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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死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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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胡梅里被主教拿骚的阿道夫关押了近一年，为了寻求慰藉，他利用这段时间翻译了波爱修斯在整个中世纪都广受欢迎的《哲学的慰藉》。1463年，胡梅里重获自由，1471年他甚至得到了大主教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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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登堡而言，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他遭遇了劫掠和破产，朋友胡梅里也无法向他提供帮助。在1462年下半年和1463年的一段时间中，古登堡可能在埃尔特维勒帮助曾经的员工建立印刷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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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年，拿骚的阿道夫开始准许美因茨公民重返城市，并释放了关押的公民。在他1462年秋天进军美因茨后，这座城市在失去了所有自由的同时成为大主教都城。虽然古登堡因为不信任美因茨而继续在埃尔特维勒居住和工作，但美因茨恢复常态也符合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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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可能与胡梅里一起回到了美因茨。福斯特和舍费尔从很早开始就选择支持拿骚的阿道夫，他们的印刷工场繁荣发展。凭借对印刷术的独到见解，舍费尔生产出了精美的书籍。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内斯·曼特林在1460与1461年之交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工场，印刷了《四十九行圣经》；不久后的146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德语《圣经》。同样在斯特拉斯堡，海因里希·埃格施泰因（Heinrich Eggestein）在1464年开办了印刷工场。同年，来自哈瑙的乌尔里希·策尔（Ulrich Zell）也开始在科隆印刷书籍，他曾跟随舍费尔在美因茨学习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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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人生最后几年中是否还在从事印刷工作，我们不得而知；但因为胡梅里后来从他那里继承了工场和字模，可以确定的是，古登堡仍拥有一家小型工场。有人说，古登堡年老时双目失明，但既没有证据也没有迹象能指向这个说法。最起码他的生计不成问题——1465年1月17日，约翰内斯·古登堡因其成就被拿骚的阿道夫授予宫廷侍臣一职。他或许从主教那里得到了一些小订单。贝希特敏策兄弟可能出于感激之情在主教那里为他说了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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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骚的阿道夫亲身体会到了印刷术是多么有用的发明。对于古登堡作为印刷术发明者的身份，他毫不怀疑。在胡梅里继承了古登堡的印刷工场后，阿道夫规定胡梅里只能在美因茨使用其中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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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宫廷侍臣，古登堡有权享受免费膳食。因为他不住在埃尔特维勒，不能在那里的宫廷中用餐，甚至有专人为他将食物和葡萄酒送到美因茨。由此可见，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并不困苦。但他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已经太老。曾对《圣经》五页本大加称赞的庇护二世此时已经离世。在痛风带来的巨大病痛中，庇护二世翻越亚平宁山脉来到安科纳，在那里等待威尼斯船队的到来。他的十字军将由威尼斯船队送往希腊，征讨土耳其人。庇护二世病得几乎不能动弹，但还是想在军队的最高处和最前线、在染着基督血液的旗帜旁，以基督代言人的身份为基督教胆小的国王们和诸侯做出表率。死神是慈悲的，庇护二世在去世前至少还亲眼看到了正从远处驶来的船队——但也仅限于此，1464年8月14日，庇护二世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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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与古登堡是同一代的孩子。这时的古登堡是否还得到了别的凶讯？在庇护二世去世前三天的1464年8月11日，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在意大利中部的托迪去世。他在那里为十字军东征挑选可用之人。在来自欧洲各地的准备前往安科纳参加东征的人中，有的是为了打击异教徒，有的只是为了碰碰运气。库萨计划让不适合的人带着祝福回家，自己则要去安科纳为教皇人数稀少的军队贡献一份力量。但他没能实现计划，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安科纳南边的托迪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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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库萨的葡萄酒农之子尼古拉和来自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之子古登堡在人生道路上发生了交集。他们都取得了超越出身的成就，也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或许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降临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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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库萨的尼古拉生于1401年，虽然无法最终确定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出生年份，但应该还是可以称他们为同龄人。尼古拉逝世的消息必然让古登堡十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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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古登堡知道，马上就会轮到他，是时候好好研究死亡的艺术了。或许他最大的罪过是拒绝上帝的安排，既没有进入婚姻，也没有遵守上帝“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训示。但在面对审判者时，他可以拿出诸多作品为自己辩护：《四十二行圣经》、关于土耳其的文章、《三十六行圣经》《大成》、朝圣镜、《多纳特》教材、日历，还有对末日审判进行诸多论述的《西比拉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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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关键时刻，圣彼得镣铐教堂的枢机主教会站在他这边，为这个可怜的罪人请求上帝的怜悯。是时候为死亡做准备了，以免死亡来得太过突然。古登堡全身心地投入了死亡的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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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生活的时代，人们深信不疑的是，死亡使生命完整，死亡的方式决定了能否得到解脱。他现在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罪行忏悔、祈祷和研读忏悔圣咏：“主啊，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怒中惩罚我！主，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脆弱。”这篇适合用来学习死亡艺术的圣咏可能陪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或许他也因为自己的罪过而感受到了生命的重担和巨大的恐惧：“因为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但圣咏的最后又让他看到了灵魂得到安宁的希望：“主，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活，求你为你的公义将我领出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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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古登堡为自己最后的旅程做准备时，1467年11月4日，尼古拉斯·贝希特敏策和海因里希·贝希特敏策兄弟以及奥滕贝格的维冈特·施比斯（Wiegand Spieß von Orthenberg）印刷的第一部《大成》在埃尔特维勒出版。古登堡的学生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自己则还剩下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1468年2月3日，约翰内斯·古登堡在美因茨逝世。上帝是否赐予了他安详的死亡，他是否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宁，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为人类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让人类进入了知识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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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新媒体介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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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读到的说法是：印刷术传播得很慢。但事实上，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这项创新像野火一样迅速地从美因茨传播开来。在最开始的阶段，特别是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几年及刚回到家乡的那段时间中，他非常注重保密工作，但在此之后，为了获得更多资金的支持，以及招募、培训员工，他不得不放松了对保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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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保密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对斯特拉斯堡秘密项目“冒险与艺术”的发展经历几乎一无所知。仅得益于一场诉讼，我们才能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这场诉讼之后，直到1448年古登堡在美因茨获得贷款，印刷《西比拉预言》和《多纳特》，中间发生的事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因此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但相比于印刷术艰辛的发明过程——试验、失败，然后继续前行，古登堡印刷工场投入运行、招募员工、销售书籍的历史相对容易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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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刚经历了以《四十二行圣经》为形式的“加冕”，但转眼间就出现了竞争：从1455年起同时存在着两个规模可观的印刷工场，除了约翰内斯·古登堡的，还有约翰内斯·福斯特和彼得·舍费尔的。古登堡因此改变了策略，开始积极推动这一技艺的传播。在他的帮助下，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不到五年就在班贝格建立了印刷工场，它也成为首个将木刻版运用到印刷中的工场。此后不久，古登堡曾经的员工约翰内斯·曼特林和海因里希·埃格施泰因也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印刷工场。而这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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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1465年，德意志人康拉德·施韦因海姆（Konrad Sweynheim）和阿诺尔德·潘纳尔茨（Arnold Pannartz）开始了在罗马附近的苏比亚科（确切地说是在本笃会圣思嘉修道院）的印刷工作。他们印刷的第一部书籍是《多纳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然后出版了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文集，其中最著名的《论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讲述的是基督徒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遭到的迫害，以及他们的殉道。在拉克坦提乌斯的作品之后，他们开始印刷并于1467年出版了西塞罗的《致友人书信集》（Epistolae ad familiares）。在这里也能看到古登堡的痕迹，因为康拉德·施韦因海姆可能是在贝希特敏策兄弟位于埃尔特维勒的印刷厂中接触到的印刷术。1464年，施韦因海姆与出生于布拉格的阿诺尔德·潘纳尔茨一起来到意大利。他们的第一个校对员是乔瓦尼·安德烈亚·迪·布西，他对印刷术满怀热情，热切地想将这一“神圣艺术”带往意大利，为教会领域和人文主义服务，因此他成为校对员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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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美因茨与苏比亚科之间最起码存在三种联系。乔瓦尼曾作为幕僚为库萨的尼古拉工作，因此知道库萨与古登堡的往来，也听闻了印刷术的发明。此外，乔瓦尼与美因茨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内斯·古登堡是那里的平信徒。苏比亚科修道院的代管院长是西班牙枢机主教胡安·德·托克马达（Juan de Torquemada）〔注意不要将他与其侄子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混淆〕，古登堡曾在印刷作品中为他宣传，称他是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与胡安·德·卡瓦哈尔、库萨的尼古拉和教皇庇护二世一样，托克马达也是赞成并推动对土耳其进行东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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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474年起，康拉德·施韦因海姆获得了一份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圣职。施韦因海姆在到达苏比亚科时还不是神职人员，他直到后来定居罗马时才获得了低等级圣职，以此参与到圣职俸禄市场中。这是他努力追求并也成功实现的目标。[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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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处罗马的人也努力争取德意志的圣职，因为圣职俸禄能保障他们的生计。得到德意志的圣职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起相应的工作，他们可以在当地找一个副手，由副手来履行相应的义务并分得一部分俸禄。拥有的圣职，特别是高俸禄的圣职越多，收入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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