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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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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半个世纪以来的词学研讨涉及到文学、文化与历史，著作丰富，范围广泛。她写作论词文字的风格也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由早期的以主观感性为主并带有个人的投影，渐而变得客观知性，并最终结合了以上两种倾向的特点与长处，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论词风格。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援引西方的现象学、符号学、诠释学、接受美学等批评理论，借以反思检讨中国传统的词学理论，其中也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及其“境界”说。这些著述为中国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时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趋新求变的文化思潮。因为叶嘉莹自己对中国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传统有深入的理解，所以她在援引西方理论时可以左右逢源，应变随宜，而没有把西方理论当成公式套用到古典诗词的评说解读上来，而那是与当时以及后来很多惟以追求尖新生涩为尚，喜欢套用外来理论的批评家们完全不同的。叶嘉莹所援借的西方理论都只是作为阐释、传达中国古典文学生命的辅助工具而已，因为她深知无论多么体大思精的理论，在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背景下，都不可能巨细无遗地描述和反映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尤其是其中那些关于“感发生命”的更为内在和基本的质素。坚持传统眼光的人可能会认为叶嘉莹援引西方文论是拟不于伦，而崇尚现代主义的人又可能仍嫌她之运用西方理论不够尖新全面。1990年，叶嘉莹写了《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一篇长文，这是一篇很特别的论文，她不仅援引了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还联想到中国禅宗在修行证悟中的一些说法，更结合了她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遭遇及体验，来综合说明她对纳兰词的看法，文章最后她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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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非古亦非今，言不求工但写心。恰似涌泉无择地，东坡妙语一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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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文说》一篇中说自己写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叶嘉莹论词的文字风格各异，融汇古今，但她不只是要追求文辞、章句的优美和工整，而是意在写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她在中国的小词之中读出来的，那种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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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严肃的学术研究，总会对现实形成一种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这是其区别于一般肤浅、鄙俗之作或附庸、粉饰之学的重要指标。叶嘉莹1960年代编撰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就包含了她对当时台湾“现代”风潮的关心和忧虑，1970年代撰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也寄寓了她对传统和现代知识人在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问题上的深刻反省，在关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文的讨论中，她还将陶渊明、李后主、贾宝玉、王国维放在一起，检讨了中国旧传统中读书人感情心态的某种缺陷，进而联系不久前发生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做了深刻的阐发。这些都是她在学术中寄寓的自己对于现实的关怀，她的词学研讨中也处处流露着这种关怀，这可以说是她的词学研讨作为“为人”之学一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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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迦陵论词丛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叶嘉莹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时改革开放不久，自由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开会讨论是否应该出版这本书，是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陈邦炎先生一力坚持，才促成了它的顺利出版的。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词学》（第二辑）刊物在其“新出词籍介绍”一栏里介绍叶嘉莹的这本书时还特别强调：“不过作者所运用的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批评理论，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学理论来衡量，恐怕还有某些观点可以商榷。”1980年出版时，叶嘉莹为自己的这本专门论词的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后叙》，她在《后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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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何种机缘，我是选说了一些很容易被一般人认为不够完美的、有缺憾的作者和作品。而另一方面，则我又曾提出了诗歌当以感发生命为主要之质素的说法……诗歌中这种感发之生命，原来也可以具有一种超越于外表的是非善恶之局限以外而纯属于精神本质上的伦理价值存在。这种本质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其真诚纯挚的程度，第二在其品质的厚薄高下，而并不在于其外表所叙写的是何种情事……我以为真诚才是一切善德的基础，而虚伪则是一切恶德的根源，这不仅在伦理方面的价值是如此，在文艺方面的价值也是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了诗歌中发自于真诚纯挚之心灵的感发生命不予重视，而去空谈社会伦理的价值，那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便会造成一种伪善的连锁反应，表面上所倡言的虽然似乎是善，而其实却养成了一种相欺以伪的作风，如果就其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而言，则堕人志气、坏人心术，可以说是莫此为甚。……近来常听人谈到中国这一代年青人因受到过去这些年灾难的影响而产生了信念的危机，当青年人对于一切旧的道德教训和新的革命理想，都失去了信心的时候，诗歌中这种感发的质素，对于读者的心灵所可能产生的激励感发的作用，当然就更加值得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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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正可以见出叶嘉莹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她欲藉诗歌与文学来帮助新时代的青年人找寻失落的自我，实现个人价值重建的长远眼光。在主要完成于1980年代前期的《灵谿词说》一书中，叶嘉莹与缪钺先生合作评论了历代名家的词人及其作品，除了用文学史的眼光对他们各自的风格、成就做客观的衡量以外，他们也意在表彰那些优秀的作品中所呈现的作者的品格、修养、怀抱、境界，叶嘉莹更在《论辛弃疾词》一文中提出来一个看法，她认为：真正伟大之诗人“乃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这不仅提升了文学史一般仅从文学成就立论的标准和眼光，它的现实寓意也是很明显的：诗歌不应该只是才华的流露或技艺的炫耀，不应该只是漂亮的文字和语言，而应该是诗人用以实践人生、完成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一种整体生命的呈现。1980年代后期，叶嘉莹主要借用西方理论对传统词学做了反思和检讨，1990年代她又援引女性主义文论对词中双重性别的美感特色做了分析和说明，然而这些理论探讨的目的，都只是要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小词之中所蕴含的不可以貌求的感发生命，和词人们在其中所流露、呈现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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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浪潮中人心在金钱物利之中的迷失与堕落，叶嘉莹也在她的词学论著中表达了忧虑和感慨。她特别欣赏清代经学家也是词学家的张惠言所写的五首《水调歌头》，认为其中表现了传统士人的儒家修养，可是她说：“如今则时移世易，在竞相争逐的社会中，是否仍有人能欣赏张氏这五首词中所写的这种学道自足之境界，则难乎其不可知矣”，哀慨之音，尽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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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弱德之美：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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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叶嘉莹在讨论朱彝尊的爱情词时对词的美感共性提出来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看法，她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回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花间集》中男性作者经由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是一种‘弱德之美’，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其后在1998年所写的《〈荔尾词存〉序》中她又将“弱德之美”结合中国“士”的文化传统加以申说，认为那“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叶嘉莹多年词学研讨的心得，她欣赏的都是词中有“弱德之美”的作品，此一类词都特别能引起她的共鸣和感动，这和她的为人天性以及人生体验有关，正显示了她词学研讨作为“为己”之学一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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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长于燕京旧家，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她对于“旧道德”中感情上的体会坚持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教育，另外也受到天性方面的影响。作为女性，儒学经典中对她发生影响的内容脱除了出仕治平的方面，集中在了返己修身之上。叶嘉莹开蒙所读的是《论语》，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却对于书中所记述的人生修养颇有一种直观的好奇的向往”，即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对责己修身的强调，与她后来认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以及总结自己性格方面“主诚”与“认真”的两点特色有密切的关联；再比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轻物质重精神的态度，对她之形成“完美的持守”的观念，亦有明显的影响；还有她常常谈到的，她幼少时对《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一点灵心的触动，应该都对她后来超越苦难，忘我地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发生过作用；而对于道家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虽然叶嘉莹是在历经忧患以后才有了一点体悟，但从她早年所写的“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1942）来看，鹏飞无待的境界也曾在她少年的心灵中引起过触发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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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天性中有一种细微深挚的感受与关怀，从她早年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比如她最早的一首《秋蝶》所写的“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在沦陷区北平的晚秋，单衣强舞的蝴蝶，让人联想到生命落空的悲哀，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似乎是世乱之中的另一份纤细的感受，像“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小紫菊》1939），“惊飞乌鹊欲何栖，四望寒霜满林薄”（《秋晓》1940），就都是以少年的锐感写出的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叶嘉莹身经国难，但并未在诗词中做直接的抒写，而是在对那些弱小且美好的悲剧事物的感受关怀中更多地流露了自己天性中的某种品质。她在1941年的《蝴蝶》诗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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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残梨舞，临风顾影频。有怀终缱绻，欲起更逡巡。漫惜花间蕊，应怜梦里身。年年寒食尽，犹自恋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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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临风顾影”、“缱绻逡巡”，虽不及一般言志诗篇中的激昂慷慨，振奋人心，但那种在残破衰败、忧危患难之中所表现的“怜”“惜”“有怀”，犹自留恋，那种无论外在遭遇如何都不放弃的自我对于世界人生之一份投注的深情，其实更有普遍和根本的意义。因为无论就时代社会还是个体人生而言，兴衰代谢，忧患苦难都在所难免，而在摧伤挫辱之中，众芳将尽之时，仍然葆有一颗珍重要好，感激敬畏的心灵，不仅成为了度过苦难的一种普遍的持守的需要，而且还常常由这种基本的持守化生出人类情感中至为高贵庄严的品格。这种天性中最基本的感受与关怀，与叶嘉莹后来以“兴发感动”说诗，认为古典诗词使人“心灵不死”，更进而在小词之中看到具有弱德品格的美感，都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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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中，叶嘉莹喜欢蹈空梦想，重视内心感受，忽视外在现实的天性让她获得了“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的评价。这一时期，她身经国仇家难，在恩师顾随先生那里体悟到了“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慰得阑干热”的担荷的精神，而这两方面的天性与修养都曾对她之后几十年羁旅台湾及漂泊海外的生活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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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到台湾不久即遭遇到“白色恐怖”和社会、家庭的多方面的苦难与不幸。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被她后来回忆为“最为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承受一切折磨和痛苦，不肯把悲苦形之于外”，甚至“把自己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不仅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遭遇，而且外表上也仍保持一贯的和愉平静，就是夙所深爱的诗词，其创作中断亦有十数年之久。在阅读上，叶嘉莹也一度耽爱于那些“艰深晦涩和悲苦绝望的作品”。正是在精神、生活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不幸时，叶嘉莹全然未作任何争论与反抗，而是以“含容忍耐”的“妇女之美德”的持守，默然承受。这其间，她少小启蒙中所接受的儒家持守的修养，顾随先生“担荷苦难”的精神都发生了作用。但承受和持守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承受，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并非“弱德”，更难成其为一种“美”，所以另一方面则是在承受持守之中完成自己。那时叶嘉莹深契于王国维《人间词》中的悲观孤绝，但却也看到了他“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种完成不是现实的反抗，而是身处忧苦患难，仍然珍重和葆有天性心灵中一份修美要好的品质；又因为是“完成自己”，所以首要“真诚”，诚于自己灵明的本性，而当这种苦难之中的“完成”成就为一种理想与力量时，自己则可以进入“无待”的境界。叶嘉莹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风格使她的诗词课闻名全台湾，她对诗词的体悟也正是伴随着她的生命成长起来的，她在自己的诗词人生中体验到了莫大的安慰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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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去到北美以后，叶嘉莹对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仍然独力承担，而文化心理上失根的感觉也常常袭来。在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时，她还对伯夷、申生这些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深致敬赏。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叶嘉莹将申生的“弱德”概括为“在自己的承受、忍耐、牺牲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回国以后叶嘉莹奔波各地讲学，正是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课堂上，她兴会淋漓，触绪发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再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同时，她也对顾随先生所说的“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有了真正的体悟：“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小我生命的狭隘无常以后，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无生”、“悲观”看似源于佛教禅悟，但那种在自我的承受牺牲之中所隐含的理想与力量，其实与顾随先生所说的担荷的精神，及叶嘉莹弱德的品格更为接近，它们都在人生的忧苦患难中产生，而且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悲哀变得深刻丰富起来。也是在这种“超越”的体验中，叶嘉莹对《庄子》“逍遥无待”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悟，更加不辞劳苦地为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忙碌着。在晚年所写的作品中，她所要表现的就都是一己对“诗词道路”之坚持的，出于真诚无待而做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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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叶嘉莹走过忧苦患难的，正是一种“弱德”的天性与修养，而她责己待人的态度，还有通过一己诗词道路之选择而体验到的自足无待的境界，使“弱德”成就为了一种美感，叶嘉莹的人生所呈现的就是“弱德之美”。1980年代，叶嘉莹写过一首《朱弦》诗和一首《鹊踏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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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风涛夜夜寒，梦魂常在玉阑干。焦桐留得朱弦在，三拂犹能着意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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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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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是高贵光华却又漂泊无依、迷离惝怳的所在，是姮娥自古居住的地方。她之“孤另”地承受“高寒”、“霜露”，并不出于高自标持的用心，而是天性使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亦如陶渊明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她对于寂寞与苦难有深刻的体认，却并不因此背弃自己修美要好的天性而从流于世俗，只要“焦桐烧未竟”，自己还要“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这种承受与持守中的天性理想，就是一种“弱德”。但在一己“弱德”的持守中，却能够“恍闻天籁声相应”，获得一种自足无待的体验，从而使“弱德”终能成就，而且化生出了一种“弱德之美”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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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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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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