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36098 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1705534466]

1705536099 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凯旋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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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01 约翰内斯·古登堡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1457年6月21日的一份文书中，这证明他的支付能力得到了尊重和认可。他一直都是美因茨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只有信誉良好的人才能为这个修道院的生意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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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03 有一件事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经济策略，这件事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意料之中。他与约翰内斯·福斯特之间的官司及其导致的工场分割在1458年8月14日才完全展现出威力。那一天在约翰内斯·福斯特与彼得·舍费尔的印刷工场里诞生了前文提到的《美因茨圣咏经》，这一仅在皮纸上印刷的精装本书籍具有若干令人惊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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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05 《美因茨圣咏经》在字模的制作上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细致。《圣咏经》的内容包含对上帝的赞歌、祷文、赞美诗，还有150篇圣咏，其中又分为交替圣歌（antiphon）、诸圣祷文、晚祷告文、基督教节庆歌曲，简而言之，人们在礼拜仪式上唱的所有内容都在其中。后来还由一位教堂唱诗班主事为其加上了有量音符。为了让唱诗班的领唱和其他成员在只有蜡烛照明的昏暗环境中也能看清，用于礼拜仪式的《圣咏经》使用了很大的字形进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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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07 《圣咏经》所用的字模中共有28种大写字母和194种小写字母，此外还有24种安色尔体（unziale）字母。总共要制作496种字模，比《四十二行圣经》至少多了200种。[133]《圣咏经》用黑、红、蓝三色一次印刷而成。舍费尔为此必须逐一挑拣出用来印红色和蓝色首字母的字模并进行染色，这个过程极为精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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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09 在古登堡眼中，福斯特和舍费尔印刷的《美因茨圣咏经》无异于一封战书，他们不仅费尽心思地试图在美学上超越《四十二行圣经》，而且《圣咏经》成为首部署名的印刷作品，它的末页是不属于书籍本身内容的一篇题记，其中可以看到福斯特和舍费尔的名字。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题记下方用红色印上了他们的徽章。《美因茨圣咏经》的文字最后四个词以及在图像上都写着“约翰内斯·福斯特”和“彼得·舍费尔”。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要昭告天下，告诉所有潜在的读者和客户，他们才是真正的印刷家，甚至是唯一的印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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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11 末页题记和徽章显然是一种宣示主权的行为，无异于试图对古登堡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与许多人所认为的不同，福斯特对古登堡做过的最阴险之事并非在对古登堡不利的时机提起诉讼，也不是分割工场，而是在书中印上末页题记和徽章。他和舍费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大众遗忘古登堡，对他进行记录抹杀（damnatio memoriae）[1]，以便自己能彻底取代古登堡作为印刷术发明家的地位。后来在一次引人注目的编造历史的行为中，舍费尔的儿子与他们如出一辙，向特里滕海姆轻信的修道院长吹嘘说自己的祖父（福斯特）和父亲才是活字印刷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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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13 古登堡当时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他是否接下了这封战书？是，也不是。他继续印刷，但不在印刷品上署名。这让人惊讶，也引人深思，如果将古登堡看作哥特式的人，将舍费尔和福斯特视为已经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的话，就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了。双方当中，一方认为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人生已被真正的创造者上帝写定；另一方则是新时代的人类，坚持自我，并为自己在相应领域中的成就感到自豪。这样的看法虽然太过公式化，却还是有效地揭穿了在背后推波助澜的真正对手——这只可能是彼得·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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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15 提出添加末页题记和徽章的应该是舍费尔。对于这位出身农家的上进的抄写员而言，被收养的幸运为他开启了从底层通往富裕的市民阶层的道路，在机缘巧合中，他在恰当的时机到古登堡的印刷工场中学习了这门无比符合自身天赋的手艺。他此时呈现在老师面前的不是面向大众的印刷品，而是华美的精装本。整个事件错综复杂，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本《圣咏经》是什么时候设计的？由此产生的是《圣咏经》字模何时开始制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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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17 《圣咏经》这样的大项目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进行准备工作。在过去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常估算为三年，但必须考虑到工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生产能力高于“书籍作品”项目刚开始的时候。这时为古登堡工作的是接受过培训、经验丰富的开模工、铸造工、排字师和印刷师，他们已经生产了包括《四十二行圣经》在内的不同印刷品。配合熟练的团队有能力缩短生产时间。即使假设制作《圣咏经》花了三年，那么开始时间就是1455年8月，甚至有可能是145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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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19 古登堡希望征服量产实用文本市场，但他不会也不想因此忽视精装本的印刷。在教堂礼拜仪式中，最重要的书籍不是《圣经》，而是《弥撒书》。古登堡和舍费尔后来应该都印刷了《弥撒书》。至于古登堡是否以及何时印刷了《弥撒书》，不是我们在此要继续探寻的问题。重要的是，《圣咏经》在弥撒中同样必不可少，为其生产精装本肯定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因此，古登堡可能在1455年初做出了要印刷《圣咏经》的决定。古登堡可能像印刷《圣经》一样计划印刷一个纸质版和一个皮纸版。至于舍费尔提出的要用三种颜色印刷《圣咏经》的想法，古登堡可能基于自己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经验认为这不切实际。古登堡带领员工设计和生产了字模，这也使得通过诉讼从经济上摧毁古登堡的计划在此时变得越发紧迫。《圣咏经》字模的制作正在全速进行中，可以预见产品将取得巨大的成功；另外，共同的《圣经》项目即将结束，福斯特与古登堡的合作也将随之结束。福斯特自然不想被挤出他刚刚起步的事业，特别是他拥有一个在这门手艺上不逊色于古登堡的人。舍费尔也不想继续在古登堡手下工作。其工场后来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舍费尔已为此做好准备。为了能抢占先机，福斯特几乎是毫无预警地对古登堡提起了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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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21 末页题记和徽章的用意已经显而易见——这绝非文艺复兴新人类的表现，而是为了让新公司在市场上立足，同时抹去与古登堡进行过合作的痕迹。因为《圣咏经》字模的制作经费来自福斯特，古登堡必须将阳模、阴模和制作完成的活字都交给福斯特。带着《圣咏经》的印刷计划和设计，以及已经制作完毕的材料和工具，包括排字角托、印刷机、排字盒、墨球和印刷模板，1455年末，福斯特和舍费尔在洪布雷希特宅院开设了自己的工场，全速推进《圣咏经》的印刷工作。彼得·舍费尔的动力或许无人能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为了在同时代人和后世中抹除古登堡在《圣咏经》上的巨大贡献，舍费尔通过末页题记和徽章将其占为己有。就像通过接手字模和工具将所有前期准备工作的成果据为己有，末页题记让他实现了思想上的侵占。古登堡当然可以在美因茨的大街小巷上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但末页题记已然鲜红地印在了纸上。在没有版权和专利权的时代，抱怨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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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23 至于古登堡，他并不打算改变工作方式，他还在继续印刷书籍，虽然有时由红字师或画师为书籍的开头和结尾做标注，但书籍通常以本身的内容结束，而非其他什么附加内容。他与手工复制文本的抄写员秉承的是一致的传统，区别仅在于他用工艺和机械完成后者的工作。古登堡坚信自己的市场策略是正确的，因而不考虑进行改变。但是他必须对《美因茨圣咏经》和舍费尔及福斯特的垄断意图做出反应。古登堡此前向来重视保密工作，但直到《四十二行圣经》在公众中引起轰动时，他已不再对自己的发明严格保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需要能继承这门工艺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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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25 对福斯特和舍费尔进行反击的一种可能性是培训员工，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印刷工场。福斯特和舍费尔垄断市场的雄心将因此化为乌有。古登堡已经完成了他的人生事业——利用活字印刷术进行量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印刷品在美学上不逊色于手抄本。在复制本的生产和精确度方面，由于利用一个模板就可以复制出多件相同的印刷品，印刷甚至远超手写。对古登堡而言，现在难道不是到了传播他的发明、帮助他跃跃欲试的员工各自建立工场的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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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27 古登堡认为自己必须对《美因茨圣咏经》的面世做出回应。后来还印刷了不同圣咏经文、弥撒经文、赎罪券、《多纳特》教材、《四十八行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福斯特和舍费尔此时已展现出对宗教市场的巨大兴趣，古登堡并不想把这个市场拱手让人。在《圣经》项目大获成功之后，有什么比用《圣经》来回应《圣咏经》更符合逻辑呢？这件来自原创者本人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复刻品可能会让舍费尔和公众回忆起古登堡的《圣经》项目，让他们想起那才是最早的印刷作品，至今仍还无法被超越。舍费尔对古登堡的《圣经》项目应该也有同样的理解——舍费尔在1462年出版了《四十八行圣经》，选用的是哥特式粗体字（GoticoAntiqua），他试图用这个版本的《圣经》证明自己完全掌握了这门手艺，甚至胜过他以前的师傅。然而，尽管这个版本非常精美，但它仍然无法超越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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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29 意料之中的是，古登堡自1458年起中止向圣托马斯修道院支付贷款利息，因为他需要将每一古尔登都用到新项目的前期准备中。为这一项目提供帮助的是康拉德·胡梅里，他在这时应该已经成为古登堡的朋友。虽然斯特拉斯堡方面在罗特维尔的帝国法院对古登堡提起诉讼，但他并没有在法庭现身。作为美因茨公民，只有美因茨的法庭才能真正地起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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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31 古登堡此时在心中盘算着一个大项目，班贝格主教秘书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的询问正合他的心意。这位主教秘书希望在班贝格建立一个印刷工场，两人应该很快就在商业计划上达成一致。古登堡与海因里希·科菲尔或贝托尔特·鲁佩尔或另一位员工一起设计了三十六行版《圣经》，计划用DK字模印刷。博福斯特与古登堡的这位员工一起在班贝格建立了印刷工场，首部作品即《三十六行圣经》。不久之后，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同样用DK字模印刷了特普拉的《来自波希米亚的农民》，这是第一部印刷而成的戏剧作品。班贝格似乎以此成为美因茨以外第一个应用印刷术的地方，而这正是古登堡促成的。班贝格本身是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城市，在那里曾经有多个著名的画室，布莱顿伍尔夫（Pleydenwurff）家族、卡兹海默（Katzheimer）家族，还有10年之后那幅记录了卡皮斯特拉诺成就的著名画作都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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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33 第二种对福斯特、特别是对舍费尔发起反击的绝妙方式是，在技艺上展开决斗，以高雅而精巧的姿态向舍费尔扔出代表决斗的手套。老师傅古登堡想到了一部仅是篇幅就会为印刷带来诸多困难的书籍，它将像《四十二行圣经》一样成为开创历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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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35 《拉丁语语法大成》（Summa grammaticalis quae vocatur Catholicon），简称《大成》（Catholicon），是一部由多明我会修士热那亚的约翰内斯·巴尔布斯（Johannes Balbus de Janua）编纂而成的拉丁语词典，包含详尽的语法说明。由于这本书的部分条目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人们也常常将它用作百科辞典。古登堡又一次以流行作品为印刷对象。《大成》收录超过1.4万个词条，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作。虽然使用了较小的字体，但这一对页印刷本还是达到了744页的规模。过去的研究者中常有人怀疑这部印刷作品并非出自古登堡的工场。[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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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37 约翰内斯·古登堡用这部作品作为在决斗中对抗舍费尔的武器，因而在这部作品中添加了末页题记。舍费尔会在末页题记中写上自己的名字，但古登堡不会，尽管如此，末页标题中库萨的尼古拉式的思考方式和写作风格指向了古登堡。[135]这篇末页题记像是古登堡的人生总结，而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都在于他的印刷术发明，这是一种“不用芦苇笔、金属笔、羽毛笔，而是以活字与印模的充满奇迹的和谐（concordia）和尺度”来制造书籍的方法。《大成》末页题记的完整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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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39 在至高者的庇护下——他的恩惠让不成熟之人的舌头善于言辞，他常为不足之人揭示他对智者所隐藏之事——在主诞生的第1460年，在光荣的德意志民族的母城美因茨——这是上帝的恩惠以属灵的启迪，慈悲地在世上的所有民族前赞扬和歌颂的民族——这本杰出的书《大成》，不用芦苇笔、金属笔和羽毛笔，而是以活字与印模的充满奇迹的和谐和尺度印刷而成。用它向您，圣父，您，圣子和圣灵，三一神和唯一神献上赞美和敬意。您，宇宙中虔诚的人，永不停止赞美圣母玛利亚的人，让您对这本书的赞同与教会对此的赞赏合而为一。感谢上帝！[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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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41 或许更加准确的翻译是：“以尺寸与形状、阴模与活字的惊人协调（配合）”，因为“concordia”的意思不完全相当于和谐（harmonie），而更多是和睦、互相协调，和谐这个概念到16世纪时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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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43 这篇题记应该是约翰内斯·古登堡唯一一份传世的书面表达。根据当时的潮流，也存在教士海因里希·君特（Heinrich Günther）[137]为他代笔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当中体现的是古登堡的看法和遗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使流亡多年也没有放弃公民权的美因茨城市贵族，他满怀对上帝的信仰，致力于不用金属笔、芦苇笔或羽毛笔生产书籍。上帝的恩典指引了他，赋予了他能力。他不需要像福斯特和舍费尔那样如同叫卖小贩一般嚷嚷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了上帝的美名实现了印刷事业。就像《大成》中包含了全世界，题记中也包含了他所有的工作和作品，天国向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是当时常见的自谦说法——敞开了大门。上帝向不足的人揭示那些他对智者沉默之事。全凭上帝慈悲，他才能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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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45 然而，古登堡的凯旋被美因茨城中的动乱和灾难笼罩上了阴影。错误的政治决定让这座城市的自由走向尽头。1459年6月18日，凭借七位大教堂教士会成员的支持票，伊森堡的迪特（Diether von Isenburg）以一票的优势在妥协选举（per compromissum）[2]中战胜拿骚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当选美因茨主教。在此期间，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已经当选教皇，自称为庇护二世。他计划进行十字军东征，抵抗不断入侵欧洲的土耳其人。为此他需要欧洲诸侯的支持、军队和资金。由于美因茨主教区负债累累，伊森堡的迪特无力承担因东征计划而进一步提高的披带费和其他费用。披带由羊毛制成，构造类似披肩，它是大主教身份和权利的象征。没有披带的主教无权召开宗教会议。到16世纪初，罗马教廷规定的披带费高达2万古尔登，成为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销售赎罪券的诱因，进而引发了宗教改革。罗马教廷费尽心思地将授予新主教的权力与所谓的服事金（Servitiengelder）挂钩，迫使所有新上任的主教缴纳更多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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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36147 1459—1460年，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会议，邀请诸侯共同商讨东征事宜。但这是个失败的会议。许多王侯缺席，仅是派出了代表，而这些代表大多没有得到参与决议的授权。作为帝国中最重要的教会王侯和最大教省的主教，美因茨大主教迪特同样只派代表参会，这让教皇大发雷霆。由于迪特继承的洛尔施修道院在管辖权上存在争议，他与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之间发生了军事争端。1460年7月4日，大主教的军队在普费德斯海姆被普法尔茨伯爵击败。在腓特烈向他索要2万古尔登的战争赔偿后，迪特在1460年8月与精明老练的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结成了为期20年的防卫联盟[3]。这样一来，他不仅站在了反对皇帝和教皇的诸侯之中，而且以帝国掌玺大臣的身份为反对派注入了更强的力量。当时皇帝腓特烈三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渎职，这一批评有理有据，因为他15年多来不曾在德意志地区现身。人们不仅指责他将阿马尼亚克雇佣兵带回国，也批评他对维护国家和平无所作为。为了解决服事金的问题，迪特在1461年诉诸大公会议。但在一年前的《恶行诏书》（Execrabilis）中，庇护二世已明令禁止基督徒向大公会议上诉。曾经热切支持大公会议的恩尼亚成为敌视大公会议的庇护二世。为迪特撰写文书的是会议至上者中最内行的斗士之一，海姆堡的格雷格（Gregor von Heimburg），这让教皇怒不可遏。同时反皇帝和反教皇的敌对势力在德意志逐渐成形，而且对东征计划造成了威胁，这是教皇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皇帝和教皇相互熟识，当庇护二世还是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时，他曾是腓特烈三世的秘书。庇护二世遂设计并精湛地实施了罢黜迪特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皇帝和教皇利用承诺等手段分别拉拢反对派诸侯，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孤立了迪特。紧接着，庇护二世派弗拉斯兰的约翰·维尔纳（Johann Werner von Flassland）前往科隆，与拿骚的阿道夫和一些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见面密谋，说服拿骚的阿道夫同意被选为主教。1461年9月底，教皇宣布罢免伊森堡的迪特，大教堂教士会的部分成员推选拿骚的阿道夫为美因茨新主教，这马上得到了教皇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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