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586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3]

1705585868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4.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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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70 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我们辞别旧世纪最后一年时，也能告别我们深恶痛绝的文科中学。好不容易通过了毕业考试——我们对数学、物理学和学院式的材料还知道什么？——我们在毕业典礼上必须身穿庄重的黑色礼服，校长发表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对我们进行教诲，说我们现在已长大成人，必须勤奋努力为祖国争光。这样我们八年之久的同学交往就此结束，从此以后，我很少再见我苦役船上的同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注册上了大学，其他一些不得不从事其他营生，一边满怀妒意地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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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72 因为在奥地利那业已销声匿迹的时代，大学还带着一轮特别的罗曼蒂克的光圈。当了大学生就能享受某些特权，使得青年学子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同龄人之上；这种老古董式的特殊情况，在德国以外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对这种荒谬绝伦、不合时宜的事情，需要进行一番解释。我们的大学大多是在中世纪创建的，在那个时代，研究学问从事科学还被视为异乎寻常的事情。为了吸引年轻人上大学学习，就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们不受寻常法院的管束，警察不能闯入大学搜查或者骚扰大学生，他们身穿特别的衣服，有权进行决斗而不受惩罚。他们被公认为一个完整的行会，拥有自己的规矩或者陋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众生活日益民主化的进程，其他行会行业纷纷解体。在整个欧洲，学者们的这种特权也随之丧失。只有在德国和德意志所属的奥地利，等级意识始终高于民主意识，大学生们还一直顽固地抱着这种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创立了一种大学生自己的规范。德国大学生主要在市民荣誉和普通荣誉之外还加上一种大学生的“荣誉”。谁若侮辱了大学生，就必须答应给他公道，也就是说，必须拿起武器和他决斗，只要此人有资格决斗。根据这种自负的评价标准，并不是商人或者银行家算是“有资格决斗”的，只有学术上有教养的人、大学毕业生或者军官才有资格；除此之外，在几百万人当中，没有人有这种特殊的荣誉，可以和这么一个没长胡子的傻小子去刀剑相向。另一方面，为了表明自己的确可以算作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必须证明自己的男儿气概。这就是说，必须决斗过多次，甚至脸上要落下疤痕，作为这种英雄事迹的标志；脸上光滑，没有疤痕，鼻子没挨过几刀是不配充当一个真正的日耳曼族的大学生的。所以那些色彩大学生，也就是那些属于各种颜色的学生联谊会[1]的大学生们，被迫互相挑衅，或者不断向那些完全性格温和的大学生和军官挑衅，以便找到新的决斗对象。在这些“联谊会”里，在击剑的训练场上要教会每一个新入学的大学生“懂得”这种体面的主要活动，此外还要让他知道这种大学生协会的习惯。每一只“狐狸”，这就是说，每一个新手都分配给一个新的协会的兄长。他得像奴隶一样地听从这位兄长的命令，而这位兄长也教会他懂得这大学生行会规则的各种高贵的技能，这就是：狂饮酗酒，直到呕吐为止，一大缸啤酒一饮而尽，为了尽量锻炼，别当“包软蛋”，或者直着嗓子齐声高唱大学生歌曲，深更半夜大吼大叫齐步走过大街，嘲弄警察。所有这些都算是“男儿气概”，“大学生气派”，“德国派头”。这些大学生联合会举着高高飘扬的旗帜，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和绶带，星期六列队前进“巡游”，这些幼稚的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毫无道理的变得傲慢狂妄，自以为是知识青年的真正代表。他们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情，俯视那些“贱民”，这些人不懂得对这些学术文化和德意志的男子气概表示应有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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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74 一个来自外省的小文科中学生，作为毛头小伙子初到维也纳，一定会觉得这种活力充沛、“欢快欣喜的大学生时代”实在是浪漫已极。事实上那些上了岁数的公证人和医生们，多年之后，在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有了三分醉意，还都感动不已地望着他们房里交叉着挂在墙上的佩剑和陈列着的仿制品，骄傲地亮着他们脸上的疤痕，作为他们学术等级的标志。而这些幼稚粗野的行为都只能引起我们的反感。倘若我们遇到这群佩着飘带的大学生队伍，我们就明智地退避三舍；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个人自由意味着最高财富，而这种酷爱进攻，同时又表现出群体奴性的狂热劲头，我们则认为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东西。另外，我们也知道，在这种人为的木乃伊行为的浪漫主义精神后面，隐藏着非常狡猾精心盘算的极端实际的目的，因为参加一个“打架斗殴的大学生联谊会”，保证每个会员能得到该联谊会位居上层的“老爷子们”的庇护，便于日后飞黄腾达。这些“英雄”大多知道得很清楚。通过波恩的“Borussen”[2]联谊会是唯一安全的直通德国外交界的门路，而通过奥地利天主教的大学生联谊会则达到基督教-社会党的各个肥缺，他们这些彩色的绶带将来必然会弥补他们努力学习时疏漏的东西，他们额头上留下的几个刀疤在日后求职时，一定比额头后面的脑子更有好处。单看这帮粗野的军国主义化的家伙，这一张张刀伤累累、放肆挑衅的脸，就使我对于在大学教室里上课毫无兴趣。其他真正渴望学习的大学生，到大学图书馆去时，也避免走过大礼堂，宁可选择一道不显眼的后门，免得碰上这些可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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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76 我得上大学学习，这是家庭会议早就已经决定的事情。但是决定上哪个系呢？我的父母亲完全听凭我自由选择。我的哥哥已经投入我父亲的工业企业，因此我这个次子，并不急于作出决定。归根到底，问题只是在于得给家庭的荣誉添上一个博士头衔，哪方面的博士都行。奇怪的是，选择什么学科我自己也同样无所谓。我的灵魂早已迷恋上了文学，讲授专业知识的科学，我一门也不感兴趣。我甚至对每个学术机构都暗怀疑虑，这种怀疑至今都还没有消失。爱默生[3]的公理：“好的书籍，可以取代最好的大学”，对我而言一直有效。我今天还依然确信，不用上大学，甚至不用上文科中学，都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或者随便什么专家。我在实际生活中无数次得到证实，旧书店老板对书籍的了解往往超过有关的教授，艺术品商人比讲艺术的学者知识更为渊博。在各个领域，大部分重要的启发和发现都来自门外汉。尽管大学教育对于资质平庸的人而言，很是实际，便于使用，颇有益处，在我看来，对于富有独创性的人，并非不可缺少，甚至会对他们产生阻碍的作用。特别像我们维也纳大学这样的一所学校，拥有六七千大学生，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之间有益的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另外过分忠于传统，反对时代潮流，也已落后，我没看见一个人能吸引我对他的学术感兴趣。因此我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看哪个学科最能吸引我，而是相反，看哪个学科给我的思想负担最少，可以给我最多的时间和自由，来满足我自己激情的需要。最后我决定选择哲学——或者不如说，选择“精确的”哲学，就像我们这里按照旧日的模式所称呼的那样，——但是的确不是出于内心的使命感，因为我进行纯粹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我脑子里的思想，毫无例外地总是随着事物事件和形象而发展，一切纯理论、纯形而上学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学不会的。总之，在这里，纯粹资料方面最为局限，听课或者参加讨论在“精确”哲学方面最好应付。最最必须做的事便是，第八学期上完之后，必须交出一份博士论文，参加几次考试。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妥当：整整三年时间，根本不必过问大学的学习！然后在最后一年铆足劲头，生吞活剥地干掉学院式的材料，迅速写完一篇博士论文！这样，大学就给了我唯一想从它那儿得到的东西：为我一生夺得几年充分自由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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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78 回顾我的一生，我很少能回忆起像我大学头几年所过的这种没有大学的幸福时光。我年纪轻轻，还没有感到有责任非做出什么事情不可。我凑凑合合地还算独立自主，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都属于我，我可以读书写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用不着向任何人汇报。学科考试的阴云还没有在万里无云的天际浮现，因为三年对我这十九岁的人来说，是何等漫长。我还可以把这三年安排得多么丰富，多么充实，多么充满意外的惊喜和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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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80 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乃是把我写的诗编成一部选集——我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精挑细选的集子。我并不羞于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高中刚刚毕业的十九岁学生来说，印刷机的油墨气味，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浓烈的芳香，比设拉子[4]的玫瑰香油更为馥郁芬芳。任何报纸接受了我的一首诗，都会给我极为脆弱的自信心，一次新的鼓舞。我是不是现在就该预先热身，进行决定性的一跃，尝试发表整整一部诗集？我的同伴们比我自己更相信我，他们的欣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便把手稿颇为放肆地径自寄到舒斯特及洛夫勒出版社，这在当时是专门介绍德国抒情诗的出版社，他们两人[5]是李利恩克隆[6]、德默尔、彼尔鲍姆[7]、蒙贝尔特[8]的出版商，是那整整一代诗人的出版商。这些诗人和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同时创造了德国的新抒情诗，真是奇迹的标志！紧接着便是一个接一个难忘的幸福的瞬间，在一位作家的生活中，即使在取得最伟大的成功之后，这种瞬间也不再重复出现：一封印着出版社标志的信寄来，我把这信握在手里，心里忐忑不安，没有勇气把信拆开。然后屏住呼吸，阅读来信的时刻来临，出版社决心出版此书，甚至提出条件，要求出版我以后作品的特权。接着寄来一个邮包，装着诗集的校样。我无比激动地解开邮包，看看印刷的铅字、版心，诗集的胚胎状态。过了几个礼拜，书也寄来了，最初的几本书。我把这几本书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比来比去，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然后就是孩子气地跑到各家书店，看看是不是已经有样书陈列出来，是放在书店当中显著的地方还是塞在书店边上不显眼的地方。接着我就静等来信，等待最早的几篇评论，等待从陌生的地方、捉摸不定的地方发出的第一个回答——感到情绪紧张，心情激动，热情高涨，每一个年轻作家抛出处女作时，都会这样，为此我暗自羡慕他们。但是我的这种高度喜悦，只是最初时刻的陶醉，并非洋洋自得。我自己不久究竟如何看待我的这些早年的诗歌，这简单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不仅没有让这部《银弦集》（这是我那早已湮没无闻的处女作的书名）再版，也没有把集子里的任何诗篇收入我的《诗歌全集》。这都是一些凭着模糊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感受写出的诗歌，不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诗句，全是出于语言激情之作。不过，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音乐性，有足够的形式，足以引起一些人的兴趣，我无法抱怨说没有得到人家的鼓舞。当年统领诗坛的两位抒情诗人，对我这个十九岁的新人表示衷心的、可说是同伴似的赞赏，里尔克这位被我崇敬有加的诗人，为了表示感谢我赠送给他的这本“如此优美的诗集”，把他新近创作的诗篇汇集的单行本加上“谨致谢忱”的献词回赠给我。这本单行本是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我把它从奥地利的瓦砾堆中救出，一同带往英国。（今天它可能流落到何方呢？）当然，里尔克给我的这第一份友谊的馈赠，最后总让我感到有些鬼气森森，这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中的第一份——为时已有四十年之久，那熟悉的字迹从死人世界向我致意。然而，一切意外事件中最最出人意表的惊喜，乃是马克斯·雷格尔[9]写信给我，要求我允许他为诗集中的六首诗谱曲。他是和理查·施特劳斯齐名的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此后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人演唱这首或那首我自己的诗歌，可是它们早已被我自己忘怀，早已被我扬弃，是通过一位大师的兄弟般的艺术才把它们一直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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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82 这些意想不到的赞许，再加上一些友好的公开评论产生的影响，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按照我那不可救药的自我怀疑，我自己是永远也不会，至少不会这么早就迈出这一步的。早在文科中学时代，除了诗歌之外，我还在“现代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型的中篇小说和杂文、随笔，可是从来也不敢把我的那些习作，向一家势力强大、广为流传的报纸投稿。在维也纳，其实只有一家独一无二的高档次的新闻报纸《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态度高雅，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在政治上极有威望，对于整个奥匈帝国而言，其地位犹如英语世界的《泰晤士报》，法语世界的《时代报》（Temps）；即便是德意志帝国的许多报纸，也没有一份达到这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水平。该报主编莫里茨·贝内蒂克特[10]具有出类拔萃的组织才能和坚持不懈的勤奋努力，他把他的全部简直可说是极不寻常的旺盛精力全都施展出来，在文学文化领域超越一切德国报纸。他若渴望发表某一位声名卓著的作家的什么作品，就不惜工本，一连发出十份、二十份电报给这位作家，答应预付每一笔稿酬；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专号加上文学副刊，整本整本地介绍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1]，盖尔哈特·豪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12]，趁此机会汇集在这份报纸上，对于指导全城全国的文学方向，起到无可限量的作用。不言而喻，这家报纸的世界观“进步”，自由，态度沉稳谨慎，以堪称模范的方式，代表了古老奥地利高度的文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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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84 这座“进步”的庙堂，还隐藏着一个特殊的圣殿，那所谓的“杂文副刊”（Feuilleton）就像那些大型巴黎日报《时代报》和《论战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把关于诗文、戏剧、音乐和艺术的最为精彩、最为完美的论文十分显眼地和瞬息万变的政治和时事区别开来，加以发表。在这份副刊上，只有权威人士、久经考验的评论家才得以发表意见。只有判断的精纯，多年相互比较的经验和精致完美的艺术形式，才能把一位作家在经受多年考验之后，召唤到这座神圣的殿堂中来。路特维希·斯派德尔[13]，小型艺术的一位大师，埃杜阿尔特·汉斯利克在这副刊上同样是戏剧和音乐方面教皇一样的权威，就像巴黎《星期一》上的圣·伯夫[14]；他们说的“是”和“否”，都会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往往也牵涉到一个人在维也纳取得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当天的谈话资料。这些文章激起讨论，受到批评，被人赞赏或者遭人反对。在这些早已备受称赞、得到普遍承认的小品文作家的文章里突然冒出一个新的名字，这可成为一件大事。在年轻一代人当中，只有霍夫曼斯塔尔以他的几篇精彩绝伦的文章偶尔进入那个行列；除此之外，年轻的作家只好满足于在文学报的背面捎带着发表一点文章。谁若在首页上发表文章，对于维也纳而言，不啻把姓名镌刻在大理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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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86 《新自由报》，是我父辈们的神谕宣示所，是圣贤的家园，我怎么会有勇气把我的一篇小小的谈论文学的文章投给这份报纸，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可是话说到底，大不了遭到退稿，我不会遭到更大的不幸。副刊的编辑每周只有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接待来访者。这些著名的固定聘用的工作人员经常轮换，很少有余地来考虑一位局外人的作品。我爬上一道小小的旋转楼梯，心脏突突直跳，让人通报。几分钟后，仆人回来告诉我，副刊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间又窄又小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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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88 《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名叫台奥多尔·赫尔茨尔[15]，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当然我并不知道，他个人在犹太民族的命运中，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将会创造什么样巨大的转变。他当时的立场还相当暧昧，难以预测。他以文学习作起步，很早就表现出光彩夺目的新闻记者的天才，起先担任驻巴黎记者，接着作为《新自由报》的小品文作者成为维也纳公众的宠儿。他的文章观察犀利，往往充满睿智，今天读来依然引人入胜。文章的文体优美，境界高雅，即使出语欢快，作出批评，也永远不失天生的典雅气派，是新闻类作品中可以想象得到的精致典雅的极品。全城为之风魔，而这座城市训练有素，最能洞察幽微。他的一部剧作在宫廷剧院上演，也获得成功。于是他就成了一个极有威望的人士，备受年轻人的顶礼膜拜，我们父辈们的高度尊崇，直到有一天，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命运总善于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为了找到它需要的人来达到它的秘密目的，即使此人一直想要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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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0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经历了一件事情，使他心灵深受震撼，这一时刻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他作为记者亲身经历了阿尔弗雷德·德雷弗斯[16]遭到公开贬抑的过程，亲眼看见人们如何从这位脸色苍白的军官身上撕下他的肩章，这位军官高声大叫：“我是无辜的”。赫尔茨尔在这一瞬间直到内心深处都清楚知道，德雷弗斯确实是无辜的。他之所以蒙受这种可怕的叛国罪行的嫌疑，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台奥多尔·赫尔茨尔作大学生时，就感到他那正直的富有丈夫气概的傲气，因为这犹太人的命运而受到痛苦——更确切地说，当犹太人的悲剧似乎还不是一种严肃的命运之时，凭着他那富有预见性的本能，他已事先为这种悲剧受苦受罪。他感到，他生来就该充当领袖。他那气宇轩昂的外表和他恢弘壮阔的思想，以及他那渊博丰富的世界知识，也同样证实他确有领袖才能。他当时有个奇妙绝顶的计划，想永远彻底地一举解决这个犹太人的问题，那就是通过自觉自愿的集体接受洗礼的方法，让犹太教和基督教合二而一。他一直富有戏剧性地设想出这样的场面，成千上万奥地利犹太人排成长队，前往斯台芬教堂[17]，在那里通过一个示范性的象征性的仪式，让这个受人四下驱赶、无家可归的民族永远摆脱隔离和仇恨的诅咒。不久他认识到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他一直把“解决”他人生这个主要问题作为他真正的任务，做了好几年他自己的工作，终于把他的精力从这个问题引开。现在，在德雷弗斯遭到贬抑的瞬间，他的民族永远遭到诅咒的这个念头，犹如一把匕首插进他的胸中。他对自己说，既然隔离不可避免，那就干脆彻底隔离！既然屈辱将一直是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就以高傲的态度直面屈辱，既然我们苦于无家可归，那我们就自己创建一个家园！于是他就发表了他的小册子：《犹太国》，在这本小册子里，赫尔茨尔宣布，一切种族同化的适应，所有全面宽容的希望对于犹太民族而言，都不可能。必须在犹太民族古老的故乡巴勒斯坦创建一个新的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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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2 这本薄薄的，却力透纸背的小册子发表时，我还在上文科中学，但是我还清楚记得维也纳资产阶级——犹太人圈子里的人普遍表现出来的惊慌和气恼。他们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平素如此聪明、风趣，富有教养的作家抽什么风啊？他在干些什么傻事，写些什么蠢话啊？为什么叫我们到巴勒斯坦去？我们的语言是德语，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故乡是美丽的奥地利，我们在善良好心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统治下，日子不是过得蛮好吗？我们在这儿不是成长发展得挺好，地位不是很稳固吗？我们不是享有同样权利的公民，不是这座为我们深爱的维也纳市的世世代代定居于此的忠诚的市民吗？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进步的时代，不出几年就会把一切宗教信仰的偏见全都消除干净？赫尔茨尔此人，可是一直作为犹太人说话，要帮助犹太人，为什么他要把论据交到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手里，试图把我们和德意志世界区分开来？我们现在可是每天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切了啊！犹太教的拉比[18]们从讲经台上大放厥词攻击赫尔茨尔，《新自由报》的头头禁止在他“进步”的报纸上哪怕只是提及一下“复国主义”一词，维也纳文坛的特西特斯[19]，尖刻讽刺的大师卡尔·克劳斯[20]写了一份小册子《给锡安[21]的王冠》，当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踏进剧院时，全场喃喃之声不绝，发出嘲讽的声音：“陛下驾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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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4 在第一时间，赫尔茨尔可能以为遭到了误会：多年来他一直受到维也纳的喜爱，自以为在这里最为安全。如今维也纳抛弃了他，甚至对他发出嘲笑。但是回音如此强烈，如此突如其来地轰然反弹，他几乎大吃一惊。他以薄薄的十几页纸，在世上唤起了一个如此强劲有力的、远远超过他能力的运动。当然，这个回音并非来自西方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家境富裕的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那些人数众多的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俄国的那些隔离区里生活的犹太无产阶级。他浑然不觉地把犹太教在国外灰烬下暗自燃烧的核心煽动起来，这是在神圣典籍中得到强调的关于重返圣地的预言；千年之久的救世主的幻梦，——这种希望同时也是宗教的确信，只使那千百万遭到践踏、遭到奴役的人的生活还能有些意义。在圣书记载的两千年当中：每当一个人——不论他是先知，还是骗子，——只要一拨动这根琴弦，人民的整个灵魂都立刻颤动起来。但是没有一次振动得像这一次这样的强烈，从来也没有像这一次激起如此喧嚣狂暴的回响。就凭这十几页纸，就这孤零零的一个人把四下分散、争吵不休的民众塑造成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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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6 只要思想还只有梦幻般并不确定的形式，这第一时间就确定为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等他开始着手在现实的领域里确定目标，集结力量，他不得不认识到，他的这个民族在和不同的民族一起，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相互之间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这里是宗教虔信的犹太人，那里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大家以各种语言互相争吵，都不愿意听从一个统一的权威。1901年，我第一次见到赫尔茨尔，他正处于这场斗争之中，也许也正在和自己作着斗争；他还不够信任他取得的成功，没有放弃那养活他自己和他家庭的职位。他还不得不分头照顾他那渺小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那项任务，那才是他真正的生活。他还依然作为副刊编辑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当时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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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898 台奥多尔·赫尔茨尔站起身来欢迎我，我不由自主地感到，那个含有嘲讽意味的趣话：“锡安国王”还真有一点道理；赫尔茨尔身上还真有一点王者气概，他额头高爽，天庭饱满，脸上轮廓分明，五官端正，蓄了一部黑里透蓝的长髯，——长了一双深黄色忧郁的眼睛。他那动作很大略嫌夸张的手势并不显得做作，而是出于自然的庄严气派。用不着这个特殊的机会，也使我觉得他真的显得器宇轩昂。即使身在这间狭小寒伧、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办公室里，站在一张堆满了纸张的老旧书桌前面，他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沙漠里贝督英族的酋长；一件飘飘欲仙的白色披风竟然和他身上穿的做工讲究、显然是根据巴黎的款式制作的黑色高领西装同样合身。短短地停顿一会儿，这是故意安排的——我日后经常注意到，他喜欢这种小小的效果。这大概是他在宫廷剧院学来的——他向我伸出手来，有点居高临下的架势，可是还是十分亲切友善。他指了指身旁的一张小沙发，问道：“我想，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或者读到过您的大名，发表过诗作吧，是不是？”我只好承认。“那么，”说着，他身子往后一靠，“今天您带什么作品给我呢？”我告诉他，我很想把一篇小小的散文作品请他过目，说着把我的手稿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一直翻到最后一页，估量一下这篇文章的篇幅，接着在软椅里再往后靠一靠。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已经阅读起我的稿子来了（我根本没有指望他会这样）。他读得很慢，总是读完一张再读一张，眼皮也不抬一下。等他读完最后一张，就慢条斯理地把稿纸折叠整齐，相当费事地把稿纸塞进一个信封，用蓝笔在上面做了一个记号，一直没有抬头看我一眼。等他用这些神秘兮兮的动作吊足了我的胃口之后，他才抬起他那沉重、阴郁的目光，有意识地用不紧不慢的庄严神气对我说：“我很高兴地可以告诉您，您的出色的文章已为《新自由报》的副刊采用。”就像拿破仑在战场上把一枚荣誉团骑士十字勋章别在一个年轻军曹的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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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0 这事本身看上去只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必须是维也纳人，那一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次提拔对于一个人的升迁有多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来我就从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一夜之间跻身于一批名人的行列之中，而从这最初的时刻起，台奥多尔·赫尔茨尔对我就恩宠有加，他就立即利用一次偶然的契机，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写道：在维也纳别尽想着艺术颓废。相反，现在除了霍夫曼斯塔尔之外，还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可以期待他们会创造出最佳成就。他首先就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一个具有台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显赫名声的人，尽人皆知，因而身在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作为第一个人公开为我说话，我的确一直感到这是一个特别的褒奖。而我没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活动，甚至参加领导工作，——显然是不知感恩——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沉重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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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2 但是我没能成功地和这个运动建立什么联系，使我和这运动疏远的原因，主要是赫尔茨尔自己的党内同志对他个人表现出来的缺乏尊敬的态度。尤其在今天，这种态度实在没法理解。东方的犹太人责备他对犹太民族毫不理解，他连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也一无所知，国民经济学家把他视为杂文作家，每个人都持有异议，而且态度并非永远极为恭谨。我知道，在当时，完全忠心耿耿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使赫尔茨尔最最感到慰藉。在这个圈子里，这种动辄反对，争吵不休，强词夺理的精神，缺乏真诚的忠心的顺从关系，使我和这个运动疏远，而我只是为了赫尔茨尔的缘故，才好奇地接近这个运动的。有一次，我和赫尔茨尔谈起这个题目，我公开地向他承认，我对他的队伍中这种缺乏纪律性的状态表示愤怒。他面带一丝苦笑说道：“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玩弄各种问题，用各种思想争论不休。我们犹太人两千年来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实践在世界上办成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条件地献身还得到时候现学，我个人到今天也还没有学会献身。因为我还一直在担任《新自由报》的副刊编辑，而我的职责所在应该是除了这一个念头之外，不得有别的念头，不得在纸上为其他任何东西写一笔一画。不过我现在已经在改过自新，我自己也要现学无条件的献身，也许其他人也都跟着在学。”我还记得，他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赫尔茨尔这么久未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里的职位——我们都认为，他是为了养活全家的缘故。而其实并非如此，他甚至把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奉献给了犹太复国事业。而这些，世人要等很久以后才会听说。不仅是我和他的这次谈话，他日记里的许多记载也都向我证明，在这种矛盾分裂的状态下，他是多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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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4 我后来还和他见过几面。但是在所有这些邂逅之中，只有一次我觉得十分重要，值得回忆，难以忘怀，也许因为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我在国外呆了一阵——和维也纳只有书信联系——，后来终于有一天在市立公园里和他相遇。他显然是从编辑部出来，走得很慢，身子有点佝偻，不再是过去那种弹性十足的步伐。我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想要走开，他却很快伸直身子，走来把手伸给我：“为什么您躲了起来？您完全不必躲开。”我常常避到国外去，对此他评价很高。“这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他说道。“我的全部知识，都是在外国学的。只有在国外，你才习惯于拉开距离进行思考。我确信我在这里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去制定那第一个构想的。人家会把我的这个构想，还在胚胎萌芽状态就彻底破坏净尽。可是感谢上帝，等我把这构想带到这里来，一切都已完成。他们除了捣乱，什么都干不成。”然后他气恼地谈起维也纳，他在这里遇到的阻碍最为强烈。倘若不是从国外，特别是从东方，后来也从美国传来新的动力，他也许已经疲惫不堪。“总的说来，”他说道，“我的错误是，开始得太晚。维克托·阿德勒三十岁就当上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正是年富力强，最佳的战斗年华。至于历史上的那些伟人，我就根本不想再谈了。您能知道，想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我多么痛苦，那就好了。我后悔没有更早地投身到我的使命中去，倘若我的健康状况和我的意志一样坚强，那么一切还都很好。可惜岁月流逝，无法追回。”我还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停下来伸手给我，说道：“为什么您从来不到我家里来？您从来没到我家里来看我。事先来个电话，我会专诚接待您。”我答应去看他，同时暗下决心，绝不兑现这个诺言。因为我越爱一个人，就越发不愿浪费他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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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6 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去看望他了。也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当时使他低头的疾病，突然把他打倒。我只能送他前往墓地。七月的一天，一个奇特的一天，每个经历过这一天的人都难以忘怀。因为突然之间，从城里的各个火车站，每列火车，不分白天黑夜，从所有的帝国和国家都有人群涌来，西方的犹太人、东方的犹太人，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犹太人，来自各个行省、各个小城，他们突然蜂拥而至，脸上还布满了噩耗给他们造成的恐惧。大家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抬进坟墓里去的是一个伟大运动的领袖，这使得从前的激烈争吵和蜚短流长，全都消失不见。无尽漫长的人流。维也纳一下子发现，这里不只是一个作家，或者平庸的诗人去世，而是一位思想的塑造者。这样的思想塑造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要经过漫长的间歇，才会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中胜利地傲然崛起。在公墓里突然乱成一团；太多的送殡者涌向他的灵柩，嚎啕大哭，大放悲声，抢地呼天，绝望的心情突然爆发，声震四方，简直变成一阵狂叫，一阵怒吼；发自肺腑，无比激烈的悲哀迸发出来，打破了所有的秩序。我以前在葬礼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以后也从未见过几百万人汇成的整整一个民族，从内心深处像洪水般迸发出这种无比强大的痛苦。从这种深切的痛苦中，我第一次可以衡量出，这位特立独行、孤军奋战的人，通过他思想的力量，把多少激情和希望抛进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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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08 我本人得以这样庄严隆重地跻身于《新自由报》的副刊之中，这事的真正意义在我的私生活中对我发生了影响。我从而在家人面前赢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安全。我父母亲很少关心文学，也不自以为是地作出任何判断；对于他们，就像对于整个维也纳资产阶级而言，凡是在《新自由报》上受到称赞的东西他们认为都很重要，凡是报上遭到忽视或者受到谴责的东西，他们全都漠然置之。凡是发表在副刊里的文章，他们觉得出自最高权威之手，内容得到保证，因为在报上发表判断，进行褒贬的人，单看他的地位便令人肃然起敬。那么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家庭，这家人每天都怀着敬畏和期待，把目光射向他们报纸的第一版，有天早上，令人难以置信地发现，坐在他们桌旁的这个并不循规蹈矩的十九岁青年，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名列前茅，他的文章，宽容地当作“不惹是生非”的游戏（反正比玩纸牌赌钱或者和轻佻的女孩调情好些），竟然可以跻身于行家名流和饱学人士之间，站在这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上发表意见（迄今为止，他的意见在家里并不怎么受到尊重）。即使我写出了济慈、荷尔德林或者雪莱[23]最为优美的诗篇，在这个圈子里，也未必能产生这样彻底让人刮目相看的影响；我若走进剧院，人家就指指点点的指着我这个让人莫测高深的本雅明[24]，这个小子竟然以神神秘秘的方式挤进了德高望重的长者们神圣的林苑之中。我常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几乎可说定期为它撰稿，不久就有危险成为当地受人尊重的人物；幸亏我及时摆脱了这一危险。有天早上，我告诉我父母亲，下学期我要到柏林去学习，使他们深感意外。我的家人尊重我，或者不如说，尊重《新自由报》，我正处于该报的金色阴影之中，他们不能不赞同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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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0 不言而喻，我想也没想过，要在柏林好好“学习”。我在柏林就像在维也纳一样，一学期就到大学去两次，一次是注册听课，第二次是让人考查我先前确实听了课。我在柏林寻找的，既非课程，亦非教授，而是一种更高程度上更完美的自由。在维也纳，我总觉得自己拴在身边的环境里，和我交往的文学界的同行，几乎清一色全都出身犹太市民阶层，和我自己一样；在这个谁跟谁都认识的狭小城市里，我无可争辩的始终只是一个出身“上层”家庭的子弟，已经对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厌烦已极；我甚至想去领略一下特别“下流”的社会，一种无拘无束、不受审查的生活方式。谁在柏林大学里讲授哲学，我都没有在课程表上查阅过；只要知道，“新近的”文学在柏林比在我们这儿活动得更加积极更有活力，这就够了。在柏林，可以遇见德默尔和年轻一代的其他诗人，在那里接二连三地有杂志、歌舞厅和剧院创办出来，一句话，在柏林，就像维也纳人说的，“总有新鲜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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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2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的时刻前往柏林的。1870年，柏林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非常平淡、狭小，根本算不上富有的首都变成德意志皇帝的京城。从此以后，施普雷河上的这个毫不显眼的地方强劲发展突飞猛进。但是柏林还未能占据艺术文化事务的领导地位，慕尼黑画家和诗人云集，成为艺术的真正中心，德累斯顿歌剧院雄踞音乐之冠，一些较小的首府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尤其是维也纳，拥有百年的传统，集中的力量，自然的天才，始终远比柏林更为优越。然而在最近几年，德国经济迅猛高涨，历史开始翻过一页。大型康采恩和富豪家族纷纷迁往柏林，新的财富连同强劲的勇气，在这里为建筑和剧院开拓了比在德国其他大城市里更大的发展可能性。在威廉皇帝的庇护下，各个博物馆大大扩建。剧院得到奥托·勃拉姆[25]堪称楷模的领导；正因为没有真正的传统，不存在长达几世纪的文化，这就引诱年轻人进行尝试。因为传统也总意味着阻碍。维也纳系于往日陈迹，对自己的过去尊崇备至，对于年轻人和大胆试验总是小心谨慎，迟疑观望。而在柏林，城市本身想要迅速建成，具有个人的形式，总在寻找新颖特色。因此年轻人争先恐后地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涌向柏林，也就自然不过的了。他们当中才气横溢的人做出成就，证明他们的决定正确。维也纳人马克斯·莱因哈特[26]若在维也纳要耐着性子等上二十年，才能得到他在柏林两年之内就赢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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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4 就在柏林从小国首都向世界大都会转变的过渡时期，我来到柏林。我脑子里还是维也纳继承了伟大祖先遗留下来的丰腴饱满的美丽景色。相形之下，柏林给我的第一个印象着实令我失望。向西部拓展的决定性的一步，当时才刚刚开始。新的建筑得取代有些过于张扬炫耀的动物园一带的房屋。建筑物有些荒漠的弗里特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以其笨拙的奢华气派组成了城市的中心。只有乘坐有轨公共马车[27]，才能费劲地前往维尔默尔村、尼古拉斯湖、斯台格利茨这样的郊区。边界地区的一些湖泊景色优美，富有野趣，在那时候非得进行一次远征，才得以欣赏。除了古老的“菩提树下地区[28]”之外，别无真正的市中心，没有我们维也纳的沟边大道[29]这样的“美丽林荫道”。由于普鲁士古老的节俭成风，这里完全缺少一种时髦的风采。妇女们身穿自己缝制的，毫无品味的衣衫去上剧院，到处都看不到一只轻快的巧手会化腐朽为神奇，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它都会用便宜的衣料制成迷人的花哨衣衫。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以感到弗里德里希大帝[30]传下来的吝啬持家的派头；咖啡淡而蹩脚，因为每粒咖啡豆都得省了又省；饭食淡而无味，没有汁水，没有劲道；到处干干净净，一板一眼，秩序井然，没有我们那种乐音袅袅、飘然神往的热情活力。譬如我在维也纳的女房东和柏林的女房东之间，就天差地别。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她们之间的差别更典型的了。维也纳的那位女房东性格活泼，多嘴多舌，并没有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不时丢三落四，漫不经心，可是总是热情饱满，做些事情讨你喜欢。柏林那位太太一丝不苟，什么事都做得无瑕可击；但是在第一个月结账的时候，我发现她用干干净净的斜体字，把她为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算得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缝了一只裤子上的钮扣3个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个墨水渍20芬尼，最后把她所做的一切，努力画一根粗线，加在一起共67个芬尼。我看了以后起先哑然失笑；但是更典型的是，我自己在几天之后也屈从于普鲁士的这种锱铢必较，井井有条，讲求秩序的精神，事无巨细都要交代个一清二楚。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我的开销都一笔不落、仔仔细细地记在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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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5916 我从维也纳的朋友那里拿到一大堆介绍信，可是我一封也没动用。我这次放荡行为的真正目的所在，可是要摆脱每一个稳当、安全的资产阶级的氛围，从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完全我行我素地生活。我只想认识各式各样的人，通过我自己的文学活动，找到的一些人——尽可能是些有趣的人；话说回来，《流浪作家》[31]这本书也不是白读的，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必然会产生自己也经历一番流浪诗人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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