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9095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82]

1705569096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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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098 席勒的贵族头衔——渴望远方——当自由扬帆远航——吸引眼球的斯塔尔夫人——前往柏林——关于放弃了的作品——环游世界——《德米特里乌斯》——源自虚无的力量——“欺世盗名者”主题——席勒的菲利克斯·克鲁尔——艺术运转的秘密——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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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00 席勒已经相当成功。剧院争抢他的作品，出版商付给他丰厚的稿酬；他在人生中头一回不必再担心钱的问题。他的日子虽不富有，但可以自足。1802年，他在魏玛广场附近买下了一栋气派的小楼，离歌德在圣母广场的宅子只有几步之遥。席勒之所以敢于下如此大的手笔，是因为他很有希望得到一个报酬丰厚的闲职：他的朋友与赞助人卡尔·封·达尔贝格在美因茨大主教于1802年去世后成为继任的选帝侯大主教以及旧帝国的首相，再度重复了当年的承诺：“为德意志最一流的诗人……献上德意志的感谢。”席勒带着欢乐的期待等待着“决定我命运的那一天”[1] ，只是他的期待最终并未能完全实现。与他暗暗希望的不同，人们并没有给他提供一份长期的年金；但他还是能时不时地收到一笔赠款，帮助他逐渐偿清购房的款项，让他能在离世时给家里留下一份没有负债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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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02 由于魏玛公爵提出申请，席勒在1802年秋天被皇帝弗朗茨一世（Kaiser Franz Ⅰ）册封为可世袭的帝国贵族。他自己并没有太张罗这事，因为这样一种等级的提升通常意味着更大的开销。但他的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和施泰因夫人却在幕后施加影响，以便让洛蒂最终能够进入宫中。卡洛琳娜的丈夫威廉·封·沃尔措根现在已经升任枢密顾问兼宫廷总管，而作为他的夫人，她自己也已在宫里的社交圈中扮演一个受人敬重的角色。公爵意图通过对席勒的嘉奖来贬低另一个人。赫尔德在公爵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得到了一个贵族头衔，这让公爵怒不可遏，在宫中拒绝承认赫尔德的头衔。为了气赫尔德，公爵要给席勒弄一份“无可反驳”的授爵文书。席勒倒是很幽默地看待这一切。负责和维也纳宫廷商谈此事的是枢密顾问福格特，他在谈判中也很有几分外交技巧。但在给他的信中，席勒写道：“当然，要从我的生平中挑出几件算得上是为皇帝与帝国博得荣誉的事，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而您到最后坚守着‘德语’这根枝干，确实做得不错。”（1802年11月8日）1802年11月16日，他收到了带着纹章的贵族证书，纹章上是一只站起的独角兽与一顶戴着桂冠的钢盔。“当您听说我们等级的提升时，”席勒于1803年3月3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一定哈哈大笑。这是我们公爵一时兴起的主意，既然事已至此，我就看在洛洛和孩子们的面子上勉强接受了吧。洛洛现在才是真的高兴，拖着她的长裙在宫廷到处跳着舞走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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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04 不仅是穿着长裙的洛蒂，还有身着燕尾服的席勒现在也出现在了宫廷盛会上，例如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四世（Gustav Ⅳ）[2] 到访时。国王请席勒前来觐见，说了几句关于《三十年战争史》的恭维的话，在友好的语词之外还赠送了一颗宝石戒指作为礼物。席勒向他的连襟、也是多年的好友威廉·封·沃尔措根讲述了这一切。当时，后者正在圣彼得堡，刚为魏玛太子谈成了与俄国女大公玛利亚·保罗芙娜（Maria Pawlowna）[3] 的婚约。席勒在信中写道：“国王们读我们的作品，是我们这些诗人少有的幸运；更罕见的是他们的钻石戒指竟误打误撞到了我们手中。你们这些搞政治和经商的，和这些宝物有很强的亲和力；我们的国度却并不属于这世界。”（180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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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06 现在，他在魏玛的世界中也时不时地觉得有些狭窄了。一旦歌德被间歇性的忧郁侵扰而闭门不出，魏玛的生活对于席勒而言也陷入了“不祥的停滞”。他在1803年2月17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什么也做不了；时常有一种冲动驱使我在世界中寻找另外一个住处、另外一个发挥影响的圈子；只要条件还过得去，我肯定就走了。”当有这样的情绪时，他就阅读游记或是再次研究早年那部能让他畅想远方国度的“航海剧”（Seestück ）的草稿。他在其中一份草稿中记下：“任务是写这样一部戏，在戏中应将航海旅行所有有趣的契机、欧洲以外的状况与风俗，以及与之相关的命运和偶然巧妙地连接到一起。要找到一个关键节点（punctum saliens），能够呈现欧洲、印度、商贸、航行、舰船与陆地、野蛮与文化、艺术与自然。”[4] 计划中戏剧的主人公是大洋中自由劫掠的海盗，以及寻找应许之地的移民。这是扬起一切风帆的自由的梦，但席勒却留了下来。谁再也无法远游世界，就必须回归自身内心。他在1803年2月17日给洪堡的信中，怀着伤感回想起在耶拿的岁月。那时的他们围坐着讨论哲学一直到深夜，“通过精神的摩擦像触了电一样”。那是“一段让人难忘的时光”，不会再重返。现在耶拿的情况也是每况愈下。人们拿无神论的指责赶走了费希特。胡费兰和保卢斯两位医学与神学上的学术权威也步了他的后尘。[5] 格里斯巴赫奄奄一息。“哲学和谢林一起彻底出走了”，席勒在1803年3月18日给洪堡的信中写道。不过，至少还有年轻的黑格尔在耶拿任教。席勒很赏识他的同乡，将他称为一颗“缜密的哲学头脑”，只可惜他“脾气古怪”，为人处世太笨拙。席勒担心，这个黑格尔无法再度复兴耶拿。或许人们该介绍他和新聘任的艺术史教授费尔诺[6] 认识，因为后者说话漂亮而优雅。黑格尔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灵活，而费尔诺则可以在同黑格尔的接触中“摆脱他的平庸”（致歌德，1803年11月30日）。可以说，席勒正在琢磨如何才能重振耶拿大学。然而，在《文学汇报》因为普鲁士政府许诺赞助而改在哈勒出版之后，实现这个目标就就越发困难了。席勒有时还设想自己重登讲台，“以便在身边聚集起一些人来，并吸引另一些人”（致科尔纳，1803年10月10日）。但这不过是一时冲动的想法罢了。席勒知道，仅仅是出于健康考虑，他就不应该给自己强加这种任务。于是只剩下对已逝之物的一首哀歌：“或许六年前、八年前的耶拿，是它这种现象在几个世纪内的最后一次生动显现。”（致洪堡，180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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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08 1803年12月18日，赫尔德去世。又是一个忧伤地回忆的契机：尚在卡尔高等学校中的他如何在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讲中第一次听说赫尔德的名字；之后如何在魏玛的公园中初次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备受崇敬的人；赫尔德又是如何说过，人在创作的瞬间与日常生活截然不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尔德对一切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愤怒，孤身一人离群索居。但席勒依旧总是阅读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随想》。在一段时间的厌倦之后，他又重新喜欢上了赫尔德具有“溶解性的美”的风格；因此，当席勒说赫尔德之死“不仅是魏玛，更是整个文学世界的一种真正损失”时，就绝不仅仅是惯常的套话。“就在这段时间，”席勒在1804年1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赫尔德以及几位不同的熟人和朋友相继离世，以至于我们真的开始有了些悲哀的思考，几乎无法抵御死亡的念头。冬天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灰暗的客人，压抑着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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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10 在赫尔德去世前几天，魏玛这座覆盖着积雪的小城迎来了一种奇妙的景象，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斯塔尔夫人作为大革命前最后一任法国财政部部长雅克·内克尔这位著名父亲的著名女儿，被拿破仑用个人权力一句话赶出了巴黎。她和死对头拿破仑一样，也活跃在欧洲舞台：作为文人、作为珠光宝气的社交名媛、作为政治传单的作者、作为替一种没有恐惧的政治自由摇旗呐喊的代言人。这位丰腴的夫人本来就吸引眼球，是优雅的法式精神的大使，一连几个星期占据着整个魏玛的注意力，因为她想要认识并喜欢上德国文化隐秘的首都。她读过歌德的《维特》及其他一些作品，也读过席勒的几部戏剧。她几乎不说德语，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与她见面的人都试图展现一下自己的法语水平。精神从她身上迸发，即便是提问，她也更愿意自己回答。“人只有化身变成外耳道，才跟得上她”，席勒说。因为歌德还优哉游哉，不忙着从耶拿赶回魏玛，在她面前代表魏玛思想界的重任就落到了席勒肩上。斯塔尔夫人对这个举手投足间充满坚毅的高个子男人的外表印象深刻，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一位将军。虽然席勒的法语还带着施瓦本口音，但他确实证明了自己是个勇敢的斗士。谈话甫一开场，斯塔尔夫人就声称“我国的戏剧体系要更加优越”。[7] 作为回应，席勒阐述了自己的戏剧理论。斯塔尔夫人觉得这套理论对于沙龙谈话而言太过负责，然而最终却因为他高傲但有礼节的自信、因为他犀利的思想以及他的热情而开始崇敬起席勒。从那时起，席勒在她面前再也没有半分清净。几年之前，他从斯塔尔夫人的著作中推断，这个人有着“激动的、理性的但毫无诗意的天性”，现在又在面对面的交谈中确认了自己的判断。他在1803年12月21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她优秀的理智升格成了一种天才的才华。她想要阐释一切、理解一切、估量一切，绝不容忍任何晦暗的或无法接近的东西。不能用她的火把照亮的地方，对她而言就什么也没有。因此她极为畏惧理念哲学，在她看来，这只会导向神秘和迷信。所以她所到之处，空气就浑浊起来。她对我们称作诗的东西没有半点儿感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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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12 自然，斯塔尔夫人引起了人们的敬佩，席勒也不例外。但她也让人头疼，尤其是因为她来访的时间总是太长。歌德只给斯塔尔夫人留下匆匆一瞥，而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关于她，一切照旧，人们要不是想到俄克诺斯（Oknos）和他的驴，就会想起达那俄斯女儿们（Danaiden）的水桶。”（1804年1月13日）[9] 根据希腊神话，在冥府的俄克诺斯要从冥河的沼泽中用灯芯草拧出一根绳索，但他身后却有一头母驴把刚拧好的绳索又都吃掉。席勒当时正在创作《威廉·退尔》，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在谈话中说，要不是那个巴黎来的女士一连几个星期阻碍他写作，他早就已经把格斯勒写死，埋进土里去了。“只要能在接下来的四周有安静和自由，我还有什么不愿给的！然后我就想远行”，他在1804年1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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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14 最后，夫人终于走了。魏玛终于重回宁静，而席勒也可以回到他群山世界的英雄们身边。斯塔尔夫人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时相当烦人。好在她没有察觉，否则，她为席勒唱的赞歌可能就会含混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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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16 1804年5月15日，在《王室特许柏林日报》（Königlich privilegierte Berlinische Zeitung ）上登出了这样一则谜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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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18 甲：德国的诗人，如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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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20 已于昨晚来到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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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22 乙：请您见谅—— 甲：好说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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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24 乙：德国的心理学家昨天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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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26 丙：请勿见怪，德国的悲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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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28 昨天从莱比锡来到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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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30 丁：说来奇怪！我听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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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32 是德国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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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34 昨天住进“旭日”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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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36 丙：诸位先生，与其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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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38 我倒以为，这样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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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40 各人讲出他说的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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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42 姓甚名谁：甲、乙、丙、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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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9144 身处施普雷河边的雅典[11] 的人们用不着猜太久就知道这里说的是谁。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在“旭日”（Zur Sonne）旅店下榻，不过这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无论是对这座城市，还是对席勒而言，这都是一件大事。他与洛蒂和孩子们一起于1804年4月动身，而做出这个突然的决定，他才花了不到48个小时。他终于打算将早年的计划付诸实施。在创作《强盗》的“狂飙突进”的年代，他第一次动了前往柏林的念头。当时他是想去柏林“拨乱反正”。多依布林的剧团在贝伦街（Behrenstraße）的剧院演出了《强盗》，虽然大获成功，但成功得却很可疑，因为剧团参照的是被蒲吕米克大删大改后的剧本。[12] 因此席勒是要为真正的《强盗》而斗争，同时希望借演出成功的东风在柏林碰一碰运气。但他没有旅费，因此只能留在鲍尔巴赫躲过他故国之主派来的追兵。《斐耶斯科》同样在柏林引起轰动，与曼海姆的情形完全不同。在曼海姆，“共和自由”恐怕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但席勒相信，在柏林人的血管中还流淌着“罗马的血液”（致莱因瓦尔德，1784年5月5日）——这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阴谋与爱情》则有些不快。引领舆论的《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 ）[13] 刊登了卡尔·菲利普·莫里茨的批评：“事实上又是一部让我们的时代——蒙羞的作品！”[14] 然而观众却不这样认为，而是成群结队地拥入观看演出。那就更有理由到现场去支持观众的品位，并肩抵抗不怀好意的书评人了。不过几年之后，席勒还是与莫里茨成了好友。而在“《赠辞》之战”中，席勒则向尼可莱和他身边的启蒙主义者开火，让柏林的沙龙震惊不已。浪漫派当时还站在席勒这一边。所以说，席勒确实可以在柏林这座大城市——当时有20万人住在这里——成为一位大作家。而现在，当《华伦斯坦》赢得凯旋般的成功、当柏林的书市泛滥着盗版的席勒作品时，他终于在1804年春天、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到了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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