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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六章 远离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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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是男人生活的动力之源。因为她们，我们穿上干净的衬衫，清洗袜子。因为她们，我们不断超越。因为一个女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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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玛丽［·契弗］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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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的是，”约翰说，“哥伦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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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唐纳森，《约翰·契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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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孤独、笨拙的法国人，拥有灿烂的过去，头顶名人的光环，在美国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曾通过平·劳伦斯和劳迪·劳伦斯夫妇引荐与他匆匆一见的费伊·雷，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哦！他看起来真英俊！又高又大，还有一双星星般闪烁的黑眼睛。”在纽约《邮报》的文章中，埃尔莎·马克斯韦尔将她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法国作家描述为“一个活力四射的男人，充满了魅力和力量，对女性非常有吸引力”。凯蒂·卡莱尔·哈特在贝尔纳·拉莫特家里与圣埃克苏佩里相识，认为他性感至极；像许多见过他的人一样，凯蒂不知道他已婚。（那些知道他已婚的人，比如安妮·林德伯格，大都相信他和妻子分居了。）1941年在法语高中听过他演讲的一名听众五十年后回忆道：“我不知道九岁的孩子能否明白什么是性感，但他看起来的确很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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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刻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因为他不需要。蜂拥而至的追随者们——他亲切地叫他们“小家伙”“小可爱”——簇拥在这位可以战胜一切却无法打理好日常生活的传奇人物身边。尽管圣埃克苏佩里特别腼腆，他还是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女性的独特吸引力。他厌恶任何粗鲁的行为，也不夸耀自己的征服史，他倒是喜欢自称“金发美男”，虽然现在有些谢顶了。他很少提及龚苏萝，更不要说生命中的其他女性了。贝克尔很清楚他的委托人圣埃克苏佩里感情生活丰富，因为他经常牵线搭桥（为了诱惑圣埃克苏佩里来美国，1940年他承诺会带着六个金发碧眼的女郎在码头迎接他，并保证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加朗蒂埃也知道这些女人，因为他和圣埃克苏佩里经常联系。在这方面，他给圣埃克苏佩里的建议比大多数朋友都要多。加朗蒂埃说：“像所有精力充沛的男人一样，对于女性，他更喜欢独宠一人，而不是与多人交往；对于男性，他则更喜欢三五结伴，而不是与一人独处。”加朗蒂埃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品位下降了，变差了：“他发现有时他交往的女人并不是适合他的类型，比如那种‘漂亮的悍妇’，她们打着精明的算盘，专注地倾听他的想法，试图安排他的生活，而他很难摆脱她们，他根本不知道如何狠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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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翻译同一个这样的女人在唐人街共进晚餐。加朗蒂埃从小就认识这个女人，对圣埃克苏佩里和她交往感到失望。她三十八岁，美艳动人；不单吸引男人，很多女性也为之倾倒，不过加朗蒂埃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晚餐时，她提起刚刚读过的《夜航》。她的话语流露出，她是反犹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她对小说的解读激怒了加朗蒂埃，他认为她完全误解了“领袖”一词。他这样一反驳，聊天的话题转移到了“民主”上，两个男人激烈地争论起来。圣埃克苏佩里认为，民主制不过是建立了一个腐败的资产阶级政府，即第三共和国。他对权威人物怀有某种怀旧之情，法国一旦陷入困境，人们常常会怀念他们。（贝当在1940年说过：“他们只有遇到危机才会打电话给我。”）到了车上，他们还在争论，加朗蒂埃大发雷霆，他气冲冲地说：“就在这里停车吧，你整晚都在为最恶心的观点辩护。你显然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下车时，圣埃克苏佩里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你知道我深深地爱着你，”他平静地说，“请不要叫我法西斯主义者，我不是。”虽然女伴一再坚持陪他，但在后面几小时里，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时间顾及她。加朗蒂埃醒来之后，在门口发现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解释信。在信中，圣埃克苏佩里果断抛弃了支撑法国民主的观念，尽管美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比起从扎努克的三部电影中选择一部来说，修道院中可能更自由。他也像托克维尔一样，认为平等将人性拉低到最低标准。在非等级制社会中，团体友爱难以存在。它在法国军队中比在美国更普遍，而他向来受不了集体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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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圣埃克苏佩里在另一种女人，更像他妻子的女人身上，倾注了更多关注。1942年，他喜欢上一位极具魅力的巴西王妃，据一位朋友说，这个女人符合圣埃克苏佩里的三个标准：高挑、金发、拥有贵族头衔。人们经常见到他与娜达·德·布拉甘斯在纽约玩乐，她看起来很和善；圣埃克苏佩里把她介绍给朋友们时，很多人都以为是B夫人回到纽约了。（实际上B夫人并没有回来，这段时间她和圣埃克苏佩里感情不和，这是距离造成的。因为担心被窃听，她为了让通话更合宜，打电话时会说几句致敬戴高乐的话。圣埃克苏佩里怒不可遏，认为她已经转而支持他最蔑视的阵营。[46]后来，在阿尔及尔，他才原谅了B夫人。有一次，他们吵得很厉害，圣埃克苏佩里生气地挂掉了电话。接线员听到B夫人在电话另一头哭泣。接线员听出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声音，安慰她说：“您不要生气，您知道的，他五分钟后会再打给您的。”）作家坦承他被娜达吸引，是因为她气质忧郁，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够欣赏这种特别的吸引力。“她的脸如溺水之人，微笑起来如此美丽。”他曾对一位朋友如是说，而这位朋友正是B夫人。圣埃克苏佩里的率真让女人们绝望，他还曾让B夫人去探望娜达，因为当时两人都在伦敦。B夫人抱怨娜达精神不正常。“不要这样说我的女人们！”圣埃克苏佩里责备道，“她们都是疯子。”（战后，娜达从伦敦一家酒店的窗户跳楼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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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女人们的风流韵事不一定有先后顺序。身体抱恙，再加上气候恶劣，女人是纽约能给这个孤单的男人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这也是在女人环绕的童年环境中长大之后，圣埃克苏佩里一生中女人最多的时日。他越痛苦，越需要心灵的避难所。他从一个女人身边走到另一个女人身边，然而这些关系并不全关乎性，其中一些重温了他与姐妹们的亲密关系。赫达·斯特恩是一位罗马尼亚难民，二十五岁，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1941年10月经熟人介绍与圣埃克苏佩里相识。她是犹太人，家人都还在欧洲。她独自在纽约，心里很内疚。两人立即成了朋友。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对她倾诉衷肠。这位年轻女子瘦瘦小小，但很美丽动人，像童话里光芒四射的公主。赫达·斯特恩说，在她孤孤单单、没有朋友的绝望日子里，圣埃克苏佩里拯救了她；而她显然也给圣埃克苏佩里带来了希望。她明白如何维持一段有违传统的恋爱关系，并将其形容为“完全私人的，与众不同的灵魂伴侣关系”。能够向一位痛苦的作家敞开大门，她感到很荣幸。作家每周会有一两次，深夜爬上五楼来与她交谈。她脆弱、眼光敏锐，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她可能是莱昂·沃斯的替代品。她帮助圣埃克苏佩里完成了一篇写沃斯的文章，她还说她非常喜欢《沙漠的智慧》，给了圣埃克苏佩里莫大的鼓舞。圣埃克苏佩里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她提供了超乎她自己想象的“精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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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女性的肉体关系大都结局不美，至少其中一些是这样的。他们之间自然会有性爱——据佩利西耶说，圣埃克苏佩里觉得那是“偶尔的必需品”。作为一个极度感性的人，在纽约的社交生活中，他有时想寻找一种被宠爱的大男孩的感觉，有时又不顾一切想让人觉得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对于他这些隐秘的渴望，龚苏萝帮不上什么忙。她至多不过是公开赞美丈夫的长腿，或者在纽约四处奔走，说丈夫刚刚强暴了她，但丈夫由于长期高空飞行，已经不能够再满足她了——这些言论也使她给人留下了“红颜祸水”的印象。她用这种方式，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其他男人表明，她是可接近的。其他女人则不同，她们为圣埃克苏佩里竭尽所能；一个女人甚至给他服用安眠药，看看他能否放松，能否恢复能力。女演员纳塔莉·帕利是罗曼诺夫家族的一位公主，科克托也曾经倾心于她。有几个月，圣埃克苏佩里从她那里找到了所需的慰藉：“我迫切需要怜爱和安慰……我有权暂时回避生活的要求。我有权把一颗忧伤的心交给你点亮。”纳塔莉抚慰了他的神经，他感叹道：“你闪烁着牛奶和蜂蜜的光彩，解开你的裙子像天光破晓般神奇。”在一封充满情欲的信中，他承认短暂地不忠过；在另一封信中，他承认知道他们最终会伤害对方。“但这就是存在的本质。想体验春天，就要冒度过冬天的风险；想当下在一起，就要冒将来分离的风险。”不过，他向纳塔莉保证，尽管他有很多段感情，他可能只用过三次“爱”这个字。在她之后，他想自己再也不会用这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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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向纳塔莉说起他对离婚和再婚的感想时——他似乎是被纳塔莉难以捉摸的性格打动，才有感而发——他仍然在培养新的感情。1942年3月，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周日鸡尾酒会上，他正与加朗蒂埃交谈，加朗蒂埃的一个熟人，二十八岁的西尔维娅·莱因哈特朝两人走了过来。她刚刚读了《风沙星辰》，希望加朗蒂埃能介绍她与作者认识。“告诉他，我爱他。”她对加朗蒂埃说。然而，加朗蒂埃这位出色的译者居然理解错了。西尔维娅坚持要他翻译，可他第二次还是没找到机会说清楚。西尔维娅干脆直接问圣埃克苏佩里：“你要我的电话号码吗？”说话时目光毫不回避，正对着他的胸膛。“是，是。”这个自称一句英语也不懂的人回答道。就这样，他们开始每天见面，还发明了属于两人的私密语言，大致上就是由几句两人都懂的话和好多手势混杂起来的交流语言。西尔维娅一定在这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因为圣埃克苏佩里给了她少有的最高赞美。圣埃克苏佩里后来给她写信说：“你很有讲故事的天赋。”在莉莲·罗斯的《照片》中可以找到他们志趣相投的证据，书外的西尔维娅，也就是书里的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夫人，和她的黑色贵宾犬轻快地起舞，非常古怪。1950年，在约翰·休斯敦的生日聚会上，罗斯看到了她：“一个窈窕、很有魅力、面带讽刺的女人，棕色的大眼睛中透着怀疑，举止有些欧洲大陆的味道，［她］像个顽皮的孩子在客人中穿梭。”丈夫让西尔维娅去和别的太太们交流，她回应道：“我不会和她们交流。我性情和她们不一样。”说着就走开了。男人们到隔壁房间玩纸牌时，她绝望地扬起双手：“戈特弗里德，人们真是谁也不听谁的！世界的状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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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像圣埃克苏佩里和西尔维娅那样交往，整整一年，他们都不和其他人约会。两人的会面常常从一顿很晚的晚餐开始，要么在西尔维娅位于公园大道的寓所，要么在鲁比福餐厅。电话没什么用，所以圣埃克苏佩里很少打电话。西尔维娅从不敢出门，生怕错过了他。而他会突然来敲门，通常那时候西尔维娅已经放弃希望好几个钟头了，觉得他不会出现了。当圣埃克苏佩里需要表达一个特别精确的想法时，两人的秘密语言就不可靠了，西尔维娅会请他写下来，再拿给她的法语女教师看。这位布朗宁学校的老师噘着嘴翻译好这些书信，再把西尔维娅的英语回信翻译成法语。显然，她很反感这个美国女人与圣埃克苏佩里有牵连，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在她心中是神圣的。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知道西尔维娅用了这样的办法，他是绝不会同意的。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西尔维娅抓住了要点：张开双臂欢迎他（如果他来迟了，就眼含泪水迎接他）；让他笑；就算他们性生活不如意，也从来不追问，而作家也从不解释；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庇护他；赞美他的作品，甚至夸赞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歌喉。事实上，语言障碍屏蔽了圣埃克苏佩里想要避免的大部分事情。对于法国人对她的情人圣埃克苏佩里的诋毁，西尔维娅完全不了解。她也不懂圣埃克苏佩里为何对法国的失败感到耻辱，也不懂1942年底他为什么多次试图回到前线。她只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心灰意懒，厌倦了这个世界，受尽了折磨，还沉迷于酒精。她还知道，他是一位最有趣也最令人沮丧的伴侣。圣埃克苏佩里反复告诉她“我很好”。她认为，这句话是为他的无能作解释。到了深夜，他会靠在她卧室的躺椅上，给她读未完成的作品，眼泪从面庞滑落。西尔维娅躺在地板上，半梦半醒，一个字也没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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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会突然消失，也不解释。另外两项义务召唤着他：一项是妻子，他喜欢深夜去看看妻子是否一切安好；另一项是工作。不过，他很少对西尔维娅讲这两方面的事。（两人约会了一段时间后，他承认自己结婚了。从圣埃克苏佩里口中，西尔维娅得到的印象是，他的妻子精神虚弱，总是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而且一意孤行地搬进了位于中央公园南的公寓，完全不在乎圣埃克苏佩里是否同意。）圣埃克苏佩里常常深夜离开，西尔维娅感到深深地绝望。她以为自己的情敌是那些女人，却不知道她的情人是回去面对地狱；圣埃克苏佩里回到位于中央公园南的公寓时已是深夜，但龚苏萝总是回来得比丈夫还要晚。他与妻子通信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发出一连串尖酸的质问：“你在哪里？”“你出去玩之前难道都不回来看看吗？”“我们不是约好了午夜见面吗？”“我白白等了你一个晚上”“你为什么如此残忍？”一天晚上，他带着一腔怒火守了个通宵，每隔十分钟就在一页纸的上方记下一笔，在那些十分钟里，他不停地踱步。他想象了最糟糕的情况，对于龚苏萝如此利用他所谓的柔情，更是怒不可遏。他痛苦地提醒妻子，自己每次回来时都看不到她。凌晨3点，他终于认输了。有一封信写了好几稿，但从未寄出，圣埃克苏佩里把它撕成碎片，投进了废纸篓（是秘书翻出来重新拼好的）。那是他在一次午夜碰面遭到爽约后写的：“你这样伤害我真是低劣。你不应该这样对我。当然，我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我所需要的……我付出了一切，而你除了狠毒的话，什么也没有给我。”在这几个月近乎同居的生活行将结束时，他没有了苦毒，不再指责，而是彻底变得歇斯底里：“等我死了，你就会明白你失去了什么。”龚苏萝逢人便说，甚至对那些不怎么认识的人说，丈夫会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她，甚至不惜远走，不惜让自己在战争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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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见过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一起的人也卷入了这场纷争。管家曾让一位客人看一柜子坏掉的家具，据她说，它们都是龚苏萝怒火的牺牲品。皮埃尔·拉扎雷夫的助手比塔·多博在加州见过圣埃克苏佩里，他亲眼看到这对夫妇朝对方扔东西。另一位朋友乐观地说，这对夫妇已经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贝克尔几乎每天都去探望作家，他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夫妇曾激烈地争吵，不过他也注意到作家在与妻子分开时也很痛苦。确实是这样，每当这对夫妇分开一段时间，不管时间长短，他写信的语气马上就变了，这符合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即缺席会使强烈的情感愈加强烈，平淡的情感愈加平淡。罗伯特·滕格当时打算第二年以法语出版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他记得作家对妻子说：“你不在，我就无法思考；你一说话，我就无法写作。”圣埃克苏佩里还戴着结婚戒指，收到的邀请函上也都写着先生和夫人，但作家很少和龚苏萝一起在纽约出现。龚苏萝在别处找到了安慰，但那并不是医治嫉妒的解药。圣埃克苏佩里夫妇一起出去娱乐时，龚苏萝总是迟到，常常吃完饭就不见了。一天晚上，她出来吃饭，穿着深蓝色滑雪服和豹皮靴，披着一条鲜艳的羊毛围巾。丈夫问她能否换一身衣服。龚苏萝拒绝了。他耐着性子问道：“你认为这样穿合适吗？”“哦，是的。”她向他保证，说着他们和一位客人往市区一家小酒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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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苏萝甚至让美国人也感到困惑。她的嫉妒没有界限，无处不在；一年秋天，就因为圣埃克苏佩里随口说了一句，上英语课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龚苏萝就把古板的英语家庭教师堵在家里，盘问家庭教师与她丈夫成功相处（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秘诀。（家庭教师没有勇气说出真相，那就是她每次都要先好好冷静一番，才敢走进这对夫妇狂暴的家。）加朗蒂埃不喜欢龚苏萝，称她为“超现实主义的肉身”，这可能是对她最准确的描述；他无法原谅她对世界缺乏好奇心，与人缺乏沟通。大家的共识是，她达不到丈夫的思想深度，很可怜；有些人与她相处得好一些，这取决于龚苏萝的表现是否有趣，有时候她也会非常有趣。她曾告诉纽约的出版商海伦·沃尔夫她小时候的事：光着身子涂满蜂蜜，跑进中美洲的热带森林吸引蝴蝶，很快成群的蝴蝶就给她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外套。她还应沃尔夫夫妇邀请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他们坐在一张大写字台下，偶尔伸出一只略显苍白的手臂，举着一只空的马提尼玻璃酒杯。她被问到那年冬天向神父忏悔时是怎么说的，她马上笑着回答：“噢，我很诚实。我说：‘我的神父，我是夏娃的女儿。你觉得我会怎么样呢？’”一方面，她“不可救药地幼稚”；另一方面，就像她丈夫抱怨的一样，她在1950年代厌弃了这个世界，“我要的只是有人陪我玩，让我不那么在意所有不苟言笑、尖酸刻薄、强大有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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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圣埃克苏佩里在美国的所有磨难像密谋好了一般，突然联合起来打击他。他接到加拿大出版商的邀请，急匆匆飞往蒙特利尔，出版社再版了《风沙星辰》，一直催他抽时间来看看。圣埃克苏佩里原以为这趟飞行要花四十八小时，希望龚苏萝陪他一起去，但4月29日他独自入住了温莎酒店。第二天，他开了记者招待会。被问及政治观点时，他回答得很真诚，但态度不够明朗，这让很多记者感到失望。媒体就所有常见的问题追问不休，随后又深入问了其中一些问题。《法语美国报》的一位记者向这位名人保证，在发表前，他可以审读采访稿，这无疑是一个错误。一次采访演变成了系列采访，因为圣埃克苏佩里一再要求皮埃尔·巴耶容回来取采访稿，而他其实还没有改好。同时，他阐述了对何以成就伟大作家的见解：语法。写作与飞行一样精确，圣埃克苏佩里说，并且解释了语言为什么“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非常科学，如果多一个词——就像鞋里的一粒沙子、一丝一毫的笨拙，或者一个错误操作——会造成灾难”。他有大把时间来阐述这些主题，与巴耶容分享他为《恶之花》写的序言，这本书已经委托出版，但后来未能问世。他到了蒙特利尔才发现签证出了问题，他被禁止再次入境美国，而之前有人向他保证过签证办妥了。有人劝他妥协，选择六个月的短期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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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尔夫妇最先得知圣埃克苏佩里被困的消息。他们非常清楚圣埃克苏佩里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无奈地说：“噢，我的上帝，他怎么又这样。”圣埃克苏佩里判断——他有证据，不过这份证据就算存在过，现在也找不到了——是戴高乐主义者设计害了他。有人向他保证，他的文件将由一位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办妥。这位官员甚至还坚持请他去蒙特利尔看看，而此前圣埃克苏佩里多次推迟了行程。或许是他自己这么想，或许是受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响，蒙特利尔的出版商认为，是华盛顿的戴高乐主义者告发了圣埃克苏佩里，想把他困在加拿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的签证问题是与美国的问题，而在1942年年中，戴高乐的话在华盛顿没什么分量。最有可能的似乎是，他在没有必需文件的情况下获许入境了加拿大——他没等美国出境许可证正式注册好就匆匆离开美国，而大使馆官员保证，一切手续都可以在蒙特利尔办——但官僚机构作风拖拉，需要磨蹭一阵子才能把文件办妥。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这个解释太乏味了。他一次次写信，一次次打电话，气愤地说他的加拿大之行简直是水刑，令人窒息。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发泄怒气，他把矛头指向了他的美国出版商，以一种近乎命令的口吻，要求出版商把他从加拿大救出来。在他抵达蒙特利尔第二天，希契科克写信给美国国务院为他作保：作为月收入超过一千美元的畅销书作家，他“绝无可能成为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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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四十八小时绵延成了五周，圣埃克苏佩里越来越暴躁。他再次打响一场战斗，想让别人理解他——这次他不得不跨越一条过去友好，而今突然变得险峻高耸的边界。他知道这样做不好，但现实处境太糟糕，他控制不了自己。在一封长达十页的信中，他向希契科克解释说，他一直试图给伊丽莎白·雷纳尔打电话；可她始终把他当作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得让出版商知道他既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也不是愚妄之人，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一遍又一遍回想这次行程的经过：“我之所以坚持厘清细节，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你们认为，我使你们陷入深切担忧、给你们带来麻烦，是因为我疏忽草率。”连一向好脾气的伊丽莎白都失去了耐心，可想他有多么固执。作家把责任全推卸给别人，这让伊丽莎白非常愤怒。不管大使馆向他作出过什么承诺，他没拿到文件就离开，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至于美国国务院，她提醒圣埃克苏佩里说，“除了操心你的事，还要处理很多更重要的事务。它正在发动一场战争。你最好上床睡觉去吧”。到5月底，除了美国签证之外，他只想要伊丽莎白的同情，但伊丽莎白对他只有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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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他就受邀去做讲座，这次他还是一贯地满怀热情。在5月2日的讲座上，他谈到自己的战争经历，谈到法国团结一心的重要性，赢得了蒙特利尔观众的喜爱，不过这不是因为他口才好，而是因为他腼腆而真诚。站在讲台上，他感到很不自在，第一句话说了三遍才说对；现在他讲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心。到了5月4日，情况已经很清楚，他暂时哪里也去不了。当天，他在魁北克市加拿大研究院礼堂做讲座，礼堂里挤满了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和他的加拿大出版商多次碰面，他认为是出版商让他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但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温莎酒店的房间里，想着他的签证问题。他还多次拜访菲利普·罗伊，还有罗伊的朋友和家人。罗伊是一名陆军军官，他父亲曾是加拿大驻法国大使。罗伊和亲友们都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如此迷人，毫无疑问，他们都不想帮助他回美国去。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在蒙特利尔一家时尚的餐厅里同罗伊以及他的未婚妻凯瑟琳·埃西尔吃饭，圣埃克苏佩里从四套餐具下拉出桌布，而桌上的银器和玻璃器皿纹丝不动。马丁咖啡馆的侍者都为之惊叹。在蒙特利尔，认识圣埃克苏佩里的孩子们也是如此，他为孩子们表演了保留剧目。他把一副纸牌撒在凯瑟琳·埃西尔的客厅里，然后自己回避，请她的家人每人选一张牌，并把这张牌换掉。回来后，他指出每个人选了哪张牌，全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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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温莎酒店的信纸温柔地给纳塔莉和西尔维娅写信，并答应他的新欢西尔维娅，他一旦回到“应许之地”，就马上去看她。她想，他已经走了两天，还不回来，于是派了一位私家侦探去追踪他。在东海岸搜寻这名大块头飞行员的女人并非只有她一个。6月初一个闷热的下午，凯瑟琳·埃西尔的女仆跑来报告说，来了一位客人。埃西尔正在搬家，快要搬完了；她来到楼下，看见龚苏萝穿着及地貂皮大衣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有人见过她丈夫吗？她说和丈夫约好来这里参加一场鸡尾酒会，不过很可能是她弄错了。她和她的大衣乘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留下一片错愕。更糟糕的是，在蒙特利尔停留期间，圣埃克苏佩里多次痉挛发作，疼痛难忍，他认为这是胆囊炎造成的，他以前曾因此在纽约住院。[47]无奈之下，他去了蒙特利尔的医院，医生看了一眼就诊断出结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即科学往往对医学和航空业有害。这个曾经走出利比亚沙漠的男人，肚子上敷着冰袋，完全靠吃颠茄制剂在床上度过了不眠不休的两周。两次背井离乡之后，他给希契科克写信说：“这让人感到有点愚蠢。”在给纳塔莉的信中，他写道：“奇怪的星球，奇怪的问题，奇怪的语言。也许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们生活很简单。”这时候，龚苏萝收到了爱人发给她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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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些艰辛，《小王子》问世了。这是一本疗愈之书。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6月返回纽约，当时手头没有任何写作计划。伊丽莎白·雷纳尔再次出手相助。自1930年代开始，圣埃克苏佩里一直在画一个小人儿——在信件里、在作品的题献页上、在数学方程式中、在餐厅桌布上——《空军飞行员》手稿的空白处也有这个小人儿翩跹的身影。伊丽莎白非常明白作家的绝望，于是问他，要是写一个关于那个“小人儿”的儿童故事，是否不会那么心烦意乱。有可能是在一次晚餐时，她隐约提出了这个想法，圣埃克苏佩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她；也有可能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她丈夫在午餐时又说给圣埃克苏佩里听。（当时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凭借P.L.特拉弗斯的“玛丽·波平斯”系列童话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很多人记得在1941年或1942年自己给过圣埃克苏佩里画具套装。事实也许的确如此，但他开始写这本书完全是心血来潮。有一天，他在第八大道的杂货店里买了一套儿童水彩，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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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和秋天，圣埃克苏佩里以他一贯的心不在焉创作《小王子》，还画了插画。漫漫长夜里，他靠咖啡、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刺激，爆发出强大的创作能量，手稿上也因此留下了明显的斑斑痕迹。他用了很多种钢笔和铅笔，稿子反复修改，皱皱巴巴，空白的地方也都有写写画画的痕迹。葱皮纸的背面也画上了画。加朗蒂埃说，在圣埃克苏佩里送去印刷的每一页稿子背后，都有一百页撕碎的稿子，他对这本薄薄的小书尤其严苛。圣埃克苏佩里告诉一位记者，写作最难的是开头，但《小王子》似乎没遇到这一难题，故事的情节一开始就很成熟。这本书难度在插图。小王子的猴面包树特别难画，最后他把画转了一百二十度再画，结果才算满意。对此他很骄傲，在文本中也有点夸耀。小王子的服装经过多次修改，才成了书中那个样子。秋天，他面带会心的微笑向一位访客解释道，有些细节则很容易确定下来：“国王总是穿着貂皮。”用一条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画作为故事的开端，这主意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他原来画的是一艘船，说一位朋友把它看成了土豆，以此来证明自己不会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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