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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十一章 前路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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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过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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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终，意味着中国政治体系里的一个传统已经消亡。蒋介石显得十分镇定，他的身影孤独且傲然。在1948年年末的那几个星期里，委员长淡然面对时下的分崩离析，他按部就班地规划着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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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圣诞节时，委员长做出了决定，他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在他的指挥下拟定接任程序，他要下野，李宗仁副总统将接替他的职位，为代总统。蒋介石希望权力能够顺利交接，并希望对共产党的抵抗不要停止。在新年文告中，对于和平他满是渴望，他已经决心辞职。可是，他的下野也是有前提的，他向共产党提出了五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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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在一周后依旧没有答复，他们的广播揶揄了委员长几次。最后，政府得出了结论，共产党拒绝了和平倡议。于是，一个计划被推到了面前，他们一方面要保卫首都，另一方面已经铺好了撤退到广州的后路。又过了接近一周，毛泽东在广播里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讲话，提出了共产党的八条主张，表明军队将会在他的命令下继续南下。这样，国民党的领导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中。而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基本上等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首要条件便是交出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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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分三路的共产党军队一路南下，他们几乎没受到抵抗就抵达了长江北岸，和南京隔河相望。另外的两路军堵住了南京的东西要道。国民党军队派去四支部队侦察，没想到一遇到共产党军队就立即撤了回来。国民党军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挖出来一条条战壕，水泥“药箱”也在南岸附近的山上建造起来。但领导们意识到，照这样发展下去，战争已经没有必要再打下去了，可是，现在投降就意味着耻辱。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拥有了极高的地位，北伐、抗日接连胜利，它带领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五大”之一，它的威望波及全世界，它不能允许自己就此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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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绝望之中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各种权宜之计。他们还把我叫了过去进行咨询，他们想向“五大”中的其他四个国家发表一份外交说帖。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向其他四国发表了请求，希望各国代表可以聚在一起，希望可以有大国的政府将共产党拉回到谈判桌前。而各国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委婉地予以了拒绝，并声称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吧。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举动简直就是给中国一个狠狠的耳光，而中国人一向都是爱面子的，政府几乎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月前，当局制定了转移广州的方案，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取消了。如今四面楚歌，在经过激烈的探讨后，这个计划被重新通过。而接下来发生的大事则表现出国民党领导人的内部斗争，和他们个人心中的冲突。我能从这些人的对话里感受到，每个人都想知道美国人的援助政策，于是他们对我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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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他们应该清醒一些，美国不是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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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团混乱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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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政府希望外交使团跟他们撤到广州。事实上，我们应该听从政府的命令，跟随政府转移到“临时首都”去。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也有公使头衔，他带着一支队伍南下抵达广州。这几周是极为混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大使私下里聚在一起，讨论何去何从。最终，我们认为应该暂时留在南京，而各国也都同意了这样的决定。我第一次在会议期间体会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这不仅体现在该组织其他成员彬彬有礼地对待我，更体现在其他国家代表尊重美国做出的任何决定。一些小国家的政府命令大使跟着美国走，美国做什么他们也跟着做什么。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唯一一个跟随国民政府南下撤退的是苏联，苏联大使私下里解释，是苏联政府命令他撤退的，以免他留在南京引起传言。看起来，照章办事是苏联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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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这边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家对于首都的选址问题无法统一意见。但是，平安抵达广州的孙科却承认首都依旧在南京。按照规定，南京需要有所有部门的负责人留守，但是，半数领导不务正业，他们要么去了上海，要么去了广州，这让底层官员受尽了折磨。火车站人挤人，外交部的200名员工连同400名家属在那里睡了三天三夜，那是因为铁路系统已经凌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他们又在去往上海的途中被赶了下来，他们被告知部队征用了火车。最后一次我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时，他们已经在吴淞滞留了一周，没有一艘轮船将他们接到南方去。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在上海滞留了40天才离开。可想而知，当时政府公务拖延的程度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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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总统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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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反驳新年公告的一周后，委员长悄然来到浙江沿海附近的山区，这里是他的老家，风景如画。李宗仁副总统在1949年1月22日正式出任代总统，可是他却遭遇了麻烦。陆海空三军中那些忠于蒋介石的下属希望蒋介石重新出山，他们声称只听从蒋介石一人调配，从这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魅力，也可以看到中国人忠心耿耿的高尚性格。对于共产主义，委员长极为痛恨，如果你要他袖手旁观，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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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总统李宗仁陷入了一个毫无希望的困境之中。李宗仁是个现实的人，他坚信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可以完成谈判达成和平协议。蒋介石开启了和谈的大门，官方也已经正式批准。可惜，所有的人都跑了，只留下了李宗仁一个人左右为难。共产党军队排头部队在长江对面驻扎，他们每天都在广播里羞辱当局优柔寡断、四面楚歌，并且还提出各种毫无道理、不着边际的要求。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守南京，可是，他们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货币贬值的速度还在加剧，政府将所有的黄金储备和一切流动资产都运送到了台湾。这样做是为了体现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人们渴望和平，他们期盼共产党军队获胜。共产党的战犯名单上，赫然出现了李宗仁的名字，最讽刺的是，和谈的前提是要求将其他战犯交出去。可怜的李宗仁，孤身一人留在南京，并且还要面对属下终日不休的争吵。尽管面对包括共产党训斥在内的一系列难题，但李宗仁依旧坚持不懈。他多次派使团去北京，希望能够敲开和谈的大门，可惜，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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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挂念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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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最后的两个月和1949年开始的时光里，我的精力大部分被当下时局所吸引，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惋惜。美国大使尼尔森·约翰逊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日军侵华不久后对我说，我们像是观众一样，坐在第一排看着历史事件的发生，可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躲在一旁冷静地分析。我当时就反驳，为何美国要束手旁观，做个看客？而如今，我自己也坐在豪华的私人包厢里面，看着这一切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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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期间，全国万众一心，英勇抵抗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入侵者。可如今，形势大变，变成了两股意识流之间的战争。而大众除了默默忍受外还能做什么呢？就算反感任何一方，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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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期间，我和同事约定去燕大看看，要知道北平当时也到处都是战火，如果此刻我出现在那里，恐怕会引来轩然大波。这一点我不是没有考虑，我考虑过这个旅行计划，可伴随着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已经很多年了，我习惯于圣诞节的下午在燕大开一个派对，邀请一定年龄以下的职工子女参加。最初，参与的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并且人很少，但那些小家伙让我十分开心。随着队伍不断扩大，参加圣诞节晚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最后甚至超过了200人，这里面绝大多数还都是中国孩子。而在当时，北平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买到了，我只好将大使馆中库存的可可、糖果等东西寄过去。第二天，物资抵达燕大，共产党军队攻城，城门紧锁。不久之后，燕大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庆幸的是圣诞节的庆祝和宗教活动并没有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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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失望，因为今年没办法同燕大的同事和同学欢度佳节。但是，后来我发现留在南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大使馆内的所有随行人员和非核心官员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新家中能融入圣诞节的精神，这一点我十分欣慰。而大使馆留守的工作人员深感孤独，不过这倒是一个能够加深彼此了解的好机会。而在此之前，我曾经两度想在南京为燕大的校友举办圣诞节联欢会，只是当时全国深陷战乱之中，这点热闹恐怕不合时宜。于是，圣诞节那天，20多名优秀的燕大毕业生来到大使馆吃了一顿晚饭。在这动荡的日子里，精致的圣诞树、丰富的圣诞活动和公寓里传来的圣诞歌声，让大家心里暖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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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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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上风云变幻，而美国也在这几个月中发生了大事，并且这些事几乎左右了我和中国的命运。美国大选，委员长认为托马斯·杜威[86]可以胜出，这也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摆脱杜鲁门和马歇尔等人的犹豫不决政策，美国政府可以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支援了。而这一切，都在杜鲁门出奇制胜后成了泡影。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愿意出手援助，委员长可以答应任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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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国务卿在12月初做了一个大手术，后来便辞职了，对此我触动很大。与其他人一样，我对马歇尔将军高尚的人格十分敬佩。大使的职务是他推举的，并且我说只要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的，可是，我年纪有些大了，这个年纪理应退休，应该和国务卿同时退出这个舞台。在我刚刚出任大使时，副国务卿是艾奇逊先生，在马歇尔将军任期的头几个月里他一直坚守岗位。虽然我和他远隔重洋，但是交情还是有的。我希望他和总统能够让我离开这个职位，可他们却认为我应该继续留在中国，待到局势稳定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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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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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我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要在这里说一下的。中共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颇具争议性。之所以我能够受马歇尔将军之邀参与组建临时政府，是因为我偏向自由派，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且不偏向任何一个党派，所以，几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我也很熟悉。燕大的很多学生都去了中共那边，我曾与很多这样的人会面，我对于他们的表现很安心，他们始终秉承着燕大的校训。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宗旨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热爱自由、守护自由，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马歇尔谈判期间，为了消除双方的疑虑和误解，我竭尽所能。而最大的困难并非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两边无法调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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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指示到了我手里，该指示声称，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此改变。共产党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中国又有特殊的历史、人口和其他因素，如此庞大的人口，让极权的手段无法覆盖整个国家，而有些共产党人的心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一切是否能使得共产党改变？在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这让美国的舆论感到不安，国务院也因此惨遭声讨。就连对华的权威专家也感到不解。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纽约在2月份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我的两位好友斯坦利·霍恩贝克[87]和裴斐[88]参与了辩论，斯坦利的观点是如果蒋介石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他依旧有可能重整旗鼓；而裴斐则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国的内部事务中撤出来。这两种都是极端的做法，是否还有中间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做出一些建设性的事实？我们看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恐怖，是否能从这里吸取教训帮助中国人？眼下的局势波涛汹涌，唯一不变的一点是：中国人急切需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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