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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莫农格希拉大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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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很快出现。1755年2月，英国正规军派出两个团抵达弗吉尼亚；英国在整个北美大陆的民兵政策被取消，由新来的正规军取而代之；新军还奉命发动一场夺取迪凯纳堡的战役，以消除法国人的威胁。新军首领是爱德华·布拉道克（Edward Braddock）将军，一位35岁的老兵，对营地内的军事训练所知甚详，对欧式战略战术也略知一二，但却对他将要深入的北美内陆的野蛮与战争的残酷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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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道克的上级在伦敦的地图上指点江山，想当然地认为他的使命就是一路凯歌穿过俄亥俄领地，夺取迪凯纳堡，接着发动一场战役，将五大湖区周围的法军要塞逐一夺取过来，最后占据整个法属加拿大。只要对这些地区的山川河流与印第安部落有些许了解的人，就不可能有如此天真的想法。实际上，布拉道克根本无法完成使命。更糟糕的是，他向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地的总督和议会发布增加税收的强制性命令，结果导致与殖民地当局关系恶化。而最终使他在北美的使命宣告终结的，则是他与印第安部落首领们的一次会面。他告诉这些首领，印第安人宣称对俄亥俄领地自古以来的所有权是无效的，英国人的军队不需要野蛮人的任何帮助。这无疑将整个地区的印第安部落推向法国人那一边。布拉道克自认为已经结集了北美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装备最先进的兵力，胜利已经确定无疑。事实上，这场大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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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春天，华盛顿还并不知晓这些部署。他从劳伦斯的遗孀那里租下了芒特弗农庄园，住在那里考虑接下来的人生计划。这段时期留下的日记早已不是最初的样子，因为1786——1787年和1797——1798年期间，华盛顿曾对日记中的词句进行改动，目的是修改拼法和语法，并掩盖年轻时的矛盾心理。日记的现代版本已经把华盛顿最初所使用的词语放在修改后的句子旁边，使我们得以了解他当时的困惑，以及对布拉道克代表的英国当局的焦虑和恭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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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华盛顿以多少有些虚饰的口吻写信对布拉道克的参谋长罗伯特·奥姆（Robert Orme）说：“必须坦率地承认……我非常希望学到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我相信，要获得这样的机会，没有什么能比效忠于布拉道克将军这样一位富有能力和经验的绅士更好的了。”除了在布拉道克手下服役积累经验以外，华盛顿还希望得到这位英国老将的庇护。他写信对弟弟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定不能放过它。我可能结识一个对我今后发展很有用的人，也许他能够帮助我在军界平步青云。”他对军衔十分在意——昔日的上校，如今却马上就要降为上尉。幸好奥姆向他保证，布拉道克“很愿意让他的家人接受您（华盛顿）”——这表示华盛顿将被任命为侍从武官——“这样，与（军衔）这类问题有关的所有不便就都消除了”。1755年5月初，华盛顿加入了布拉道克那庞大的随从队伍，终日与马匹、马车和其他侍从官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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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道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部下正面临着严重的后勤问题。为了按照正统欧洲风格的胜利标准夺取迪凯纳堡，他要求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保证绝对的优势。他那2000人的主力部队一路上需要给养，笨重的加农炮要由马匹来拖拉，所有的食物都需要马车来运载，因此需要更多的马——总计约2500匹，再加上马车夫，以及紧随队伍之后的女兵队。这种臃肿的队伍延伸到10公里以外，而部队必须穿越超过160公里的荒野。华盛顿知道，那些地方几乎无法穿越，甚至布拉道克也承认“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很可能使前进受阻”。布拉道克所受的军事训练虽然十分全面，但此刻却派不上用场：他相当了解在欧洲战场上如何打一场传统的战役，但在俄亥俄领地，他所掌握的每一种知识都与实际情况无关，甚至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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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月中旬一段颇为轻松的急行军，6月份，布拉道克的部队在穿越阿勒格尼山脉时突然变得寸步难移。此时的华盛顿开始感到绝望，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前景突然十分黯淡，实际上我大失所望，因为我发现他们……每翻越一个小丘都要停下来，每跨过一条小溪就要铺桥。这样，4天下来我们只走了19公里。”每天都有掉队的士兵被杀害并取下头皮，表明印第安人已经完全知道了他们的行踪和方向。华盛顿向布拉道克汇报说，运载辎重的车辆过于沉重，行进缓慢，一旦山上大雪覆盖时，他们就将寸步难移，在印第安人的势力范围内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建议派出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装备轻便的“游击小分队”，全速向迪凯纳堡进发。布拉道克接受了建议，也许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建议使华盛顿在日后那场对布拉道克的广泛声讨中保持沉默。游击小分队派出以后，华盛顿因为痢疾而病倒，不得不坐上马车，落在了队伍的末尾。布拉道克答应他，一旦接近目标，就将他接到队伍前方参与进攻。7月8日，先头部队准备跨越莫农格希拉河。此时华盛顿依然高烧不退，还受着痔疮的痛苦折磨，必须垫上垫子才能骑马。尽管如此，他还是策马前进，加入了布拉道克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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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灾难来临了。事后有人描述这场战役时，指责布拉道克鲁莽地带领队伍穿过数条河流，犯了战术上的错误，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布拉道克的错误不是在战术上，而是在战略上——他天真地以为欧洲的作战规则可以直接照搬到北美而不加丝毫改动。双方最初的交锋是一场遭遇战，而不是计划周详的埋伏战。迪凯纳派出了一支庞大的侦察特遣队，将近900人，其中三分之二的战士是印第安人。在森林边缘的一处空地上，他们与布拉道克的先头部队狭路相逢。敌人很快沿着空地散开成半圆形，并开始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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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人的队伍冲进树林，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战斗。而英国正规军则按照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在空地上排成密集的队列。就在短短十分钟之内，英军死伤惨重，众人惊慌失措。尽管英勇的军官们试图将队伍重新集合起来，无奈队伍还是溃不成军。同时暴露在印第安人和英国人的火力之下，弗吉尼亚人的队伍也损失惨重。来自英国毛瑟枪的“友方火力”将弗吉尼亚人打得七零八落。正如华盛顿后来描述的，“他们表现得像男子汉，死得像战士”，而那些正规军则“像绵羊见了猎犬一样四处溃逃”。布拉道克本人既英勇无畏又顽固透顶，他冲到战场上厮杀最惨烈的核心地带，很快就被砍倒，肩膀和胸部都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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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布拉道克和其他一些侍从武官先后倒下，华盛顿不得不集结起残余的部队。他在乱军之中策马来回穿梭，两匹坐骑先后倒下，四颗子弹穿过外套，但他却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而与此同时，用他的话说，“死神却不断地将我周围的战友夺走”。在那一天的战场上，还有一些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事。英军将领中少数幸存下来的人物之一是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上尉，12年以后，华盛顿在波士顿郊外与他再次遭遇，但那时他已是英军的一名指挥官；而弗吉尼亚团中负责监管辎重运输的丹尼尔·布恩[3]也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为美国的一个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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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彻底的惨败。在1300人组成的英国人和北美人联军中，死伤达900多人，而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联军只有23人死亡，16人受伤。华盛顿终其一生都记得尸横遍野的场景，以及伤者被割去头皮时的凄厉惨叫。三天后，布拉道克在撤军途中死去，为防止印第安人亵渎他的遗体、割下他的头皮作为战利品，华盛顿将他掩埋在路中间，并让马车碾过。到达安全地带以后，华盛顿赶紧写信给母亲和弟弟：“我已经听说关于我牺牲和临终遗言的传闻。所以我赶在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传闻是假的，我从没有写过什么临终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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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描淡写、故作勇敢的态度掩盖了华盛顿面对失败的真实反应。一开始他实在无法相信，一支如此强大又装备先进的军队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丁威迪也有同感，承认“这对我而言就像做了一场梦，毕竟他的军队那么强大、那么训练有素”。但华盛顿越是反复回想，就越是意识到，布拉道克的强大部队和笨重的军事训练都是毫无用处的，实际上最终还促成了败绩。应该遭受责难的不是布拉道克本人，而是他所采取的整个作战方式。在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印第安人的丛林战术占据了优势，布拉道克的那套战略根本不起作用。在边疆环境中，军官和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变，因为“在这种战斗中，人员分散行动，每个人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比在上级军官眼皮底下行动的正规作战方式更容易出错”。眼下大部分印第安部落已经与法国人结成了同盟，这一明显的事实表明，在俄亥俄领地发动任何一场布拉道克式的传统战争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从莫农格希拉大溃败中吸取教训并非易事——它的代价巨大，形式过于惨痛，但华盛顿选择将这种感情深埋于心底，他在日后经历种种重大磨难时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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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的声誉，可以说，华盛顿又一次从一场损失惨重的失败中幸存下来，并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没有人因为这场战斗责怪他——布拉道克显然是更直接的责难对象，相反，人们开始称他为“莫农格希拉的英雄”，表彰他危机时刻还能收集残部、有序撤退。他的特长似乎就是在面临失败时仍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或者，按照一家报纸的描述，他“已经凭着自己的军事技能、诚实和英勇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只是胜利并不总是眷顾他”。甚至还有传言——这是第一次——说他具备超出常人的忍耐力，注定会大有作为。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es）牧师写道：“我希望公众能够注意到年轻而英勇的华盛顿上校，但愿上帝保佑他，为我们的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席话后来成了先见之明，在当时却只不过反映了这个年轻人具备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某种保全自身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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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弗吉尼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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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8月，年仅23岁的华盛顿成为新生的弗吉尼亚团的指挥官，并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在此后的三年半期间，他招募和训练新兵，将军队变成一支人数过千的精英队伍——既有英国正规军那样整洁而光鲜的仪容，又具备印第安战士特有的灵活和老练。这段时期，按照官方公布的情报，法印战争的主战场向北转移到了五大湖区、新英格兰和加拿大，而弗吉尼亚则沦为侧翼。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形容，华盛顿现在成了“被遗忘的战线上的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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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参与更重要的战略部署，华盛顿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被埋没了。尽管如此，他却得以担任弗吉尼亚团的总司令，他所接受的最直接、最集中的军事领导训练就是在这段时期获得的。不仅如此，由于这一阶段文献记载开始增加，并且这个年轻人也开始成熟，以前留给我们的剪影现在变成了完整的形象，只是棱角还不是很分明。弗吉尼亚团最后变成了华盛顿个人创造的成果，他在这支队伍中第一次实践了领导权，正是由此开始，他逐步确立了成为一名军官和有志之士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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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后来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那样，华盛顿抱怨说，自始至终他都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给。“我被派驻到寒冷、贫瘠的边疆，”他懊恼地说，“要执行的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凭着一支小得可怜的队伍，却要保护方圆560公里范围之内的居民，提防狡猾而野蛮的敌人发动残酷的袭击。”这里的敌人，指的是俄亥俄领地内占优势地位的印第安部落，主要有肖尼人（Shawnee）和特拉华人（Delaware）。布拉道克的败绩就像给他们发出了掠夺的命令，蓝脊山脉以西的所有英国定居地都受到印第安人的肆意侵扰，主动权、人数上的优势和战术的灵活性都在敌人一边。“没有一支军队能够与狡猾而凶残的印第安人相匹敌，”华盛顿解释说，“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直到烧杀抢掠的惨剧出现，而且事后再去追赶他们也是枉然。殖民者已经看到了这个事实，每个家庭都感到胆战心惊。”这里没有事先经过精密部署的大战役，有的只是野蛮的小冲突，并且往往以屠杀告终。华盛顿的心里十分清楚，他有责任保护这块天然不设防区域的安全，但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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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失败，华盛顿开始向丁威迪要求与印第安人建立更广泛的同盟。他声称：“只有印第安人才能应付印第安人。”这与其说是阐发了种族主义的信条，不如说是对现实情况的一种合理估计：在丛林战中，10个印第安人远胜过100个弗吉尼亚战士。他全力支持征募卡罗来纳的卡托巴族（Catawba）和切罗基族（Cherokee）战士，并命令自己的士兵“在印第安人面前说话要小心：他们都懂英语，不要冒犯了他们”。然而尽管华盛顿已经竭尽全力，这一地区印第安人中支持法国人的还是占据绝对多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采取完全防御性的行动，不得不在蓝脊山脉以西修建了大量的要塞和堡垒，并派遣他的弗吉尼亚“蓝衫军”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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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部队之所以被称为“蓝衫军”，是因为他们富有特色的制服，由华盛顿亲自设计而成：“弗吉尼亚团的每一位军官都必须尽快置备一套制服，面料要选择上好的粗布：外套为蓝色，正面和袖口为猩红色，银色饰边；背心为猩红色，并尽可能镶以无花纹的银色缎带；马裤也是蓝色。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顶镶银边的礼帽，以时下流行的尺码为标准。”军官的制服只是外在的表现，它反映了华盛顿的远大目标：将弗吉尼亚团变成一支真正的特种部队——“经过眼下战争的演练，成为北美大陆的第一支劲旅。”他们要比英国正规军行动更敏捷，训练的精度更高，还要掌握印第安式的丛林战术。一年以后，华盛顿相信自己已经训练出了这样一支精英部队。由于长期在弗吉尼亚前线巡逻和打遭遇战，他们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任何一支殖民地或英国的部队都无法与之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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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对弗吉尼亚团所怀有的自豪感既是出于军事角度的评价，也是个人情感的反映。他曾写信给丁威迪说：“如果有人认为弗吉尼亚团不是正规部队，不应该比其他的地方军受到更多的关注，我一定加以反驳，并且告诉他，我们只渴望英王陛下让我们像北美大陆上的正规军一样活动。”他早已认识到，在指挥游击战方面，他比任何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擅长。这就使他不由得抱怨，他本人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得到与英国正规军相同的待遇。他对丁威迪说：“我们无法相信，因为我们是北美人，就该被剥夺英国臣民理应享有的利益。”这句话似乎成了某种预言。当然，他的抱怨更多的是私人情绪的反映，而并非要宣扬一种革命思想；换句话说，它不是出自任何与殖民地权利有关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华盛顿本人的失望：他和他的军队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756年春天，他千里迢迢地赶到波士顿，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部殖民地，为的是请求得到公平的待遇，以及相当于英国军官的军衔。当时的北美代理司令官威廉·雪利（William Shirley）耐心倾听了他的要求，却丝毫没有付诸行动。华盛顿是一个认真的年轻人，他把自己和弗吉尼亚团都看得十分重要，也希望其他人的看法和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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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华盛顿还是对军团严加治理，并把注意力放在很多细节上面。他动笔起草了数千条命令，都以“我特此命令你们……”开始，接下来用更简洁明确的语言说明某一特定的任务，与早期的语法习惯相比，如今他的用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进入遭受过大屠杀的定居点，必须先把尸体掩埋后才能离开；修建围栏时，必须将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所有树木和灌木丛都清除（这是他在尼塞西蒂堡学到的教训）；队伍中的巡逻骑兵在行动中牺牲时，必须多发28天的津贴给死者家属，用作丧葬费用；在空地上遭到伏击时，要趁敌人装填弹药之际，朝子弹飞来的方向飞奔进树林中。军官们受到更严格的约束，其中包括要管教好他们的妻子。“我不断听到有人抱怨您的妻子，”他曾通知一名军官，“她必须马上离开部队……否则的话，我就只能亲自请她离开，并撤销您的职务了。”有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4]，华盛顿上校一定已经亲睹圣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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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华盛顿部队新征的兵源并不算理想。从他保存下来的士兵花名册中可以看到，大部分新兵是刚到北美不久的新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爱尔兰或苏格兰，也有一些第二代的移民，例如来自宾夕法尼亚或弗吉尼亚内地的木匠、砖瓦匠和制革工人等。华盛顿细心地记下了他们的姓名、入伍年龄、身高、职业、出生地，还简短地描述了他们的体格特征：“深色的肤色和头发，左侧大腿因受过伤而有点瘸”；“肤色白皙，头发呈淡黄棕色，身体健康”；“面色红润，有细小的痘坑，一头红发”。在社会地位上，他与这些花名册上的士兵有一定的距离；但私底下，他却几乎认识其中的每一个人。而且，虽然他比大部分士兵都年轻，却仍能在他们面前保持一种父亲对待儿子般、既关心又严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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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部队的军纪十分严明。士兵一旦被发现酗酒或嫖妓，就可能遭受多达1000下皮鞭的惩罚；逃兵即使自愿归队，也要被判处绞刑。1757年夏天，逃离部队的人数达到高潮，华盛顿命人搭建了公开处决逃兵的绞架。他向英国军官吹嘘说：“我已经搭起了高达12米的绞架，决定绞死两到三个人，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签署了行刑的命令以后，他并没有因此失眠。甚至有一位临刑者以自己先前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为由向他求饶，他也不为所动。他的心里有明确的底线，一旦跨越就无法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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