诗词稿后来编入《迦陵诗词稿》外，几篇短文均未收入日后出版的著作中。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叶嘉莹较早的诗词评赏之作，则见于《迦陵谈诗》（1970）和《迦陵谈词》（1970）中，共十八篇。此外，还有学术专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1966）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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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八篇诗词评赏之作，最早的是写于1957年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其后陆续写有《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1958）、《温庭筠词概说》（1958）、《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1959）、《中国诗体之演进》（1959）、《大晏词的欣赏》（1960）、《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1965）、《序〈还魂草〉》（1965）、《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1965）、《说杜甫赠李白诗一首——谈李杜之交谊与天才之寂寞》、《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1966）、《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1967）、《李义山燕台四首》（1967）、《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1968）、《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1968）、《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1969）、《从比较现代的观点看几首中国旧诗》（1970）。这十八篇诗词评赏之作，诚如叶嘉莹自己所说，其评赏的态度和方式，大致有一个演进的趋势，即由主观到客观，由感性到理性，由为己到为人，由作品评赏到理论探讨。然而纯然主观感性或纯然客观理性的作品，究属少数；多数之作，实介乎二者之间，而为二者之结合。叶嘉莹自己总结其诗词评赏的特色：“乃是以感性为主，而结合了三种不同的知性的倾向：一是传记的，对于作者的认知；二是史观的，对于文学史的认知；三是现代的，对于西方现代理论的认知。”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叶嘉莹的诗词评赏，乃是以细读文本后的真诚感受为主的。对于古今中外的理论，她只是取其所需，以为融会结合之运用而已。这与当今一些学者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以标新立异为得意而不惜削足适履，或者为迁就理论而扭曲文本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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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台湾的“教育部”举办了一个文艺讲座，预备邀请台大的郑骞先生前去讲词，郑先生则推荐了叶嘉莹。于是叶嘉莹就去参加了这个讲座，讲授唐宋词选读，时间不过五周，共计十二小时，所以只能讲授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词人的作品。讲座结束以后，“教育部”又希望讲者们能撰写文稿在他们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叶嘉莹最早的一篇诗词评赏之作，1957年8月在台湾《教育与文化》上刊登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有一段近乎自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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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词人之作，其美什名篇，吟味之足以沁人心脾、讽读之足以豁人耳目者固极多，我之所爱者亦极多，而于此极多之可爱之作品中，我独于静安先生词似有较深之偏爱。其故殆亦难言，惟觉其深入我心，遣之不去耳。静安先生词，数量极少，……而其取径复既深且狭。以视清真、稼轩，则周、辛二公隐然词国中之廊庙重臣，而静安先生则但为一岩穴间幽居之子耳。因亦自知其所爱之偏，故虽有青年学子来从我读词，亦但教之读五代、两宋诸大家之作，而不敢遽举静安先生也。而我对静安先生词偏爱之一念，则时动于中，既不得机缘出之于口，则常欲笔之于书。然而尘务扰人，此愿虽发之已久，而迄未得偿。盖我之为文，自谂缺乏素养，不得于心者，固不能笔之于手，而心之定力又复不坚，常不免因境而迁，随物而转，不能如织毛线然之时断时续、随缀随缉也。故偶有所扰，辄索然而罢，而一日之间，扰人之事又极多。每常有所念，亦不过任此念之自生自灭而已。事与愿不相副，手与心不相侔。如我者，诚自知其智薄力弱，固早断此述作之一念矣。而日昨接友人函来索文稿，仓卒间无以应命，因将对静安词偏爱之一念，于此略一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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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法国现象学理论家杜富润（Mikal Dufrenne）在其《语言与哲学》一书中曾说：“艺术家的语言越少于表现——即是说越缄默寡言，越谨慎其辞，越不关涉个人——他越善于表现自己。他越少说到自己，越显露自己。”真正了解叶嘉莹那一时期生活和心境的人才能读出它的感人之处。叶嘉莹在初中时就已经读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曾引起她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直觉的感动；大学时她偶然读到王国维几首《蝶恋花》（“昨夜梦中多少恨”、“满地霜华浓似雪”、“百尺朱楼临大道”）的小词，也曾被其中缠绵哀感的情味深深吸引；可是直到1950年代中期，她历经忧苦患难，心境悲观孤绝，才真正从自己的人生体验中与王国维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她形容自己那时读王词的感受：“我深为其悲苦所袭击，常不免有弃甲曳兵之虞，且其悲苦有时不免斩尽杀绝，丝毫不为人为己略留余地”，而所谓“弃甲曳兵”、“斩尽杀绝”——即那些把人生处境之悲观、绝望、痛苦写到极致的作品，正是叶嘉莹那一时期所耽爱的对象。那时台湾文坛正掀起一场现代化的热潮，叶嘉莹也涉猎了一些西方的作品，而她最为耽爱的，则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贝克特（Samuel Beckett），她后来回忆说：“我对于他们透过荒谬的故事，所掘示出来的人类生活之悲苦与无望，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感动，似乎唯有如此写到极处的作品，才能够使我因经历过深刻的悲苦而布满创伤的心灵，感到共鸣和满足。”叶嘉莹不欲在人前表露这种悲观孤绝的心境，自叙中所说的“其故殆亦难言，惟觉其深入我心，遣之不去”，正是故意隐约其辞，而她在青年学子中“不敢遽举静安先生”的缘故，除了隐藏一己悲苦的心境，或许也有王羲之“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的忧虑。后面所说的“因境而迁，随物而转”，“时断时续、随缀随缉”，更是写得迷离徜恍，闪烁其词。至于“事与愿不相副，手与心不相侔”，则直接承自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一语。自叙中只说“尘务扰人”、“定力不坚”，而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此时的叶嘉莹心境悲观孤绝，“早断述作之念”的呢？在近世学人中，叶嘉莹最欣赏王国维，他们在心性方面确有某种相似之处，前引痖弦回忆中以叶嘉莹为“空谷幽兰”的印象，和自叙中叶嘉莹以王国维为“岩穴幽居之子”的描述，可谓若合符契。如果真想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则只有找到一条通幽的曲径，才有略窥其形神微隐的可能。渡海迁台以来，叶嘉莹不仅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转蓬”之悲，经历了白色恐怖的囹圄之痛，而更使她拙于应对，尤感绝望的则是她和丈夫赵钟荪被囚释放后经常发作的不可理喻之暴怒的感情问题。她那时常常梦见自己遍体鳞伤，母亲要接她回去；或者梦见自己回到四合院的老家，进入大门以后，所有的房门都是紧锁的，哪个门她都进不去；还有时梦见自己和同学一起去拜望顾随先生，可是经过什刹海附近时，就看见到处都长满了极高的芦苇，于是就迷失在苇丛中，怎么也无法走出去，然后就蓦然惊醒，留下满怀的悲哀和怅惘。王国维的诗说“不堪宵梦续尘劳”，这些梦境正是叶嘉莹悲苦绝望之心境在潜意识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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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合院里，叶嘉莹的诗心和生命得以孕育、滋长，即便在抗战中最艰苦的年代，母亲去世，父亲远隔，她虽然曾写过“文章自分无多望，家事于今始半谙”（《早春杂诗》1943）的诗句，但那时尚赖有伯父、伯母的关怀照顾，她在读书方面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在那一时期写作了大量的诗词。而且伯父对她的天分和才华极为欣赏，1948年所写的《送侄女嘉莹南下结婚》诗中的“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及“明珠今我攘，涸辙余枯鲋”诸句，在自我的沉哀伤感之中，都充满了对侄女嘉莹的爱惜和珍赏。至于在大学里得从顾随先生受业，则更是叶嘉莹至为难忘的一段师弟的因缘。顾先生1946年在信中之“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的赏誉，“别有开发，能自建树”的期许，叶嘉莹何尝或忘？但她现在已经是“眼前何事容斟酌”了，只不过坚持活下来而已。顾先生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中说：“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叶嘉莹的外甥，现任台湾长庚大学校长的包家驹回忆说：“对我而言，她就是我的舅妈。我所看到的‘叶先生’，是在台湾永康街擦地板，架着竹笼在炭火上为她的女儿烘烤尿片的人；我还看过‘叶先生’在温哥华39街的厨房里洗菜，厨房水槽不通，她挽着衣袖在疏通水槽。”人生的忧患之中，除去狂风暴雨的摧残打击之外，那种日常的、琐碎的侵袭和耗损，其实是更加使人磨蚀的。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她的意志和生命在承受这种磨蚀时的敏感则是数倍于常人的。那时在台湾，家人亲戚之中已经没有谁能像伯父和顾随先生一样，欣赏她的才华，了解她的理想了。1969年刚刚迁居温哥华不久，叶嘉莹在除夕之夜为即将出版的《迦陵存稿》（台湾商务印书馆）写作跋文，当时她最为怀念的仍然是伯父和老师：“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言中皆极为伤感，而她并不知道，伯父和老师在1958、1960年即已先后离世了。叶嘉莹大学时曾写过“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1942）、“采之欲遗谁，所思云鹤侣”（《拟采莲曲》1943）的诗句，她内心之中是一直有一种执著的追寻和高远的理想的，顾先生1948年《送嘉莹南下》诗中则有“分明已见鹏起北”的厚望，他似乎已经看到叶嘉莹就像《逍遥游》中那只蓄势的鹏鸟一样，“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可是1950年代，这种理想完全破灭了，她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而以如此之理想，处若彼之环境，叶嘉莹心中所感受的苦痛哀伤，既绝无一人足堪告语，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虽然教书能暂时排遣现实的苦闷，但她在后来所写的《祖国行长歌》中仍然这样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当时有的人以为叶嘉莹讲课不过很“叫座”而已，可是有谁知道她那时内心承受了多少的悲苦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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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写于1957年的《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也是一篇充斥着亲切之语和自慨之辞的“为己”之作，叶嘉莹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之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常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常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而此渴望与不得满足之心，更复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1954年的一天，她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资治通鉴》的淝水之战，当讲到“获秦王坚所乘云母车”一句时，她忽然因为“云母”二字的触发，想起了童年时所读过的一首李商隐的诗，题目是《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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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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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以后，在回家的路上，这首诗一直在她心中萦绕徘徊，挥之不去。蓦然间她觉得现在才真正读懂了这首诗，《嫦娥》所写的正是诗人内心之中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以为嫦娥偷得灵药而奔月宫，即是写诗人有异于凡俗的境界，体认到一种高举远慕的理想境界，而这种所得，又不是主观追求的结果，“应悔”两个字说得极为沉痛深切，丝毫没有“自喜”、“自得”的意味，“偷灵药”是既已得此诗人之境界，虽欲求为常人有不可得者。这也正是《说静安词》一文中所说的：“夫人固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亦不能强知以为不知，既得此诗人之境界焉，而欲降格以强同乎常人，则匪惟有所不屑，将亦有所不能。”叶嘉莹对“诗人之境界”反复致意，正流露了她那时所真切体验的一片深心的寂寞。常人在凡俗的生活中快乐自得，诗人为什么要去忍受悔恨哀伤、孤独寂寞？碧海无涯，青天罔极，夜夜徘徊于此无涯罔极之碧海青天之间，竟无可为友，无可为侣，深悲沉恨，长此而终古。而这种“诗人之境界”一方面既是得之于天，不可强求，同时也是无可奈何，所谓“缺憾还诸天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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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叶嘉莹写了《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她那时心境悲苦，觉得自己的生命全然落空，常常想起王国维用东坡韵咏杨花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两句词。花的开落所予人的生命之感最为真切，也最为鲜明，一般人可能会以为这篇作品也隐含了叶嘉莹当时暗伤零落的某种自慨，但其中所蕴涵的未曾明言的深心和苦意，尚远不止此。当时她住在台北的一幢宿舍中，院内临窗有一株茶花，这种花不像春天的桃李随风零落，而是由含苞而开放而逐渐憔悴在枝头，那种由盛而衰，由鲜美而至于黄萎的生命之历程，带给她极深刻的印象和感受，她因此想到了《诗经·小雅》中的《苕之华》，而这首诗是把人生之忧劳困苦写得极为深切的一篇作品。“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写的是生之叹息，“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写的是死之向往，而“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更是写尽了人类共有的悲哀。叶嘉莹说：“人生于世，假如饥寒困苦而竟至于死，则斯亦已矣。最可悲者，莫过于不至于竟死，而不得不长期陷于此忧劳困苦之中。而况人类既生而有生之欲，此生之欲万端，其不得满足之苦亦万端。”在《说静安词》和《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二文中，叶嘉莹都曾对王国维“不但自哀，更复哀人”的悲苦心境感到强烈的共鸣，现在她读《苕之华》所生出的感慨也正是这种深切的悲哀。她又说：“‘知我如此’，并未明白说出‘如此’究竟是‘如何’，只是当我们读到‘不如无生’时，在这一句的反衬之下，则‘如此’二字所暗示之生活的忧患劳苦，已经不言可喻。因为求生之欲与乐生之心，既然原都是人之本能。而‘不如无生’一句，竟一言而完全加以否定，而且说得如此之斩截，如此之沉痛，则‘知我如此’一句所暗示之忧患劳苦对人的沉压重迫当然可想而知了。”在最为悲苦绝望的时刻，叶嘉莹也曾想过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此时对《苕之华》的理解，早已不在文辞字句，而变成一种“存在的实感”了。后面她解释《落花》诗中“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且小休”二句时，又曾对这种悲苦的心境做了一度的反省，她说：“这是生命将终之时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因为人既生存于此时间与空间都各相绵延连结的大生命中，则在人我施受之间，有多少当尽的报偿的义务；在往者来者之间，有多少当负的传承的责任，又如何可以只为了逃避与解脱一己之悲哀困惑，遽尔便轻弃此种义务与责任于不顾。只是就‘花’而言，则既已到了生命末日的‘长夏’，就最可贵重的‘大生命’之所需要的‘庇根枝叶’而言，亦复已经是‘子满阴成’，则当尽之义务不可谓为未尽，当负之责任不可谓为未负。那么，对一个疲于生之悲苦困惑的人说来，则此时的唯一愿望，自然只是早日求得一个休息之所了。所以说：‘长夏阴成且小休’。”《说静安词》一文的最后，叶嘉莹对王国维“遽以死亡为息肩之所，自杀为解脱之方”也曾深致叹惋，说明“息肩”、“解脱”正是这一时期在她心间脑际徘徊萦绕的重大问题。还不止如此，从《几首咏花的诗》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叶嘉莹的诗心已然从年少时的单纯直感而变得复杂深刻起来了，她所选说的三组诗歌（《国风·桃夭》、《小雅·苕之华》；陈子昂《感遇》、张九龄《感遇》；陈宝琛《落花》二首），都是以花的形象来喻示和表现人生的，而其中的情意和境界则越来越精微，越来越复杂，这是文学史上诗歌演进的一种现象，但也未始不是叶嘉莹历经忧患、渐入中年的诗心和生命涵濡滋长的一种潜在的反映，当她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自然对那种幽微曲折、复杂深刻的感情境界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这在她评赏《落花》诗中“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二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她以为“绮梦”正是充满了欲望和悲苦的生之大梦，“啼鸟”则是唤醒生之大梦的一种触发，而这种醒觉，与其说是可喜，毋宁说是可悲，因为人人都在人情世网的大梦之中酣睡，醒觉岂不是一件很可悲哀的事情吗？所以那种使人醒觉的触发就该是一件可“憎”之事了。“嫦娥应悔偷灵药”中的“悔”尚且是“自悔”，“唤醒绮梦憎啼鸟”中的“憎”则变成“他憎”了，这种“自悔”、“他憎”之中所深隐的，正是叶嘉莹那时高寒寂寞的诗心在现实的人生中所体验的一种最要眇精微、复杂深刻的感情。她所评说的都是古人的诗歌，而她所抒写的都是自我的体验，这是所谓“为己”之作的真实涵义。醒觉之所以可悲，因为它是与生之本能相违背的，醒觉要使人达到“无生”的境界，而“求生”之本能则与之构成了冲突和矛盾，在这种挣扎痛苦之中，最能使人得到憩息慰安之感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感情了；最能使人生焕然充满光彩的，就是从此人之心向彼人之心所发出的一种微妙的感应——爱。可是，叶嘉莹说：“不过自一个感觉锐而理想高的诗人看来，则他很快地便会发现，在这焕然的光彩之下，竟然散布着许多污秽的黑点，所以说‘罥入情丝奈网虫’。‘情丝’对‘人’来说，自是指爱的牵挂；而对‘花’来说，则应当是指蛛网之丝。落花而罥挂于蛛网之上，这原也不失为一个颇可憩息的处所。而无奈的是同憩于蛛网之上的还有丑陋的虫尸，人世间的爱也正如这蛛网一样。它所罥入的：有花朵，也有虫尸；有美丽，也有丑恶；有真诚，也有虚伪；有牺牲，也有自私；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污的一面。任何一根别人罥挂在你身上的‘情丝’，或任何一根你罥挂在别人身上的情丝，都或多或少免不了这污点的沾染。对诗人来说，这真是一种极可怕而且可悲的认识。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真是孤寂无亲，一寒彻骨。”而不幸叶嘉莹当时所有的就正是这种认识。在《从义山〈嫦娥〉诗谈起》一文中，她分析王国维说：“怀着出世的向往，又深知此一境界之终不可得；抱有入世的深情，而又对此芸芸碌碌之人生深怀厌倦，不但自哀，更复哀人，这一种人该是最不幸的一种人了。而不幸静安先生就正是此一种不幸的人，而也就正是此种不幸的性格，造成了静安先生诗词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叶嘉莹孤寂高寒的性格也造成了她诗词创作与评赏中一种特有独到的境界，那正是她后来在词学研讨中所提出来的“弱德之美”。《说静安词》一文中写道：“然而有佳人焉，幽居空谷，既无悦己者之欣赏，又不甘为取悦于大众易其服饰而步入市廛，而顾芰荷其衣，芙蓉其裳，遗世而独立，严妆而自赏”，这表面上说的是王国维的词，其实正是叶嘉莹自绘的一幅传神的肖像。即便在悲观孤绝的1950年代，叶嘉莹无论在写作中还是教学上，都仍然处处散发出一种难以掩抑的幽美和光华，这也正是她描述王国维时所说的，“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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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人”之学：九月文章老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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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理想是高远的，同时，也是深厚的。不仅王国维哲人的悲悯，李商隐诗心的寂寞能引起她的共鸣，在台湾一段忧患的岁月中，杜甫的诗篇也同样引起她的共鸣。她无时不在怀念故乡，在课堂上每当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她眼中往往都会涌满泪水。而她的研读兴趣也极为广泛，在最初的几篇作品中寓写发抒了一己的人生体验以后，她就渐渐转向“为人”的写作，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寻找可写的题材。然而自我的投影虽然渐渐淡去，却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叶嘉莹每一篇文字的写作都是以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依归的。那时她也已开始耽读一些西方诠释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对于艰深晦涩的作品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研究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和吴文英的《梦窗词》，就是出于这类兴趣的驱使，不过叶嘉莹也发现，这类作品在艰深晦涩之中也自有其深隐幽微的悲慨和怀思，她所做的正是“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工作。而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叶嘉莹致力于“为人”之学的关怀的，莫过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的撰写了。她那时不仅在三校兼课，还在教育电台以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典诗歌，工作极为忙碌，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挤乘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那时台湾兴起了“现代诗”的潮流，叶嘉莹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为想到《秋兴八首》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的特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历代注家的纷纭众说，适可以为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与开拓新生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着手编撰了《集说》这本研读杜诗的参考书。她以为中国的白话诗“始则既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自囿于不健全的晦”，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正走向超现实、反传统，刻意求晦的途径，而《秋兴八首》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意象化的成就，值得现代诗的反对者与倡导者双方注意，她说：“其初，我亦未曾料及，区区八首律诗，竟能生出如许多之议论，引发如许多之联想，而如能藉此纷纭歧异之诸说，看到杜甫的继承之深，功力之厚，含蕴之广，变化之多，开拓之正，使保守者，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使激进者，能自此窥知传统之深奥，则亦或者尚非全属无益之徒劳。”杜甫对国家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正是叶嘉莹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虽然那时她对于古典诗歌传承继起的责任还没有1979年回国后那样明白和自觉，但《集说》一书所展现的其牵系之广博、关怀之深厚，已经足以让人想见她后来是以何等的热情投入到古典诗歌继起和传播的工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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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之学中更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叶嘉莹的讲课，不仅能带给听众以知识的增进与智慧的启迪，而且还能使听众神游于审美的惊喜与陶醉之中，终生难忘。因此叶嘉莹讲课时，总有不少中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学生前来旁听，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本专业的必修课，事后虽然需付出加倍的时间方能弥补，却心甘情愿，像徐祁莲女士便是一例。当年她还是台湾大学理科的大一学生时，竟两度跷了“普通化学”等必修课来旁听叶嘉莹的“诗选”和“词选”。她在《听诗》一文中，回忆自己如何陶醉于叶嘉莹讲课的魅力之中说：“对叶嘉莹倾倒的不只我一个。她的课堂在文学院大楼末端的一间教室，两面临窗，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教学态度认真，先介绍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诗人在写那首诗时的际遇和心境，解说诗句音韵和文字的技巧，再论诗句如何承受生命。叶嘉莹谈诗神采飞扬，爱跑野马，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是她的知交，醉心、赏爱、调侃；不知不觉，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最后，也是最令人陶醉的是听她将整首诗吟诵一遍。这时，阳光从窗外照亮她如玉的容颜，恍如从古典的扉页中走出的诗神。”“跑野马”其实是叶嘉莹讲诗说词的最大特色，她往往天马行空地由一首作品的情感本质或文字技巧，而联想到一连串相关之作，然后再分辨出这些相似之中的不同所在。经由她精微的辨析，听讲者不但体认到这首作品的特质与风格，同时也连带分辨出那些相似之中的不同作品及其作者的特质与风格，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有如顺藤摸瓜，摸出一只瓜后，便连带摸出一串来。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叶嘉莹最是神采飞扬，辞喻生动，如数家珍似地指出这些作品相似之中的细微差别，让听讲者浑然忘我地陶醉其中，而深深领略到古典诗词的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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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陈映真在1957年就读淡江文理学院（即淡江大学前身）的英文系时，也旁听了叶嘉莹在中文系开设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回忆。他在《四十五年前的朱批》一篇短文中写道：“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感受和认识到我国旧诗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一点也看不见她因当时专科院校学生水平相对低下而稍减她教育者的热情。然而，对于当时老是在全班末排座位上的我最大的迷惑，不仅在于叶教授对我国庞大的旧诗文学宝库中所珍藏的每一首杰作的熟达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还在于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陈映真以小说家的才华，其所描述的听课的感受，格外细腻。陈映真不但深深陶醉于叶嘉莹智慧与才情的讲课中，而且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小说创作的犹疑，也因叶嘉莹两页稿纸的“认真细致”的朱批，而吃了一颗定心丸。1959年秋，陈映真在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面摊》，不久后又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自称“有不为人知的内向与腼腆的个性”的陈映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将这篇自视“青涩”之作，呈给“饱读过无数文学杰作的叶教授”，希望得到她的教诲。在“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的数日等待之后取回原稿时，他看到叶嘉莹含着微笑说着嘉许的话。多年后，陈映真反思自己下定决心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肯定不是1959年9月在《笔汇》发表《面摊》之时，而是在我反反复复避人细读叶教授的批语之后。”自1960年1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之后，一年之内，陈映真十分密集地连连创作发表了《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五个短篇，因此他说：“从创作发表之勤看得出叶嘉莹作为老师的鼓励，影响是明显的。”叶嘉莹的教学热忱竟是驱策陈映真成为小说名家的重要推手，她的有教无类，勉励多方，不但使一位英文系的旁听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瑰丽丰富，享受到层出不穷的审美的惊诧，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以当《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之后，立刻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激起一阵不小的涟漪，争相传阅。196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除了关怀面的深沉之外，其语言的魅力带来的惊艳，与聆听叶嘉莹讲课中的“审美的惊诧”，二者之间原来正自有其微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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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齐益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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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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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六章 鹏飞谁与话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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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丈夫赵钟荪的建议下，叶嘉莹把两个女儿一起带到了美国，后来赵先生自己也以探亲的形式离台赴美。因为他在台湾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三年，对台湾和国民党政治极为反感，所以一直盼望能早日离开，忘掉这一段痛苦的回忆。1968年叶嘉莹在北美两年的交换访问期满，她只身返回台湾，女儿和丈夫则仍留在美国。她原本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台湾继续教书，丈夫在美国照顾两个女儿，可是赵先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谋生乏术，所以他和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仍然需要叶嘉莹来供养。可是当时以台币和美元的汇率来说，叶嘉莹在台湾就算教再多的课，也无力承担家人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恰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也邀请她再回去合作研究，于是她想只好还是到美国去工作，把台湾的老父亲也一起接出去。可是后来由于签证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她不得已只能留在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城。在加拿大她又不得已要用英语来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70年春天，她写了一首《鹏飞》来述说此时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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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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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过去讲课喜欢“跑野马”，像她的老师顾随先生一样，海阔天空，任心驰骋，可是现在因为要用英文讲授，她失去了这种自由，过去讲课就像一只鹏鸟在天上飞一样，现在则是流离失所，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了。她过去在北京和台湾教书的那种自得和快乐，都已变成前尘往事了，她在加拿大用英文教书，就此时的人生际遇来说，只是别无选择，借此谋生养家而已。这首诗不止是说现实中用英文教书的困难，里边其实寄寓了她更深的人生感慨。四年以后，她终于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九年以后，她才终于得偿所愿，开始回国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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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哥华：飘零今更甚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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