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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第三章 战时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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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将要指挥军队参加美国史上最漫长的一场战争，尽管当时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当他策马从芒特弗农出发赶往费城的时候，只有43岁，而1783年圣诞夜他回到芒特弗农时，已经51岁，而且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在开始这场奥德赛式的征程时，他只是纯粹为北美的独立而战斗。但最后他发现，独立战争已经转变成了一场北美革命。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不仅粉碎了两支英军、毁灭了第一大英帝国，还发起了一场以颠覆旧世界的君主制和贵族王朝为原则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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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是华盛顿一生的中心事件，也在他成为一个成熟男子、一名杰出政治家和民族英雄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许狂热崇拜美国内战的读者可能不会同意，但我依然认为，华盛顿领导的运动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正是经历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美国的政治性格才最终形成。实际上，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华盛顿的个人性格和国家的性格一直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他并没有能力洞察历史的下一步走向。但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不管历史怎样发展，他和北美都将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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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几次例外——参加大陆会议，以及1781年秋返回约克镇途中在芒特弗农的短暂逗留——整个战争期间，华盛顿都是与大陆军一起在战场上度过的。从任何一个标准来看，他都并非军事天才。他战败的次数比打胜仗的次数要多；实际上，华盛顿失败的次数超过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战胜国的将军。而且，失败的原因往往是他过于自信、太渴望进攻，尤其是在战争的早期阶段。他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敌方军官以为没有了军需支持他就会束手就擒，但结果他却逃了出来，又发动下一轮进攻。但除了在逆境中十分走运以外，他还具有十分适合持久战的个人品格。他沉着冷静、不知疲倦，善于从困难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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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信自己有命运之神的护佑——在某些傲慢的时刻，他甚至认为命运之神就在自己身边。甚至他的批评者都承认，没有人可以贿赂他、腐蚀他，或者劝降他。他在几场战斗中表现英勇，显然是因为相信自己根本不可能牺牲。尽管犯过许多错误，事态却似乎总按照他的直觉发展下去。他的首次大战是夺取波士顿，这无疑给了纪律严明、久经沙场的英国正规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他的最后一战则是夺取约克镇，宣告独立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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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一件事，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华盛顿的性格发生了何种变化。1781年，伦德·华盛顿报称有一艘英国战舰已经在芒特弗农附近的波托马克河靠岸，也许是奉命来蹂躏华盛顿的庄园的。当英军上尉保证他们的停靠并无恶意时，伦德送出了一船补给，感激上尉可敬的克制态度。华盛顿闻知此事以后责怪伦德：“假如我听到的是因为您并未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烧了我的房子、毁了我的庄园，我反而会觉得好受些。”他花了那么多时间修建起来的庄园，与他作为北美独立首要象征的声誉相比也黯然失色。伦德·华盛顿想要保护的是一个弗吉尼亚庄园贵族的利益，当时这个人只是恰好前去参战；而华盛顿却竭力向他解释，这个庄园贵族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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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传 坎布里奇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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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波士顿的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华盛顿的那支临时部队将1万多人的英军围困在城中长达9个多月，最后英军终于从哈利法克斯港口（Halifax）登船撤退。这场冲突与其说是一场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观望赛，它揭示的是大陆会议所创造的模棱两可的政治境况：在决定好宣布北美独立之前，先用整整一年时间准备开战。虽然华盛顿后来声称，早在1775年秋天，他就知道乔治三世决定用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解决帝国的危机，但他依然像当时大多数人猜想的那样，以为波士顿的英军是“大臣的军队”，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国王本人的意愿，而是执行那些邪恶的、被误导的大臣们的政策。而且，虽然后来他对大陆会议的那些小宗派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仍冥顽不化地奢望和解”，但他也承认，以约翰·亚当斯为首的激进派还必须努力采取各种外交手段，耐心等待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公众舆论被调动起来，赞同美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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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夺取波士顿是一个重大事件，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开端，这一事件也是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首次亮相。就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遭遇了此后战斗中还会多次接触的后勤方面的挑战。他遇到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他的部将。而且也是在这场战斗中，他证明了自己的战略天赋和领导能力，这种天赋和能力虽然有时会令他误入歧途，但最后还是将他引向了伟大的胜利。所以说，坎布里奇之围预示了很多后来引人注目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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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华盛顿到达坎布里奇之前，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就已经出现了。1775年6月17日，一支大约2200人的英国军队向躲避在布里德山（Breed’s Hill）战壕之内的新英格兰民兵发起了三轮正面进攻。后来这场战争被错误地命名为邦克山之战（Battle of Bunker Hill），英国人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伤亡却接近1000人，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当战争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有几位英国军官讥讽道，再打几场类似的战争，整个英军都会被消耗殆尽。而在美军这一方，邦克山之战则被看作一次道义上的巨大胜利，继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以后，它又一次教训了英国人；也就是说，一支为了自己的正义目标所战斗的民兵志愿军，完全可以打败纪律严明的英国职业军人。有几份报纸将布拉道克在莫农格希拉的惨败与邦克山之战联系起来，似乎意在说明，一度曾经解救过红衫军的人，现在却领导着受神灵感召的北美人组成的业余军队，通过激发他们的英勇斗志，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笨重的职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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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两个诱人的幻想结合在一起。首先，是早在战争初期就为交战双方长期坚持的信念，即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其次，则是北美军事史上的核心神话，即为了道义而战的民兵志愿军胜过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就连华盛顿也不能完全摆脱第一个幻想，只不过他将很快获胜的希望寄托于盖奇将军的接替者威廉·豪（William Howe），假如后者愿意在波士顿郊外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再现邦克山之战的胜利场景，殖民地人就能敦促英王的大臣们提出和平协议。然而豪将军和英国政府都不准备按照华盛顿的愿望行动，而且，既然殖民地人唯一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摆脱英国议会的权威而独立——在现阶段的英国方面看来是不可能的，华盛顿虚弱的希望也就没有了任何现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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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个幻想，即民兵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却完全没有影响到华盛顿。由于早年有过指挥弗吉尼亚团的经验，在坎布里奇之围中又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观察，他越来越确信，一支短期服役的志愿部队，不管致力于多么崇高的目标，都无法赢得战争。他解释道：“像要求经验老到的战士那样去要求生疏的、未受训练的新兵，那就是缘木求鱼，永远不可能成功。”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对这一点的体会也更加深刻，不过从一开始，他就相信民兵只是主力部队的一个补充，必须另有一支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用于长期作战。实际上，他心目中的理想军队还是英国军队。这一点当然十分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很多年里，英国驻军一直是殖民地不满的主要来源。对于那些坚持认为民兵更符合志愿军原则的人，华盛顿表现得十分坦白：那些原则只能用来装饰和炫耀，他强调说，如果我们要赢得战争，只有借助于正规军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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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动身前往坎布里奇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与邦克山之战相比，也许它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力。当时的纽约和马萨诸塞的议会都发出了贺信给华盛顿“阁下”，这一称呼后来在独立战争期间成了华盛顿的官方称号。“阁下”与“陛下”在地位上固然区别很大，然而从1775年夏天到秋天，即使大陆会议的代表们还在幻想着乔治三世会捍卫北美的自由，诗人和民间歌手却已经开始用北美的乔治代替英王乔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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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10月，非洲出生的奴隶和诗人菲利斯·惠特利[1]将她写的抒情颂诗献给华盛顿，诗的结尾写道：“一顶王冠，一座宅邸，一个耀眼的宝座/以及永不褪色的黄金。华盛顿，愿这些都属于您！”（华盛顿回信向惠特利表达了谢意，这也是他唯一一次直接写信给奴隶。）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发表《常识》（Common Sense），挑起了公众对乔治三世的不满；7月份，托马斯·杰斐逊又正式发布了《独立宣言》，彻底摧毁了乔治三世作为北美臣服于英帝国的权威象征。而在北美这个尚未命名的新国家中，能够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权威象征的唯一人选，显然只能是华盛顿。与欧洲君主不同的是，华盛顿的权威来源既不是血统上的，也不是信仰上的（例如“君权神授”），而完全来源于革命中积累的资历。他不是王族血统的偶然产物，而是千挑万选的结果。当盖奇将军质疑他的资格时，华盛顿曾经写信作答，后来这封信被北美的报纸广泛转载：“先生，您总是贬低与您出身不同的人。而我却认为，最可敬的人是由勇敢而自由的人推举出来的——他们是所有权力最纯粹、最根本的来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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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近似于国王的地位非常适合华盛顿的个性，并成为对他非常重要的政治财产，就像卡斯蒂斯的家产之于他一样。现在，华盛顿这个致力于自我控制的人成了美国革命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无法容忍自己的动机或个人品格遭到质疑的人，现在确信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到了信任。在独立战争中，英军总司令先后变动了四次，而华盛顿却一直担任着大陆军总司令。他性格方面的某些缺点——超然世外，实质上是一种排除过分亲密行为的礼节性态度——现在成了这种特殊地位所必需的副产物，表现着他与生俱来的高贵。在他眼里，英国军官和文官总是一副屈尊俯就的态度，这曾经让他愤愤不平；而现在，他自己终于掌管了一支军队，其任务就是消灭英军以及英国人在北美的任何影响势力。总而言之，“阁下”的新地位就像为他量身定制一样，完全适合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明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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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心理上，对这一公众角色的解读都存在着分歧，这使他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1775年8月，他多次抱怨麾下的新英格兰民兵缺乏纪律，甚至将新英格兰人称为“极端卑鄙无耻的人”。这种含有地区偏见的看法假如只是出自某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口，倒也不足为怪。然而它们却是出自当时所谓“殖民地联合政府”的代表人物之口，于是立即在马萨诸塞议会和大陆会议上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当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费城的一位律师，曾短暂担任过华盛顿的副官，很受上司信任）因此责难华盛顿时，后者为自己的轻率言辞表示歉意：“我会努力改正，我向您保证，亲爱的里德，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地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华盛顿天性沉默寡言，如今更发现新的公职必须讨好所有人，这要求他将任何原本可能泄露出来的私人观点都秘而不宣。几个月以后，里德报称大陆会议中依然散布着反对新英格兰人的地区偏见，华盛顿于是再次发誓“尽我所能让我的言行与人们的愿望相一致”。但要完全根绝个人的思想和情感殊非易事，即使华盛顿也概莫能外。“我时常想到，”他对里德抱怨道，“假如我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命指挥军队，而是扛起步枪加入士兵的行列，或者解甲归田、结庐而居，那该会是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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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所谓的“我的家人”中，华盛顿也必须考虑得面面俱到，因为其中包括司令部的全体参谋人员和副官。他的混血男仆比利·李一直跟随着他行军打仗，每天早晨都帮他梳头发、扎辫子，但有关他们之间的对话却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记录。我们知道玛莎于1776年1月来到坎布里奇与他会合，以后每场战役中，她都留在冬季营地，他们之间的通信一定包含了很多华盛顿的私人观点，但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华盛顿去世以后，这些信件就被毁掉了。在战争年代中，华盛顿的通信数量十分庞大，它们都采用十分客套的语气，如今的读者看多了也许会精神疲劳，不过它们大部分都是由副官们代劳的。因此，这些信件是一种官方的、集体人格的表达，通常使用的是一种陈腐的革命修辞。举个例子，在1776年2月27日发布的一份将军命令中，其时华盛顿正试图对英军的防御工事发动一次突袭：“我们献身的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是符合人性和美德的事业，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就依赖于现在的努力。一句话，自由还是奴役，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我们必须奋力一搏。”这样一段过度煽情的行文却以一个十分直白的警告结尾：任何企图撤退或逃跑的人“都将被就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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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的正规教育十分有限，华盛顿选择大学生作为助手，这些笔杆子们都具有很高的语言驾驭能力，他们保证了华盛顿的信件在语法上、用词上都能与“阁下”的身份相称。他最信赖的助手——约瑟夫·里德是第一个，后来战争期间又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好像他的亲生儿子，有机会与将军在茶余饭后面对面接触。华盛顿非常喜欢在这样的时刻一边喝着马德拉白葡萄酒、吃着坚果，一边鼓励助手们和他交谈。这种关系有点像一个大家庭，又有点像宫廷，受到优待的助手们用绝对的忠诚来回报华盛顿。“因此，拥有一批既能够执行命令，又愿意为我着想的人，对我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华盛顿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对这些人“无限制的信任”换来的是他们毫无保留地捍卫他的荣誉。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战争结束以后，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写下揭露性的回忆录，因为这关乎华盛顿的荣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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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另一个“家庭”是攻占波士顿期间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高级军官。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最终有28位将军在大陆军中为华盛顿效劳，其中几乎一半的人早在1775——1776年间就已经开始追随华盛顿了。要完整描述后一个较小的团体也许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但那样做就偏离了本书的主题，因为我们关心的是华盛顿本人。有四位最重要的中尉——查尔斯·李（Charles Lee）、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和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可以为我们了解华盛顿如何对待高级军官提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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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盖茨以前都是英军的军官，也都比华盛顿具有更丰富的军事经验。查尔斯·李是一个有趣而古怪的人。因为性情火暴，莫霍克人曾经称他为“沸水”，在坎布里奇战役中，他甚至威胁要将所有逃兵留在山上，让他们成为英军前哨步枪射击的目标。李自认为与其他军官相比，他和华盛顿的关系更为亲密，他称华盛顿为“亲爱的将军”，而不是“阁下”。华盛顿主张与英国正规军按照欧洲风格作战，而李却敢于对此提出质疑，更强调游击战术和依赖民兵的力量。李还喜欢堂而皇之地对军事礼仪表现出轻视的态度，他的外表总是凌乱不堪，人们也总能看到他和那些无处不在的蝇营狗苟之徒交谈甚欢，这些都恰好与华盛顿那高贵的礼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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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雷肖·盖茨年龄较长（他当时已经50岁），鼻尖上总架着一副镶金丝边的眼镜，因此人称“盖茨奶奶”。他在部队中培植的亲信比华盛顿还多，而且他也像李一样，更信赖民兵。盖茨认为华盛顿进攻波士顿英军要塞的计划是非常愚蠢的，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多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更富防御性的策略。在后来的战争中，李和盖茨都与华盛顿发生过冲突，并成为较早一批以身试法、证明革命时期基本规则的人：冒犯华盛顿，就意味着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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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诺克斯都是毫无军事经验的新人，凭着对北美独立的一腔热血加入了民兵组织。纳撒内尔·格林是来自罗得岛的一名贵格会[2]教徒，后来人称“贵格会斗士”，他因为支持战争而被逐出了教会。他自愿加入当地的民兵组织肯特警卫队（Kentish Guards），位列二等兵，但因为机智过人、严守纪律，一年之内就升至准将。战争结束时，尤其是在卡罗来纳战役期间，华盛顿就曾决定，一旦自己战死沙场，就由他来继承总司令的职位。然而在坎布里奇战役期间，格林却被描述为一个“最没有经验、最缺乏训练的人”，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军官，他死心塌地地追随着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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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诺克斯也是极具天赋的新人，他曾是一位波士顿书商，广泛阅读过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著作，因此被华盛顿提拔为炮兵团的军官。1775年12月，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足智多谋：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他指挥80辆牛车拉着40个雪橇，将美军在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缴获的英军大炮运到了坎布里奇的营地。他也和格林一样，对华盛顿崇拜得五体投地。格林和诺克斯最后都享有巨大的荣誉，诺克斯还活到了18世纪90年代，成为华盛顿的战争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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