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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秘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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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一方面适应着新生活，一方面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收入，后者体现在例如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事件中。这个美因茨行会头目当时的目的地是巴塞尔，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斯特拉斯堡的停留会给自己惹来这样的麻烦。毫无疑问，古登堡与他的相遇并非偶然。古登堡很可能从家乡获得了他的旅行信息，相应地在斯特拉斯堡做好准备，让他一到这座城市就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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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好奇的是，是谁用什么途径向他透露了相关消息。古登堡顺利实施的计划说明了他仍与家乡保持着联系，了解家乡最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帮助的当然可能是哥哥弗里勒，但更可能是代古登堡领取美因茨年金的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他或是将年金汇到斯特拉斯堡，或是安排古登堡到法兰克福领取——自1420年起，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后一种操作的前提是古登堡需要前往法兰克福，但这也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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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特拉斯堡一份控告古登堡的诉讼记录，古登堡在初到斯特拉斯堡的几年中曾经教授过石头“抛光”。由于他与金匠之间有着业务上的往来，后人总是很快就认定他教授的是贵重宝石和半宝石的抛光。经过打磨或抛光的石头销量可观，可以用于制作项链、冠冕、胸针、戒指和手镯，也可以用来装饰华服，此外还可以镶嵌在贵重餐具、奖杯、灯具上等。尤其重要的是，红宝石、黄晶、蓝铜矿等通过抛光获得光泽，它们因此与教徒有了共通之处——只有信仰才能完成对虔诚的教徒的打磨。这一形象易懂的类比在当时深入人心。就像阳光照在石头上，让这本无生命之物释放出光芒，从而获得了生命，“神性的流光”——就像马格德堡的梅西蒂尔特（Mechthild von Magdeburg）所写的——唤醒了人们，让人们拥有了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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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翰内斯·古登堡早100年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埃克哈特大师曾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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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一盆水，在水里放进一面镜子，然后将其放到太阳底下……镜子对太阳光的反射，乃是太阳里面的太阳，然而镜子毕竟还是镜子。对于上帝，也然如此。上帝连同他的本性，连同他的存在和神性一起居于灵魂之中，然而，他毕竟不是灵魂。灵魂的反射，乃是上帝里面的上帝，但灵魂总还是灵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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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色地完成抛光，首先要具备对岩石、矿物及其晶体特性的准确认识，其次要掌握相应的技巧，此外还需要练习，需要有灵巧的双手。抛光通常由粗到细进行，分为多个步骤。除了知识和经验，耐心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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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总结出的古登堡的性格特征中，缺少了一项恰好能将他与这项工作联系到一起的品质。人们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他高傲、倔强、强硬，有时自私趋利的“容克贵族”的性格上，并为此强行将这个城市贵族上升到容克贵族阶层。人们经常错误地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古登堡的性格，全然不顾他所处的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思想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人们在当时遵循的是独特的、迥异于现今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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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翰内斯·古登堡而言，太阳围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是当时的认知。当时人们还认为，地狱分为九层，有罪之人在其中遭受残酷的折磨。在那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68]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哥白尼革命[69]——无论是世界观的哥白尼革命，还是思想的哥白尼革命——都还没有到来。个体的概念还没有被发掘，主体被置于客体之下，被客体掌控。上帝是大客体，是唯一的决策者和行为者，掌握着生命的方方面面，掌握着地球上的一切主体。矛盾的是，想要在这样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想法，需要的是屈从的反面，需要的是用毫无顾忌的强硬态度和坚持到底的决心来贯彻自己的利益，这种坚持有时会变得极其残暴。约翰内斯·古登堡正是其所在阶层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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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有涉及金钱和法律纠纷的资料流传了下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这位发明家的了解十分有限。除了这些资料，一个与同时代人在生活上无异，仅因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明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方法而出名的人，还有什么应该传世的呢？能为此提供帮助的做法是扩大搜寻范围，阅读其他关于法庭诉讼、遗产纠纷、终身年金规定和其他支付情况的资料。然后就会发现，古登堡可不算特别爱惹是生非的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两个法律纠纷对象之一，地方长官约尔格·特里岑（Jörg Dritzehn），即安德烈亚斯·特里岑（Andreas Dritzehn）的兄弟，之前至少打过六场大官司，其中一次是关于其妻子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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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身上常被忽视的一点是，他一定是一个在手工上具有天赋且非常耐心，肯在工作上钻研的人，因为抛光石头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石头是无法被胁迫的，如果不想前功尽弃，就只能通过坚持不懈的打磨征服它。喜爱这类需要耐心的、几乎是艺术般的手工的人，既适合打磨石头，也适合复制书籍，而后者可能正是他在埃尔福特做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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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具有不同的硬度和特质，打磨者需要凭借对矿石的了解选择恰当的打磨方法，避免损伤原材料；黑云母或者白云母这样的软质材料比红宝石或石英这样的硬质材料更难打磨。但红宝石对抛光有很高的要求，抛光的好坏决定了红宝石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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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有人愿意花钱向约翰内斯·古登堡学习这门手艺，那么古登堡应该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过人之处，换而言之，他似乎掌握了独特的抛光技术。虽然都是先磨平石头表面，然后由粗到细地使用不同的抛光工具，但具体使用什么材料和工具来打磨和抛光，是各个师傅自己的秘密。打磨抛光师必须辨认出待处理的是何种矿物，然后相应地决定使用何种抛光和打磨的技术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成品。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毁了这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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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那些年身处巴塞尔，他的一篇可能发表于1458年的文章将古登堡的抛光课程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在此我们至少要指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库萨的尼古拉可能与约翰内斯·古登堡接触过，两人甚至可能在15世纪30年代时在斯特拉斯堡见过面。如果库萨的尼古拉从巴塞尔出发前往科布伦茨、特里尔、圣戈阿尔，那么他必然会经过斯特拉斯堡。如果这个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在20年代就认识了古登堡，那么在30年代初的旅途中对他进行短暂拜访也再平常不过，更何况古登堡与圣托马斯修道院以及新圣彼得教堂之间有联系，后者的教长安东尼乌斯·海尔曼（Antonius Heilmann）就住在圣阿博加斯特修道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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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萨的尼古拉看来，绿柱石是“一种闪亮的、白色的、透明的石头”，它被“赋予既凹又凸的形状”，成为理智的工具和同义词，因为“透过它看向另一边，就触及了先前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使符合理智的、同时具有最大和最小的形状的绿柱石适合理智的双眼，一切事物不可分割的本源通过它的传播介质被触及”[70]，毫无疑问，使绿柱石适合眼睛指的是打磨或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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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柱石（beryll）中也衍生出了德语中的“眼镜”（brille）一词。当时许多学者、法官、公证员、书记员和抄写员用打磨过的绿柱石或者说眼镜来拯救他们越发衰弱的视力。因此，石头的抛光不一定指宝石，也可能是眼镜镜片，这在当时古登堡熟悉的领域中也有市场。无论如何，他所抛光的石头——不论是红宝石还是眼镜镜片——的质量之高，足以使人们不惜费用地找他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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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绝不是古登堡唯一的学生，但是他是一个因勤奋、守口如瓶、忠诚和具有充足的入股资金而引起老师注意的学生，古登堡因此决定让他参与自己的新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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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古登堡只进行授课，自己并不经营手工业，所以他仍属于后城市贵族。即使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为上课支付费用，这仍然不算一个行当。在斯特拉斯堡，如果古登堡开始经营手工业并因此拥有年金之外的生活来源，那么他就会被强制加入行会；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他不具有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因此不会成为正式的行会成员，但会被视为行会成员，他之后开始生产商品时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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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方面，古登堡在城市贵族和小贵族的圈子里活动，他也与神职人员来往，特别是圣托马斯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也就是说，他所处的是中层到上层的社交圈，其中也包括一个地方长官和一个银行家。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自己进行生产，而是教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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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宴、狂欢、恋爱、教授抛光课程的不停交替中，他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新项目[71]的轮廓，这项新事业在概念、融资和执行上都是大胆独特的，在思想上也是一大突破。无论是他自己到维尔斯纳克、亚琛、科隆朝圣过，还是在社交时听到别人讲述的朝圣故事——他可能从新圣彼得教堂的教长安东尼乌斯·海尔曼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故事，并且在听的过程中看到了朝圣徽章（pilgerzeichen）——正在寻找创业领域的古登堡感受到了市场对朝圣徽章的大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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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的宗教虔敬中，转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相信，圣人或圣物救赎的神圣力量会转移到与之接触过的人或物上。提供接触圣物的机会成为教会可观的收入来源。教会因此垄断了朝圣徽章的生产和销售。朝圣者可以在朝圣地购得相应的徽章并佩戴在衣服上。在圣物展出期间，朝圣者可以在固定的开放时间中用徽章触碰圣物，这样一来，救赎和驱除灾难的力量就会转移到徽章上，永远保佑佩戴者免受疾病和邪恶力量的侵扰——两者在当时看来基本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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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朝圣徽章放进坟墓里、悬挂在圣坛上、埋进田地里、放在蜂箱中，以此保护他们免受干旱、虫害、草害、疾病伤害。信徒对护身符——或者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魔力徽章——的渴求，证明了异教在基督教信仰中依然强势并在民间医学和迷信行为中大量存在。朝圣徽章发展成了崇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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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盛期，德意志范围内最重要的朝圣地是古老而神圣的亚琛。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在这里加冕也埋葬在这里，古老的皇帝行宫所在地成为德意志的圣地。此外，亚琛还因四件织品圣物而闻名：玛利亚的长衣、基督的襁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缠腰布，以及施洗者圣约翰被斩首后包裹其头颅的布。对于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几件圣物具有崇高的救赎力量。它们被保存在玛利亚圣物箱中，1250年起借由每七年一次的大朝圣公开展出。此外，人们认为在亚琛大朝圣期间发放的赎罪券具有非凡功效。帝国圣地成为德意志最重要的基督教朝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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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亚琛朝圣的另一个理由是，第二重要的朝圣地科隆紧邻亚琛。自从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将原本存放在米兰的三王圣龛转交给科隆大主教达瑟尔的莱纳尔特（Rainald von Dassel），以及圣乌苏拉（Ursula）和1.1万名处女的遗骨被发现（人们发现了一处古罗马墓地）后，科隆便笼罩在重要圣物的光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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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朝圣期间，来自整个欧洲的朝圣者蜂拥而至，到亚琛瞻仰四大圣物并用在亚琛购得的徽章触碰圣物，确切地说，朝圣者主要来自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法国东部的勃艮第和弗兰德。据估计，有2万人前往这座古老的加冕之城朝圣，他们在城中的街道和广场以及城外的田野中过夜。只有匈牙利人携带帐篷，他们将帐篷搭建在城市附近的田野和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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