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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 第十三章 梦留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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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到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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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日，我乘坐大使馆两架飞机中较小较旧的那一架离开了南京，飞回美国。傅泾波、卞宝德、奥列佛夫妇和恒德大他们与我同行，飞机由使馆空军随员约翰·邓宁上校驾驶，事后我才知道，那架小飞机上挤了这么多人已经超重。可是，归家心切，我们早就将一切抛在了脑后。这几个星期是我在中国最后的日子，这段日子极为不舒服，整日担惊受怕、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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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万里，飞机掠过海平面，不久后我们顺利到达冲绳群岛。驻地美军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我们换乘全新的B-72飞机，那是一架更大的大使馆飞机，是政府派来专门给驻中国大使使用的。在离开冲绳之前，我们先去游了一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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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旅途，我们是在舒适的B-72中度过的。抵达关岛后，我们同样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并且我又一次去畅游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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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凌晨2点，飞机在檀香山机场降落。斯图亚特·穆芮海军上将携着夫人和迷人的女儿苏珊娜来迎接我们。而后的两天非常愉快，我们受到了穆芮夫妇热情的招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雷福德上将夫妇为我举行了盛大晚宴，另外我还参加了檀香山燕京大学校友会专门为我举办的招待会。当然，我没忘记在瓦胡岛上游泳，并尽情地享受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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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特刊——1944年—1949年大事记》，这本由国务院撰写的刚刚发表的白皮书，就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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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檀香山是在8月6日的晚上，我和穆芮一家道别，并于第二天抵达了旧金山。裴德士博士和当地政府官员一起欢迎了我，他是童年时代莫拜尔的老友，并且是我在北京时多年的同事。堂兄弟华伦·麦克布莱德也前来迎接我，我在他家住了一夜后飞往华盛顿。10日下午4点，我抵达华盛顿，我在欢迎人群中看到了很多老友、亲戚、工作伙伴、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其中，除了美国人以外还有中国人。最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弟弟华伦和他的妻子安妮也来了，此外还有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104]、沃尔顿·巴特沃斯[105]、石博思[106]以及那些我南京的同事、中国驻美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使馆其他人员，这些人都来欢迎我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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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闭门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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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陪伴下，我从机场离开回到了国务院。巴特沃斯和我在国务院进行了第一次交谈。他建议我最近一段时间最好什么人都别见，最好能够隐居。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离开华盛顿一段时间为妙。而后，我和傅泾波去了卡尔顿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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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第三天时，我在艾奇逊先生的陪伴下与杜鲁门总统会面。几周后，马歇尔将军才和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会面。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当我看完“白皮书”后，一种不安感慢慢扩散。之前的交谈透露的信息，让我察觉到美国未来对华的政策值得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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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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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离开檀香山的飞机上翻来覆去地研究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将会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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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记事、文件与摘要，中美发展的历程也在书中全面呈现，1944年到1945年之间中国的国情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书中关注的重点。迪安·艾奇逊签署的转送函是“白皮书”的开头，这封转送函的落款是：1949年7月30日于华盛顿国务院（第3～17页）。白皮书编撰的宗旨和历程也被记录进了转送函，而转送函的第一段是这样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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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遵照您的指示，这份美国和中国关系的纪要由我来编写，这本书的重点在于最近5年。美国国会和人民都可以看到这本公开出版发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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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段是这样写的：“……我指派负责编写纪要的人出具了一份记录，该记录主要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记录十分坦诚，毕竟这涉及中国。记录事无巨细，其中甚至包含对我国政策的批评性言论，以及那些今后可能给我们带来批评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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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记录了美国政府和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但依旧不无遗憾地谈到：“为了尊重事实，在报告撰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记录了那个国家令人失望的一面。并且，我认为并不能因此而阻止该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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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内容是：“现在中国正处于命运的转折点，人口剧增为中国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以及西方世界的思想冲击，并且这些思想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骚动，这两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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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下面又谈到了中国革命、国民党及其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以及1927年后两党的分裂。随后又写道：“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作是两党的权力争斗时期。这段时间里，显然共产党失败了。在这段时间里，维护国家统一、发展国家经济是国民党取得的明显成就。可是，在这10年中，也消磨掉了国民党最初的建党精神。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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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并未在这份文件或者其他文件中提到1928年国民党篡权，以及全世界各国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1927年至今的内乱，被艾奇逊简单地称为两个政党之间的争斗。“政府”、“政府与国民党”、“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等字眼都是后来他才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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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37年日本侵华和日军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艾奇逊是这样描写的：“生命与财产的浩劫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毁灭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最大伤害。要知道，从古至今，中产阶级都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核心与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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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贯穿函件，包括中国时局的动向和美国官员对于中国政局的看法：“务必调整美国政策的旧观念以适应全新的形势。”余下的，还有赫尔利将军的使命、《雅尔塔协议》的签订及相关事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107]，以及美国对中苏结盟问题的事先劝阻和事后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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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战败后美国的政策函件中也有描述：“和平实现之后，美国在华面临三种抉择：（1）全面彻底地从中国撤出；（2）大举发兵协助国民党击溃共产党；（3）一方面协助国民党控制尽可能广阔的领地，另一方面促使两党做出让步，避免内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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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何选择了第三种，函件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依此政策处理当下问题，竭力佐助两党制订出一种暂行方略[108]，既可避免内战，又能让国民政府保存实力，乃至增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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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赫尔利将军到马歇尔将军，大家都在努力进行着暂行方案，只是“一如事实所示，由于国共双方均无妥协意愿，所以第一个目标[109]顿成泡影……从1945年至1949年，我们对国民政府施行了大规模援助，以期努力实现第二个目标[110]。国民政府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承认，是我们的朋友……及至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军事力量还是领土范围上都达到了成功的巅峰。可是，在随后的一年半里，我们却看到，国民党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他们的胜利缺乏根基，似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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