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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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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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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亨利·鲁斯（Henry Luce）并没有特别的交谊，他从未邀请我到他的家。我只和他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我们初次相见的时候，另一次则在30年后的一个大型餐会上，之后再也没见过面。但是，多年来鲁斯和我一直有“眉目传情”的举动——通常是他主动，我则每每一开始有点动心，然而谈到进一步发展，却发现基本上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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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我在1937年春来到美国，担任英格兰和苏格兰几家报社的驻美记者，也为一些以英国为主的欧洲金融机构提供财经方面的咨询服务。那几年正是鲁斯所创办的杂志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候，其影响力和财富也达到了巅峰。那时，《时代》已有15年的历史，仍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也是唯一全国性的新闻来源，说其是“舆论的喉舌”也很确切。创刊于1930年的《财富》，写作方向完全不同，以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为报道的主体；其中”美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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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故事“就是现在所谓”深度报道“的先驱。《财富》的版面设计，更有着长远的贡献：他们的插图，特别是他们为客户做的广告设计，使得视觉设计成为美国经验的一部分。在我抵达纽约时，《生活》杂志虽然才创刊几个月，但已经在美国新闻史上造成空前的成功，象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身为记者的我，必须为3 000英里外的读者报道美国方面的消息，自然而然地会对这些杂志感兴趣，想在英国报纸上报道有关这些杂志的故事。我在报道前下了很多准备工夫，最后还是被编辑打了回票。那时，他们还抱着相当守旧的态度，认为报界不该报道自己的故事，并以这规则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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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机会遇见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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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经济人的末日》是在1939年春天出版的，之后我收到鲁斯写给我的亲笔信。他说，他读了以后，非常欣赏，希望和我讨论书中的理念。所以，他和他的夫人克莱尔·布思·鲁斯（Clare Boothe Luce）——当时百老汇最成功的剧作家，就带我到纽约一家高级餐厅用餐。关于那本书，鲁斯提出的问题相当有深度，显然他细读过了。他的夫人在一旁好像很无聊的样子，她一定没看过那本书，也不想看。就在我和鲁斯的讨论到一个段落时，她转过头来，给我一个甜美的微笑，说道：“德鲁克先生，‘经济人’（Economic Man）将会被’性感男人’(Physical Man）取代，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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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那本书，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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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撤换几个《时代》的国外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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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惊讶他这么说。在新闻界，大家都知道《时代》的国外新闻编辑戈德伯勒（Laird Goldsborough）有病缠身，而且多年来因为大力赞扬佛朗哥并提倡对纳粹的姑息，已经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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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继任他最好的人选，”鲁斯继续说，“过几个星期可否来公司，看看这个工作适不适合？如果那个职位不合意，你还可以为我们做些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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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斯先生，除了这本书，你对我可说是一无所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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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就错了，我可是很用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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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两个档案夹，一厚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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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他指着厚厚的那一叠，“是你抵达美国前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东西，还有你每个月为银行客户写的经济通讯。而那个……”他指着薄薄的档案夹，“是你来到这儿后，在美国杂志上写的文章。”他把所有的资料交给我，我一翻，发现每一篇文章、报告，他都读得相当仔细，在边缘加上不少注解和评论，这些眉批显然就是他本人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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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大引诱。那时，成为《时代》的国际新闻编辑，是每个年轻作家的美梦。待遇更是出奇的优厚，鲁斯手下的资深人员，在经济萧条的当年还拿得到天文数字的薪水，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而那时的我，还没有什么地位可言，所得更是非常非常的微薄。不过，我心中存有疑虑。我研究过《时代》的行事方式，并不觉得可取。那种“团队新闻作业”，也就是所谓的“鲁斯风格”，并不合我的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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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的每一个一流编辑，无不细读、修饰，或是重写将由自己手中发出去的文章。《纽约客》（New Yorker）的罗斯（Harold Ross）是如此，在1910年到1930年间创立《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洛里默（Horace Lorimer）也是，还有《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斯科特(Scott)、《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沃尔夫（Theodore Wolff)以及19世纪70年代伦敦《经济学人》（Economist）的编辑贝奇哈特（Bagehot）等都是。好的编辑并不凡事“宽容”，他们不会让同僚来做“自己分内的事”，他们必须注意是否报社里的人都“善尽职责”。好编辑，特别是伟大的编辑，有如一个点子奇多的独裁者，文章到他手里，无不一再地修改、重写、剪裁或是大幅删改，直到他认为“纤合度”为止。布雷斯福德告诉我，《曼彻斯特卫报》的那个老斯科特，不只细读、修改每一篇社论，连每一则小广告，包括寻找宠物的启事都亲自校阅，修改其中的文法、标点，并注意是否文思清晰，风格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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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斯的“团队新闻作业”用意在使报道超然、客观，文章却有机械呆板、同质化的危险。我想，这么一来必定会造成偏见和错误。鲁斯引以为骄傲的就是该杂志社没有“研究人员”（在那个年代，通常是由女性来担任）做查核事实的研究工作；这表示作家（当年，多半是男人）自己并不去查证。结果就是，作家并不一定知道事实的细节，而研究员则不明了整件事。可想而知，这样会造成非常离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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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1950年拙著《新社会》出版，《时代》因此以我和我的书做封面故事。不料，这篇报道却因朝鲜战争爆发而被抽换下来，未能面世。但是，后来我还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发现家里那只老迈、眼睛半瞎又跛足的小猎犬摇身一变成为“凶猛的德国牧羊犬”，而饭厅那架供孩子练习的老旧的二手直立钢琴被记载为“德鲁克家音乐室里的平台型大钢琴”。其实，研究员本来已经注意到家里那头杂种狗，也问过我是什么血统的。我告诉她是一种猎犬，作家一看研究档案里的注解“猎犬”就自行解释做“凶猛的德国牧羊犬”。由于研究与写作分家，也让我们家中饭厅摆的老钢琴变了样——这就是“团队新闻作业”必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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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耳闻鲁斯手下那班人马之间斗争得相当激烈，常常互相诽谤。因为鲁斯的管理方式就是让编辑互相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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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还是无法抗拒鲁斯对我的诱惑，答应他就有一份丰厚的待遇了，于是我决定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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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鲁斯却无法履行对我的诺言。《时代》的资深编辑当然是想除掉戈德伯勒，但是他们希望由内部人员来继任。戈德伯勒本人也不想辞职，而鲁斯也无法请这么一个资深人员辞职或是随便撤换他的工作。一直到那可怜的老戈精神崩溃（最后，他从时代生活大楼一跃而下，自杀身亡），那个职位才得以空缺。然而，也轮不到我来继任。《时代》的成员有一些已加入美国共产党活动小组，而且非常坚贞，我已名列在他们黑名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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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拙著《经济人的末日》出版，我在书中预言，希特勒和斯大林可能会有所妥协，6个月后才成为事实。但是，此言一出，我立刻变成美国共产党人和其同路人的敌人。《每日劳动者》（Daily Worker）以我为题，刊了一大篇，“证明”彼得·德鲁克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个笔名，是纳粹高级军官和华盛顿国务院官员联手图谋不轨之作。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华盛顿的负责人托德(Larry Todd）个人更组织、策划了一项以我为攻击对象的运动，封杀我投给杂志社的每一篇文章，并阻止报社或学术界雇用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托德的一举一动都是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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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鲁斯才亲口告诉我，当初的我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出了一本书居然会引起这般轩然大波，完全是因为丘吉尔的强力推荐。当时的丘吉尔虽然已不再得势，而“姑息政策”正方兴未艾，但丘吉尔也不是毫无希望的“失败者”。几年前，他还是风云人物，因此，他大力推荐的书必然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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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盛行时，在好莱坞名列于“反共黑名单”上，的确可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把所谓的“黑名单”引进美国学术圈、新闻界和媒体的，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人，而且因为同情者众多而发挥力量。就麦卡锡而言，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过是以“反共”为名，用的策略还是当初美国共产党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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