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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三章 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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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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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知识的渴望是时断时续的，但我想把大脑沉浸在我双脚未曾到达的氛围里的渴望持续不断、永恒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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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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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末，圣埃克苏佩里夫人举家北迁至勒芒，这是一座有七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位于巴黎西南面一百四十英里处。这里是她公公结束政治生涯后定居的地方。他的两个女儿也在这座城市。圣埃克苏佩里讲话时总是提到勒芒或法国西部，而不是里昂，这算是对父系家族的敬意吧。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搬家是为儿子们的教育考虑。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圣克鲁瓦圣母学院，他的孙子们也在10月入读耶稣会学校。堂兄居伊·德·圣埃克苏佩里比安托万早一年上学。圣埃克苏佩里显然此前在里昂的一所教会学校圣巴泰勒米山学习过一两年，所以他被安排在第七班，相当于六年级。那是一所二百五十人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有一半学生是寄宿生。或许是为了欢迎他加入，或许为了让他始终是一个新生，同学们很快将他的名字戏称为“塔塔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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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家位于克洛-马戈街21号，是一所带小花园的普通公寓，但并不是一派秩序井然的样子。这可能是由于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时常不在家，男孩们由婶婶照顾。家里唯一的时钟好像坏了。住在城北的邻居保罗·戈尔捷也是圣克鲁瓦学院的学生，每天早上和安托万一起步行二十五分钟去上学。两人定好7点半出发，这样就能赶上8点上课。每天一大早，圣埃克苏佩里就来到戈尔捷家门口，问几点了，每次都是6点到6点半之间。至少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他家在克洛-马戈街的房子里没有钟。不过，这个解释恐怕不可信，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吃完第二顿早餐才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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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的头几年，圣埃克苏佩里学业并不突出。关于这一点，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说得简单直接，她断言弟弟“绝不是神童”。圣克鲁瓦学院的神父们开设了很多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他们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善良而聪明，但常常注意力不集中，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圣埃克苏佩里常常在课后被留下来，原因很多：数学考试连续几次不及格、注意力不持久、书桌太乱、衣冠不整，等等。他的成绩波动很大，在“总体行为”以及“秩序、仪表和整洁”方面分数令人失望，但他的总体表现比这些分数给人们带来的预期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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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九岁至十五岁生活在勒芒，对这段生活的描写更契合一位内向的哲学家，而不是圣莫里斯那个喧闹的发明家：他姐姐认为，离开家庭的温暖后，他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孩子。让-马里·勒列夫尔1905年入读圣克鲁瓦学院，他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这位新同学郁郁寡欢，不爱笑。老师们觉得他“恍惚、耽于沉思”。很少有同学能理解他这样的性格，他们开玩笑说他在“神游”。他不喜欢同学们嘲笑他，但也很快就消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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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学上花费的功夫并不总对学习有用，但在圣克鲁瓦，他的文学修习从未松懈。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与母亲通信。在他上学期间，母亲有时在圣莫里斯，有时在拉莫勒庄园。最早、最长的信里有一封写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去索莱姆的本笃会修道院实地学习，此行影响了他的一生。十三岁时，他找到让-马里·勒列夫尔，询问勒列夫尔是否愿意合办一份他正在编的杂志。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招了一位体育作家、一位讽刺漫画家和几位专栏作家，但他把卷首页和诗歌专栏预留给了自己。这份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编辑们却因此招来警察，遭到数小时拘留。不过第二年，他获得了热门的年度最佳写作奖。这一年，圣埃克苏佩里在马戈塔修士的指导下，第一次对课程发生了兴趣。勒列夫尔记得他是一位难得的鼓舞人心的教师，他本可以向人夸耀，圣埃克苏佩里的第一篇航空故事是写给他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安托万跟随法语老师洛奈修士学习时，他的修辞学老师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学家，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1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一顶帽子的漫长旅程》，巩固了他在洛奈班上的声名。勒列夫尔回忆道，老师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让我们阅读、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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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文学上的最初名望是凭借一顶礼帽的自传赢得的。这顶帽子讲述它诞生于一家工厂，然后到了巴黎最大的帽子店，展示在橱窗里，所有经过橱窗的人都仰慕它的优雅，它“平和宁静地生活，等待步入世界的那一刻”。一天晚上，一位绅士买下了它。这位绅士是如此尊贵，以至于店主将要价翻了倍，“因为他的座右铭是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或一张钞票”。这顶礼帽跟随绅士到俱乐部，初次亮相就赢得了一致赞美。有那么几个月，它过着娇宠的生活，每天都有仆人用毛刷把它悉心清理两遍。然而，帽子被绅士作为新婚礼物送给自己的马车夫后，它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天，我三次滚进泥坑，更残酷的是，甚至没有人帮我擦去泥水。”为了报复新主人对它的忽视，帽子缩水了。然而，它的小聪明却事与愿违，它被以六法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二手服装商人，“一个可怕的犹太人”，十四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写道。在下一笔交易中，它的价格降到了不到三法郎，这使得新主人一点也不重视它。令人高兴的是，它在这位主人手里没待多久，就被一阵狂风吹到了塞纳河上的鸟群中。它随水中的鱼漂游，又落入收破烂人之手，被放进一间昏暗肮脏的小屋，这小屋是“非洲国王们的豪华服装仓库”。很快，礼帽克服了对新主人的恐惧，他是这个国度最强大的王子，礼帽发现主人摸过的东西不会因此而褪色，也就安心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礼帽写下这些话，希望能传回法国去，这样它的同胞们“会知道在我身处的国家，不戴帽子的风尚永远不会扎根；等我没用了，也可以成为受人崇拜的文物，因为我曾经为卓越的主人，尼日尔国王巴姆-布姆二世的脑袋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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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把《一顶帽子的漫长旅程》还给圣埃克苏佩里，给了相当于A-的成绩。洛奈的评语是：“拼写错误过多，风格时而笨拙。”圣埃克苏佩里怀有那个时代的文化成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家里接受了很多政治方面的观念，因为他在学校受到的教育是如此的；只有享受特权者才把孩子送去耶稣会学校。十四岁时，他可能遇到过几个亲德雷福斯的人，但没有接触过共和国的拥趸。从文学而不是从政治角度看，这篇短文可以说充满了预见性：圣埃克苏佩里将赌上名誉，忠心服务一位主人；他仍将痴迷时间的流逝。奇妙的想象，以及对成年人道德习俗异想天开的控诉，将成为他的生活和文学作品的标记。他也会去非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被风吹去的，稍后小王子也“趁一群野鸟迁徙的机会离开了”。在这样的旅程中，圣埃克苏佩里会摆脱时代的偏见。然而，可以公平地说，圣克鲁瓦的普通学生——十四岁的法国人已经足够大，可以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了——无疑是君主主义者，特别是当时正处于政教刚刚分离的时期。政教分离使圣克鲁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所学校依据政令要搬迁到更朴实的地段，它的申诉未能获批。没有理由认为，在青少年时期，圣埃克苏佩里的立场会异于学校中盛行的君主制度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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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他一直保持着早年的文学习惯。奥黛特·德·西内蒂是他家朋友的女儿，年长他两岁，她的兄弟们也在圣克鲁瓦圣母学院念书，她清楚地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到她家庄园做客的情形。他对这位出名的金发美女表达仰慕之情的方式，我们很熟悉。安托万“写诗，写悲剧，坚持要读给我们听。说实话，在那个年龄，我们更愿意玩，而不是听。这并没有阻止他经常跟着我。他手里拿着自己的作品，边走边慷慨激昂地朗读”。多亏奥黛特·德·西内蒂，圣埃克苏佩里很多早期的诗得以保留下来。洛奈修士不会过多关注拼写错误的数量，而是对这位年轻诗人浪漫主义的深度印象深刻，他的作品显然有19世纪大师拉马丁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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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之外西内蒂的家里，西内蒂家和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一起上舞蹈课。安托万把它作为任务，也跟着跳。他特别讨厌方阵舞，但他们恰恰跳得最多。奥黛特·德·西内蒂很倒霉，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固定搭档，她说：“他跳舞时怀着最大的恨意，像一只熊似的挪来挪去。”在勒芒，也是他的笨拙而不是他的学术才华令人们印象更深。他的钢笔总是出毛病，这件事众所周知。当时，钢笔才发明，很受追捧，在他手里却成了愤怒的对象。他在骑自行车方面也没什么才华。他多次与让-马里·勒列夫尔骑行，通常他都落在后面，一旦他的自行车出了问题，就得找朋友来帮忙修理。显然，这并没有阻止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弄脏手，有时他的手甚至比我们的还脏”。一个备受青睐的目的地是勒列夫尔家在勒芒以南五英里的乡居，坐落在米萨讷森林的松树林里。这片森林附近的小村子于诺迪埃里面有一条跑道。这个半英里长的赛马场开拓自一片松林荒地，是一处神圣之地，不过安托万错过了一年前它的封圣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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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8月8日，周六，两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勒芒，尖叫着：“他飞了！他飞了！”这一次长辈也和他们一样充满了热情。大家刚刚见证了开启欧洲航空时代的盛事。威尔伯·莱特在于诺迪埃跑道上空飞行两圈，控制良好，用时1分45秒。在法国，这不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飞行（这一年，每个月都有人声称创造了新的飞行纪录，达到15分、16分半或20分）；对莱特来说，这也不是他迄今时间最长的飞行。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是例行表演的飞行，对法国人来说简直是奇迹。法国人觉得，飞行更像是一个笨拙拉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控制的问题。法国人也飞行过，但他们的飞机起飞很慢，摇晃得厉害，着陆也不可靠；他们没想过尝试绕着四面环树的空地飞行。那天在于诺迪埃，从没有人见过斜飞或急转弯，几乎没有人想到威尔伯·莱特能那样飞行；法国媒体称他为“杂技演员”和“戏耍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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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雨，这次飞行表演推迟了几天，终于在晚上6点半举行了。莱特表演时仅有几百人在场，但其中就有无比顽强的法国飞行员路易·布莱里奥。布莱里奥本人一个月前曾在空中停留了大约8分30秒，但他仍明白他此刻所见的重要意义。“机械飞行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他宣布，“看完这次飞行，我心情难以平静，无法充分表达我的观点。”然而，有些人却懂得如何表达，到了周一，两千来人来到跑道边等待观看表演。那天莱特飞了两次，第一次做了一个一百度急转弯，第二次做了欧洲飞行史上第一个8字飞行。“我们输了。”《晨报》周二承认，当时有三千名观众在等待这位证明过自己的美国人表演，他在七十英尺的高度绕着跑道飞行了三次。“我们从未见过在做了两三个不到两分钟的飞行动作后，完全反转飞行。”威尔伯周五给他的兄弟写信说。当时情况很清楚，美国人没有虚张声势，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侧向控制技术，飞行界的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项技术，但它即将带来飞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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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莱特的勒芒飞行表演之前，法国似乎在飞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法国出生的工程师奥克塔夫·沙尼特，五年前他在法国航空俱乐部演讲，报告了莱特兄弟取得的进展，而他本人也曾经在基蒂霍克参与莱特兄弟的工作。很快，法国的航空设计腾飞了。莱特在勒芒的飞行将“翘曲机翼”——美国人解决控制问题的部分方法——这份礼物送给了法国人，法国人马上将先进的技术用到了自己制造的飞行器上。[11]自此，法国的航空业发展迅速、引人注目，尽管由于多种原因，法国的天气状况并不是很有利。发明热气球的蒙戈尔菲耶兄弟和他们的同胞强烈认为，在航空领域取得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法国航空俱乐部成立于1898年，是世界上第一家航空俱乐部。看一看它的会员名单和传统，就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彼时的辉煌。俱乐部在马克西姆餐厅聚会，喝掉了许多香槟。这家餐厅总是把价格定得很高，以保证来店消费顾客的层次。早期的会员大多或富有，或在汽车工业地位不凡，至少也是有头衔的贵族。飞行起初是富有的工业家、有地位的工程师或是有军方背景的社会名流热衷的活动。它是绅士飞行员们的天地；后来，航空业依靠政府补贴发展。在法国，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很多。20世纪初，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一个集财富、英勇和工程智慧于一体的国家。法国是这样的国家，一个高尚可敬的人会花整个下午在巴黎的“驯化花园”做飞行实验，而不是钻进华尔街或伦敦金融城。航空与其说是一项技术，不如说是一项运动，它由其他国家的有闲阶层引介而来：1906年，移居巴黎的巴西人阿尔贝托·桑托斯-迪蒙进行了欧洲大陆的第一次动力飞行。在这方面，刚刚起步的航空业与时尚业相似：高级时装之都是巴黎，因为很多顾客住在巴黎，但其主要推动者，比如创始人，通常来自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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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品质、小规模生产造福了法国的时装和汽车工业，也造福了年轻的航空工业。同样，法国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一点也提供了优势；一个人的远见可以灵便地调动一股专业的生产力量。欧洲各国对自己的国界很敏感，这不无道理；对一个被敌国环绕的小国来说，航空的应用就显得非常迫切。20世纪初，齐柏林伯爵发明了硬式飞艇，这一成功对德国诱惑太大，他们因而在航空领域失去阵地；英国人比法国人更有理由感到安全。当时美国人的冷淡可能与他们距离欧洲遥远有关，早期飞机无法飞越那么远。另外，法国还受益于成熟的公共竞争环境。当时法国刚刚为世界贡献了埃菲尔铁塔、苏伊士运河和巴黎地铁几大奇观，法国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了。[12]1905年，莱特兄弟想要出售他们的发明时，首先选择卖给自己的政府。然而，美国陆军部和英国相关部门均持怀疑态度，三次回绝了他们。因此，他们只好带着“飞行者号”前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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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莱特兄弟签署了一份协议，授权一个法国财团生产“飞行者号”。按照协议，他们需要进行两次五十公里的示范飞行；为了履行这一义务，威尔伯·莱特在勒芒开了店。6月，他考虑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于诺迪埃的跑道，这是他的第二选择，因为那里远离法国的闪光灯，也因为当地飞行俱乐部的主席莱昂·博莱好心地把自己的汽车厂给他用，还让工人去帮忙。尽管博莱盛情相待，还有一位当地罐头制造商给莱特兄弟的工棚提供上好的沙丁鱼、凤尾鱼和芦笋罐头，但对威尔伯·莱特来说，这个地方最终还是不够理想。装箱的“飞行者号”被海关工作人员损坏了，花了七周才重新组装好；博莱的工人说不了几句英语，莱特则不会说多少法语，而莱特也没有助手。他在给奥克塔夫·沙尼特的信中写道，勒芒是一个老派小镇，“在某些方面，和基蒂霍克一样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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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芒也没理由抱怨莱特什么。从1908年8月8日到1909年1月2日，他定期在离勒芒很近的地方飞行，在于诺迪埃飞了九次，在奥武尔的炮兵场飞了一百二十次。奥武尔是他的首选场地，他在于诺迪埃展示了飞行奇迹后，法国军方才相信他，并给他提供了这块场地。每次有两三千人来观看他的飞行魔术，其中一半时间都有一名乘客和他一起坐在“飞行者号”上。他给奥维尔写信说，他做的最让人吃惊的事是带着二百四十磅重的博莱飞了一圈。但他言之过早了：12月31日，他在气温零下的天气飞行了两个半小时——要知道年初他在法国的飞行只持续了一分半钟——为这一年画上了句号。他因此获得米其林奖杯，几乎同时还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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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08年是航空业的元年，那么1909年就是它成熟的一年，毫无疑问，在欧洲大陆上的确如此。威尔伯·莱特刚刚回到美国，以布莱里奥为主的法国人就开始宣称在航空业处于领先地位了。7月25日周日清晨4点，布莱里奥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加莱从床上爬起来，奔向他的飞机。他的单翼飞机新安装了翘曲机翼，在莱特到法国之前，布莱里奥就一直在断续地进行实验，他是第一个使用副翼的人，而副翼这种横向控制方式正是今人所采用的。他拄着拐杖，因为他的脚在早先的事故中严重烧伤了。从加莱起飞三十七分钟后，他降落在多佛城堡后面的一片英国草地上。他的拐杖绑在飞机的一侧，他飞越英吉利海峡时并没有导航辅助，全靠自己的两只眼睛。对于一个法国人闯入英国那具有传奇色彩的与世隔离，英国人的反应是自1066年来从未有过的。他们将布莱里奥视为英雄。在伦敦，他的飞机在塞雷福里奇百货公司展出，吸引了十二万人前来膜拜。那周晚些时候，在巴黎，人们拉着这台机器，像拉着帝国战车一样穿越这座兴奋的城市，当布莱里奥经过时，共和国装甲卫队挥舞长剑以示敬意。（在摄于这两座城市的照片上，这位胜利的英雄看起来站得很稳，拐杖无影无踪。）一个月后，兰斯的香槟制造商赞助了全球首场航空竞赛，它成了航空史上的分水岭。三十八架飞机参加了8月的竞赛；虽然这场活动是国际性的，但除了一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外，其他飞行员都是法国人。超过十万名观众拥向兰斯，目睹一项又一项纪录被打破。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兰斯竞赛的六台机器向公众出售。连同这一年晚些时候又推出的两个机型，这些飞机完整地代表了第一代飞机，今天的所有飞机都承袭自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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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追随着兰斯的航空业热潮，圣埃克苏佩里来到了勒芒。他来晚了一年，无法见证于诺迪埃的奇迹，但空气中还飘荡着莱特的魔力。[13]法国发起了一场航空高烧，而这些年尝试设计飞机的远不只有圣埃克苏佩里这个执着的男学生。截至1911年底，法国持有飞行执照的人比美国、英国和德国加起来的都要多；法国人保持着飞行海拔高度、时长和速度的世界纪录。那年第一次举办长途飞行比赛，法国飞行员优势显著。那年，一个美国人花了七周，经历了十五次重大坠机事故，终于驾驶着几乎重新制造的莱特双翼飞机飞越美国，赢得了五万美元的赫斯特奖奖金。除了格伦·柯蒂斯的水上飞机，欧洲的飞机在设计和性能上都明显优于美国机器，而其中法国飞机又是最精密的。[14]就航空业发展而言，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极其狂热的岁月。那时反对者话音刚落，不到几分钟他们的反对就会被证明是多么愚蠢。虽然没有理由认为圣埃克苏佩里对航空业的发展比任何其他青春期前的男孩更敏感，但他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1909年至1914年，一系列“第一”不停地出现，有些是好消息，有些则不是——第一次长途飞行、第一次航空邮件递送、第一次飞行特技表演、第一位在飞机上丧生的女性、第一次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第一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猫——媒体报道大显身手。童年时，圣埃克苏佩里耳濡目染这些事件，接触它们一点也不比接触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或儒勒·凡尔纳的故事少。他出生的那一年，飞机尚未问世；到他十四岁时，首位不间断地飞越大西洋者将获得五万美元奖金，而在九十天内最快完成环球飞行者将获得十五万美元奖金。历史事件会推迟这两项竞赛；林德伯格再过十三年才会在布尔歇降落，到那个时候，世界已经越来越小，奖金的实际价值也已减半。无论对于航空，还是对于未来的航空游吟诗人圣埃克苏佩里，这都是光辉而又纯真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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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首次飞行是在1912年7月末，当时他在圣莫里斯度假。那个夏天，他和妹妹加布丽埃勒经常骑自行车到离度假庄园四英里远的昂贝略机场。这座机场投入使用不久，里昂的一些实业家在这里试验制造飞机。其中有一个人试验特别成功，他以自己——还有两位帮助他完善飞机的波兰兄弟——的名字命名了这架早期的全金属飞机。贝尔托-弗罗布莱夫斯基既像一架现代飞机，也像一只蝙蝠，尽管它用连杆操纵、重量很大、发动机只有七十马力，但气闭性却很好。他们共制造了三架贝尔托-W，第二架安装了大功率发动机，以期拿到一份军方合同。1914年3月，就在和军方签订合同之前几天，这架加大马力的贝尔托-W在昂贝略机场坠毁，弗罗布莱夫斯基兄弟也在空难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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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其中的第三架飞机上，圣埃克苏佩里接受了“飞行洗礼”，当时这架飞机是由加布里埃勒·弗罗布莱夫斯基驾驶的。很快，圣埃克苏佩里就成了机库里的常客，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一刻不停地向机械师们发问，问题多到让他们害怕。他特别渴望飞行，而这是他母亲严令禁止的。为了确保儿子不能如愿，她还亲自来过几次机场。不过，在7月末的一个下午，安托万来到机场，满脸得意。当时二十岁的机械师阿尔弗雷德·泰诺清楚地记得，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和加布里埃勒·弗罗布莱夫斯基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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