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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弱德之美：未甘憔悴尽，一朵尚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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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叶嘉莹在讨论朱彝尊的爱情词时对词的美感共性提出来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看法，她说：“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回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不仅《花间集》中男性作者经由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是一种‘弱德之美’，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其后在1998年所写的《〈荔尾词存〉序》中她又将“弱德之美”结合中国“士”的文化传统加以申说，认为那“不仅只是一种自我约束和收敛的属于弱者的感情心态而已，而是在约束和收敛中还有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求与坚持的品德方面之操守的感情心态，其为形虽‘弱’，但却含蕴有一种‘德’之操守”。叶嘉莹多年词学研讨的心得，她欣赏的都是词中有“弱德之美”的作品，此一类词都特别能引起她的共鸣和感动，这和她的为人天性以及人生体验有关，正显示了她词学研讨作为“为己”之学一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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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长于燕京旧家，在接受“新知识”的同时，她对于“旧道德”中感情上的体会坚持一方面来自传统的教育，另外也受到天性方面的影响。作为女性，儒学经典中对她发生影响的内容脱除了出仕治平的方面，集中在了返己修身之上。叶嘉莹开蒙所读的是《论语》，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却对于书中所记述的人生修养颇有一种直观的好奇的向往”，即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对责己修身的强调，与她后来认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以及总结自己性格方面“主诚”与“认真”的两点特色有密切的关联；再比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之轻物质重精神的态度，对她之形成“完美的持守”的观念，亦有明显的影响；还有她常常谈到的，她幼少时对《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一点灵心的触动，应该都对她后来超越苦难，忘我地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发生过作用；而对于道家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虽然叶嘉莹是在历经忧患以后才有了一点体悟，但从她早年所写的“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咏怀》1941），“冲霄岂有鲲鹏翼，怅望天池愧羽翰”（《春日感怀》1942）来看，鹏飞无待的境界也曾在她少年的心灵中引起过触发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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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天性中有一种细微深挚的感受与关怀，从她早年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比如她最早的一首《秋蝶》所写的“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在沦陷区北平的晚秋，单衣强舞的蝴蝶，让人联想到生命落空的悲哀，但真正使人感动的似乎是世乱之中的另一份纤细的感受，像“淡点秋妆无那恨，斜阳闲看蝶双飞”（《小紫菊》1939），“惊飞乌鹊欲何栖，四望寒霜满林薄”（《秋晓》1940），就都是以少年的锐感写出的一点珍重未死的诗心。叶嘉莹身经国难，但并未在诗词中做直接的抒写，而是在对那些弱小且美好的悲剧事物的感受关怀中更多地流露了自己天性中的某种品质。她在1941年的《蝴蝶》诗中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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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伴残梨舞，临风顾影频。有怀终缱绻，欲起更逡巡。漫惜花间蕊，应怜梦里身。年年寒食尽，犹自恋余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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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临风顾影”、“缱绻逡巡”，虽不及一般言志诗篇中的激昂慷慨，振奋人心，但那种在残破衰败、忧危患难之中所表现的“怜”“惜”“有怀”，犹自留恋，那种无论外在遭遇如何都不放弃的自我对于世界人生之一份投注的深情，其实更有普遍和根本的意义。因为无论就时代社会还是个体人生而言，兴衰代谢，忧患苦难都在所难免，而在摧伤挫辱之中，众芳将尽之时，仍然葆有一颗珍重要好，感激敬畏的心灵，不仅成为了度过苦难的一种普遍的持守的需要，而且还常常由这种基本的持守化生出人类情感中至为高贵庄严的品格。这种天性中最基本的感受与关怀，与叶嘉莹后来以“兴发感动”说诗，认为古典诗词使人“心灵不死”，更进而在小词之中看到具有弱德品格的美感，都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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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中，叶嘉莹喜欢蹈空梦想，重视内心感受，忽视外在现实的天性让她获得了“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的评价。这一时期，她身经国仇家难，在恩师顾随先生那里体悟到了“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此身拼却似冰凉，也教慰得阑干热”的担荷的精神，而这两方面的天性与修养都曾对她之后几十年羁旅台湾及漂泊海外的生活发生过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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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到台湾不久即遭遇到“白色恐怖”和社会、家庭的多方面的苦难与不幸。这一时期的生活也被她后来回忆为“最为痛苦的一段心路历程”。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承受一切折磨和痛苦，不肯把悲苦形之于外”，甚至“把自己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不仅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的遭遇，而且外表上也仍保持一贯的和愉平静，就是夙所深爱的诗词，其创作中断亦有十数年之久。在阅读上，叶嘉莹也一度耽爱于那些“艰深晦涩和悲苦绝望的作品”。正是在精神、生活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不幸时，叶嘉莹全然未作任何争论与反抗，而是以“含容忍耐”的“妇女之美德”的持守，默然承受。这其间，她少小启蒙中所接受的儒家持守的修养，顾随先生“担荷苦难”的精神都发生了作用。但承受和持守只是一方面，如果仅仅是承受，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懦弱的道德观”，并非“弱德”，更难成其为一种“美”，所以另一方面则是在承受持守之中完成自己。那时叶嘉莹深契于王国维《人间词》中的悲观孤绝，但却也看到了他“在含蓄收敛之中隐含有深挚激切之情，和一种虽在静敛中也仍然闪现出来的才华和光彩”。这种完成不是现实的反抗，而是身处忧苦患难，仍然珍重和葆有天性心灵中一份修美要好的品质；又因为是“完成自己”，所以首要“真诚”，诚于自己灵明的本性，而当这种苦难之中的“完成”成就为一种理想与力量时，自己则可以进入“无待”的境界。叶嘉莹以感发和联想为主的讲授风格使她的诗词课闻名全台湾，她对诗词的体悟也正是伴随着她的生命成长起来的，她在自己的诗词人生中体验到了莫大的安慰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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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去到北美以后，叶嘉莹对于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仍然独力承担，而文化心理上失根的感觉也常常袭来。在给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学时，她还对伯夷、申生这些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深致敬赏。后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访时，叶嘉莹将申生的“弱德”概括为“在自己的承受、忍耐、牺牲之中”产生的“一种力量”。回国以后叶嘉莹奔波各地讲学，正是在“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课堂上，她兴会淋漓，触绪发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再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快乐。同时，她也对顾随先生所说的“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有了真正的体悟：“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小我生命的狭隘无常以后，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无生”、“悲观”看似源于佛教禅悟，但那种在自我的承受牺牲之中所隐含的理想与力量，其实与顾随先生所说的担荷的精神，及叶嘉莹弱德的品格更为接近，它们都在人生的忧苦患难中产生，而且最终超越了一己的悲哀变得深刻丰富起来。也是在这种“超越”的体验中，叶嘉莹对《庄子》“逍遥无待”的境界有了更深的体悟，更加不辞劳苦地为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理想忙碌着。在晚年所写的作品中，她所要表现的就都是一己对“诗词道路”之坚持的，出于真诚无待而做出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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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叶嘉莹走过忧苦患难的，正是一种“弱德”的天性与修养，而她责己待人的态度，还有通过一己诗词道路之选择而体验到的自足无待的境界，使“弱德”成就为了一种美感，叶嘉莹的人生所呈现的就是“弱德之美”。1980年代，叶嘉莹写过一首《朱弦》诗和一首《鹊踏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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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风涛夜夜寒，梦魂常在玉阑干。焦桐留得朱弦在，三拂犹能着意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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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沧海月明霜露冷，姮娥自古原孤另。 谁遣焦桐烧未竟。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莫道无人能解听，恍闻天籁声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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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宇琼楼云外影”是高贵光华却又漂泊无依、迷离惝怳的所在，是姮娥自古居住的地方。她之“孤另”地承受“高寒”、“霜露”，并不出于高自标持的用心，而是天性使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有着一种极深的寂寞之感。她“也识高寒，偏爱高寒境”，亦如陶渊明所写的“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她对于寂寞与苦难有深刻的体认，却并不因此背弃自己修美要好的天性而从流于世俗，只要“焦桐烧未竟”，自己还要“斲作瑶琴，细把朱弦整”，这种承受与持守中的天性理想，就是一种“弱德”。但在一己“弱德”的持守中，却能够“恍闻天籁声相应”，获得一种自足无待的体验，从而使“弱德”终能成就，而且化生出了一种“弱德之美”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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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撰稿：熊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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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刘逸生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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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春犹待发华滋（叶嘉莹传） 第九章 天池若有人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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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叶嘉莹仍然在太平洋的两岸不辞劳苦地往返飞行，她每年9月从温哥华飞往北京，再乘车回到天津的南开大学，次年3月则再从北京飞返温哥华。十四小时的长途飞行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考验，何况叶嘉莹已经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了。1981年，叶嘉莹曾写过一首七言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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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五月下旬，自加拿大西岸之温哥华飞赴东岸之哈利法克斯（Halifax）参加亚洲学会年会，会后至佩基湾（Peggy’s Cave）观海，有怀乡国，感赋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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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惯飞航作远游，海西头到海东头。云程寂历常如雁，尘梦飘摇等似沤。谁遣生涯成旅寄，未甘心事剩槎浮。朅来地角怀乡国，愁对风涛感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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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不过57岁，虽然已经开始利用假期回国教书，但那与她在“谁与安排去住心”、“余生何地惜余阴”（《向晚》1978）的沉吟寻思中所表达的情怀愿望，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她的乡愁也依然浓重。现在时间又过去三十几年之久了，当叶嘉莹再读到这首陈年的旧作，一定会与三十年前的自己有更深的共鸣。“云程寂历常如雁”，叶嘉莹频年的往返飞行常常都是孤身一人，还携带有沉重的书籍资料和随身行李，一切都是她自己独力完成。而她之所以如此坚持其初心和信念，真正能够理解体会的人其实不多，这才是所谓“寂历如雁”更深一层的意思。“尘梦飘摇等似沤”，叶嘉莹内心之中一直有一份追寻，有一份期待，可是她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忧苦和患难，在那似尘如梦的人生之中，她就好像飘摇海上的鸥鸟一样，承受着风吹浪打，而她的追寻期待究竟能否实现和完成，在当时看来还有不小的疑问。“谁遣生涯成旅寄”，命运安排她羁旅台湾，漂泊海外，所谓“一身萍寄，半世艰辛”，而她自己却“未甘心事剩槎浮”，她不甘心自己的年华生命都在羁旅漂泊之中耗散落空了，她要找到一个真正足以寄托停留的所在，可是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呢？2010年3月叶嘉莹还留在南开时，温哥华的友人问起她返加的日期，她那时正在病中，于是就写了一首小诗作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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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答友人问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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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花期与雪期，衰年孤旅剩堪悲。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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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此时已经86岁，对于人生早已是甘苦遍尝了。温哥华现在是天地闭藏的雪季，还是千红万紫的花时，叶嘉莹自愧不敢问讯，因为她风烛残年的余生所剩下的，真的只是“衰年孤旅”而已了。在这个世界上，她真正认同的是自己北京四合院的老家，那是她成长和生命的根，而这个老家早已不复存在，北京的两个弟弟也都早已过世了，她居住了几十年的温哥华，丈夫也已经去世了，两个女儿一个早因车祸逝世，一个远在东部，目前家中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所以她才说“我生久是无家客，羞说行程归不归”，无论在眼前的天津还是彼岸的温哥华，她都只不过是一个客子而已，既然没有家，就无所谓“归与不归”的问题了。因为这首诗是在病中写的，“剩堪悲”的语气中不免过于低沉感伤，但叶嘉莹迟暮之年的人生体悟和情意怀思却并不止于“衰年孤旅”的悲戚自伤而已，她也同时为自己找到了“向上一路”。近年来随着年岁越来越大，叶嘉莹开始有回国定居的打算，她以为古典诗词与文化传统的根基血脉始终在国内，而承前继起和孕育新生的希望则在今日的青少年以及儿童的身上，这是她选择回国定居的主要原因。天津的气候环境无论哪一方面都无法和享有“世界花都”美誉的宜居城市温哥华相比，叶嘉莹的这一选择也显然不是从个人养老方面来为自己谋求考虑的。事实上，不仅她心中的故乡是精神意义上的，她梦中的家园也绝不在某个具体的地点。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说：“基本上，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是陌生的访客。真正的故乡是由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精神上的故乡，以及遥远思慕之处奇妙糅合而成的综合体。”(1)叶嘉莹魂梦之中的故土家园正是这样一个像陶渊明所说的，足以让自己“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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