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578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2]

1705585788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3.爱欲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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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90 中学里这八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都从十岁的男孩渐渐变成十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子。自然人的天性开始提出要求，青春期的觉醒似乎完全是个个人问题。每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予以解决；乍一看完全不适合进行公开讨论。对于我们这代人，那个危机却超越了自己的范畴，同时也显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觉醒，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从更加批判的意义上来观察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所属的世界及其习俗。孩子们，甚至年轻人，一般说来，首先都倾向于满怀敬意地适应他生活环境的法则。但是他们只有看到别人也真心诚意地屈服于这种他们必须服从的习俗时，他们才屈从。只要老师和父母稍稍显得不那么真实可信，就必然促使年轻人以怀疑的眼光，更加尖锐的眼光来观察他整个周围的世界。不需要很久我们就发现，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十分信任的那些权威、学校、家庭和公众的道德在性欲这一点上态度非常奇怪，不甚真诚，——甚至不仅如此，他们也要求我们在这方面要保守秘密，要诡计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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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92 因为在三四十年前，人们对事情的想法和我们今日世界不同。也许由于一系列因素——妇女的解放，心理分析，重视体育运动，青年的独立自主——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任何领域也不如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发生过这样完全彻底的变化。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道德基本上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1]的道德。倘若试图把这种道德和今天普遍通行的更加自由，更加大方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做番研究，也许说那个时代由于感到内心极不踏实，所以胆战心惊地回避性爱问题，这种说法最接近事物的真实情况。从前的一些时代，还真诚地信仰宗教的时代，尤其是严格的清教徒时代，事情要容易得多。中世纪的权威们脑子里灌满了真诚的信念，坚信性欲的渴求是魔鬼的毒刺，猛攻这一问题，予以严厉禁止，——特别在加尔文教盛行的日内瓦——以残酷刑罚强行贯彻他们严酷的道德。我们这个世纪则相反，作为一个宽容的，早已不再相信神鬼的时代，不再有勇气施行这样极端的逐出教门的行径。但是感到性欲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因而是一种捣乱的因素，和这个时代的伦理学无法协调，不能让它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因为自由的婚外恋的任何形式都有违资产阶级的“体面”！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那个时代发明了一种奇特的妥协。把道德局限于虽不加以禁止，年轻人却以不惹人注意的方式，把这种令人难堪的事情自行解决。既然无法把性欲逐出这个世界，那就至少在这崇尚礼仪的世界里不要让人看到它。于是就作出了心照不宣的协定，无论在学校里，家庭里，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一切会令人想起它存在的东西全都强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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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94 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获悉，谁若企图把这些自然的冲动从意识中驱逐出去，丝毫也不能把它们消灭净尽，只能把它们很危险地驱逐到潜意识中去。我们今天看到那种幼稚的保密技巧收效甚微，很容易付之一笑。但是整个十九世纪都当真疯狂地认为，可以用理性主义的理性解决一切矛盾。越是把自然的事情掩盖起来，越能平息其无政府的力量。只要无所作为，不向年轻人对他们的情欲的存在进行启蒙，他们就会忘却自己的情欲。所有的机构妄想通过无视达到平息，便联合起来严格保持沉默共同对情欲进行封锁。学校、拯救灵魂的教会，沙龙和司法机关，报纸和书籍，时尚和风习原则上都避免提及这个问题，甚至科学界也无耻地同意这种观点：“自然之事有伤风化。”[2]科学真正的任务应该是大大方方地接触各种问题。它借口处理这种下流问题有失身份，从而缴械投降。不论查阅那时候的什么书籍，哲学书籍、法律书籍，甚至医学书籍，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人们担惊受怕对此不作任何阐述。当刑法学的学者在大会上讨论监狱中使用人道化的方法提到狱中生活造成道德损害时，他们胆怯地从真正的中心问题上一掠而过。同样，神经科的医生也不敢承认这种病的真实情况，尽管他们在许多病例中对于有些精神病的病源知道得清清楚楚，大家不妨读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即便是他尊敬的老师夏尔科（Charcot）[3]私下里也向他承认，自己很清楚真正的病因，可是从未把它公之于众。尤其是——当时这样称谓的——“优美”文学，最为不敢老老实实地进行描述，因为它只把审美-美丽的东西当作自己的领地。在先前几个世纪，作家并不怯于为他的时代作一幅诚实的、包罗万象的文化图像，在笛福[4]，在彼莱伏斯特神父[5]，在费尔丁[6]和雷蒂夫·德·拉·布列多纳[7]的作品里还能看到真实情况的并未掺假的描写，而上个世纪则认为只能表现“感情丰富的”和“思想崇高的”东西，不能描写使人难堪的和真实的东西。因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关于大城市青年遭遇到的种种危险，经历的众多阴暗场景，身陷的重重迷误，几乎看不见丝毫表露。即使有个作家大胆地提到卖淫，他也认为必须把它高尚化，给女主人公洒上香水，使之成为“茶花女”，于是我们就站在一个奇怪的事实面前。倘若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想知道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年轻人这一生是如何闯过来的，于是打开当时最伟大的大师们的长篇小说，打开狄更斯[8]，萨克雷[9]，高特弗里特·凯勒和比昂松[10]的作品——除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人置身于欧洲虚假的理想主义之外——只能找到提炼过的、调整过的事件的描述。因为这整个一代人受到时代的压力，严重受阻不能自由表达思想。即便是这种文学上的收敛态度，都还嫌不够，这正好显示了这种祖父辈的道德的几乎已经达到歇斯底里的过分激动的程度，今天看来这种气氛早已无法想象。因为像《包法利夫人》[11]这样一本完全可说是朴实无华、就事论事的长篇小说，竟然被法国公开的法庭以有伤风化的罪名遭到禁止，这事能够想象吗？在我年轻的时候，左拉的小说被视为色情小说，像托马斯·哈代[12]这样一位性情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的作家，居然在英国和美国激起了抗议的风暴，这可以想象吗？尽管这些作家尽量收敛，竭力含蓄，他们的作品暴露的现实还是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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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96 而我们就是在这个很不健康、令人窒息、充满了香水迷雾的空气中长大成人。这种遮遮掩掩、竭力隐瞒的极不诚实，有违心理学的道德就像沉重的梦魇压在我们身上。由于大家全都一致采取隐瞒的高招，正确的文学的和文化史的文献材料全都缺失，在这种情况下，要把那些已经变得令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再重新打造出来，想必很不容易。当然，某种根据还是存在的；我们只消看一看当时的时尚，因为一个世纪的每种时尚，以它外露的趣味方向不由自主地暴露了这个世纪的道德。今天，1940年，在电影院里，1900年社交界的男男女女，身穿当时的服装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欧美各国每个城市、每个乡村的观众都会异口同声地大笑起来。即便是今天最天真淳朴的人，看见昨天的这些稀奇古怪的人物，都会嘲笑他们是些漫画，是些打扮得不自然，不方便，不卫生，不实际的傻瓜；甚至于我们，我们还看见过我们的母亲、姨妈，我们的女友穿着这些荒谬的长裙，我们自己在少年时代也穿得这样可笑地走来走去，也觉得整整一代人不加反抗地都会强迫自己穿着这样愚蠢的服装，真是一场阴森可怕的幻梦。先说男人的时髦装束，被叫做“弑父凶手”的高高僵硬的领子，使人无法行动轻松灵便，黑色燕尾服的上装，令人想起火炉烟囱的大礼帽组成的男性时髦装束，令人忍俊不置；再看当时的“淑女”，她们辛辛苦苦费尽力气穿在身上的装束，每个局部都在强制她们的天性！一件用鲸骨做成的紧身马甲，把身体束成两段，当中是纤细的蜂腰，下身又四下撑开，变成一口大钟。脖子束得很紧，直到下巴，裙子盖到脚部，直到脚趾；头发被无数的小发卷、发圈和发辫盘起，戴上一顶神气活现摇摇晃晃的大帽子。即使在酷暑盛夏，双手也戴着长长的手套，使得这个今天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的“淑女”尽管洒满香水，身边香气馥郁，浑身首饰，珠光宝气，穿戴着珍贵已极的花边、镶边和流苏花穗，却是一个不幸的人，全然无助，令人惋惜。乍一看，我们会看到，一个女子一旦穿上这样一身打扮，犹如一个骑士披上他的铠甲，完全不再可能自由自在、弹性十足、举止优美地活动。穿着这样的服装，每个动作，每个姿势，进一步整个装腔作势的样子，就必然会很是做作，极不自然，有违自然。单单“淑女”的这身穿戴，——就不要说她的社交教育，——穿上和脱下这些长裙就是极为麻烦的一件事情，没有别人帮忙，根本不行。首先得在背后从腰部直到颈部要系上无数搭扣，让伺候她的使女使出全力把马甲拉紧。她的长发——我提醒年轻人，三十年前，除了几十名俄罗斯的女大学生，每个欧洲妇女的头发散开来，都可以达到腰部——由一名每天都来的女理发师用不计其数的别针发卡和梳子，再用烫发剪子和卷发筒子弄弯、扯平、刷齐，抹上发油，向上堆起，然后再给她穿上重重叠叠的衬裙、内衣，外套和小外套，把她百般包装、穿戴，直到她女人形状和个人形状的最后残余全都消失。但是这无聊的事情自有它秘密的含义：通过这番摆布，女人身体的线条得完全掩盖起来，即便是新郎官在新婚宴会上都丝毫也无法猜到，他未来的生活伴侣究竟是腰杆笔直的，还是身体佝偻的，是胖的还是瘦的，是短腿还是长腿。这个“讲究道德”的时代认为，为了达到骗人的目的，为了适应普遍的美丽的理想，人为地对头发、胸部或者身体的其它部分加强装扮，绝不是不允许的。一个女人越要显得像个“淑女”，就越发不要让人看出她自己的形状。归根结底，时髦带着它这个有意识的指导原则只是服从于时代普遍的道德倾向，其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掩盖和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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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798 但是这个睿智的道德完全忘记了，若要把魔鬼关在门外，魔鬼在大多情况下就通过烟囱或者后门强行进屋。这种服装企图拼命把赤裸裸的皮肤和真实的身段全都掩盖起来，吸引我们注目的丝毫不是这种衣服多么道德高尚，而是相反，让我们注意到，那种时髦极力突出两性的差异，挑衅到令人难堪的程度。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男女都长得身材高挑、修长，都没有胡子，蓄着短发，光从外表上看都是同伴，互相适应。可是在那个时代，两性尽可能地突出差异。男人蓄着长长的胡子，或者至少留着浓密的口髭，往两边直翘，作为极其鲜明的男性的标志。而在女人那边，紧身马甲把女性的基本标志，她的胸部尽量显突出来。人们要求，所谓的强势性别，面对弱势性别，即使在举止态度上也要得到过分强调，要求男人坚毅果决，富有骑士精神，主动进攻，而女人则要羞怯、腼腆，处于守势，是猎人和猎物的关系，而不是男女平等。这种外表上的不自然的差异，必然也使两性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爱欲，得到加强；于是由于当时社会所采取的遮掩、保密，有违心理学的方法，真是适得其反。因为，既然当时社会不断地担心害怕，不断地拘谨保守，在生活、文学、艺术、服装的各种形式当中搜寻违反道德的东西，为了避免发生任何诱惑和刺激，结果这个社会实际上被迫不断去想伤风败俗。既然这个社会不断地研究，什么东西可能不合适，自己就不断处于暗中留神的状态。当年世界一直觉得“礼仪”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每个姿势，每句话都会使礼仪陷入危险。也许今天还能理解，女人当时在运动或者游戏的时候不穿裙子，而穿裤子，会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可是，一个淑女在当时，嘴里根本就不许说“裤子”这个字，这样歇斯底里的拘谨怎么能使人理解呢？倘若淑女不得不提及男人的裤子，这个如此容易引起人们性欲的东西存在时，就不得不选用无邪的“腿衣”（Beinkleid）或者自己发明的躲躲闪闪的字眼“那说不出口的东西”。几个不同性别、门户相当的年轻人若要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一同出游，那是完全不能设想的事情——人们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准会“出什么事”。这样一种男女聚会充其量只有在有监护人的情况下才能允许，那就是一定要有母亲啦，或者家庭女教师啦，寸步不离地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年轻姑娘，即使在酷暑盛夏，穿着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裸露着胳膊打网球，也会被认为骇人听闻。要是有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在社交场合把双脚架在一起，会被认为严重违反礼仪。因为这一来，裙子下面会露出脚踝来。即便是大自然的元素，即便是太阳、水和空气，也不得接触女人裸露的皮肤。在自由自在的大海里游泳，女孩子也得穿上笨重的衣服艰难地往前划动，从脖子到脚后跟都得遮住，在女子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为了让女人忘记她们还拥有一个肉体，即使在室内洗澡，也得穿上长长的白色的衬衫。女人直到年老病逝，她们的身体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擦洗尸体者，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她肩膀的轮廓或者膝盖，这完全不是瞎说八道或者夸大其辞。所有这一切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上去像是童话或者幽默的夸张。但是这种对一切肉体的、自然的东西感到的恐惧，以一种真正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凶猛劲头，从最上层一直贯穿到全体民众之中。因为，在世纪交替时期，最初的一些妇女大胆地骑上自行车或者像男人那样跨上马背骑马，农民竟然向这些胆大妄为的女人大扔石头，这种事情今天还能想象吗？在我还上中学的时候，有人建议进行可怕已极的很不道德的革新，让宫廷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跳舞时不得穿上紧身的长袜；维也纳各报发表通栏的文章，对此进行讨论。今天能够想象吗？伊莎多拉·邓肯[13]在跳她那些还算是极为经典的舞蹈时，第一次在她那白色的，幸而是向下翻飞的长袍下面露出来的不是通常穿的丝绸小鞋，而是她赤裸的脚底，这竟然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耸人听闻的事件，这能想象吗？现在请设想一下年轻人，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目光灼灼地长大成人，一旦认识到，人们用来神秘兮兮地遮掩这些东西的道德小外衣，实在破烂不堪，尽是裂缝和窟窿，想必会觉得，这些对永远受到威胁的体面礼仪怀有的担惊受怕，不知多么可笑。最后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这五十名中学生当中的一个，在那些阴暗的胡同里撞见了他的老师，或者在家庭范围内，偷听到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其实犯过种种罪过。而他在我们面前特别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其实再也没有什么比那种拙劣的遮掩技术更刺激和提高我们好奇心的了。既然不想让这种自然的愿望公开自由地宣泄，好奇心便在大城市里创造了地下的、大多是不甚干净的排水沟。人们感到通过这种压抑手段，在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当中都会出现一种地下的极度刺激，以孩子气的、无助的方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道篱笆或者一间偏僻小屋不是涂满了下流的字句和图画，没有一间游泳池里通向女更衣室的木板墙壁不是布满了所谓的木板节孔的窥视洞。一系列工业部门，如今由于风俗习惯的自然化早已破产衰败，当时却悄悄地兴旺发展起来，尤其是那种制造春宫画和裸体照的行业，每家饭店都有小贩悄悄地向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们兜售这种照片。或者是那种叫做“sous le manteau”（法文：大衣底下）的色情文学，——由于严肃文学被迫不得不理想主义和小心谨慎——提供糟糕透顶的书籍，纸张蹩脚，语言粗劣，可是销路极好。那些“香艳刺激”类的杂志，类似的令人反感、淫秽不堪的刊物，今天已经再也找不到了。宫廷剧院为当时的理想服务，思想高尚，洁净如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剧院和歌舞厅，只为最庸俗不堪的下流笑话服务；被压抑的情欲到处制造宣泄的歧途、弯路和种种出路。归根到底，那一代人在两性问题上拒绝进行启蒙，保守地不让人们大大方方地与异性相处，其实他们这一代人远比今天享有更高的爱情自由的青年在情爱问题上要敏感上千倍。因为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煽动欲念，只有被禁的东西才刺激渴求。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越少，脑子里才梦想得更多；越是不让空气、光线和太阳触及人的肉体，感官的欲望才越加发酵。总的说来，对我们的年轻人施加的那种社会压力，不是产生更高的道德，而是在我们心里激起对所有这些机构的怀疑和愤懑。从我们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本能地感到，这种不诚实的道德，以其隐瞒和掩饰，想从我们身上夺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从法律上讲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的，它要牺牲掉我们想要诚实做人的意志，使之屈从于一种早已变得极不真实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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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00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私下里也承认性欲的存在及其自然的流程，另一方面又公开地绝不承认，因而是双重的虚伪。因为它对青年男子闭一只眼，甚至又眨巴另一只眼鼓励他们“历练一番，老成起来”，就像当时脾气温和带有嘲讽意味的家庭俗话说的那样。可是面对妇女，这种道德便惊慌失措地紧闭双眼，假装瞎子。一个男人有欲念，会感觉到性欲冲动，甚至习俗也不得不予以默认。可是一个女人也同样会屈从于性欲冲动，上帝创造世界，为了其永恒的目的也需要有女性这一面，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似乎就违背了“女人的神圣性”这一概念。于是在弗洛伊德之前的时代，以下的协定就成了一条公理：只要不被男性唤醒，女性并无肉体上的欲念。不言而喻，这种欲念只有在结婚时才公开地被允许唤醒。既然空气——尤其在维也纳——即使在那讲求道德的时代也充满了危险的情爱的传染体，出身良家的少女从出生直到和她丈夫一同离开婚配的祭坛，都必须生活在一个经过严格消毒的氛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些年轻的姑娘，一刻也不能让她们单身独处，她们就得到一个家庭女教师，其任务是设法让姑娘得到上帝保佑，不在无人守护的情况下走到大门口。有人陪她们上学，去上舞蹈课、音乐课，又同样有人把她们接回家去。她们读的每一本书都经过检查，尤其要让年轻的姑娘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为了把她们的注意力从一切可能产生的危险思想分散开去。她们得练习弹钢琴，唱歌，画画，学习外语、艺术史和文学史，让她们受到教育，受到过度的教育。可是一方面对她们这样进行教育，尽可能地在社交上赋有教养，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让她们对一切自然的东西浑然不知。我们今天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年轻女孩，不得对男子身体的构造有任何设想，不得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到这世上来的，因为这个天使结婚时不仅身体从未被人接触过，而且心灵上也应该纯粹“干净”。“受到良好教养”，在当时对一个年轻的姑娘而言，应该就意味着不谙世事；当时的女人有时候一辈子都这样不谙世事。我有个姨妈在新婚之夜，在凌晨一点钟时，突然又跑回她娘家，大吵大闹，哭着喊着说她再也不愿看见和她结婚的这个可怕的男人，他是个疯子，是个恶魔。因为那人当真试图脱掉她的衣服。我那姨妈费了大劲才摆脱了这个男人显然是病态的欲望。我姨妈的这个稀奇古怪的故事至今还使我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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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02 我不能隐瞒，这种无知另一方面也赋予当年那些年轻姑娘一种神秘的魅力。这些羽毛未丰的小雏儿以为，在她们自己的世界旁边或者后面，另有一个世界。她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得有所知晓，这使她们好奇，向往，热衷，并且吸引她们，使她们心乱神迷。若在街上向她们问候致意，她们立即满面通红，——今天还会有脸红的年轻姑娘吗？姑娘们若是单独呆在一起，她们就悄声窃笑，轻声耳语，就像薄醉微醺似地笑个不停；她们对一切向她们紧紧封锁的陌生的东西都充满了期待，把人生设想得浪漫已极，同时又十分羞怯，唯恐有人发现，她们的身体渴望得到种种柔情，而她们对此并不知道详情。一种轻微的迷乱不断地使她们整个举止慌乱，不知所措。她们的步态和今天的姑娘们不同，今天的少女通过运动，身体得到锻炼，和她们同样的青年男子相处，行动大大方方，动作轻盈自如。当年隔开一千步就可以从步态和举止看出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已经认识了男人的妇女之间的差别。她们比今天的女孩更像女孩，而不像当时的妇女。这些女人本性就像暖室里栽培的植物，具有异样的娇嫩，在玻璃房里人工加热的气氛中栽培长大。防止任何邪恶的气浪吹袭：她们是一种特别教育和文化精心培植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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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04 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女孩子培养成这样傻里傻气，未经教育，很有教养又浑然无知，好奇而又害羞，心中无数又毫不实际，通过这种不谙世事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决定，在婚姻中毫无主见地听凭丈夫塑造摆布。风习似乎把她们当作秘密理想的标志，当作女性德行保持贞操、超尘脱俗的象征。可是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剧呢，倘若她那时代疏忽了这些年轻姑娘当中的一个，倘若她到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怎么办！因为习俗也无情地要求这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道德”的缘故，继续完整无损地保持这种毫无经验、无欲无求、天真烂漫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早已不适合她的年龄。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娇嫩的图像便转化成一张尖刻的残酷的漫画。未嫁的姑娘变成了“蹲班留级”的姑娘，蹲班留级的姑娘又变成了“老小姐”，那些讽刺画报就对她们不断地进行低级的嘲讽。谁若今天翻开昔日某一年的《活页画报》[14]，或者当时另外一些幽默杂志的哪一种，就会非常惊恐地在每一卷里都能找到对一些年华不再、韶华流逝的老姑娘们发出的愚蠢已极的嘲讽。这些姑娘神经受到骚扰，无法掩饰她们理应说是自然的爱情的渴望。人们非但没有看出在这些受到牺牲的姑娘人生中发生的悲剧，她们为了家庭和良好名声的缘故，不得不压抑她们心里天性的要求，压抑她们渴望爱情，渴望生儿育女的欲望，反而对她们百般嘲笑，对她们毫不理解，至今还使我们感到厌恶。一个社会总是对暴露它那秘密、揭露它因为对天性不诚实而犯下罪行的那些人态度最为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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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06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习俗拼命地维护这种虚构的假象，仿佛一个出身“良好家庭”的女人如果尚未婚配，并不拥有性欲，也不得拥有性欲，——否则她就成为一个“不正经的人”，变成一个家庭的“败类”，该逐出家门，那么碰到一个年轻男人，又被迫承认这种性欲冲动的存在。既然根据经验无法阻止成年男子过性生活，那就只好提出一个起码的要求，希望他们在神圣的道德的墙垣之外，解决他们这些拿不上台面的娱乐，就像城市在扫得干干净净的马路、珠光宝气的奢华商店、高雅漂亮的散步道下面掩盖着地下的排水系统，阴沟纵横，将污秽垃圾引入沟渠之中。年轻人的全部性生活也得在社会道德的表层下面，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进行。年轻人这一来得冒多少危险，会陷进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对此社会全都满不在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战战兢兢地疏忽了在这方面向青年男子进行启蒙。在最近几年，偶尔有些考虑周到的父亲，或者像人家当年所说的，思想开通的父亲，一旦发现儿子长出了最早的胡子，就想帮他们走上正道；于是把家庭医生请来，大夫捎带着就把年轻人请到一间房间里去，仔仔细细地擦拭他的眼镜，然后开始大谈性病的危险性，嘱咐这年轻男人务必节制，千万不要忽视某些预防措施，而这位年轻人通常在这时候，自己早已精通此道。另外一些父亲还采用一种奇特的手段；他们给家里雇佣一个漂亮的女佣人，其任务是在实践当中开导这个男孩。这些父亲觉得，不如让这年轻人在自己的屋檐底下干掉这麻烦的事情，这样更好。因为这一来，对外保住了礼仪，另外又消除了这年轻人可能会落入某个“阴险狡诈之人”手中的危险。一种启蒙的方法，公开的、真诚的启蒙则遭到各个机关以各种形式的坚决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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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08 对于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究竟又有哪些可能性呢？在一切其他阶级，在所谓的下层阶级，这种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乡下，一个长工早在十七岁就和一个使女上床睡觉，如果有了什么结果，也没什么了不起。在我们大多数的阿尔卑斯山区的村子里，私生子的数字远远超过合法孩子的数字。在无产阶级那里，一个工人早在能够结婚成家之前，就已经和一个女工在“非法同居”。在加里西亚正统的犹太人当中，男孩十七岁还没成年，就把新娘迎进家门，到四十岁，就已经可以当上爷爷了。只有在我们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真正有效的解救方法，早婚，遭到唾弃。因为当父亲的，谁也不愿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二十二岁，或者二十岁的年轻男子。因为他们认为，一个这样“年轻”的男人还不够成熟。在这点上又暴露了一种内在的不真诚，因为资产阶级的日历和天性的日历并不协调一致。按照天性，十六七岁便已成熟。而对于社会而言，只有当年轻男人有了一个“社会地位”，才算成人，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六岁之前不算成熟。于是在真正的成年和社会承认的成年之间便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空隙，在这段空隙之中得自己解决他的各种“机会”或者各种“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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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10 那个时代并没有给年轻男子这方面太多的可能性，只有少数特别有钱的年轻男人可以奢侈一把，养个情妇，这就是说“金屋藏娇”，给女方买套房子，支付她的生活费用。同样也只有几个特别走运的幸运儿，能碰上当时文学上的爱情理想——这是唯一能在长篇小说中加以描写的题材，——那就是和一个已婚女子发生关系。其余的人大多和女店员啊，女侍者啊凑合着解决问题，这很难给以内心的满足。因为在那女性尚未解放、女性尚未独立自主地参加公开生活的时代，只有出身最为贫穷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女孩才会一方面毫无顾忌地，另一方面才有足够自由地去建立这种露水姻缘，并不认真打算结婚。这些可怜的姑娘衣衫寒伧，干了十二小时的工作，工资低得可怜，累得筋疲力尽，毫不修饰（在那个时代有间浴室，可是有钱人家的特权）。她们的社会地位远比她们情郎的水平低下，以致这些男人自己都不敢带着她们公开露面。预防周密的习俗也为这些年轻男人的尴尬发明了特别的措施；所谓的“隔开的单间”，可以在这种房间里和一个姑娘一起共进晚餐，而不致被人看见，其余的一切便在黑黝黝的小街胡同里的小旅馆里解决，这种旅馆就是专为这种事情装备起来的。尽管有这些措施，他们的这些邂逅也只能匆匆了事，并无真正的美感可言，更多的是为了性欲，而不是为了情爱。因为他们的一切总是干得急促，总是悄悄进行，就像犯了一个罪过。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和那些半在社交场合之内，半在社交场合之外的两栖类的女性交往，这就是女演员啦，舞蹈演员啦，女艺术家啦，那个时代唯一“解放”了的女人。但是总的说来，那时候婚外情爱生活的基础就是嫖娼；这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阴暗的拱形地窖，在这之上则高高耸立着市民社会豪华建筑的无瑕可击、光彩夺目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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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12 在欧洲，卖淫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度扩展，眼前这一代人对此已无法设想。今天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很少碰见妓女，就像在车行道上很少看见马匹一样，可是在当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妓女，动不动就能碰见她们，想躲都躲不开。再加上那些“关上大门的房子”，夜间酒馆，歌舞场，跳舞厅，里面有舞女和歌女，酒吧间里有的是陪酒女郎。当时女人犹如商品，各种价码，各种时段全都公开提供。一个男人其实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一刻钟、一小时或者一夜春情，就像买一包香烟或者一份报纸那样便宜。今天的青年有可能不再买春，并且是不言而喻地放弃光顾这些艳窟，这些卖春的场所，从前是不可或缺的，并不是警察或者法律把卖淫业逼出我们的世界，而是虚假的道德制造出来的这种可悲的产品由于销路锐减，除了极少数残余之外，都已自行消化了。我觉得这比任何东西都更加证实，今天的生活和爱情的形式更加诚实，更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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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14 国家及其道德对这件暧昧事情的公开态度从来也不怎么舒服。从道德的立场出发，不敢公开承认妇女有自我卖身的权利，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又不能缺少卖淫业，因为它疏导了婚外的性生活。于是那些权威人士就借助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卖淫分为两类，一类是秘密卖淫，国家认为不道德，而且危险，予以打击；另一类是允许的卖淫，给予营业执照，由国家征税。一个女孩子下定决心要当妓女，就获得警方的特别许可，取得自己有权营业的证件。她受到警方的检查，有责任每周两次接受医生的检查，这样她就获得了营业的权利，把她的身体租赁给任何一个她认为开价合适的男人。人家承认她有个职业，是一切所有其他职业中的一种，可是——这儿又露出了道德的马脚——又没有完全得到承认。所以譬如说，有个妓女把她的商品，这就是说把她的肉体，出卖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事后拒不支付他们商定的价钱，这个妓女也无法向他提出控告。于是突然之间，这妓女的要求，就像法律阐述的，由于是可耻的事件，突然变成一种不道德的要求，不受官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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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16 单从这些细节就可感到这样一种观点的自相矛盾。它一方面把这些女人纳入一种国家允许的职业之中，另一方面又把她们个人视为“被摒弃的人”，享受不到一般权利。但是真正的虚伪在于处理的方法，所有这些限制只是指对比较穷困的阶级。一个芭蕾舞女在维也纳，随时都可以用两百克朗出卖给每个男人，就像一个街头妓女用两个克朗就会卖身一样，这样的芭蕾舞女自然不需要营业执照；甚至在刊载跑马比赛和德比马赛的报导中，也会在显要的观众名单之中提到那些风月场上的大牌交际花，因为她们业已属于这个社交界。同样，有些最为高级的女中介人，她们向宫廷，向贵族，向富有的资产阶级提供奢侈品，也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一般的拉皮条活动，按照法律，将判处重刑。严格的纪律，无情的监督和社会的鄙薄，只限于针对成千上万的贫苦大军，他们得以她们的肉体和她们备受屈辱的灵魂，来捍卫一种古老的早已遭到摧毁的道德观念，抵制自由的自然的爱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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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18 这个十分壮观的卖淫大军分为不同种类——也和真正的军队分为不同的兵种，骑兵、步兵、要塞炮兵一样。在卖淫女当中，那些完全占领城市某些街道作为她们地界的妓女，最像要塞炮兵，她们的地界大多是从前在中世纪的时候竖立绞架、麻风病医院或者坟场的地方，是小偷蟊贼、刽子手和其他社会所摒弃的人聚居的地方，这种地方，市民阶级几百年来都避之唯恐不及，绝不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官厅把几条小巷辟出来作为人肉市场：就像在日本吉原[15]或者开罗的鱼市场，在二十世纪还有二百或者五百个女人，门挨门地，一个挨着一个坐在她们住的平房的窗口，尽是些便宜货，分白天黑夜，两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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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20 那些流动的卖淫女，无数卖淫的姑娘在大街上寻找客人，她们相当于骑兵或者步兵，在维也纳一般称之为“线上的姑娘”。警察在人行道上给她们画出了一条看不见的线，她们只得在线内招徕顾客；不分白天黑夜，甚至直到破晓黎明，她们拖着一身好不容易买得的虚假的漂亮装饰，即使冒着冰雪雨水，走在街上，一再向每一个过往行人挤出满脸诱人的微笑，而她们化妆粗劣的脸业已疲惫。自从大街上不再充斥着这群饥肠辘辘、满心忧郁的女人，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变得更加美丽，更有人性。这些可怜的女人强颜欢笑，出卖欢情，漫无止境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上同一条道路：通向医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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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22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群卖笑的女郎，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有些顾客还希望更加舒适，更加隐蔽一些，不愿在街上追逐这些飘忽不定的蝙蝠，或者这些可悲的极乐鸟。他们要更加舒服地享受爱情：要在灯火通明暖谷如春的地方买春，有音乐有舞蹈，还有富丽奢华的气派。对于这些顾客设有“房门紧闭的房子”，妓院。那里用一种所谓的富丽堂皇的陈设，俗不可耐的奢侈排场装饰起来的“沙龙”聚集了姑娘们，她们有的穿着贵妇的衣衫，有的明目张胆地穿着睡衣。有人弹着钢琴，有音乐助兴，先是喝酒、跳舞、闲聊，然后一对对男女悄然退进卧室；有些高级的妓院，特别在巴黎和米兰，拥有某种国际声誉，天真的人在那里会产生幻想，以为应邀走进了一家私人住宅，里面有些感情奔放的社交界的女性。从表面上看，这些妓院里的姑娘比四下游走的街头野鸡日子要过得好些。她们不用冒着风雨在满地泥泞的小巷里穿行，这些姑娘坐在温暖的房间里，穿着漂亮的衣衫，吃得丰盛，尤其是喝得畅快。实际上她们都是老鸨们的俘虏。老鸨们用高利贷的价钱向她们提供身上穿的衣裳，用精打细算的方法来索取她们的膳食费，即便是最勤快最能吃苦耐劳的姑娘，也都欠债，遭到拘留，从来也不可能依照本人的自由意志离开这座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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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24 撰写一部某些妓院的秘密历史想必非常刺激，基本上也对那个时代的文化起到文献的作用。因为这些妓院隐藏了极为稀奇古怪的秘辛，那些平素如此严格的官厅，不言而喻，对此全部非常熟悉。妓院里有几扇秘密的小门和一道特别的楼梯，——有人风言风语说，最高层社会的成员，即便是宫庭成员也会通过这道楼梯前来光顾，而不致为平头百姓看见。这里面有装满镜子的房间，和那些特殊房间，可以窥见隔壁房里一对对男女正浑然不觉地尽情欢娱。还有怪异已极的化妆服饰，从修女的服装一直到芭蕾舞女的装束，锁在柜子里供特殊的恋物狂者使用。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社会，同一种道德，看见女孩子骑脚踏车便愤怒异常，可是当弗洛伊德以他平静、清晰、切中要害的方式确定一些他们不愿领悟的真理时，他们就宣布这是玷污了科学的尊严。同一个世界，它慷慨激昂地捍卫妇女的纯洁，却容忍这种可怕的自我卖身的行径，并且加以组织，甚至从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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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26 读了那个时代多愁善感的小说，千万不要上当，对于年轻人那可是一个糟糕的年代。年轻姑娘们受到家庭的监督，囚居在家，关得密不透风，与世隔绝，身体和精神的发展全都受到阻碍。而青年男子又被一种基本上谁也不相信、谁也不遵循的道德所逼，去干一些偷偷摸摸、阴险狡诈的勾当。大大方方老实正派的关系，照理恰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会给青年人带来幸福和欢乐的事情，却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得到。那代人当中谁若想诚实地回忆起他最早和女人的一些交往，只能找到少数插曲，他回想起来，真能感到没有丝毫阴影。因为除了社会的压力不断迫使他小心谨慎、严加遮掩之外，当时还有一个因素使心灵蒙上阴影，即使在最为缠绵悱恻充满柔情蜜意的时刻也是如此，那就是害怕传染。在这点上，和今天的青年相比，当时的年轻人也很吃亏。因为不要忘记，四十年前性病传染之广远比今天严重百倍，其危害性和可怕的程度也比今天严重百倍，因为当时的医疗方法还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疾病。今天如此迅速、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使得这种疾病仅仅只是一个插曲，这样一种科学的可能性当时还并不具备。今天在中小型大学的医院里，多亏保尔·埃尔利希[16]的治疗方法，往往要等上好几个礼拜，一位大学教授才能向他的学生展示一个刚刚染上梅毒的病例。而当时部队里和大城市里的统计显示，十个年轻人起码有一两个成为这种传染病的牺牲品。当时的年轻人不断被人警告，要注意这种危险；走在维也纳的街上，每隔六七幢房子就能看见一个牌子：“皮肤病性病专科医生”。害怕传染之外，当时治疗的方法令人恶心，使人屈辱，也加剧了恐怖。对于那时的治疗方法今天人们也同样一无所知。染上梅毒的病人，一连好几个月身上都抹上水银，其后果是，病人牙齿全都脱落，其它有损健康的现象也随之出现。这种恶劣的偶然事件不幸的牺牲品，不仅心灵受到玷污，肉体也同样污秽不堪。即使经过这样一种可怕的治疗，有关的病人也一生都忐忑不安，这阴险的病毒是不是时刻会从它的包囊里又甦醒过来，从脊髓出发使四肢全都瘫痪，并且在额头后面使脑子软化。因而，当时许多青年一旦诊断身患梅毒，立即拔枪自尽，也就毫不足奇。因为不仅他自己怀疑，便是他最亲的亲人也怀疑他已无药可救。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总是悄悄进行的性生活，又会带来其他的忧虑种种。我若老老实实地回忆，我同年的青年时代的同伴，差不多都有那么一次脸色苍白、目光慌乱地跑来，一个是因为得病了，或者担心得了病，第二个是因为让姑娘堕胎而受到敲诈勒索，第三个是没钱瞒着家人去接受治疗，第四个是有个女侍者塞个孩子给他，他无法支付这私生子的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在妓院叫人把他的钱包给偷走了，而他不敢告发。所以说在那个虚假的讲求道德的时代，年轻人所有的经历，远比那个时代的御用诗人的小说和戏剧所描写的要更富戏剧性。那方面要肮脏得多，要更加紧张，同时又更加压抑，就像在学校里和家里一样；年轻人在情爱的环境里，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自由和幸福，而在他们的年龄，他们理应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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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28 所有这一切，在对那个时代作出一幅诚实的图画时，必须予以强调。因为当我和战后一代更加年轻的朋友聊天时，我往往不得不使劲说服他们，我们的青年时代和他们的青年时代相比，绝不占有优势。不错，我们从国民的意义上看，比今天一代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这代人要被迫去服兵役，要参加劳动，在许多国家要信奉一种大众信仰的意识形态，其实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制于愚蠢的世界政治的随心所欲。我们当时可以更加不受干扰地献身于我们的艺术，献身于我们精神上的倾向，这些倾向使得个人生活变得更有个性，更有个人特点。我们当时可以更像世界公民那样地生活，全世界都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旅行时可以无需护照，无需许可证。我们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没有人审查我们的信仰、出身、种族和宗教。我们的确拥有不知要多多少的个人自由——这点我丝毫也不否认——我们不仅热爱这些自由，也利用了这些自由。但是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7]曾经那么贴切地说过的：“有时我们没有酒，有时没有酒杯。”同一代人很少二者兼而得之；道德若给人以自由，国家就来加以限制。国家若给人以自由，道德就试图来压制他。我们曾经更好地、更多地经历了这个世界，而今天的年轻人却生活了更多，更有意识地经历了他们自己的青春。今天我看见年轻人走出大学时昂首挺胸，面容欢快，看见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一起，自由自在，毫无顾忌地亲密无间地一同上学，一同运动，一同游戏，穿着滑雪板在雪上飞驰，在游泳池里仿效古人，自由自在地互相竞赛，成双成对地坐在汽车里飞快地在原野上奔驰：健康地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没有任何内心的和外在的负担，那么，每次我都觉得，似乎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横亘着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我们当时为了给予爱情，或者接受爱情，总不得不寻找阴暗的场所，隐蔽的角落。今天我真心诚意地高高兴兴地看到，道德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有利于年轻人的革命，年轻人又赢回了在爱情和生活之中的多少自由。年轻人享受着这种新的自由，身体和心灵都变得更加健康：我觉得自从允许女人自由显示她们的身体，女人变得更加美丽，她们的身姿更加挺拔，眼睛更加明亮，谈话更加自然。这新一代青年除了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内心负责之外，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业已挣脱了父母亲和姨妈们、老师们的监督，对于一切阻止我们发展的内心障碍、担心害怕、紧张压力早已一无所知。这代年轻人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不同的安全啊！新的青年不知道我们必须迂回曲折、偷偷摸摸地把今天的青年理直气壮地感觉到是他们权利的东西，当作违禁品偷运进来。他们幸福地享受着他们的年龄，怀着与之相应的干劲、活力，轻松自在，无忧无虑。但我觉得在这种幸福中最美好的幸福，乃是他们用不着在别人面前撒谎，他们可以诚实面对自己，诚实对待他们自然的感觉和欲望。今天的年轻人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很可能会对精神之物失去一些敬畏之心，而这些精神之物曾鼓舞过我们这代年轻人。也可能由于轻而易举地取舍，使得他们在爱情中失去有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觉得特别珍贵、特别迷人，譬如有些出于羞怯害臊而产生的内心障碍、柔情蜜意之中的温存体贴。也许这些年轻人丝毫也没有感到，恰好是这些被禁之物和弃绝之物引起的心灵战栗，会神秘莫测地提高我们的享受。但是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和年轻人经历的这种转变、这种拯救人们心灵的变化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今天的青年不再担忧，不再压抑，充分享受我们在那些年代未能得到的东西：那种无拘无束，沉稳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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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30 [1]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统治的时代，达到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保守、求稳怕变的精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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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32 [2] 原文为拉丁文格言：“Naturalia non sunt turpia.”（自然之事并不有伤风化。）茨威格故意去掉“non”，就变成：“自然之事有伤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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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34 [3] 让-马丁·夏尔科（1825—1893），法国病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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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36 [4] 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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