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639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49]

1705586640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0.为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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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42 但是离群索居，隐遁独处，无济于事。四周的气氛令人压抑。正因为如此，我意识到，在敌人破口大骂、疯狂攻击之时，仅仅消极避世，不同流合污还远远不够。话说到底，你是作家，你能说话，就有义务说出你的信念，只要这在书报检查的时代能办到就行。我便试着这样去做。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致外国友人》。和别人那些大肆宣扬仇恨的文字截然相反，我直言不讳地表明我的态度，忠于我在外国的一切朋友。尽管现在不可能有所联系，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一起共同建造一种欧洲文化。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最优秀的一家德国报纸，使我深感意外的是，《柏林日报》毫不迟疑地就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未作任何删改。只有这一句话——“无论轮到谁获胜”——成为书报检查的牺牲品，因为德国要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即使对此抱有最微不足道的怀疑，在当时也都不能允许。但是就算删除这点保留意见，这篇文章依然招来了超级爱国主义者愤怒已极的来信。他们不能理解，在这样一种时刻，怎么还有人会和这些卑鄙下流的敌人有共同之处。这些信件并不怎么使我气恼。我这一生从未打算说服别人相信我的信念。说出我的信念，而且是能够明确表达我的信念，这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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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44 两周之后，我差点已把那篇文章忘得干干净净，突然收到一封信，贴着瑞士邮票，盖上书报检查官的戳子。我从那熟悉的字迹，认出这是罗曼·罗兰的手笔。他想必读过了我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写道：“不，我永远不会离弃我的朋友。”我立刻就明白，这短短几行文字是想尝试着确认一下，在战争期间是否可能和一位奥地利朋友建立联系。我立刻给他回信，从此我们开始经常通信。这种通信延续了二十五年以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残暴——把各国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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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46 这封信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幸运时刻之一：它像一只白鸽从肆意咆哮、无情践踏、疯狂喧闹的兽性灰烬中飘然飞起。我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而是终于又和志同道合者结合起来。罗兰强大优越的心灵力量，使我自己也变得更加强劲有力。因为我知道，越过边界，罗兰多么奇妙地维护着他的人性。他找到了诗人们在这种时代个人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绝不参加破坏、谋杀，而是——依照瓦尔特·惠特曼的极了不起的榜样，他在南北战争期间充当了卫生员——在救助和人性的事业中工作。罗兰在瑞士生活，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战争爆发时，他在日内瓦，立刻就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在那些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他没日没夜地在这项奇妙已极的工作中服务。我后来在《欧洲的良心》一文中向这项工作公开致谢。在战争最初几个礼拜血腥杀戮般的那些战役结束之后，亲人之间一切联系全都中断。在所有的国家，家人不知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否阵亡，还是只是失踪或者被俘。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无法指望会得到任何消息的。于是“红十字会”就承担起这一任务。在弥漫着恐怖、充斥着残忍的世上，至少让人们免遭这样阴森可怖的痛苦：不至于因为亲爱的人儿命运未卜而备受煎熬。红十字会从敌对国家中把被俘人员的通信带回故乡。这样一个才筹办了几十年的组织，当然对于通信达到这样的规模，信件竟达几百万封之多，没有思想准备；志愿协助人员的数量与日俱增，时时增加。因为苦苦等待每个小时，对于家人而言，直如永恒。1914年12月，每天像潮水般涌来的信件已达三万封之多。最后在日内瓦面积狭小的市议会博物馆里，已经挤满了一千二百人来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诗人当中最富人性的一位，不去自私自利地从事自己的写作，而是和他们一起工作，此人就是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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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48 但是罗曼·罗兰也没有忘记他另一项本分，艺术家的本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哪怕遭到他本国的阻挠，甚至激起整个交战国家双方的愤怒也在所不惜。早在1914年秋天，大多数作家怀着仇恨竞相怒吼，彼此恶言相向，大声狂骂，罗曼·罗兰却写出了《超越混战之上》那篇值得纪念的声明。在这篇文章里，他批判了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要坚持正义和人道——这篇文章比那个时代的任何哪一篇文章都更加激起人们的争论，一批人反对，另一批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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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50 因为文字在当时还有力量，这一点有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之有别于第二次大战：文学语言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还没有被“宣传”作践致死。人们还谛听写出来的话语，还期待着它们。1939年时，诗人的任何表述，不论好坏都产生不了丝毫效果，直到今天，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没有一篇文章，一首诗能触动大众的内心，或者影响人们的思维，而在1914年，一首十四行长的诗歌，像利骚尔的那首《仇恨之歌》和那“九十三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的愚不可及的宣言，另一方面，罗曼·罗兰的那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巴比塞[1]的一部长篇小说《火线》都会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世界的道德良心，在当时还不像今天这样疲弱无力，精血耗尽，对于每一句显而易见的谎言都会猛烈作出反应，对于每一种破坏国际公法和人性的暴行，都会挟着存在几百年的坚定信念的全部力量予以反击。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千真万确的事情，把反人道的暴行提升为法律，像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这样违反国际公法的暴行，在今天几乎不曾受到严厉指责，若在当年，1914年时期，还会激动全世界，从一头到另一头。枪杀护士凯卫尔[2]的事件，“路西塔尼亚号”轮船[3]为鱼雷击沉事件，由于激起众怒，招致全世界的道德谴责，对于德国而言，其后果灾难深重，甚于打了一次败仗。那时候，对于诗人，对于法国作家而言，还并非没有指望发表自己的意见，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无线电一刻不停的胡说八道的声浪所充斥；相反，一位大诗人本能地表态，比政治家们发表的一切官方讲演产生的效果要大上一千倍。因为大家知道，政治家们考虑策略、政治，讲话都得适应当时的需要，充其量也只不过说了一半真话。那一代人——日后大失所望的那一代人——还把诗人视为最佳公民，思想纯正，本着对诗人的信任，他们也就表现出无限的、近乎宗教信仰的信念。军事部门和官厅深知诗人的权威，就设法把一切拥有道德和精神威望的人们都罗致到他们煽动舆论的机构中去：这些人得解释，得证明，得证实，得保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邪恶全都堆积在别人那边，而所有的正义、所有的真理都归于自己的民族。罗曼·罗兰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于把那充满仇恨、被一切煽动挑唆的手段弄得火气冲天的气氛再行升温，而是相反，把这气氛予以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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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52 谁若今天重读这篇八页长的文章《超越混战之上》，大概已经无法理解它那强大无比的作用；如果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阅读罗兰在文中提出的一切要求，全是极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这些话是在一个群众性精神疯狂的时代说出的。这种疯狂在今天已经无法复制。这篇文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主义者惊叫起来，仿佛他们不经意地把一块炽热燃烧的铁块握在手里似的。一夜之间，罗兰就遭到他最老的朋友们的摒弃，书商们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需要用仇恨来激励士气的军事当局已经考虑采取措施来对付罗兰，一份份小册子相继发表，论据是：“战争期间表示人道，乃是伤害祖国。”但是狂呼乱叫每次都证明这一重击正中要害。讨论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已经无法阻止。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向每个人都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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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54 我回忆这段往事时，最感遗憾的是，罗兰那几年给我的信，已无法得到。它们可能毁于这场新的洪水泛滥时期，或者中途丢失，这样的想法压在我的心头，犹如一桩责任未尽。因为尽管我深爱他的作品，我还是认为，他那伟大的良心和他激情的理智曾经释放出来的东西，日后将被人称作最为美丽最富人性的成果。发自一个充满同情的灵魂，挟着无奈的愤怒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向国境之外的一个朋友，也就是一个官方认定的“敌人”写的信件和文章，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道德上的文献。在这个时代，理解要求人们拿出极大的力量，忠于自己的信念。单单这一点，就要求人们拥有了不起的勇气。从我们这友谊的通信，提炼出一个积极的建议：罗兰动议，我们得设法把各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人物邀请到瑞士去参加一次会议，达到共同一致、更有尊严的态度，也许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本着互相理解的精神，团结一致，向全世界共同发出呼吁。罗曼·罗兰自己愿意从瑞士出发，向法国和外国的知识界人士发出参加此会的邀请。我的任务则是从奥地利出发，探询一下我国和德国的诗人和学者，只要他们还没有自己作出公开表示仇恨的宣传，败坏自己的名声。我立刻动手采取行动。当时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德国诗人乃是盖哈特·豪普特曼。为了让他便于表态，表示赞同或者反对，我不想亲自出面直接找他，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里询问一下豪普特曼。拉特瑙表示拒绝，认为现在不是遵守精神上和平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豪普特曼这件事，我一直都不知道。其实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尝试就已失败。因为托马斯·曼[4]当时已经站在另一个营垒里，在他刚写的一篇关于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采取的是德国的权利立场。里尔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他照例不会参加任何公开的共同的行动。德默尔，从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写信时却怀着幼稚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签上“德默尔中尉”字样。关于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可普·瓦色曼，和他们的私人谈话让我明白，不能指望他们。所以在德国方面，没有多大希望；而罗兰在法国的进展也并不见得更妙。1914年、1915年还为时过早，战争对于后方的民众而言还过于遥远。我们是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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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56 孤立，但并非完全孤立。通过我们的通信，我们还是有所收获。我们看到第一批十几个人，可以真诚地指望他们。他们在中立国或者交战国，和我们想法相同；我们可以互相介绍这边或者那边出的书籍、文章、小册子，某一个结晶点已经得到保证，新的因素会附着上去。由于时间的压力日益沉重，附着上去的新的因素会越来越多，令人感到自己并非完全置身于真空之中。这种感觉鼓舞我，不断撰文，为了通过答复和作出反应，把那些和我们有同感的分散的隐蔽的人们显露出来。我总算还有德国和奥地利的各家大报可供支配，这样我就有一个重要的发生作用的圈子。我不用担心官厅在原则上进行阻拦，因为我从不干预现实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一切与文学有关的东西怀有的尊敬还非常强烈。我现在浏览一下我当年成功地偷运给最为广泛的读者大众的那些文章，我不能不对奥地利军事部门的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表示尊敬。我竟然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斗正酣之际，对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封·苏特纳热情洋溢地称颂一番；她把战争斥为罪行中的罪行。我还在一份奥地利的报纸上，详细报导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当然我们要使用某些技巧，才能在一场战争期间把我们这些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圈子。为了描写战争的恐怖和后方民众的冷漠，在奥地利当然有必要把一个“法国”步兵的苦难，在一篇介绍《火线》的文章里显突出来，但是从奥地利前线传来的几百封信件让我看到，我们的士兵多么清晰地看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要不，我们就选择似乎是互相攻击的手段，来说出我们坚定的信念。于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便在《法兰西信使报》上针对我的文章《致我在敌国的朋友们》，和我论战。他假装和我论战，把我的这篇文章，连最后一个字都译成法文印出来，便成功地把这篇文章偷运到了法国，每个人都可以在法国读到此文（而这正是目的所在）。就用这种方法把闪光信号在两国之间传来传去，这些信号仅仅是记忆片断而已。后来有个小小的插曲向我表明，这些信号如何为指定的人群所理解。当意大利在1915年5月向它从前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我们这边立刻有股仇恨的浪潮腾空而起。意大利的一切都遭到痛骂。恰好意大利复国[5]时期一位年轻的、名叫卡尔·波哀里阿的意大利人的回忆录在这时碰巧出版。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他对歌德的访问。我刻意写了一篇文章《一位意大利人造访歌德》，以便在切齿痛恨的怒吼狂叫声中说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历来关系极为良好。因为这本书的引言是贝内德托·克罗齐[6]所写，我便利用这一契机，写了几句话，献给克罗齐，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个时候在奥地利根本不允许对敌对国家的任何诗人或者学者表示赞许，而我却对一个意大利文人表示赞赏，这不言而喻意味着明确的示威，这一点也为国境之外的人们所理解。克罗齐当时在意大利当部长[7]，后来有一次对我说，部里有个职员，自己看不懂德文，慌慌张张地告诉他，在敌方的主要报纸上有文章攻击他（这个职员心想敌人提到克罗齐，势必带有敌意）。克罗齐让他把《新自由报》找来，起先颇为惊讶，继而觉得非常逗乐，报上非但没攻击他，反而向他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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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58 我丝毫也没过分夸大这些孤立的小插曲的意思，这些事情对于事件的进程，不言而喻没有起到一点点作用。但是它们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有些无名的读者。它们缓解了二十世纪一个有真正人性感知的人所处的阴森可怕的孤立状态，心灵的绝望境地——二十五年之后，人们在今天面对超强的力量，又处于同样的无力无奈的境地，我担心的，还更甚于此。我早在当时就充分意识到，我用这种小小的抗议和微不足道的计谋，并不能摆脱压在我身上的真正重负。慢慢地，在我心里酝酿出创作一部作品的计划，在这部作品里我不仅想说出我个别的看法，还能显示我对时代和民众、对灾难和战争的整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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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0 要想在一部文学作品里表现战争，其实我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点：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战争。我现在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像抛锚似的枯坐在这间办公室里，而在看不见的远方，战争的“真正的”、确实的、可怕的行径正在进行。我有若干次亲上前线的机会，几家大报三番两次请我担任它们的驻军通讯员。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描写战争，都只能本着积极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来进行描述。而我曾经发誓，——这一誓言，我在1940年也依然信守，——绝不去写一句话来肯定战争，或者贬低另外一个民族。这时突然出现一个机会，1915年春，奥地利和德国联军在塔尔诺夫（Tarnow）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突破了俄军阵线，在一次全力冲锋之后征服了加利西亚（Galizien）和波兰。战争档案馆要为它的图书馆收集在奥地利占领区所有的俄国宣言和公告的原文，趁它们还没撕下来或者以其它方法毁掉。碰巧上校知道我有收藏家的技巧，便问我是否愿意去办理此事。不言而喻，我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于是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到处通行无阻的通行证。我用不着依附于任何官厅或者任何上级军官，可以乘坐任何军事列车或者自由行动，无论我到哪儿去都行，于是引发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突发事件：我其实并非军官，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上士。我身穿一身军装，并没有特别的徽章。我拿出我那神秘莫测的文件，就引起人们特别的敬意。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官员估计，我大概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参谋总部的军官，要不然就是身负一桩神秘兮兮的使命。我也避免踏进军官餐厅，只在饭店里用餐投宿，这样我也就赢得了一个好处，置身于庞大的军事机关之外，可以没有任何“向导”，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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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2 我身负的使命，收集俄军的文告，并未成为我的巨大负担。每当我到达加利西亚的一座城市，来到塔尔诺夫，来到德洛霍比茨，来到伦贝尔格，火车站上总站着几个犹太人，所谓的“小商贩”，其职业是，你想要什么，他们就给你去办什么。我只消给这些万能商贩当中的一个说，我想要俄国占领区的公告和布告，这个商贩就像黄鼠狼似的一溜烟地跑了开去，通过神秘莫测的途径，把这项任务转告他手下的几个小帮手。三小时后，我一步也没迈，就把这些资料完整无缺地收齐了。由于这一堪称模范的组织，我有很多时间去四下观看。我看见了不少东西，我尤其看见了平民百姓的极端苦难的处境，看见他们所经历的恐怖，犹如一片阴影笼罩在他们眼里。我看见了犹太人聚居区的居民经受的意想不到的苦难。他们八个人、十二个人一间，住在底层或者地下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敌人”。在塔尔诺夫我碰见了第一批运来的俄国被俘士兵，他们圈在很大的一块四四方方的地面上，抽着烟，聊着天，由二三十个上了年纪、胡子拉碴的蒂罗尔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们看守着。这些士兵也同样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和那些战俘不相上下，和我们在家里从画报上看到的那些英俊潇洒、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穿光鲜军装的士兵大相径庭。但是这些看守的士兵丝毫没有凶相毕露，或者摆出严酷无情的神气。战俘们并未像一般情况下那样想要逃走的样子。奥地利的这些战时后备军的士兵也丝毫没有严加看守的愿望。他们和战俘们像伙伴一样地坐在一起，正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因此双方都感到特别有趣。他们互相交换纸烟，相视而笑。有个蒂罗尔后备军的士兵从一只很旧很脏的钱包里取出他妻子和他孩子的照片，给他的这些“敌人”观赏，这些“敌人”挨个观看这些照片，表示赞赏，伸出手指，问这个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自主地感到，这些原始的纯朴的人们，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诗人对战争的感受要正确得多，他们感到战争就是灾难，如今大难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对此毫无过错，每一个陷入这场灾难的人都是兄弟。这个认识给我欣慰，一路上始终陪伴着我，走过遭到炮击的城市，遭到掠夺的店铺，店里的家具扔到马路上，狼藉遍地，犹如断肢残臂，五脏六腑。作战地区之间是耕作得很好的田地，这也使我萌生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破坏又都会荡然无存。当然我那时还难以衡量，人们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迅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痕迹会迅速地在地面上消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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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4 最初几天，我还没有碰到战争真正的恐怖。战争真正的面貌，远远超过我最厉害的担忧。几乎没有任何按时运行的客车。我有一次就乘坐敞篷的炮兵运炮的列车，坐在拖动大炮的双轮车上，又有一次乘坐运牲口的列车，臭气熏天，大家累得要死，就横七竖八地躺下睡觉给运到屠宰场去，也都成了挨宰的牲口。但是最可怕的是伤兵车，有两三次我不得不乘坐这种车子。唉，这些运送伤员的车子和战争初期画报上登载的那些照得灯火通明、刷得雪白、洗涤得干干净净的救护列车真是千差万别。在那种列车里，大公爵夫人们和维也纳上流社会高贵的太太们充当护士，让人拍照，刊登出来。而我看到的是些普通的运送伤员的列车，没有正式的窗户，只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的天窗。车内全靠烟熏发黑的油灯照亮。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一台台原始的担架，挨在一起，全都躺满了不断呻吟、浑身冒汗、脸色灰白的伤员。他们在弥漫着粪尿臭味和碘酒药味的浓重空气里痰喘着、呼吸着。卫生兵累得一塌糊涂，摇摇晃晃地来来回回，根本不是在走路。画报照片上的那些白得耀眼的床单早已不见踪影，躺在稻草上或者硬邦邦的担架上的伤员，身上盖的全是血迹斑斑的毛毯。在每一节这样的车厢里总有两三个死人，躺在这些身在弥留之中、不断呻吟的伤员中间。我和医生谈话，他向我承认：他其实只是匈牙利一座小城市里的牙科医生，不动外科手术已经多年。他绝望透顶。他对我说，早在七站路以前，他就事先发出电报，要求提供吗啡。但是所有的物资都已耗尽，到布达佩斯医院还有二十小时，已经没有药棉，没有干净的绷带。大夫请我帮忙，因为他的助手们都已累得动弹不得。我设法帮忙，我笨手笨脚，至少每到一站，我都能跑出去帮忙拎几桶水来。水脏兮兮的，并不干净，其实是给火车头用的，现在却成了清凉饮料，至少可以用来洗洗涮涮，把不停地滴到地板上的鲜血擦掉。另外，这些士兵来自各式各样的民族，如今都扔进这口滚滚向前的棺材里，语言混杂，就像当年修建巴比塔[8]时那样，谁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无论是医生还是看护人员，谁也不懂奥地利境内的乌克兰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言；唯一能够多少帮上点忙的是位一头白发的老神父，就像医生因为没有吗啡而绝望一样，这位老神父也深受震撼地抱怨，他没法完成神圣的职责，给临终的伤员施行涂油礼，因为他没有油了。他整整一辈子给临终的人行涂油礼的人数，还没有这最近一个月的人数多。我听他用愤怒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六十七岁了，见过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类有可能犯下这样一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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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6 我乘坐着回家的那列伤兵车，在拂晓时分到达布达佩斯。我立刻走进一家饭店，首先想好好睡上一觉；我在那列火车里唯一的座位乃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十一点左右，和睡觉之前一样疲劳至极。我迅速穿上衣服去吃早餐。可是刚走几步，我就不得不揉揉眼睛，我不断地感到我是否在做梦。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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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68 早上还是春天，中午已是盛夏。布达佩斯从来没有这样美妙宜人，无忧无虑。身穿白色衣裙的女人和军官们手挽着手漫步街头。我突然觉得这些军官来自另外一个部队，和我昨天、前天才看见的那些躺在伤兵车里的军人迥乎不同。我衣服上、嘴巴里、鼻子里还残留着昨天运送伤员的车上散发出来的碘仿的味道。我看见这些军官在购买紫罗兰花束，潇洒殷勤地献给女士们。无懈可击的漂亮汽车载着胡子刮得精光、衣着打扮无懈可击的男士们满大街地往来驰骋。而这一切距离前线不过八九小时快车的行程！可是我们有权利控告这些人吗？难道他们活着，试图乐享他们的人生，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也许恰好是因为感觉到，一切都受到威胁，所以能够抓到什么就抓什么，几件好衣服啦，最后几小时好时光啦！正因为大家看到，人是多么脆弱，容易遭到破坏，一小颗铅子，就能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把人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回忆、一切认识和狂喜极乐击成齑粉。于是人们懂得，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几千人挤在波光粼粼的河畔观看太阳，充分感受自我，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也许还感到力量增强。起先使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几乎都已经释然，不再生气。可是不幸的是，那个殷勤的侍者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打开来看了一眼，这下子我才感到一阵恶心，火冒三丈。报上尽登着胡言乱语，侈谈什么不屈不挠的胜利意志，我们自己的军队损失甚微，敌人损失惨重。战争的谎言向我迎面扑来，赤裸裸的弥天大谎，恬不知耻！不，不是这些散步的男女，真正的罪人是那些用自己的语言驱使人们去打仗的家伙。但是我们如果不用我们的语言来反驳他们，我们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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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0 这下我才找到了我真正的动力：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我心里已有素材，只是我的本能还缺少最后的形象的确认，所以没有动笔。我已认清了我需要抗击的敌人——那就是虚假的英雄气概，宁可先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受苦，去送死，那就是没有良心的先知们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先知，他们肆无忌惮地预言胜利，延长杀戮，在他们身后是他们雇佣来的合唱队，就像弗朗茨·维尔弗在他优美的诗歌中批判的那些“用语言美化战争的家伙”。谁若表示有所顾虑，就破坏了他们爱国主义的买卖，谁若发出警告，他们就嘲笑此人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受苦受罪，可是谁若反对战争，他们就把他打成叛徒。任何时候，永远是这么一帮歹徒，他们把谨慎的人斥为胆小鬼，把富有人性的人斥为软蛋。他们轻率地找来灾难，可是等到灾难临头，他们自己却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永远是这一帮歹徒，嘲笑特洛伊城里的卡桑德拉，耶路撒冷的耶利米[9]。我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些如此相似的时刻里这样理解这些人物的悲剧和伟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胜利”，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获得了胜利，也无法为这些牺牲进行辩护。可是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作出这种警告的，依然是我独自一人。在打响第一枪以前的嘈杂不堪的胜利叫嚣，在打第一仗以前就瓜分战利品的行为，常常使我怀疑，在所有这些聪明人当中，究竟是我自己疯了，还是说在众人皆醉时，就我一人独自可怕地保持清醒呢？“失败主义者”这个字发明出来，是为了把失败的罪过转嫁到那些为民族间彼此理解而努力的人身上，因此对我而言， 把“失败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处境用戏剧形式加以描述，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选择了耶利米这个人物形象、这个徒劳无功的警告者作为象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撰写一部“和平主义”的戏剧，把尽人皆知的道理化为语言和韵文，侈谈和平比战争更好，而是为了描述那个在群情激昂的时候被人耻笑为软弱无力之辈、胆怯懦弱之徒的人，在失败之时，往往证明是唯一不仅能够承受失败，甚至能够控制失败的人。从我撰写的第一部剧作《特西特斯》起，我脑子里再三思索着被战胜者的精神优越感的问题——我一直想要让人看到，任何形式的权力在一个人身上都会产生使人心肠变硬的作用，每次胜利都会在各个民族身上产生精神上的僵化状态，只有用那刺激人心、刺痛灵魂的可怕的失败的力量，来对抗这种精神上的僵化状态。战争正酣，其他人正冒冒失失地提前高奏凯歌，互相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地取得了胜利，我却投身到灾难的最深层的深渊之中，寻找自拔上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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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2 可是当我选择一个《圣经》中的主题时，我却无意识地触及了至今藏在我心里从未动用过的东西，朦胧地建立在我血液里或者传统中的和犹太人的命运共同之处。难道不是我的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其他各个民族战胜，可是多亏有种神秘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意志，我们民族转败为胜，一而再地熬过了失败？难道我们的先知，不是事先就知道，这样永远被人驱赶，被人追逐，直到今天还把我们像秕糠似的扔在街上，这些先知不是肯定了这种屈从于暴力之下，甚至祝福它是通向上帝的一条道路？难道考验不是对所有的人和个别的人都永远是个收获？——在我写这出剧本的时候，我很幸运地感觉到这点。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是第一本我自己也认可的作品。我今天知道：倘若没有我当时在战争期间自己感受到的一切，自己预先感受到的一切，我将和战前一样，是个“惬意地打动人”的作家，就像人家在音乐上说的那样，但永远也不是一个能感动人、吸引人，一直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作家。现在我才第一次感到，我既是在吐露我的肺腑，也同时在说出时代的心声。我在设法帮助别人的时候，在当时也帮助了我自己：帮我写出了我自己最有个人特色、最有私人性质的作品，和我的《埃拉斯莫斯》一样。1934年，在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在《埃拉斯莫斯》一书中也奋力挣脱了一个类似的危机。从我开始试图表现当代的悲剧之时起，我也就不再这样严重地承受这种悲剧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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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4 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部作品会获得明显的成功。剧中涉及这么多问题，先知的、和平主义的、犹太人的问题，最后几个场景，像首赞美诗似的升起，汇成一曲对失败者命运的颂歌，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一部正常剧本的篇幅，如要上演，非得花上两三个晚上不可。再说，这样一部预示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剧本，怎么可能搬上德国的舞台。在德国，每天都在大声鼓噪“不是胜利，就是沉沦！”要是这本书能够出版，我就得称之为奇迹了，可是即使再糟不过，这本书未能出版，它至少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在剧中的对话里说出了我在和我周围的人们交谈时不得不讳莫如深的话语。我抛掉了压在我灵魂之上的重负，回归到我自己，就在我心里的一切对这个时代表示“否定”的时候，我却找到了对我自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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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6 [1]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一战中反军国主义，反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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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78 [2] 爱迪特·路易莎·凯卫尔（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期间，德国占领比利时，她帮助协约国的士兵逃离比利时，被德军枪杀，在英国被当作烈士和英雄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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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0 [3] “路西塔尼亚号”为英国轮船，为当时世上最大的船只，航行于英美之间。1915年被德国潜艇击沉，1200人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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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2 [4]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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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4 [5] 意大利复国运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人民努力争取统一意大利。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到1870年终于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意大利王国。许多著名人士均参加这一运动，如加里波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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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6 [6] 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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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688 [7] 原编者注：茨威格记忆有误，克罗齐到1920至1921年才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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