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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冒险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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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1440年的亚琛之行共有三点理由：第一，公司生产了朝圣镜，因为这不是容易变质的商品，将销售延后一年没有大碍，唯一的麻烦是收益延迟一年入账；第二，在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投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相反，他们在诉讼中展现出了模范性的团结精神，为了应对收益延迟的问题，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新的联合企业；第三，1441年时，古登堡的财务状况好到了能够为一笔大额贷款做担保人的地步，这是1440年朝圣镜得以销售、项目成功结束运营的结果。1438—1443年他们为新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因此应该可以排除镜子没有销售出去并造成严重损失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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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与他们雇用的工人一起先沿莱茵河走水路，将朝圣镜运输到科隆，然后从科隆乘牛车前往亚琛。在科隆到亚琛的这段路途中，他们必须格外谨慎和耐心，因为大街小巷挤满了朝圣者。朝圣的高潮在7月。如果约翰内斯·古登堡提前动身，例如在复活节出发，就可以避开最拥挤的场面。如果他像朝圣者菲利普·德·维尼厄勒（Philippe de Vigneulles）那样在晚间抵达亚琛，这座城市展现给他的将是独一无二的景致：火炬和蜡烛汇集成一片不可思议的光海，让人觉得这座城市正在燃烧。亚琛确实在燃烧，它被宗教情感和虔敬的激情点燃，这种激情甚至会让我们觉得不像基督教。通过熟人在亚琛的关系，古登堡提前安排了住宿和存放货物的地点，为此提供帮助的可能是圣彼得教堂的安东尼乌斯·海尔曼，圣托马斯修道院的朋友，或者圣阿博加斯特的本笃会修士。整座城市变得人山人海，即使愿意付出大价钱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条件一般的落脚之处。可以考虑的是附近的农民家或修道院。由于世俗捐赠的修道院教堂（stiftskirchen）中的教士是世俗教士[2]，缺少与各修会的联系，因此较有可能提供帮助的是本笃会或多明我会修士，多明我会在圣托马斯修道院附近拥有修道院，并在埃克哈特大师驻留期间对其大加扩建。当然也可能是古登堡在美因茨的亲戚、朋友或熟人帮忙介绍和联系的落脚点。与其他人一样，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大教堂附近墓地上的售货亭出售镜子，这些售货亭由克劳斯·哥德尔麦西勒（Claus Gordelmeychler）和亚琛的约翰（Johann von Aachen）以300亚琛马克[3]的酬劳雇用六个工匠建成。[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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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仍然有些神秘的是，古登堡和他的股东们应该算错了时间。1426年1月24日的关于委托建造售货亭的文书清晰地指向1426年的大朝圣，其中写明“为即将到来的朝圣（vur dese nexst heildomsfahrt）（而建）”[77]。也就是说，下一次大朝圣的时间是1433年，再下一次是1440年。古登堡自然不知道这份文书的存在，但是大朝圣是尽人皆知的。似乎有人跟他说了错误的年份，导致他在记忆中混淆了1433年和1432年。这就已经足以解释这个错误——中世纪晚期时人们不太讲究日期的准确性，救赎比自然科学上的准确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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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售卖自己的商品之前，古登堡会在清晨聆听一场弥撒并献上祭品，以求生意成功。教堂在一大早就已水泄不通。为了收集信众的祭品和奉献的金钱，教堂工作人员甚至要将口袋固定在长杆上，举到教堂大厅中。来自法国梅斯的旅客菲利普·德·维尼厄勒贴切地描写道，如果有人手中的金子掉到了地上，他也不可能弯下腰捡回金子。[78]人们排着长队忏悔并得到饶恕。要穿过人海走到圣坛边上，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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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销售镜子之后，但也可能在这之前，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必然也参与了盛大的圣物展，以求将救赎带回家去。踩踏事故在当时并不少见，古登堡可能冒着被挤死的风险出现在人海当中。或者他也可以通过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获得看台上、阳台上、屋顶上、窗户边的一个位置。在古登堡来到亚琛的这一年，黄油和鸡肉市场上的一座房子和一个看台因为超负荷而倒塌。七人因此丧生，超过百人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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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否见到了西方最伟大的、最虔诚的公爵，中世纪最后的伟大骑士之一的“好人”菲利普（Philipp der Gute），大概将永远是个历史之谜。在1440年，“好人”菲利普也为大朝圣来到了亚琛。他使自己的国家——勃艮第和弗兰德，也包括卢森堡、布拉班特和埃诺——成为欧洲经济上最为成功、艺术上起到模范作用的地区。在他的统治时期，爱克兄弟（Eycks）、罗吉尔·凡·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迪里克·鲍茨（Dierick Bouts）、罗杰·康平（Roger Campin）和彼德鲁斯·克里斯蒂（Petrus Christus）创作出了令人难忘的艺术作品。同样杰出的还有金匠、艺术工匠和编织工人。公爵的身边少不了随从人员，同时也为已经达到2万人的朝圣队伍加上了想一睹这位传奇公爵真容的好事者。如果说有人能真实体现中世纪晚期的光辉和矛盾，那么肯定是这位瓦卢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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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约翰内斯·古登堡怀着既感动又惊奇的心情参加了圣物展，同时试图用自己的镜子捕捉救赎的力量和好运。圣物展示以高级教士的布道开始，他要求在场的人为教皇、教会、皇帝、王侯和封建领主进行祷告，祈祷他们能维护国家和平、保护所有人。他在说完祷告词之后退场，燃烧的烛台和火炬被拿上前来。穿着讲究的教士们手持十字架、圣水和饰有金银的香炉，成对在圣物旁列队行进。其中，两位穿着华丽的高级教士肩担一根形似长矛的细杆，细杆上是被金线丝绸掩盖的玛利亚的长衣。在走到进行过布道的地方后，他们将丝绸移开，展出圣母的衣物，朝圣者们在圣物前下跪、脱帽、双手合十祈祷。之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这两位高级教士“以最大的谦恭”将这件折叠着的衣物打开，铺在另一块金布上。人群中产生震动。号角鸣响，数千人用尽全力祈祷：上主，求你垂怜！（Kyrie eleison!）[79]维尼厄勒深受震撼，他写道：“大概没有人的头发不在脑袋上竖起，没有人不热泪盈眶。此时正是中午，非常炎热，许多人都在天上看到了一颗星星。”[80]约翰内斯也是吗？人们热情高涨，约翰内斯与他们一起用《主祷文》和《圣母颂》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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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安静下来之后，高级教士重新将圣衣叠好，向下一个进行展示的地方行进。这两位教士按预定路线庄严地在各个讲道和集体赦罪的地点展示圣物，路线也延伸到教堂的另一侧。在他们收起圣衣离开后，信徒中开始了非常严肃的讨论：这件棕色的、仿佛“烟熏”过的衣服非常长，袖子又短又宽，有人因此猜测圣母将其作为罩衫或者外套穿在外层。在当时，人们的信仰并不是象征性和引申义的，而是具体的、本义的。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信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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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和魔法因而在当时成为现实而日常的现象。一块圣饼既可以在火中燃烧，也可以抵御火焰，即使教堂本身和它周围所有的一切都被烧成灰烬，圣饼也可以突然开始流血，因为它是基督肉体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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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神学家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将这种第一重的[4]、人人可及的理解描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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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描述实际的情形（Littera gesta docet）。文字既不是抽象的教义，也不是神话的集合。上帝的启示具有历史含义，基督教完全以上帝的启示为本。上帝介入了人类历史；《圣经》……首先并主要关注的是上帝如何介入人类历史。[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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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圣物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展出，包括施洗者圣约翰被斩首后包裹其头颅的带有血迹的亚麻布，以及耶稣在苦路上的缠腰布。每次展出时，人群中都呼声不停，重复的还有《垂怜经》、祷词、发颤的声音，只不过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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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物展示结束后，人群散去，“不仅在教堂中，在城门前和街道上都出现了叫人害怕的拥挤。”[82]古登堡与来自梅斯的虔诚的屠夫维尼厄勒所经历的应该别无二致，他应该也利用了这个让人不适又危险的机会，在大教堂中参观了位于祭坛之后的查理大帝的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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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也去了科尼利厄斯大教堂，毫无疑问也到科隆瞻仰了三王以及乌苏拉与1.1万位处女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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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瞻仰圣物的人来说，在科隆还有玛利亚的头发、圣彼得的朝圣者手杖、圣西蒙的一只手臂、圣雷米的一只手臂、“带有一些血和肉的”圣劳伦丘斯的肩膀、[83]圣克里斯托弗的一边肩膀、圣安娜的一只手指、一个无辜的孩子的一条腿、大阿尔伯特完整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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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年，约翰内斯·古登堡带着装满金钱、救赎和保佑的行囊回到了斯特拉斯堡，开始了他的秘密事业。既然没有任何相关消息流出，完全可以认为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时还没有着手印刷术，而是从一个先行项目开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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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丁内曾在诉讼中供述自己应古登堡的请求与其进行压印试验。古登堡与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以及没过多久就去世了的安德烈亚斯·特里岑所创立的新事业被他们称为“冒险与艺术”，内容被称为“作品”。“艺术”的含义不难理解，因为德语的“kunst”或者拉丁语的“ars”在中世纪晚期指的是对能力具有高要求的手工行业，即我们今天说的手工艺。阿尔布雷希特·丟勒在一代人的时间后写道，懂得从自然中汲取艺术的人，就拥有了艺术。艺术要求熟练，要有专业的能力和知识，此时的古登堡已经踏上了这条路。“aventur”这个概念可以大致翻译为现代德语中的“abenteuer”（冒险），这似乎让人有理由猜测这个项目隐藏着惊天秘密。但事实上，让这些股东守口如瓶的并非任何指向暗黑秘密或宗教狂热的神秘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内容，而只是所有手工师傅都小心保守的工艺秘密。“aventur”这个概念源于表示“开始大胆行为”的法语词。在“aventur”方面，我们知道的只有古登堡开始了一次大胆行为，开启了一项前途不明的事业。古登堡此时是否已经开始进行印刷术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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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的遗物中包括珍贵的古抄本，基于这一事实，有人推测这项充满神秘的事业涉及印刷术的发明。当然还可以列出别的理由——斯特拉斯堡的多个修道院都拥有大型的链条图书馆，也就是把书籍用链条固定在阅读架上以防被盗的图书馆，包括方济各会修道院图书馆。不止如此，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奥古斯丁修会等一样也在当地开展通识教育。此外，斯特拉斯堡的造纸工坊在1408年开始投入生产，诸多迹象指向了书籍。因此可以说他们在1438年已经开始了印刷术的发明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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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证词中的另一个细节提供了进一步帮助。在得知特里岑逝世时，古登堡很可能因为压机和印模还在特里岑家而咒骂了一番。他立即派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出发取回印模，叮嘱他在压机上松开两颗螺丝，这样压机就会成为无法使用的四个单独的部分。古登堡立即熔化了仆人取回的印模，然而压机已经落入约尔格·特里岑之手。松开两颗螺丝使得四个部件不能组装到一起具体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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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理解古登堡，理解他到底“发明”了什么，就必须意识到，他真正的创新点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以分工式生产流程将多个新型器械连接到一起的技术方法[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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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朝圣镜时，古登堡成功运用压机将金属薄片压制成了需要的形状。在纽伦堡，僧侣及书籍装订师康拉德·福斯特（Konrad Forster）自15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将冲模压印运用到书籍装订中。印模是冲头的一种，其顶部（也称为“眼部”）雕刻有镜像的字母、数字或花纹，以便在印制后得到正确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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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5世纪30年代末，斯特拉斯堡的装订师们也开始使用这项技术。特里岑本身收集书籍，教师安东尼乌斯·海尔曼对古抄本也不陌生，古登堡应该也在缮写室中积累了相关经验，而且就像前文已经提到的，他可能取道纽伦堡来到巴塞尔，在纽伦堡时与福斯特有过接触。他也可能是在巴塞尔接触到了这一技术。与之前的康斯坦茨一样，巴塞尔也因为大公会议成为全国乃至全欧洲最重要的手抄本和古手稿集散地。库萨的尼古拉不仅重视书籍，也积极推动修道院图书馆的发展。他在1437年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邀请东正教的希腊人参加联合大公会议，试图以此结束东西教会之间的分裂。在这座古老的帝国都城，他花费大量时间到各个修道院图书馆查阅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学家及诗人此前不为人知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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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意识到市场上存在对字母印模的需求，他开始思考如何不再靠手工单件制作印模，而是使用压机批量生产。由于金匠、铸币师、兵器锻造工、锡匠和图章制造工都会用到冲头，或许此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止书籍装订。先将目光投向书籍制造业自然是正确的选择，这个行业正处于繁荣发展之中。无论如何，只要掌握技术和工艺流程，就可以批量生产任何印模。只要拥有冲头，要制造多少复制品都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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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葡萄酒压榨机来想象古登堡的压机。压机转轴下端连接木制压模，冲头通过固定装置安装进木制压模中。在转轴的下方，用螺丝锁紧在支架上的两个金属角件夹紧毛坯件。当向下转动转轴时，冲头在毛坯件上压制出字母。当然，毛坯件的表面必须软于冲头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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