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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170552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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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人”之学：九月文章老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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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的理想是高远的，同时，也是深厚的。不仅王国维哲人的悲悯，李商隐诗心的寂寞能引起她的共鸣，在台湾一段忧患的岁月中，杜甫的诗篇也同样引起她的共鸣。她无时不在怀念故乡，在课堂上每当讲到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一句时，她眼中往往都会涌满泪水。而她的研读兴趣也极为广泛，在最初的几篇作品中寓写发抒了一己的人生体验以后，她就渐渐转向“为人”的写作，开始向自己以外的世界寻找可写的题材。然而自我的投影虽然渐渐淡去，却并未完全消失，因为叶嘉莹每一篇文字的写作都是以自己内心的真诚感受为依归的。那时她也已开始耽读一些西方诠释性和理论性的著作，对于艰深晦涩的作品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如研究李商隐的《燕台》四首和吴文英的《梦窗词》，就是出于这类兴趣的驱使，不过叶嘉莹也发现，这类作品在艰深晦涩之中也自有其深隐幽微的悲慨和怀思，她所做的正是“代下注脚，发皇心曲”的工作。而这一时期最能代表叶嘉莹致力于“为人”之学的关怀的，莫过于《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的撰写了。她那时不仅在三校兼课，还在教育电台以及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与古典诗歌，工作极为忙碌，只能利用周末及寒暑假，挤乘公交车到各个图书馆去查阅和抄录资料。那时台湾兴起了“现代诗”的潮流，叶嘉莹在台湾大学讲授杜甫诗，因为想到《秋兴八首》句法突破传统，意象超越现实的特色，以及由此导致的历代注家的纷纭众说，适可以为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与开拓新生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于是着手编撰了《集说》这本研读杜诗的参考书。她以为中国的白话诗“始则既自陷于不成熟的白，继则又自囿于不健全的晦”，当时台湾的现代诗正走向超现实、反传统，刻意求晦的途径，而《秋兴八首》所表现的突破传统与意象化的成就，值得现代诗的反对者与倡导者双方注意，她说：“其初，我亦未曾料及，区区八首律诗，竟能生出如许多之议论，引发如许多之联想，而如能藉此纷纭歧异之诸说，看到杜甫的继承之深，功力之厚，含蕴之广，变化之多，开拓之正，使保守者，能自此窥见现代之曙光，使激进者，能自此窥知传统之深奥，则亦或者尚非全属无益之徒劳。”杜甫对国家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正是叶嘉莹对诗歌历史和现实命运的关怀，虽然那时她对于古典诗歌传承继起的责任还没有1979年回国后那样明白和自觉，但《集说》一书所展现的其牵系之广博、关怀之深厚，已经足以让人想见她后来是以何等的热情投入到古典诗歌继起和传播的工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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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之学中更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叶嘉莹的讲课，不仅能带给听众以知识的增进与智慧的启迪，而且还能使听众神游于审美的惊喜与陶醉之中，终生难忘。因此叶嘉莹讲课时，总有不少中文系以外的其他院系学生前来旁听，有的甚至因此牺牲了本专业的必修课，事后虽然需付出加倍的时间方能弥补，却心甘情愿，像徐祁莲女士便是一例。当年她还是台湾大学理科的大一学生时，竟两度跷了“普通化学”等必修课来旁听叶嘉莹的“诗选”和“词选”。她在《听诗》一文中，回忆自己如何陶醉于叶嘉莹讲课的魅力之中说：“对叶嘉莹倾倒的不只我一个。她的课堂在文学院大楼末端的一间教室，两面临窗，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叶嘉莹教学态度认真，先介绍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诗人在写那首诗时的际遇和心境，解说诗句音韵和文字的技巧，再论诗句如何承受生命。叶嘉莹谈诗神采飞扬，爱跑野马，那些千百年前的诗人就像是她的知交，醉心、赏爱、调侃；不知不觉，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最后，也是最令人陶醉的是听她将整首诗吟诵一遍。这时，阳光从窗外照亮她如玉的容颜，恍如从古典的扉页中走出的诗神。”“跑野马”其实是叶嘉莹讲诗说词的最大特色，她往往天马行空地由一首作品的情感本质或文字技巧，而联想到一连串相关之作，然后再分辨出这些相似之中的不同所在。经由她精微的辨析，听讲者不但体认到这首作品的特质与风格，同时也连带分辨出那些相似之中的不同作品及其作者的特质与风格，看似天马行空，其实有如顺藤摸瓜，摸出一只瓜后，便连带摸出一串来。这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叶嘉莹最是神采飞扬，辞喻生动，如数家珍似地指出这些作品相似之中的细微差别，让听讲者浑然忘我地陶醉其中，而深深领略到古典诗词的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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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陈映真在1957年就读淡江文理学院（即淡江大学前身）的英文系时，也旁听了叶嘉莹在中文系开设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回忆。他在《四十五年前的朱批》一篇短文中写道：“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感受和认识到我国旧诗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教授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她看来总是满有智慧，娴静优雅，总是全心全意地教书，谆谆善诱，一点也看不见她因当时专科院校学生水平相对低下而稍减她教育者的热情。然而，对于当时老是在全班末排座位上的我最大的迷惑，不仅在于叶教授对我国庞大的旧诗文学宝库中所珍藏的每一首杰作的熟达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还在于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逻辑地、条理清晰地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的惊叹。”陈映真以小说家的才华，其所描述的听课的感受，格外细腻。陈映真不但深深陶醉于叶嘉莹智慧与才情的讲课中，而且对自己是否适合从事小说创作的犹疑，也因叶嘉莹两页稿纸的“认真细致”的朱批，而吃了一颗定心丸。1959年秋，陈映真在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笔汇》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面摊》，不久后又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康雄》。自称“有不为人知的内向与腼腆的个性”的陈映真，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将这篇自视“青涩”之作，呈给“饱读过无数文学杰作的叶教授”，希望得到她的教诲。在“惴惴不安，不知所措”的数日等待之后取回原稿时，他看到叶嘉莹含着微笑说着嘉许的话。多年后，陈映真反思自己下定决心走上小说创作之路，“肯定不是1959年9月在《笔汇》发表《面摊》之时，而是在我反反复复避人细读叶教授的批语之后。”自1960年1月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之后，一年之内，陈映真十分密集地连连创作发表了《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祖父和伞》五个短篇，因此他说：“从创作发表之勤看得出叶嘉莹作为老师的鼓励，影响是明显的。”叶嘉莹的教学热忱竟是驱策陈映真成为小说名家的重要推手，她的有教无类，勉励多方，不但使一位英文系的旁听生领略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瑰丽丰富，享受到层出不穷的审美的惊诧，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形成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所以当《我的弟弟康雄》发表之后，立刻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激起一阵不小的涟漪，争相传阅。196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除了关怀面的深沉之外，其语言的魅力带来的惊艳，与聆听叶嘉莹讲课中的“审美的惊诧”，二者之间原来正自有其微妙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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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齐益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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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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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六章 鹏飞谁与话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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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丈夫赵钟荪的建议下，叶嘉莹把两个女儿一起带到了美国，后来赵先生自己也以探亲的形式离台赴美。因为他在台湾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三年，对台湾和国民党政治极为反感，所以一直盼望能早日离开，忘掉这一段痛苦的回忆。1968年叶嘉莹在北美两年的交换访问期满，她只身返回台湾，女儿和丈夫则仍留在美国。她原本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台湾继续教书，丈夫在美国照顾两个女儿，可是赵先生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谋生乏术，所以他和女儿在美国的生活仍然需要叶嘉莹来供养。可是当时以台币和美元的汇率来说，叶嘉莹在台湾就算教再多的课，也无力承担家人在美国的生活费用。恰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也邀请她再回去合作研究，于是她想只好还是到美国去工作，把台湾的老父亲也一起接出去。可是后来由于签证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她不得已只能留在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城。在加拿大她又不得已要用英语来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70年春天，她写了一首《鹏飞》来述说此时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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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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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过去讲课喜欢“跑野马”，像她的老师顾随先生一样，海阔天空，任心驰骋，可是现在因为要用英文讲授，她失去了这种自由，过去讲课就像一只鹏鸟在天上飞一样，现在则是流离失所，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了。她过去在北京和台湾教书的那种自得和快乐，都已变成前尘往事了，她在加拿大用英文教书，就此时的人生际遇来说，只是别无选择，借此谋生养家而已。这首诗不止是说现实中用英文教书的困难，里边其实寄寓了她更深的人生感慨。四年以后，她终于获得回国探亲的机会，九年以后，她才终于得偿所愿，开始回国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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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哥华：飘零今更甚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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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1968年，叶嘉莹收到哈佛大学的聘书，本拟赴美，不料签证出了问题，她于是接受了海陶玮先生的建议，计划由加拿大转赴美国，可是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以后，那里的使领馆仍然不给她赴美的签证，其后由于哈佛大学海教授的推荐，U.B.C.大学亚洲系给了她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聘约，没想到半年后U.B.C.竟给了她终身的聘约，因此她遂决定留在了温哥华，这座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海滨城市，就这样意外地成为了她的新家。在海陶玮先生的推荐下，她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系主任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聘请，从此，她便与家人定居在这个春天有樱花，秋天有枫叶的优美城市。1969年3月，她就获得了U.B.C.大学的终身聘书，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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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这并没有消减叶嘉莹内心因为去国怀乡而产生的飘零之感。1969年除夕那天，叶嘉莹为即将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迦陵存稿》写作跋文，当时她最怀念的是远在故国的伯父和老师，她说：“年来往返国内外，每检箱箧，时睹旧稿，则羡季师评改之手迹犹新，而伯父狷卿翁之音容笑貌，亦恍如仍在目前，然而竹幕深垂，不通音问者，盖已廿载有余矣。且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并皆体弱多病，于三十七年（1948）春嘉莹离平时即已衰象毕呈，则今日之安危存殁，盖有不忍深思者矣。”言中皆极为感伤。她并不知道，其实伯父和老师早已在1958和1960年便先后去世了。1969年秋天，她又写了一首《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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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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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加拿大之前，有台湾友人为戏卜流年，卜词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之言，初未之信，而抵加后之处境竟与之巧合，故末二句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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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与父亲（左）在温哥华海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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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现在看到加拿大秋天的枫叶，想到故乡北京秋天也有枫叶，可是如今是身在异国，而且比起过去二十年在台湾来说，离自己真正的故乡是越来越遥远了，所以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她的“初心”本来是丈夫在美国照顾女儿，她在台湾教书和照顾父亲，然后利用假期到美国和家人团聚，可是现在她要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维持全家在加拿大的生计了。她在台湾和加拿大办理签证时，都曾经遇到层层阻挠，尤其是签证官还要以她的女性身份不能行使一家之主的权利为由拒绝她想接丈夫和女儿自美来温哥华团聚的申请，而这一点也没有得到她先生的理解，她只能甘心忍受。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只能寄居在别人家的地下室里，非亲非故，也让她感慨丛生。她离开台湾以前，南怀瑾先生为她介绍了一位卜卦的朋友，她向来是并不问卦占卜的，可是因为南先生和她是同事，她就答应了去算一卦。结果卜词里边有“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两句，她开始并不相信，可是来到加拿大以后，这两句卜词竟然应验了她的遭遇。她当时本来是应聘赴美，其后因为签证问题才留在温哥华，她不知道命运要把自己抛到哪里去，她留在温哥华本是一时的聘约，不知能停留多久，也不知下一站将去什么地方，一切都是“时地未明”，而温哥华又是一座滨海城市，恰好在“水边”，所以这两句卜词自然引起她关于人生命运的许多感慨。当然后来她从U.B.C.获得了终身聘约，她的心境逐渐变得乐观开朗，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崇尚和平，为学术提供自由空间的国度，她也是心存感激和眷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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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C.的亚洲系成立于1961年。叶嘉莹1969年受聘，刚好接替正要退休的文学教授李祁女士。李祁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到牛津深造获得学位，是翻译家和徐霞客研究专家。此时，系里有来自台湾东海大学的张佛泉教授，他是胡适的学生，是自由思想家，教的是哲学和古文。至于现当代的中文课程，则由一位陈旭都先生担任，而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便由叶嘉莹担任。叶嘉莹开设四年级的诗和词，同时担任用英语教三年级的中国文学通史课程，学生来自各个系，最初只有三十人上下，后来增加到七八十到一百人不等。20世纪70年代，叶嘉莹总穿一件颜色朴素的旗袍，提着一个书袋子，从亚洲系很有风范地走到布坎南楼（Buchanan）上课，成为U.B.C.的一道风景。布坎南楼的旁边，就是U.B.C.的中心地带，两旁是一长排高高的枫树。秋天的时候，彩色缤纷的树叶随风飘落，令人想起她在课堂上讲的曹丕的《燕歌行》。到了春天，叶嘉莹也是穿一件旗袍，也是提一个书袋子，来给学生上课。她开的课还是在布坎南楼，这个时候，楼的四周，是红得令人心醉的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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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课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学生随着她的“跑野马”，发现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是那么的广阔。一个典故连一个典故，构成一个个文化结，把这些结连接起来，便成为纵横连贯中国文学传统的网，如万花筒一般转换变化。一首看来简单的五言诗七言诗，常常转出多层意义来。因为深入浅出，连没有悟性的学生也会茅塞顿开，有悟性的学生，更觉得有如入宝殿的惊喜。就是这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时间空间交织的讲课风格，引来不少慕名者。温哥华是个优美的城市，素有大量对诗词有浓厚兴趣的人士，其中不少是来自港台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群结队，以旁听生的身份，来U.B.C.上叶嘉莹的课。教室里呈现一个奇特景观：在年轻学生之间，坐着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女和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无一不静心听叶嘉莹的课，老中青济济一堂，完全进入另一个境界。至于研究生课，叶嘉莹的讲课方式跟大班学生的讲课稍有不同。因为是小班，只有几个人，她便在办公室上课。她的办公室有块绿色的黑板，她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有时，她不用黑板，就坐在她的座椅上，给学生讲课。大家坐得很近，很亲切，很投入，下课了，才从她的诗词境界回过神来。她是个严谨的学者，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注解一定要清楚，做学问要真要诚，要说自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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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9年到1989年退休，叶嘉莹在这二十年间培养出很多研究人才，他们分布在加拿大几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的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的课程，继续发挥她潜移默化的学术影响。从西部到东部，U.B.C.的施吉瑞（Jerry Schmidt）和陈山木（Robert Chen），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白润德（Daniel Bryant）和王仁强（Richard King），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余绮华（Teresa Yu），中西部埃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梁丽芳（Laifong Leung），缅尼图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罗泰来（Terry Russell），东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方秀洁（Grace Fong），都是她的学生。施吉瑞是叶嘉莹在U.B.C.的第一个博士生，他曾在东部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任教，1970年代末，转回母校U.B.C.，叶嘉莹退休后，他接手主持U.B.C.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他对宋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论文是《杨万里的诗》（1976年成书出版）；陈山木的论文是《鲍照的诗》。陈山木在U.B.C.当了中文语言课主持人十年（1993—2003），把U.B.C.发展成为全北美中文课程最多的大学，也是他最早提出孔子学院的构想。维多利亚大学的白润德，在1970年代来U.B.C.，在叶嘉莹指导之下，出版了《冯延巳和李煜的词》（1982年成书出版），王仁强的博士论文是“文革”时期的文学，刚好叶嘉莹那时发表了关于浩然的小说《艳阳天》的评论文章，并成为王仁强的论文导师。埃尔伯塔大学东亚系梁丽芳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1985）在香港三联出版，影响了国内的柳永研究。方秀洁在麦吉尔大学任教，她的《吴文英词的研究》（1986年成书出版）在西方中国词学研究方面是个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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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9年受聘到U.B.C.大学亚洲系开始，到她1989年退休为止，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S.W. MARINE DRIVE）到大学。这条西南海边大道，与皇冠街呈丁字连接。它从温哥华的东边绕经南边，再北上直达西边的U.B.C.校园。大道右边是片高高的森林，左边是疏落隐秘的洋房，洋房再过去，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海平线的渺渺景象，跟着开车的人，直达U.B.C.校园之内。叶嘉莹退休之后，仍在这条路上往还，只要她从中国讲学回来，便风雨无阻地每天到亚洲图书馆看书、写作、研究，除了午饭时分到亚洲系的休息室吃自制的三文治和水果之外，她要待到图书馆5点关门才离开。这种持之以恒、笃学穷经的精神，令后辈学者和研究生汗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