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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爱登堡自传 [:1705546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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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爱登堡自传 24Trials of Life《生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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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动物学就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这门科学似乎变得更侧重于实验室。教授教我们解剖动物，仔细观察龙虾、角鲨和小鼠的内脏。我们坐在演讲厅里，听教授们利用骨骼和剥制标本讲解复杂的动物分类，还听到一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旨在验证鸽子是否会数数，或是弄清老鼠学会沿着正确的方向跑出迷宫需要多久。但没有任何实地建议，关于作为一名合格的动物学家，我们最终可能会去非洲观察大象，或者蹲伏在热带森林的隐蔽处观察珍稀鸟类的巢穴。这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该做的事儿，而不是科学家。然而，这却是我真正想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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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20世纪40年代大学生的狭隘观点。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朱利安·赫胥黎已经通过研究凤头的求偶行为奠定了动物行为研究的基础，康拉德·劳伦兹已经发现了印记（imprinting）行为，十年后当我在电视上采访他时他还进一步地做了解释；还有尼可·廷伯根（Niko Tinbergen），他破译了黑头鸥的信号行为，这项工作仍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这种趋势在当时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渗透到大学生中去。当我意识到行为研究已经成为动物学的一个公认分支，并有了自己的专有名称——动物行为学时，我已经投身电视事业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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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研究解剖结构来对动物进行分类仍然是动物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伦敦动物园在19世纪由伦敦动物学会开办，至今仍在运营，不是作为秀场或旅游景点，而是作为研究物种分类和鉴别的科学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动物园探奇》这档节目如此执着于探寻那些动物园不曾有过的物种。当动物园中的动物死去后，它们的尸体对学会的价值可能比它们活着时还要大。它们被转交给一名专职的解剖员处理，在对尸体解剖后，解剖员还会就其结构撰写详细报告。在20世纪50年代，位居这个职位的科学家对灵长类动物特别感兴趣，其学术文章的配图都是他的妻子绘制的。我记得当我走在动物园时，总会充满崇敬，想着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她日日详查着不同种类雄性狐猴的浸制生殖器，因为根据她丈夫的研究，这是狐猴科分类系统的关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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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行为研究已经越来越普遍，事实上，已成为动物学中最受欢迎的部分。几乎所有大型哺乳动物都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在野外跟踪它们，记录它们每一次的发声方式、身体语言和互动，并将结果发表在科学期刊上。得益于时至今日积累起的海量信息，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制作一个展示整个动物界不同物种的亲密行为和复杂行为的系列纪录片。我起草了一份大纲，将这部纪录片按照动物必经的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划分为不同的集目，无论是蜻蜓还是青蛙，杜鹃还是大象，都按照出生、觅食、自卫、择偶等来摄制。我最后敲定了12个这样的生命阶段，也就是12集——不像《生命的进化》那样有13集，但如果每周播放一次，仍然足够占满一个季度。我把整个系列称为《生命的考验》（The Trial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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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是所有生命都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出生。我想不出比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的螃蟹更能体现这一点的动物了。地球海洋中有好几个名为“圣诞岛”的岛屿，有螃蟹栖息的那一座位于爪哇岛以南数百英里外。每年11月，当过了满月之后，会有1000万只雌性红蟹从岛上森林的洞穴中钻出来，开始向大海进发。它们无可阻挡。一支红色的螃蟹大军涌向海滩，挤得你都看不见它们之间的地面。它们穿过柏油路，爬上围墙，越过巨石，最终来到海边产下了无数的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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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期间，因为时间安排，我们没能在第一年的11月前往圣诞岛，直到第二年才得以成行。虽然这个岛屿在地图上看起来是那么遥远，但拍摄计划却落实得出人意料地容易。该岛归澳大利亚管理，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完成主要的拍摄后顺路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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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我们身处澳大利亚的时候，遭遇了飞行员罢工，最重要的开场剧集岌岌可危。这是唯一的机会，因为即将到来的11月，这个系列必须要播出。负责该项目的导演阿拉斯泰尔·福瑟吉尔（Alastair Fothergill）设法让我们登上了一架澳大利亚空军货机，这架货机当时正在向该岛运送物资。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机舱里，绑在小小的金属座椅上，经历了一段震耳欲聋、寒冷刺骨的旅程。根据日历，我们在螃蟹潮出现的48小时前到达了岛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此刻，岛上还没有它们丝毫的踪迹。几十亿只螃蟹怎么可能看不见呢？岛民向我们保证，螃蟹们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我们必须保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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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的夜晚终于来了。日落时分，我们来到荒芜的海滩，准备好摄影机静静等待着。夜幕降临时，正用火把在海滩对面悬崖上搜索的阿拉斯泰尔发现了一个小红点。不到五分钟，就变成了大约一百个。慢慢地，螃蟹大军如同鲜红的布幔一般覆盖了岩石的表面。它们越过海滩时，尽管海浪声很大，我们还是能听到无数条腿互相撞击发出的巨大咔哒声。阿拉斯泰尔叫我坐在海浪边的一块岩石上，出于职责，我全照他的吩咐去做，任由这些甲壳动物组成的红色潮水在周围汹涌。螃蟹们产卵的意愿极为强烈，前进的百亿大军对我毫不在意。即便如此，我仍然要调动起全部的信心和热情介绍《生命的考验》的第一个场景，几只好奇的螃蟹就这么坚定地爬上了我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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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以为，科学家们应该不会愿意向一位电视制片人透露他们多年来在雨水浸透、爬满昆虫的丛林里进行观察研究的具体细节，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们联系的每一位科学家一旦确信他们的发现不会被歪曲，而是会尽可能真实地呈现出来时，就会热情地欢迎我们。不过，老实说，其中一些也还是需要说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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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行为学家克里斯托夫·博施（Christophe Boesch）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妻子赫德威格（Hedwige）一起，住在非洲象牙海岸的热带雨林中心，观察黑猩猩。这里黑猩猩的行为方式与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坦桑尼亚开阔的大草原上所研究的著名的黑猩猩种群截然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对电视媒体保持警惕，因为他的研究发现，黑猩猩其实是猎手——它们捕食猴子。我们最近的亲戚，看来，是群杀手，这个话题太容易被拿来炒作了。然而，阿拉斯泰尔·福瑟吉尔不仅非常有责任感，而且意志坚定。最后，他说服克里斯托夫，我们会负责任地对待他的研究发现，而且这些发现将会成为对动物行为细致检阅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保证，克里斯托夫同意阿拉斯泰尔带上我和录音师特雷弗·高斯林（Trevor Gosling）、摄影师迈克·理查兹（Mike Richards）一起，和他共同待一个星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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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又高又瘦，说话直率，下巴绷得很紧。他十年前就开始研究这些黑猩猩了。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他只见过黑猩猩几眼，常常一连几周每天都到森林里去却一无所获。植被太茂密了，黑猩猩也十分小心谨慎。但后来它们逐渐习惯了这只高大沉默的灵长类动物的存在，无论它们走到哪里，他都跟在后面，于是它们索性该休息就休息，该奔跑就奔跑，该进食就进食。五年多以后，它们似乎已经完全习惯了他的存在。他与它们朝夕相处，甚至能通过眉毛或鼻子就一眼就认出谁是谁。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床，这样就可以在黑猩猩们离开头一晚的栖居地之前加入它们。白天，他就和它们一起行动，记录它们的所有行为，直到黑猩猩们在树梢上用树枝铺好床，安顿下来过夜。这样，他就知道第二天早上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了。如果黑猩猩在他到达之前离开，他可能就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再次找到它们。观察连续性的丧失将影响行为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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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加入的条件很严格，没有商量的余地：都得穿和他一模一样的衣服——瑞士军装——因为黑猩猩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外表和气味。我们只能小声低语，除此之外不可以交谈。克里斯托夫不太可能关照得到我们，因为必须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黑猩猩身上。如果我们没有跟上他，他甚至可能都注意不到，也肯定不会回头找我们。我们沉默地点了点头。他默认这支队伍的成员们都很健康，但我比其他人年长30岁。他不希望几个月前他和一位来访的教授之间的麻烦重演，这位教授在第二天就累倒了，不得不被抬出去。“你身体行吗？”他有点儿挑衅地问我。我向他保证自己很健康，尽管没有多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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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黑猩猩前一晚睡在一个非常远的地方。路上需要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早上四点就启程了。黑暗中跟在克里斯托夫后面穿过森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空气湿漉漉的，我浑身没有一处不在淌汗，很快衣服就湿透了。我不是被绊倒，就是踩进沼泽，要么被细如线绳一样的藤蔓缠住腿，甚至全速奔跑的时候缠住我的脖子，险些绞死我。其他人的状况比我更艰难，我毕竟轻装前进，而他们还带着笨重的装备。迈克扛着摄影机，特雷弗拿着录音机，阿拉斯泰尔背着食物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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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黑猩猩。它们坐在一棵大树顶部弯曲的树枝上，懒洋洋地伸着懒腰，挠着痒痒。显然，它们昨晚睡得不错，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我们瘫倒在树下的地上喘着粗气。几乎就是下一秒，一只年老的雄性黑猩猩突然从树枝上荡悠到另一棵树上。接着这群强壮的黑猩猩，足有六十多只，就这么出发去晨游了。我们只好疲惫不堪地站起来，跟着它们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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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接下来一星期的日常工作。黑猩猩不停地捉弄我们。它们经常在地面上行走，在我们身边踱步，也丝毫不会注意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其中一只雄性就会发出一声尖叫，以让其他成员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如同一种定位信号。较少见的情况是，它们会绕着大树的根部转一圈，发出几声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突然扑向盘状的扶壁根中的一缕，在上面跳跃，手脚并用地搞出一种快速的节奏，并发出警报般的尖叫。大约一分钟后，我们就会听到远处森林传来另一群黑猩猩发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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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似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食物。它们在树枝上采摘树叶和果实，在地面上收集坚果，再带到专门处理的地方，那里有它们惯用的扁平的石头，相当于砧板，可以在上面砸开坚果。这件事只有成年黑猩猩可以很有效率地完成，但年轻黑猩猩也一直在密切地观察学习。一天早上，它们在一根朽木里发现了一个蚂蚁窝。一只成年雄性突然猛扑过来，一只手扯下树皮，另一只手挖出一大把白色的幼虫，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开，把它们塞进嘴里，同时又跳上跳下，另一只手不断拍打，试图掸掉身上那些咬人的蚂蚁。其他黑猩猩也如法炮制。然后，所有的黑猩猩都在几码远的地方坐下来，开始从毛发里一只一只地抓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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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待的地方在15码（约14米）开外，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到蚁群正在愤怒地反击。显然，黑猩猩们也认为为了多吃几口幼虫而被蚂蚁咬上半天实在不值得。但是，其中一只年幼的猩猩无法抗拒这一美味。它爬到朽木上方的一棵树上，小心翼翼地顺着一根藤蔓爬下来，藤蔓就挂在蚁巢的正上方。它吊在几英尺高的空中，犹豫着是否要再进一步。突然，它从藤蔓上俯冲下来，伸出瘦长的胳膊捞了一把，然后迅速蹿回树上，双手拍打着树枝把蚂蚁赶走，显然，它很高兴自己又多吃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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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拍摄到黑猩猩猎猴。黑猩猩单枪匹马抓住猴子的概率很小，因为成年猩猩的体重是其主要猎物——疣猴——的两到三倍，猴子可以踩着树枝逃跑，但黑猩猩却可能压断那些较细的树枝。通常情况下，黑猩猩捕猎者们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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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它们捕猎的可能性并不大。这群黑猩猩每周只捕猎一次，而且经常是在远超摄像机拍摄范围、十分高大的树上。但我们很幸运。第六天上午10点左右，当我们陪着黑猩猩在森林里漫步时，听到一头疣猴在不远处的树冠上进食，发出轻柔、尖锐的咕噜声。马上，黑猩猩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克里斯托夫认识的那六只雄性黑猩猩通常一起打猎，它们开始以坚定而兴奋的步伐默默地走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树冠，追踪着前面猴子的准确位置。雌猩猩和小猩猩落在后面。我们则一直跟着猎手们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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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现在正对着挂在他脖子上的录音机小声地做着口述记录，从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疣猴现在就在高高的树上吃着树叶，悠闲地从一棵树晃荡到另一棵。在静静地跟着它们走了大约十分钟后，黑猩猩的行为又发生了变化。也许它们已经认为，猴子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正适合它们猎捕。两只年轻的雄猩猩迅速且安静地沿着藤蔓爬上树冠，它们承担拦截的任务。一只年长的雄猩猩则冲刺到前面消失了。接着，又有两只年轻的雄猩猩以极快的速度双手交替抓着藤蔓向上攀爬。疣猴发现了它们，从树枝间逃开了。这支队伍两边各安插的一只拦截者突然尖叫起来，疣猴吓坏了，以最快的速度在树枝间四处逃窜，结果直接向前面埋伏着的年长雄猩猩跑去。埋伏者突然跳出来，抓住一只跑到自己身边的大猴子，在它后背咬了一口。现在，雌性黑猩猩们也赶上了我们。现场一片混乱——疣猴们惊恐尖叫，母猩猩们则兴奋地呼喊。迈克·理查兹的摄像机在三脚架上用长焦镜头奇迹般地拍到了正在把猎物活生生开膛破肚的雄性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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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猩猩带着荡来荡去的尸体从树上跑下来，几只雌猩猩兴奋地争来争去。这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一只小猴子身上也没有多少肉能吃。尸体被撕成两半，一只年长的雄性黑猩猩进一步把每一半再分成几小份，递给雌猩猩们。克里斯托夫后来告诉我们，这便是它们通常分享食物的方式。杀死猎物的猎人没有优先权或特殊权利，甚至可能一份都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