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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七章 了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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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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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能做到，一定不会让我的死亡发出我生命中未曾发表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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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蒙田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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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圣埃克苏佩里未能踏上法国大陆。在他看来，北非和科西嘉岛离得很近；他向阿尔及尔方面汇报工作情况，阿尔及尔是1943年底唯一没有被占领的法国大城市。它成了神奇的乐土。当时派驻在北非的一位年轻美国外交官发现，他在这里不时会联想到好莱坞的情景剧《爱丽丝漫游仙境》和《潘赞斯的海盗》，更是常常想起意大利的波奇亚家族。阿尔及尔的政治气氛最浓，也最让人感到棘手，这座城市充斥着冒险家、外交人员、不同国籍的特工、残余社交名流以及暗娼、黑市商人、当地有钱人。这里一切难掩他人耳目，谣言难免四处传播。死对头们肩并肩坐在阿莱蒂酒店的露台上，或坐在由摩尔人的古老宫殿改造成的联盟俱乐部里；情报员向错误的人示好。阴谋诡计和将计就计都在一夜之间孵化出来。由于情势所迫，法国的政治热情似乎在一小块不规则草坪上形成的温室环境中益发猛烈地呈现出来。A.J.利布林试图给他的《纽约客》读者们讲解北非的情况，他说，如果美国要把波多黎各岛变成一个州，就要允许这个发现自己被外国势力占据的岛屿，在一些有影响力的制糖企业的管理之下，继续当美国的属地。圣埃克苏佩里对阿尔及尔也有一些令人难忘的记述，但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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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在乎你是谁，但圣埃克苏佩里还是迫不及待地让大家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很会把握时机。到佩利西耶家后，他一放下包，就立刻上了一架西蒙飞机，飞到阿尔及尔城外。5月1日，他被分配到原来的侦察队。几天后，2/33中队经过阿尔及尔；他们正在前往突尼斯的途中，将在那里与美国第二十三摄影侦察中队会合，当时该中队听命于总统之子、时任地中海盟军摄影侦察部负责人的埃利奥特·罗斯福。2/33中队现任队长加瓦耶顺道拜访了佩利西耶，惊喜地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也在医生的客厅里。他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同一天，圣埃克苏佩里在奥康特的指挥官热莱被任命为吉罗将军的内阁部长，圣埃克苏佩里很乐意去内阁效力。他等了好几周才问朋友，现在是不是他升任少校的好时机。热莱表示了首肯，圣埃克苏佩里对上尉说：“好，请务必关照！”（热莱照办了，不过很是费了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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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前后，圣埃克苏佩里拜访了勒内·尚布，他现在是一位将军，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是吉罗的信息部长。尚布发现这个新来的家伙更瘦了，其他一点也没变；他没有评价作家的着装，因为在北非穿成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来赴约了，”圣埃克苏佩里宣布道，他没有忘记在摩洛哥马穆尼亚酒店的承诺，“但晚了六个月，抱歉。”他说他来晚了是因为戴高乐主义者竭力扣留他。尚布还安排朋友立即在阿尔及利亚的艾格瓦特重新加入2/33中队，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弥补了他遭遇的一切不便。这一回归神奇地验证了安妮·林德伯格得知圣埃克苏佩里离开的消息时想象的画面，她还预言归队将是他最幸福的事：“他会回到他们身边。他微微弯着腰，羞怯地走进队伍。他们大喊‘圣埃克斯！’，那将是他得到的回报。”第二天，他驾驶一架布洛赫174参加训练；晚上，他请战友们吃大餐，还表演了他所有的纸牌戏法。邻近的中队羡慕不已。两年半来，他第一次回到法语世界，回到空中，回到朋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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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次，他也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圣埃克苏佩里回到2/33中队时，恰逢中队迎来第一架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斗机，这是一种杰出的双尾撑飞机，改装后用于侦察任务，在1943年是最快的飞机之一。P-38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布洛赫174的两倍，它代表了全新一代的飞机。用负责培训他们的美国军官的话说，P-38让圣埃克苏佩里1940年驾驶的波泰飞机看起来像威尔伯·莱特的飞机，非常落伍。P-38不爱闹脾气，一名飞行员称，他甚至可以在降落时填写工作文书，但它非常复杂。圣埃克苏佩里是在几乎没有控制装置的飞机里学会驾驶的，因而对布洛赫174拥有一百零三个控制器赞叹不已。P-38有一百四十八个控制器。飞行员在驾驶、导航、拍照、观察敌情的同时，要操作两台引擎、八个燃料箱、无数电路、四台相机以及氧气供应装置。圣埃克苏佩里没有获准驾驶P-38，说起来也算他幸运，因为6月吉罗还是吉星高照的；圣埃克苏佩里刚回到飞行中队不久就去阿尔及尔了。当时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朱尔斯·罗伊刚分配到邻近的中队，对于他的离开记忆犹新。圣埃克苏佩里坐进一架布洛赫，2/33中队的战友像荣誉卫队一样，站在艾格瓦特机场长满棕榈树的跑道边为他送行。圣埃克苏佩里要经由布萨达往西飞行；那天，罗伊要去那座阿尔及利亚小镇吃午饭，几分钟后，他驾驶一架西蒙飞机跟在圣埃克苏佩里后面。罗伊在布萨达机场降落时，发现跑道尽头躺着一架布洛赫，起落架断了。飞行员已经驾驶另一架飞机继续飞往阿尔及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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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圣埃克苏佩里前往夏宫拜访了尚布，吉罗和他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2/33中队将开始P-38训练，他要求尚布将他列入受训名单。“你多大年纪了，圣埃克斯？我不记得了。”信息部长问道。“四十二岁。”飞行员答道，如果他不知道P-38飞行员的年龄限制比这小十岁，他一开始就不会来麻烦尚布了。尚布告诉朋友，他的追求很高尚，但无法通融；美国人在这方面很固执。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要求吉罗介入。尚布善意地为他安排了一次会见：早餐时，法军司令在助理的陪同下按惯例接待了尚布，尚布替圣埃克苏佩里争取到了8点半的会见。然而，上尉没有得到吉罗将军的赏识，将军的威名源自他作为军人的英勇和政治敏锐性，尤其是前者，但其实这两者他都缺乏。当时，吉罗正在考虑邀请戴高乐到阿尔及尔共同理政。圣埃克苏佩里认为这个想法荒谬可笑——难道吉罗如此天真，不知道戴高乐的手下在纽约怎么谈论他吗？——并马上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吉罗。他发誓，如果戴高乐来到北非，吉罗就完蛋了。吉罗也给圣埃克苏佩里提了些建议。他决定，圣埃克苏佩里更适合在他的内阁工作而不是待在驾驶舱里，他还留下命令，让他去写长篇大论：做宣传工作。圣埃克苏佩里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次会见结果很糟。吉罗当即突地站起来，让圣埃克苏佩里出去。他说：“看来你把我当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了。”实际上，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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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但尚布扭转了局面，安排吉罗在第二次早餐会见时向圣埃克苏佩里说明，他将尽力满足圣埃克苏佩里的要求。（尚布说服吉罗直接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请求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自然无法拒绝去北非执行短暂的宣传任务，主要目的是鼓舞训练营中法国官兵的士气，为民族解放之战做好准备。他坐进一架西蒙飞机的驾驶舱，对尚布抱怨道：“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推销员，要四处做宣传！”一开始他答应去做宣传时就不是真心实意的，因此打不起精神来做这件事。这也证实了无论在北非还是在纽约，戴高乐主义者的宣传实际上在两支法国军队中都起了作用。此外，这番初次接触也消除了此前他对吉罗的钦佩之情，而在1943年，吉罗是唯一对他抱有同情的法国领导人。他在执行吉罗的宣传任务时，称吉罗是“弹力壁”（“橡胶墙”）；他后来厌弃吉罗时说他是“稻草人，不怕聒噪的乌鸦，但弱不禁风”。那个月还没过完，戴高乐已经到达阿尔及尔，几天后，在盟军的敦促下，由两位将军共同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成立。戴高乐抵达后不到一周，就设法调整了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将他的代表人数增加为吉罗的代表人数的两倍。在联合总统戴高乐的阴谋之下，吉罗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彻底击败了，实际上是他给自己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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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这场冲突给阿尔及尔带来的强大冲击，不亚于另一场更大的冲突。美国人坚决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吉罗执掌法国军队。戴高乐同样坚决地表示，所有法国军队都必须宣誓效忠于他。一方面，美国拒绝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法国本土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国人也不看重这个政权。这两个事实也对当时的形势毫无助益。美国外交官肯尼思·彭达敏锐地发现了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在北非的踪迹，他还无意中听到了贝图阿尔将军和圣埃克苏佩里在联盟俱乐部愤愤不平的谈话；两人为军队的分裂状态伤心失望。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柯蒂斯·希契科克的信中说，他还是很厌恶戴高乐，因为他的政策不能拯救法国；朱尔斯·罗伊最近转而支持戴高乐，圣埃克苏佩里给他写了一封严肃的信，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观点：“宗派主义总是让人们误入歧途。”不过，这封信后来没有寄出。和美国外交人员交流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把戴高乐主义比作民族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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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战线的冲突不仅毫无助益，还让他无法全身心投入更重要的战斗。6月4日，他以P-38侦察机飞行员的身份正式回归2/33中队。四天后，在突尼斯郊外的拉马萨机场，他坐进了一架闪电战斗机。加瓦耶一直密切关注着他。在高空的非增压舱内，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都是不利条件，况且他一点也不熟悉P-38。三万英尺高空的寒冷令人生畏，沉重的侦察机飞行员装备也是如此。圣埃克苏佩里不仅超龄十岁，而且块头也太大了；P-38飞行员的临界身高是六英尺四英寸，他又高大又僵硬，实际上是硬挤进驾驶舱的。他之前抗拒学英语，现在也给工作带来了不便。机场起落指挥塔里的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而且乌季达机场上空飞机很多，颇为拥挤。第一次飞行训练后，他并不认为这架飞机特别出色；很快，他发现自己驾驶时之所以感到不适，是因为没戴氧气面罩就拉升到了两万英尺高度，而实际上依据指示，他应该上升到两千米（六千五百英尺）高度，只是他看错了高度表。在另一次飞行训练中，他对于从一万米高空能拍摄到如此清晰的突尼斯赞叹不已。这次他戴了氧气面罩，在十万英尺的高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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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耶关注着圣埃克苏佩里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被称为圣埃克苏佩里的侍从（或他的保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美国人在盯着圣埃克苏佩里。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高度评价他们的法国盟友，一些军官甚至公然表现出敌意。一位美国少校很得意地召集2/33中队的飞行员，告诉他们法国人在战争中输了，现在美国人来拯救他们，他们最好表现得像见到了优等民族一般。幸运的是，指定的翻译不会讲法语；加瓦耶优雅地感谢了来访者发表的训谕。最初物资供应不足，两国关系也因此受到损害：一方面，在法国人看来，美国人淘汰不要的飞机才丢给他们；另一方面，在美国人看来，法国人没有妥善维护好给他们的飞机。[52]美国人很容易觉得，法国飞行员通常更老练，也远比其他盟国的军人更熟悉自己的领土，却表现得很无能；而法国人因为感到耻辱和沮丧，也很容易觉得，美国人没有公平对待他们。重新武装法国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军事需要，这一事实引得双方相互埋怨。有时这种敌意是下意识的。当加瓦耶被问到他们的中队要用什么无线电呼叫信号时，他表示只要没有字母“r”就行，这样他的部下就能向指挥塔发出清晰的信号。对方给了他六个选择，每一个都有字母“r”。更多时候，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纪律方面，美国人认为法国人没有能力管好纪律。作为地中海盟军摄影侦察部作战员，莱昂·格雷可以直接向罗斯福报告，他说，法国人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但就是无法准时起飞。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法国人对P-38适应得很慢，而美国飞行员在派往海外之前，至少有平均五十小时的P-38驾驶经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不能够专注于这项任务，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是以外语接受训练的，而且P-38与法国飞行员习惯驾驶的飞机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一名军官在试图训练法国人驾驶B-26新型飞机时非常沮丧，有人无意中听到他说：“这些人死得越快，我们到达法国就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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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圣埃克苏佩里能轻松地应付混乱的形势。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觉得他个子特别高——莱昂·格雷认为，“他看起来和一捆干草没什么分别”——而且他们尊敬他主要是因为他是航空业的先驱，而不是因为他得过法兰西学术院的大奖。他重振了2/33中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地勤人员打成了一片，并且在基地外代表2/33中队和自己做了一些宣传工作。6月中旬，他回到阿尔及尔，请求罗斯福总统在北非的得力助手罗伯特·墨菲帮他安排与埃利奥特·罗斯福会面。罗斯福到达北非后不久，他就前去拜访过；现在他希望能游说美国给2/33中队所有飞行员都配备P-38，并马上给他们安排满任务。显然，他觉得自己在16日与墨菲会面时没有说清楚想法，第二天又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解释。自1933年给法航写信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不惜出卖自己来达到目的：这次他的策略与十七年前给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总经理贝波·马西米写信时完全不同，当时他因为太过激动对自己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只字未提。在给墨菲的信中，他列出了自己出版的书和获得的荣誉（他很难记住国家图书奖的具体名称），并且宣称只有再次执行常规飞行任务，他才能再写出《空军飞行员》那样的作品。同时，他认为最好能澄清“一个荒谬的误解”，即高海拔会影响大龄飞行员的驾驶水平。圣埃克苏佩里解释说，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离谱，但其实他非常清楚，大龄飞行员的身体缺乏柔韧性，更容易受飞机改变速度时人体反应力的影响。于墨菲而言，他听起来一定像个孩子，固执地以为饭后游泳不会引起抽筋。在这封信里，虽然他没有提到名字，但实际上表达了对戴高乐的深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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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埃克苏佩里当面向墨菲说明情况之前几周，他给妻子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对妻子说，自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肝脏三天两头找麻烦，肝不疼的时候又犯恶心。他的耳朵在危地马拉的那次坠机事故中受了伤，他一直耳鸣。只有忍着剧痛，他才能背起五磅重的包裹，才能下床，才能弯腰。他已经服用了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的磺胺类药物；他声称，若不是这些药物，他早就死了。1942年，龚苏萝机敏地发现除了法国，没有哪个国家允许像她丈夫这样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飞行员继续飞行。在他见墨菲之后九天，他的提议通过了。四天后，在他四十三岁生日当天，阿尔及尔的法国空军体检医生准许圣埃克苏佩里少校执行高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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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抱怨。他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契科克，而此时希契科克仍然不相信现在还能看到他的作家执行飞行任务。他说，事实证明希契科克错了，他抵制了想把他变成宣传员的所有努力，他正在驾驶世界上最快的飞机。虽然晚了点，或者说希契科克觉得晚了点，他终于还是爱上了美国。他尊重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付出。（希契科克是个善良的人，他回信说，不会试图劝阻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因为他知道劝阻是徒劳的。希契科克也是精明的出版商，他自作主张将作家说美国的好话分享给了《纽约时报》。他在一篇新闻稿中向世界宣布，圣埃克苏佩里再次去了他遇见小王子的地方。）尽管仍然是飞行中队的中流砥柱，圣埃克苏佩里在给尚布和佩利西耶的信中却写了他的绝望和对营地生活的厌恶。他讨厌排队打饭，讨厌在十分钟内狼吞虎咽地吃完，起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与另外两个人同住更折磨人了。（室友们也要伴着他的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入睡。）他对佩利西耶坦白，最简单的体力活对他而言也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是巨大的挑战。他甚至对人人梦寐以求的P-38大加抨击：美国的技术奇迹不过是“一种能飞的鱼雷，与真正的飞行一点都不沾边，它有那么多屏幕和按钮，简直让飞行员变成了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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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耶和2/33中队的成员能明显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对P-38的抗拒，但很难觉察到他的绝望，那些绝望情绪大都留在信里。附近训练营的一名跳伞员评论说，P-38闪电战斗机速度极快，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它既爱又怕，他简直难以相信现在从阿尔及尔飞到突尼斯只需要八十五分钟。2/33中队来了一名新兵，帮圣埃克苏佩里翻译了大量的美国读者来信，他觉得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飞机精密的仪表板“过敏”。一方面，圣埃克苏佩里无意浪费时间学习熟练驾驶；另一方面，在飞行时他竭尽所能以超越职责的高要求来完成任务，而这在军队是违反命令的。7月21日，有了十多个小时的训练经验，他在里维埃拉上空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也是自1940年夏天以来他第一次看到祖国。他飞行了近六个小时，据一份报告称，这次飞行非常成功。几天后，在阿尔及尔的一家地下室小餐厅里，他与佩利西耶、法国演员让·迦本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他谈到再次见到法国时无比感动。起初，下面贫瘠的土地让他心灰意冷；因为从三万英尺高空看下去，他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法国死了，他想，心情愈加忧郁。接着，飞机周围出现了灰色的烟团。“他们向我开火了！法国还活着！我太高兴了。”他报告说。迦本反驳道：“亲爱的朋友，我个人更喜欢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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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圣埃克苏佩里怪癖的关注点与法国人不同，7月，他们开始罗列他的种种怪癖。美国人密切关注他们的P-38：这有点像一国与另一国的国宝之争。据罗斯福的副官弗兰克·邓恩上校说，在早期执行一次训练任务时，圣埃克苏佩里在三万英尺高空打开了P-38的机窗，氧气面罩飞了出去；他急速下降，又损坏了机翼。依照职责要求，与美国人关系还算不错的加瓦耶尴尬地向邓恩报告了这次事故。8月1日，他再次去找指挥官说明情况。“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说。圣埃克苏佩里驾驶P-38执行第二次训练任务，四十分钟后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回。他没有用液压制动器，飞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着陆后，冲出跑道，冲进了橄榄树林。飞行员后来描述说，飞机底盘损坏，之后左侧机翼和引擎撞上了地面；随后机身倾斜，右侧机翼和引擎也受到了撞击。结果是这架闪电战斗机再也飞不了了。六千英尺长的跑道对于降落绰绰有余，所有飞行员也都听过制动系统讲解；就算法国飞行员以前没接触过液压装置，也有美国人“在不停地拼命叫喊，让他用液压制动”。在这个细节上，邓恩和格雷的记忆有些不同。据格雷回忆，在查阅记录时，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之前就出过刹车事故。他记得曾告诉加瓦耶，他要取消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资格，等他培训合格后再上岗。邓恩很确定，是他自己提出了这一纪律处分（邓恩是格雷的上级，但两人都有权自己作决定，而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后，他们确实磋商过）。邓恩坚称，因为8月的事故，也因为那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在执行军事设施勘测任务时，拍摄了一座法国庄园（很有可能是阿盖）的照片，他已经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他记得当时加瓦耶还在观望，而他立刻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飞行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常常气愤地抱怨，他因为年龄太大被取消了飞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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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事故大家并不觉得奇怪，然而圣埃克苏佩里受到的惩戒之严却令人吃惊。在法国人看来，这似乎是美国人的沙文主义在作祟。而在美国人看来，这一事件再次证明，法国人不可救药地不负责任。[53]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人，自然会驳斥在他看来不公平的处罚。他激动地大声说：“是的，这架闪电战斗机不能再飞了，但是一名飞行员不也因此被禁飞了吗！”在有些人听来，他在战争中毁坏了一架八万美元的飞机，却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是傲慢无礼。他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这样严苛，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最终决定。（他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些朋友多少有些同意美国人的做法。就连加瓦耶也觉得，从医学和技术角度看，邓恩和格雷是正确的。）事故发生几天后，他邀请了法国中队的所有人和一些美国军官，共近一百人，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格雷和邓恩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当时，很少有法国人办宴会，两人都很清楚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请客。格雷回忆道：“他周一被停飞，周四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为什么？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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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宴会在一座俯瞰突尼斯海湾的奢华别墅中举行。圣埃克苏佩里的客人们坐在地板上，由一小群当地姑娘服侍。晚宴有八九道菜，还有喝不完的葡萄酒，大家唱起了《马赛曲》。宴会开始时，圣埃克苏佩里发誓说，他可以趁大家不注意，一晚上倒空所有的瓶子，后来他还真做到了。他似乎对宴会上的两位贵宾说了同样的话，当时两位贵宾都是二十八岁，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工作时的年纪。傍晚时分，这名老兵向邓恩俯过身去，用拳头慢慢敲打着他的胸口宣称：“我愿意为法国而死。”（实际上，他内心的情感要比这句话复杂得多，只是英文不好，无法表达。）邓恩摇了摇头。“给我三分钟可以吗？我想和你聊聊。”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说。邓恩回答：“我的回答是不，不，不。”他对格雷说了同样的台词。早些时候，加瓦耶要求格雷重新考虑停飞命令，格雷感到压力很大。格雷比邓恩温和，也不是特别介意圣埃克苏佩里从空中拍摄庄园照片，他是后来才慢慢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应该被停飞的。尽管如此，他和邓恩一样，觉得命令就是命令。当飞行员不停地对他说“先生，我愿意为法国而死”这句话时，他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了。他喝了很多瓶好酒，已经有了醉意，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我才不管你为法国死还是不死呢！但是不能死在我们的飞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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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恩看来，在整个北非，勒内·加瓦耶麾下的圣埃克苏佩里是最难管束的。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他想得没错。圣埃克苏佩里疯狂地到处找人帮他恢复飞行资格，这有点像雅各与天使搏斗，他上演了一出交织了爱国主义和鲁莽傲慢的戏剧。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已经习惯了倚仗自己的影响力破坏军规，就像破坏几乎所有规则一样。宴会次日黎明，他就离开阿尔及尔去找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这周，他回到尚布家门口，当时吉罗还有几个月才下台，他恳求尚布找吉罗把他的事上报给艾森豪威尔。幸运的是，遭他嘲讽的吉罗刚刚读了《空军飞行员》，而且很喜欢这部作品（尚布说，但愿如此，因为他知道戴高乐看了这本书后非常不悦）。当圣埃克苏佩里在阿尔及尔焦急地踱步之时，吉罗正缠着美国人解决这个问题；据尚布说，法军司令最终赢得了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某种让步。在轮番恳求的攻势之下，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这个法国人把我们逼疯了！延长他的服役时间！运气好的话，他在空中会比在地面上让人清净！”然而，最后圣埃克苏佩里没有获准回到飞行中队。8月8日，他在突尼斯的拉马萨短暂停留；中队的航空日志中记录，他即将前往美国执行任务。同一天，戴高乐胜利地进入卡萨布兰卡，一时之间感到自己“成了法国政权的中心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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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最终并没有去美国，而是流落到了佩利西耶家，接下来的八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光。医生把他的客人安置在二楼一个只有简陋家具的狭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来是衣帽间。一夜之间，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纸海，上面漂浮着圣埃克苏佩里揉皱了的碎纸片，像皱巴巴的卡其布。佩利西耶家热闹而又忙碌。他的诊所也设在公寓里，白天客厅就成了候诊室；在阿尔及尔，寄宿处稀缺，所以他还经常收留别的房客。管家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位尊贵的客人（尽量让他舒心），尽管如此，他住得一点也不舒服。不断有客人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来丹费尔-罗什洛街17号找圣埃克苏佩里，大多数探望过他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似乎永远都处在随时准备离开的状态。一开始，他确实有这样的打算，因为在朱比角更安心。他只是暂住，而且很快就发现，他的住处既无法写作，也无法如他所愿地待客。然而，佩利西耶听说他打算离开时勃然大怒。圣埃克苏佩里改变了主意，他可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沉浸于过去的痛苦，可他充耳不闻。于是，这位世界上最糟糕的客人——佩利西耶注意到，他常常弄丢钥匙，抽烟时会不小心烧毁手头的东西——出于礼貌拒绝从这间简陋的、没有暖气的衣帽间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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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房间称为牢房。他也很快意识到，他厌恶的墙不是佩利西耶家灰色的墙，而是另一个人毫不让步的坚固心墙。尽管他声称要超然于纷争之外，但在阿尔及尔的头几个月里，有不同看法时他总是直言不讳。如果说在纽约他因沉默而遭到排斥，那么现在他发现，在北非说的每一个反对戴高乐的字都会反过来给他带来无尽的困扰。尚未在佩利西耶家完全安定下来时，他给在里斯本的B夫人写信说，他有证据证明戴高乐主义者在拦截他的邮件：“我感觉好像在监狱里一样。寄给我的信件都被扔进了某个黑暗的壁橱，我从来都收不到，只有上帝知道它们在哪里。[54]”对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没有比收不到信件更严重的惩罚了，要知道他曾经为了寄送邮件出生入死。戴高乐的支持率终于开始上升了，在肯尼思·彭达看来，戴高乐地位的上升离不开他那些“宣传斗士”的努力，他们以笔为武器，时刻准备抨击敢于阻挠戴高乐将军的人。到了11月，吉罗甚至被踢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叙述中，这位未来法国领导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人对他的印象，他们认为戴高乐“报复心强、不宽恕、背信弃义、不忠诚、满心仇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也作出过类似评价，只是说得更委婉些：“戴高乐很顽固，他很有性格。”）据可靠信息，有人曾建议圣埃克苏佩里小心行事，但他不擅长于此。也曾有不怀好意的人公开称赞他：“你好，我亲爱的贝当委员会成员。”（圣埃克苏佩里唯一能做的是以绅士的姿态回应：“你当然很清楚，你现在表现得像个混蛋。”）那年冬天，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请求见见戴高乐，但被拒绝了。1944年初，他与“自由法国”的战舰“居里号”的指挥官及其部下成了朋友；船员们向上级请示让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他们的下一次巡航。海军部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圣埃克苏佩里不是戴高乐主义者！”1939年11月底，塞戈涅的朋友皮埃尔·达洛回到阿尔及尔，当时他正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见到圣埃克苏佩里时发现，作家已经失去往日的风光，过得非常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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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羞辱圣埃克苏佩里，还有更为有效的办法。10月下旬，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发表了一篇演讲，点名赞扬了那些宁可选择流亡也不妥协通敌的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显然不在这个名单上，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却上了榜。莫鲁瓦也不在名单上，他是犹太人，同圣埃克苏佩里一样的是：他曾逃往纽约，是法国在北非的陆军上尉，但不是戴高乐主义者。（如果圣埃克苏佩里懂得行事，应该像约瑟夫·克塞尔那样：1943年初，克塞尔在伦敦与戴高乐将军会面，立刻被折服，并愉快地执笔为其事业助力。）那年冬天，阿尔及尔的文学评论杂志《方舟》提出将在第一期刊载圣埃克苏佩里的《给一个人质的信》，其他作家都表示，拒绝将他们的作品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同期刊出。[55]作品在北非被禁无疑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他愤愤不平地看着成箱的法语书从纽约运来，但没有他自己的书。《空军飞行员》第二次受到法国同胞谴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自由法国”实际上比在占领区更难买到，因为在占领区流传着一个地下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会出借《空军飞行员》、《小王子》和《给一个人质的信》就不足为怪了，他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每次只借给别人两三天。他会出于不同的原因把书借给不同的朋友。他把《小王子》借给热莱，条件是还书时要交一份读书报告。他让达洛坐在佩利西耶家的客厅里读《要塞》，他站在老朋友身后，不时查看进度。“告诉我你的想法，”他恳求达洛，“不过不要说任何可能妨碍我工作的话。”他对佩利西耶更强势。医生读了很久也没有说什么他催促道：“承认吧，毫无疑问，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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