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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170557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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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第一章 童年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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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尚义气，原野任戏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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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怀书剑，携手笑扬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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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瑶姊》选句，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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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于世，将会何往，将做何事，成就会如何，无人能够预知。对于第一个问题，有的人终其一生，皆局限于其出生地不远；有的人足迹却覆盖广袤，本人即属后者。我在数学和物理的世界中走过了既宽且远的路，在现实世界中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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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客家人。也许漂泊是命中注定，同时也是家族的传统。客家这族群来自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因多次战乱而被迫南迁，从此向各地流播。许多世界著名领导人，比如孙中山、邓小平、李光耀，都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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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顾名思义，作客别家，和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迁徙是为势所迫，为了逃避战争或饥荒，有的也纯为讨生活。客家人在这过程中筚路蓝缕，打造了坚忍不拔的性格。他们当中不少人，初时还梦想回到家乡，但当时机来了，他们也会留在各地，即如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于蕉岭，已超过八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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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客家人无论在哪里安定下来，他们往往只能分得山上最贫瘠的农地。地面河谷那些肥沃的土地，早已有人开垦耕耘。在比较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农夫没法大量种植主要的作物如稻米和小麦，只能种些玉米和番薯，有时连这些作物也种不好。土地的种植条件差，好处是离开时不会依依不舍。由于战乱或其他紧急情况，客家人往往被迫再次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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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亦是如此，也曾几度迁徙。小时候为生活所迫，搬了几次家，长大后因工作的改变而迁居，那是学术界常见的情况。我出生于中国南方的城市汕头，时维1949年4月4日，上面有三位姐姐，成珊、成瑚和成瑶，和一位兄长成煜。六个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五人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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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人一样，我的父亲丘镇英当时相信留港也是暂时的，历史已证明这种想法的错误了。在较亲的亲戚当中，有的移民北美，有的移民英国，很少人回到中国内地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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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长期间，父亲跟母亲梁若琳多以客家话交谈，这种方言今天已很少听到了。父亲和学生沟通时，则以普通话为主。离开了家的范围，我在学校则讲粤语。父亲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以培育英才为抱负。大家都认为必须努力读书，学习出色，才会有机会出人头地。从学问而非财富上说，他自身便是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学者，著书立说，并教授哲学、历史、文学、经济和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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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天，父亲在我心中还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我深深地受到客家文化的影响，也曾试图将这种文化传给儿子明诚和正熙。同时，我也喜欢旅行，旅行除了是工作上所必需外，它亦能让我接触到无论是在学术领域内，还是在“象牙塔”外的新事物和新思想，这都是极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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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严格要求孩子努力读书，他自己小时候即是如此。他生于广东省的蕉岭县，那时读书可不容易。因为家贫，没钱买书写用的纸张，只好到寺庙捡拾拜神用的纸张。他努力学习，成绩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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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时，他已能默记《论语》中的章节，也能默记《孟子》中的篇章。七岁时，他进了西式学校，整个中学阶段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十八岁时，他考进了军校，但不久因健康问题退了学。后来他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二十二岁时拿到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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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父亲丘镇英和母亲梁若琳的结婚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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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幸运，中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念下去了，只得在图书馆当职员。（她父亲梁伯聪，即我的外祖父，是受人钦敬的学者，以书画诗词著名，20世纪中国画坛的巨匠林风眠便是他的学生。）必须指出，母亲本应升读大学的时代是1930年的后期，那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女大学生寥寥可数。我不能肯定母亲对于上不到大学是感到失望，还是根本没想过。当时社会传统的想法是，不管对或不对，为了光耀门楣，女性都要为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做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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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和男女平等的概念相左。但那是不同的年代，母亲勇敢地完成了她的任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把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儿女，为此我永远铭记于心，虽然我希望她能和我们一样，拥有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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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学术生涯开始得不错，1944年三十出头，即在厦门大学出任讲师，教授历史和哲学。父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介书生，他不懂做生意，缺乏生意头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替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由于办事清廉，得到政府颁发的不少养廉奖金。母亲用这些奖金买了土地、渔船及其他生财工具。我们全家去了香港后，这些东西就都放弃了。父亲以为我们很快便可以返回汕头，但是最终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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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家到香港时，父亲和成千上万的难民一样，一职难求。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家七人需要生存（还有三名子女将要来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妹妮的收养的姐姐负责家事。母亲那边还有八位成员，她母亲、三位兄弟、三位姊妹和一位妹夫，要养活的人可真不少。一家之主必须负责全家的生活，这在传统上是无法逃避的责任，所以父亲要照顾的人很多，钱却很少。在困难面前无法回避，在中国，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而所谓年幼的可能是一大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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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父亲刚到香港，落脚在元朗西面农村时所面对的景况。他把带来的大部分钱办了个农场，以为这样便可以养活大伙儿。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奈何他是学者而非农夫，农场只办了两年便倒闭了，这意味着他从汕头带来的一生积蓄，差不多都付诸流水了。我们不得不把家当都拿到当铺押了，但仅仅得以应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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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父亲可说是一文不名了，已无法支撑整个大家庭。一个舅舅回到内地，另外两个在香港找工作，外祖母及姨母都要搬走，以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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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农场失败后，我们家搬到元朗一处叫作李屋的地方。这个居所是和许多家庭合住的，没有电力供应，我们用油灯照明。家里也无自来水，我们只得到附近的山溪担水及洗澡。山溪的水位时高时低，寒冷时洗澡很不舒服，但没有法子。高或低，暖或冻，卫生总要先行，澡总是要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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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九龙和港岛找到一些教书的差事。那儿离家甚远，他每天很早便起来，先坐别人的脚踏车后座到巴士站，然后乘巴士再转渡轮，行程超过两小时。工作和通勤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父亲难以抽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时甚至整天都看不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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