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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在酒馆与缮写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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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大学期间使用的书籍是手抄书。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印刷的木刻书，但由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刻书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这种印刷书籍很可能是通往现代书籍印刷术之路上一条奇特的岔路。木刻书得名于其制作方式：在木板上刻下整张书页，将纸张放在刻好的木板上，然后按压上色。这种方法的劣势或者说最不便之处在于，预先在木板上刻下一整面书页的过程十分耗时耗力，限制了书籍页数。此外，为了避免墨水渗透到纸张的另一面，只能单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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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木刻书和木刻版画具有相同的制作和复制过程。木刻书中颇受欢迎的种类是用图画表现《圣经》选段的“穷人圣经”（biblia pauperum），图画让不识字的人也能了解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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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大分裂推动了基督教的虔敬转向，参加弥撒不再是虔敬的最主要体现，虔敬开始与在家庭等私人场合中进行的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变得更加个性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穷人圣经市场，或者说宗教文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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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教徒想加入集体，也不必依赖于教堂，而是可以参加平信徒组织，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14世纪末由格特·格罗特（Gert Groote）在荷兰创办的共同生活兄弟会（fratres vitae communis），简称兄弟会（fraterherren）。平信徒兄弟不对教会宣誓，也不处于教会的机构等级之中，他们在兄弟会之家共同生活，勤奋阅读《圣经》，努力过上一种让上帝满意的生活，复制图书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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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由于虔敬的这一转向，人们开始在家中进行祷告，由此也产生了对于宗教主题图像的需求。木刻圣像印刷市场因此出现了爆炸式发展，可以推测的是，圣像印刷品最后发展成了祷告用书，即穷人圣经。抛开装订不谈，两者采用的是相同的制作技术。15世纪初，占领印刷市场的是宗教主题图像，直到15世纪中叶，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世俗主题的印刷品，例如死亡之舞、美德和不道德行为。[42]其中例外的只有地图和纸牌印刷品，它们在14世纪末就经历了惊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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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虔敬让人们开始寻找自己接近上帝的个性化道路，它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积极自主生活的新形式。这一新发展也在市民和城市贵族中蔓延，因此就算没有明显证据，也可以断定亨内·拉登对此并不陌生，甚至自己就是新式虔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城市贵族家庭可能不满足于圣像，而是一如既往地用家中的壁画进行祷告，更有可能的是除壁画之外还有一到两幅木板挂像。亨内作为商人的第一个大项目虽然不是印刷圣像，而是制作朝圣镜，但归根结底都是宗教用品。朝圣镜源于新的虔敬带来的需求：一方面，私人场合的祷告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朝圣开始盛行。一般来说，多数人不像贵族或富裕商人一样到遥远的地方去朝圣，例如耶路撒冷、罗马或圣地亚哥，而是到德意志的亚琛或者维尔斯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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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亨内从大学图书馆或者阿姆普罗尼亚纳借了书，书写仍然是他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时常见的是，讲师上课向学生们口授自己，或者是某位不在场学者的成果，这被称为“呈演”（pronuntiatio）。此外，当时人们也用拉丁语“reportare”（报告）来指在课堂上根据老师口述进行记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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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可能在大学时代从事过抄书的工作。市场上对《多纳特》和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的教材存在很大的需求，但由于还没有简便的印刷复制方法，每一本都要靠抄写员手抄完成。因此早在12世纪，意大利的大学中就发展出了片段式的复制方法。大学将官方认可的书籍抄本交给书商，书商以20页为单元拆分抄本，出借给大学生，学生们要在借期结束前完成相应单元的复制本。这样一来，多个学生同时复制同一本书的不同片段，再将这些片段装订到一起后，一本新的复制本就诞生了。大学利用这种较为迅速的复制方法增加教材存量，亨内·拉登可能因此抄写复制了某些章节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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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可能的是，亨内曾受雇于某个缮写室。大学的寄宿生活与手工业学徒的生活一样，都要经历艰难的过程。俗话说，当人学徒，必然吃苦。就像熟练工粗暴地对待学徒，低年级学生也要面对高年级学生的种种刁难，要服务他们，为他们洗衣服，还会被索取钱财，而乞讨、卖唱和抄写都是赚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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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已经存在书籍这种形式，除了文本是抄写而非印刷而成，手抄书籍与后来的印刷书籍在排版和装订上都没有区别。如果将古登堡印刷的两栏式《四十二行圣经》与埃尔福特、埃尔特维勒或美因茨的修道院中使用的手抄《圣经》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手抄《圣经》中常见的弥撒字体（missale）以极其艺术化的方式发展成了《古登堡圣经》中所使用的字模。字模脱胎于修道院缮写室的字母，形式上的美学追求驱动了这一艺术行为。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亨内·拉登自己制作了这些字模，他必然拥有出色的抄写经验和技能。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他从何处获得了这些技能？就算拉丁语学校的教育再好，也不足以让他完成这项工作，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热情——以及练习必不可少。如果正确使用“奥卡姆的剃刀”，亨内在埃尔福特的那几年时光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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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写室在中世纪晚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开始时，抄写属于修道院的工作，僧侣的耐心和勤奋使古代文本得以复制并因此得以流传。这项传统源于维瓦利姆修道院：554年，70岁的富裕政治家卡西奥多（Cassiodor）回到家乡卡拉布里亚，在那里建立了维瓦利姆修道院，搜集知识和抄写手稿成为这座修道院的重要工作内容。早在529年前后，同样来自富裕家庭的努西亚的圣本笃（Benedikt von Nursia）就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卡西诺山上成立了一个修会，在那里，劳动和学习是虔敬的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修会后来发展成为本笃会，为中世纪早期拉丁欧洲的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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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成功建立，市场上出现了对于书籍的巨大需求，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新兴的人文主义作品又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富裕起来的市民渴望阅读。于是，一方面产生了商业抄书坊；另一方面，大学发展出了自己用来复制书籍的组织形式，例如片段式复制法（Pecia system）[4]或者雇用缮写室，这些缮写室因此获得了特殊地位，其拥有者可以享受大学职工的特权。大学委托专门的公务人员负责手抄本的外借和复制，其中分为出借人（stationari）和代理人（librarii），正如在巴黎大学的校规中所见，他们只能在有限且明确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这也是首次有大学将相关内容写入校规中。[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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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起源于大学的现代书业在哥特巅峰时期开始兴起。必须强调的是，此时人们对于知识的强烈追求并非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而完全是出于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因为只有知识可以将人们带回黄金时代，带回古代。毫无疑问，对于许多人来说，知识之路也是通向上帝之路，这条路由书籍和写了字的纸张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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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学校的时代即将过去，修会的学校或是发展成了大学，或是走向衰弱。新型高校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医生和哲学家，阅读是这些新型世俗知识分子深层需求中的一部分，同时，他们用信件来维持远距离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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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关于书籍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因属于经济史范畴而常被低估或者忽视的因素。随着贸易，特别是远途贸易繁荣发展和金融经济的形成，簿记和结算等书面记录变得必不可少。大型的贸易企业和银行需要办事处和办事员。账簿被装订存档，沟通也被记录在册。在法兰克福等地的经济博览会上，账簿成为贸易商品的固定组成部分，其生产和销售成为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之后活字印刷术快速扎根的地方，都有大型贸易博览会或强大的商业。修道院缮写室与商业抄书坊的分离使手抄本的生产几乎具备了工业化的规模。在商业抄书坊中，书写员根据口授进行听写，这种工作方式提升了效率，但也造成了复制本质量的下降，与僧侣对着范本一页一页抄写而成的作品相比，听写得来的复制品中错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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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写复制的书籍生产方式尚可满足市场需求，但其生产能力的极限也显而易见，同时，由于生产成本高昂，书籍的售价居高不下。缮写室中发展出了分工式的生产方式。在制作书籍的过程中完成各个工作步骤的不是印刷师和排字师，而是抄写员、红字师（在书中用红色标出起首字母、标题和重点）和画师（负责书本的美术装饰）。分工式生产书籍和销售的整体网络已经存在，但技术问题尚待解决——手工抄写文本极其不便，必须改为机械复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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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很可能为了赚钱而在大学期间为商业缮写室抄书，因此亲身体验过这种书籍生产方式。城市贵族子弟的身份让他认识了文字沟通的必要性；拉丁语学校学生和大学生的身份让他接触到了书籍；而在缮写室中，他学习了生产书籍的技术步骤，特别是作为抄写员学习了如何与文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同字体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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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造纸术在欧洲取得了突破，这对书籍贸易的蓬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之前，人们在皮纸上书写，包括牛皮、绵羊皮和山羊皮，其中备受推崇的是小牛皮制成的皮纸（velin）。无数的动物为中世纪的书籍献出了生命。人们通常无法大量购得皮纸，这不仅是因为皮纸非常昂贵，更是因为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大批动物皮。与此相反，由汉麻、亚麻或者旧布制成的纸张可以大量生产。而莎草纸只适用于温暖，特别是干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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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发明纸张的是中国人，之后，穆斯林将纸张带到了欧洲，第一站是西班牙和西西里岛。1231年，出于对纸张持久性的怀疑，来自斯陶芬家族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下令禁止皇帝文书处将文书写在纸张上，他规定用皮纸作为书写文书的载体。1150年前后，欧洲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在西班牙的克萨蒂瓦建成。1154年，公证员乔瓦尼·斯克里巴（Giovanni Scriba）在热那亚使用了纸张，1223年起，威尼斯人也开始用纸张作为存档载体。安科纳省的法布里亚诺于1276年建成当地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它与之后诞生的不同造纸作坊一起成为该地区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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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造纸业蓬勃发展，不仅向欧洲，甚至也向东方供应纸张。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意识到了纸张的市场潜力。当时纽伦堡与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帕多瓦、帕维亚和博洛尼亚几乎是共生关系，施特罗默因此得以从意大利请来专家，在1389年将纽伦堡的一座金属丝作坊改造成造纸作坊。但他没能成功为技术保密，1393年时，雷根斯堡就出现了他的竞争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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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纸张在持久性上胜过中国和阿拉伯的纸张，因为欧洲在造纸时使用的不是植物纤维制成的筛网，而是金属丝筛网。施特罗默不仅为缮写室和商业办事处生产纸张，也生产针、金属环、钉子等物的包装纸。当时纽伦堡在金属工业上享有盛名，产品从军事装备到金属丝和其他金属日用品一应俱全，这些金属制品不仅在国内销量良好，也销售到法国、波兰和俄国。在亨内·拉登眼中，纸张既是包装材料，也是商业记录的载体和书籍的材料，他对此已经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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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埃尔福特时，这位美因茨城市贵族子弟就已经接触到了发明印刷术的重要前提：第一，将纸张用作存储载体；第二，与字体和字母打交道；第三，在技术方面参与制作书籍；第四，了解分工式生产；第五，了解销售市场；第六，了解书籍贸易的组织结构；第七，掌握拉丁语；第八，通过学习奥卡姆的哲学和现代路线掌握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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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必然见过圣像木刻版画。最早的印刷机在此时已经开始进行工作。在宗教法庭档案中可见对美因茨印刷师的早期记录，例如1356年前后提到了“印刷师哈特维希”（drucker Hartwich）， 1409年提到了“印刷师小阿诺尔德”（Arnold den Jungen, Drucker）[45]。当时不只在纸张上印刷，也由“织物印刷师”（zeugdrucker）印刷织物。织物的生产与贸易在美因茨具有重要地位，织物印刷机因此在美因茨被广泛应用。图案印刷品（pilddruck）或者说图案织品（bildtücher）[46]通过印刷来模仿夹银线或夹金线的锦缎，从而使布料增值。早在14世纪末，意大利的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就在他的美术教材里描写了印刷布料的技术，即织物印刷术（zeugdruck）。[47]因此，亨内早在孩童时代就接触到了印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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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年前后，一股新的风潮在席卷意大利之后来到了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纸牌成为赌博游戏的新宠，开始动摇此前人们经常使用、常常承受恶名的骰子的地位。禁令成为纸牌游戏蓬勃发展的佐证，例如1379年在康斯坦茨和1381年在纽伦堡颁布的禁令。史料中对于最早一批职业纸牌画师的记录包括1392年在美因河畔（莱茵河的一条支流）的法兰克福和1414年在纽伦堡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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