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6697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0]

1705586698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1.在欧洲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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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0 1917年复活节，我的悲剧《耶利米》作为单行本出版，我经历了一大惊喜。我是内心怀着对时代最激烈的反抗情绪写出这出悲剧的，因此我也有思想准备，必然会遭到外界激烈的反对。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这本书立刻就销售了两万册。这对于一个剧本而言，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数字。不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朋友们，便是那些先前几乎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人们，例如拉特瑙和理查·德默尔，也公开赞赏这部剧作。我并没有把此剧送交各剧院的经理，他们却已经主动写信给我，请求我把此剧在和平时期的首演权留给他们，——战争期间在德国上演此剧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好战的反对派也表现得客客气气，充满敬意。我什么都想到了，唯独这点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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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2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别无其它，就是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半：时间十分残忍地使人们冷静下来。在战场上采用了可怕的放血疗法之后，热度开始渐渐消退。人们不像战争爆发时那几个月兴高采烈，而是比较冷静，比较严峻地凝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开始土崩瓦解。因为哲学家们和诗人们情绪高昂地宣称为伟大的“道德净化”的活动，已经丝毫也感觉不到。整个民族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全国似乎一下子分裂成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前面是士兵的世界，他们浴血奋战，经历了极端可怕的物质匮乏。后面是留在后方的那些人的世界，他们无忧无虑地照旧生活，照样上剧院看戏，从别人的苦难还有利可图。前方和后方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阵营。任人唯亲的恶劣风气以各种面貌在各个部门猖狂蔓延。大家都知道，使用金钱或者良好关系可以得到收益甚丰的供应，而打得肢体不全的农民或者工人却一而再地被赶到战壕中去。因此每个人只要有一点可能，都设法无所顾忌地自我救助。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必须的日常消费品都变得日益昂贵，食品日益匮乏。民众的苦难犹如灰色的泥沼，在此之上摇曳着鬼火似的蓝色幽光，是发战争财的家伙所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民众渐渐地开始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总部发布的每一份公告，怀疑报纸和报上的消息，怀疑战争自身和战争的必要性。因此我的这个剧本获得这样意外的成功，并不是由于它文学上的成就，我只不过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对战争的仇恨，对胜利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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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4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出这样一种情绪，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游行示威。所以我必须放弃成为战争时期第一部得到上演的反战剧本的希望。这时我突然收到苏黎世市立剧院经理的一封信，他想立即上演我的悲剧《耶利米》，并邀请我参加此剧的首演。我完全忘记，——在这第二次战争时期也一样——在这世界上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非常珍贵的一块德语的土地，承蒙上天恩赐，得以存在于不远处，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里还有言论自由，思想还未遭蒙蔽。我当然立即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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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6 当然我的同意起先只能是一种原则上的赞同，因为我还首先需要获准离职去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在所有这些交战国里都设立了一个文化宣传部，在这第二次战争中根本就没有设立这样一个部。在显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氛围的区别时，人们一再被迫指出，“一战”时，这些国家，领袖、皇帝、国王们都是在人道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潜意识中还为进行战争感到羞耻，人家指责这些国家是“军国主义者”，一个个国家都对这种指责加以驳斥，认为这是卑鄙的“污蔑”。相反，每个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解释，摆出样子，表示自己是个“文化民族”。1914年全世界还把文化置于暴力之上，并且把“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的口号斥为“不道德的”，予以摒弃。各国还争相以得到世界承认的精神成就，来博得赞美。因此，一切中立国家里便充斥着艺术表演。德国派出它的交响乐团，在世界闻名的指挥家的率领下前往瑞士、荷兰和瑞典。维也纳则派出它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诗人、作家和学者也都派出国去——并不是为了赞美赫赫战功或者炫耀兼并主义的倾向，而仅仅是用他们的作品证明，德国人并非“野蛮人”，并非只制造火焰喷射器和优质毒气，也会生产绝对的对欧洲有用的价值。我必须一再强调，在1914至1918年期间，世界的良心还依然是人们争相追求的势力，在战争中一个民族的艺术独创因素、道德因素还是一种力量，影响深远，受人尊敬。各个国家还都在努力争取人类的同情，而不像1939年的德国，只会用非人道的恐怖手段把人类打翻在地。所以我申请休假前往瑞士，参加一个剧本上演。这事本身便很有机会获准；需要担心的困难充其量就在于这是一出反战的剧本，剧中一个奥地利人——虽说只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预言战争可能失败。我到部里去求见这个部门的首长，向他提出我的愿望。使我极为惊讶的是，这位首长立刻就答应我，一切照办，而且用的是非常奇怪的理由：“感谢上帝，您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鼓吹战争的人。好吧——您到了国外，就尽您所能，使这件事情赶快结束吧。”四天之后，我请假获准，得到一张出国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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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08 听到奥地利国防部的最高官员之一在战争期间这样自由无羁地发表意见，我还是感到相当惊讶的。但是我不谙政治的秘密通道，我没有料想到，1917年，新即皇位的卡尔皇帝曾经在政府的上层官员当中悄悄启动了一个运动，想摆脱德国军方的独裁专制。德方想肆无忌惮地在违背奥地利内心意志的情况下，拽着奥地利跟着推行他们狂野的兼并政策。在我们的参谋总部里，人们对鲁登道夫[1]专横跋扈的霸道作风深恶痛绝。在外交部里，人们抵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潜艇战，这必然会使美国成为我们的敌人。即便是平民大众也对“普鲁士的骄横放肆”极有烦言。所有这一切，暂时只是表现在小心谨慎的影射暗示和似乎漫无目的的评说之中。但是再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得更为详尽，我在无意之中比别人更早就接近了那个时代最重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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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0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前往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呆了两天。我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打算战后就寓居那里。在这座城里有人数不多的一批具有严格天主教思想的人士，其中两位，在战后奥地利历史上作为总理，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是亨利希·拉马什[2]和伊格纳茨·赛帕尔[3]。前者是他那时代最为杰出的法学教师之一，曾任海牙会议主席团成员，而后者伊格纳茨·赛帕尔，是一位天主教神父，简直聪明绝顶。他注定了在奥地利帝国崩溃之后，来执掌小小的奥地利的领导权，乘此机会，他的政治天才得到了出色的证明。他们两位都是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笃信教规的天主教徒，热情洋溢的旧式奥地利人，因此从内心深处就坚决反对德国的、普鲁士的、笃信新教的军国主义。他们觉得这种军国主义和奥地利传统思想、奥地利的天主教使命不能协调一致。我的剧作《耶利米》在这些宗教的——和平主义者的圈子里赢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拉马什枢密官请我在萨尔茨堡去见他——赛帕尔正好出门在外。这位高雅的年老学者非常亲切真诚地和我谈论我的作品；他认为书中充满了我们奥地利的思想，友好妥协的精神，他迫切希望，此书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方面。使我惊讶的是，他以坦诚的口气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吐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在奥地利正处于一个决定命运的转折时期。他的坦诚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敢。自从俄罗斯在军事上被排除在外之后，只要德国愿意放弃它的侵略的倾向，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都不再存在一个真正阻止他们结束战争的障碍。这个时机不可错过。倘若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抵制和谈，奥地利必须夺过领导权，独立行动。拉马什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已经答应帮助这种倾向。大家也许不久就会看到皇帝个人政策的效果。德国的主战派不惜继续作出牺牲，定要签订“胜利和约”。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是否能迸发出足够的能量，放弃“胜利和约”，而能把谅解和约贯彻到底。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极端措施：在德国军国主义者还没有把奥地利拽进一场灾难之前，奥地利及时摆脱和德国的联盟。“谁也不能指责我们背信弃义，”拉马什坚定而又坚决地说：“我们已经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非命。我们已经作出了足够沉重的牺牲，已经尽心尽力！现在不能再为德意志的世界霸权再牺牲人命，一个人也不能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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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2 我嗓子发紧，透不过气。所有这些事情我们都暗中想过多次，只不过谁也没有勇气在大青白日把它们说出口来：“让我们及时摆脱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因为这话被当作“背叛”我们的战友。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人把这句话说给我听。我先前就已经知道，他在奥地利享有皇帝的信任。而在国外，由于他在海牙的工作，享受最为崇高的威望。他把这句话说给我这个可以说是素昧平生的人听，态度是如此安详平静，坚毅果决。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分裂主义的行动早已不是处于准备阶段，而是已在进行之中。想法非常大胆，要么以分别签订和约威胁德国，迫使德国更加倾向于和谈，要么在必要时把这种威胁付诸实现。历史证明，这个想法是当时唯一能够拯救帝国，拯救君主政体，从而也能拯救欧洲的唯一的、最后的可能性。可惜，原有的计划执行起来缺乏坚决果断的劲头。皇帝派他妻子的弟弟帕尔玛亲王[4]，的确带了一份密函去见克里列孟梭[5]，以便在事先没有照会柏林王室的情况下，探听签订和约的可能性。必要时，开始进行和谈。这项秘密使命究竟是以什么方式被德国获悉，我想，至今尚未完全澄清；灾难深重的是，卡尔皇帝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公开他的信念，也许像有些人说的，是因为德国以军事入侵奥地利相威胁，也可能是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很怕沾上这样的污点：在举足轻重的紧要关头，取消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亲自缔结的、并且由这么多人的鲜血确定的盟约。反正卡尔皇帝没有召唤拉马什和赛帕尔来担任首相，这两个人是唯一作为天主教国际主义者出自内心的道德信念、拥有力量来承担这个脱离德国的污点。这一迟疑成为皇帝的厄运。他们两位未能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首相，而只成了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共和国的总理。除了这两位声誉卓著极有威望的人物之外，当时的确没有人更有能力在全世界面前捍卫这似乎是不正确的行动。拉马什完全可以以脱离德国来公开威胁，或者干脆就脱离德国。这样他不仅可以拯救奥地利的存在，也使德国摆脱其最深重的危险，摆脱漫无限制的兼并欲望。倘若那位睿智而极为虔诚的政治家当时向我公开宣布的行动没有因为软弱无能、笨拙迟钝而毁于一旦，这对于我们欧洲将是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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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4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边境。现在要我具体回忆，当时从一个严密封锁的、已经饿得半死不活的交战国过境到一个中立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确实非常困难。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只不过是几分钟时间，但是在第一秒钟，人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是从一个空气浑浊、严加封闭的房间突然走进一片白雪覆盖、空气清冽的平原，似乎有股陶醉的感觉从头脑经过所有的神经传向四肢百骸。即使多年之后，当我从奥地利前来，驶过这个火车站时（它的站名我平素永远也记不住），我又像闪电般迅速重复经历这种突然间松了口气的感觉。大家跳下列车，在自助餐桌上已经放满了食品，在等待着大家取用。大家几乎忘记从前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必须的食品，有金色的汁水饱满的橘子、香蕉，巧克力和火腿也公然陈列在那里。这些东西在我们那里只有通过后门偷偷地弄到，还有面包和猪肉，不用面包票，也不用肉票——这些旅客的确都像饥肠辘辘的动物，扑向这些便宜的美食。有一家电报局，一家邮局，从这里可以不经审查，把信和电报寄向全世界的四面八方。法文、意大利文、英文的报纸搁在那里，可以随便购买、打开、阅读，而不致受到惩罚。一切严禁的事情，往前走五分钟，就都是允许的，而在那边允许的事情也都遭到严禁。欧洲战争的一切荒诞不经，通过这两个世界这样并排地展现在这同一个空间，使我非常具体地看得一清二楚；对面那座小小的边境小城，它的招牌，单凭肉眼就能读得出来。从城里的每幢小屋、每间茅舍把男人都抓了出来，运送到乌克兰或者阿尔巴尼亚去，让他们在那里杀人或者被人所杀——离开那座小城五分钟的距离，在这里，同年龄的男子们安安逸逸地和他们的妻子坐在门上爬满常春藤的屋门前，抽着烟斗：我不由自主地问我自己，是不是这条小小的边界河流里，右侧游动的是交战的鱼，左侧游动的则是中立的鱼。在我跨过边界的这一秒钟，我的脑子想法就不一样，更自由，更激动，更不低三下四。我在第二天马上检验一下，不仅我的精神状况，便是我的身体机能在交战的世界里也大大削弱。我应邀到亲戚家做客，饭后浑然不觉地喝了一杯黑咖啡，吸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心脏狂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在好几个月一直服用代用品之后，已经接受不了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人的身体在经受了战争的不自然状况之后，又得转变过来适应和平的自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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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6 这种陶醉，这种惬意的晕眩也使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每棵树我觉得都更加美丽，每座山都更加无拘无束，每一片风景都更加赏心悦目。因为在交战国内，草原的宁静，在人们阴翳密布的眼睛看来，就像是大自然无羁放肆，冷漠而无动于衷，黄昏日落时的紫色云霞，使人想起染遍沙场的鲜血；而在这里和平安谧的自然状况之中，大自然的冷静孤僻又变得极其自然。我爱瑞士，以前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爱它。我总是非常乐于到这个幅员虽小，却妙不可言、花样繁多、奇事层出的国度。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它生存的意义。各民族共存于同一个空间，而不抱任何敌意，这就是瑞士的思想。这种极富睿智的生活准则，通过互相尊重和真诚经历过的民主，把语言上和人民间的区别提升为兄弟情谊——这对于我们整个迷惘混乱的欧洲，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几百年来，是和平和自由的家园，总是殷勤好客地接纳每一种思想，让它忠实地保留其特殊的特点——事实证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超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重要！我觉得这个国家有权利获得美景，得到财富。不，在这里人们不感到陌生；一个自由自在、独立无羁的人在这悲剧性的世界时刻，在这里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更有返回家园的感觉。我心潮澎湃，夜里在苏黎世一连几个小时在大街上、在湖岸边漫步。灯光照耀下，一片和平景象，在这里人们还享有人生的优美闲暇，从容不迫。我指的是，还感觉到窗户后面，妇女并没有躺在床上彻夜不眠思念她们的儿子。我没有看见伤员，没有看见缺臂少腿的伤残军人，没有看见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被列车带走的年轻士兵——人们在这里感到有权利生存。而在交战国里，如果还没有成为伤残士兵，就会感到羞愧，几乎感到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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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18 但是我迫切需要得到的并不是和人家讨论我剧本演出的事宜，也不是急着和瑞士朋友、和外国朋友见面。我特别想要见到罗曼·罗兰。我知道，此人可以使我更加坚定，头脑更加清楚，更有活动的能量。我要感谢他，在我心灵感到无比痛苦极端孤独的日子里，他的鼓励和他的友谊给我的一切。我首先要去看他。我立即前往日内瓦，于是我们这两个“敌人”便处于相当复杂的处境里。不言而喻，交战国家的政府并不乐于看见他们国家的成员在中立国的国土上和敌对民族的成员进行个人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并没有一条法律条文规定这样的交往应该受到惩罚。只有在商业方面“和敌人进行交易”是严厉禁止和等于叛国的。为了不致稍有不慎而触犯禁令，我们这些朋友甚至原则上避免互相递上香烟。因为毫无疑问，我们都不断受到无数密探的监视。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们心里害怕或者心里有鬼，我们这些国际性的朋友便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一切全都公开。我们不用隐蔽的地址或者留局待领的方式通信，我们也不在夜里悄悄地秘密聚会，而是一同在街上溜达，或者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一到日内瓦立即在饭店楼下的门房那里通报我的真实姓名，我要和罗曼·罗兰先生谈话，正因为这样对德法两国的通讯社更好，他们若想报导我是谁，我想拜访谁；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两位老朋友不会因为他们两人碰巧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而这两个民族恰好正在打仗，因此必须互相回避。我们觉得没有义务跟着去干一件荒唐的事情，就因为整个世界全都举止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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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20 我终于站在罗曼·罗兰的房间里——我觉得这房间就像在巴黎的那间房子一样。和当年一样，桌子和椅子都放在书堆里，书桌上堆满了杂志、信件和纸张，这同样是个简朴的、用来办公的僧舍，可是和全世界紧密相连。不论他在哪里，在他身边，凭他的本性就筑就了这样一个僧舍。我一时说不出问候的话语，我们只是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去——这是我几年来又能握到的第一只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三年来和我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但是我们两人在这三年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我用这外语和他交谈，比用母语和任何一个我本国的人都谈得更加知己，更加坦率。我心里完全有数，我面前站着的这个朋友对我而言，是在我们这个重要的世界时刻最重要的一个人，是欧洲的道德良心在和我说话。这时我才能看到，他为各国人民互相了解曾经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一切了不起的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总是单枪匹马，没有外援，没有秘书。他关注各个国家发表的一切声明，和无数人通信，他们在良心问题上需要他的忠告。他每天写许多页日记，他和所有这个时代的人不同，感到自己有责任亲身经历这一历史时期。他感到需要为后世作出交代。（那不计其数的手写的日记本如今在哪里？这些日记日后将向我们完整地说明那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道德上和思想上的矛盾。）与此同时，罗曼·罗兰发表文章，每一篇在当时都引起了国际上的激动，还创作长篇小说《克莱朗波尔》——这是他的投入，不歇息，不停顿，充满牺牲精神的全身心的投入，为了他承担的巨大的责任，在人类发疯发狂的时候，能在人性上公平正直，行动上每个细节都成为楷模。每封来信他都回复，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阅读；这位作家身体虚弱，娇气，恰好在当时健康很受损害，只能轻声说话，时刻都在和轻微的咳嗽搏斗，每次到走廊里去都得戴上一条围巾，走路快了，就得停下来稍事休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投入的精力和向他提出的要求相比，简直扩展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什么都无法撼动他，无论是攻击还是奸计。他勇敢无畏，目光清晰地注视着世界的混乱。我在这里看到另一种英雄主义，看到精神上、道德上的英雄主义，像纪念碑似的放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即使在我论罗曼·罗兰[6]的书里，我对他的描写也许还不够（在描写健在的人士时，总怕对他赞誉过分）。我在这间斗室里见到他，从这间房间那些视而不见的鼓舞人心的射线，射向世界上各个地方，我当时深受震撼，——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得到“净化”，我在几天之后，血液里还有所感觉，我知道：这是当时罗曼·罗兰创造的使人振奋、滋补强身的力量。只有他独自一人，或者几乎是独自一人在和千百万人无谓的仇恨作斗争。这种力量属于那些无法丈量、无法计算的不可估量的事物之列。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证人才知道，他的存在，他那堪称榜样的岿然不动，在当时意味着什么。通过他，那陷入狂怒之中的欧洲才得以保持住它道德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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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22 他在那天下午及以后几天和我进行的多次谈话之中，常有一种微弱的悲哀触动我。这种悲哀包含在他说的话里，就像我和里尔克谈到战争时所发现的同样的悲哀。罗兰对于政治家们和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心造成外国人大量牺牲还嫌不够的那些人充满了愤怒。但是与此同时，他总对那些受苦受难丧失性命的人抱有同情。这些人是在为一种自己并不理解的意义去受难赴死，而这种意义实际上只是荒唐愚蠢。他把列宁[7]给他的一份电报给我看。列宁在乘坐那一节臭名昭著的密封列车离开瑞士时，请他一同前往俄国，因为列宁知道得很清楚，罗曼·罗兰道德上的权威对他的事业将会多么重要。但是罗兰下定决心，绝不依附任何集团，而只是独立无羁地以他自己个人为他献身的事业服务，那就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他从不要求任何人屈从他的思想，他也拒绝依附于任何组织。谁若爱他，就得自己无拘无束，他不想树立别的榜样，只想树立这样一个榜样，那就是，如何自由自在，忠于自己的信念，甚至反抗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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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24 在日内瓦，我在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一些法国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他们都围绕在《叶子》（Feuille）和《明天》（Demain）这两份报纸旗下。皮埃尔·让·儒弗[8]、勒内·阿克罗斯和弗朗斯·麦绥莱勒[9]，我们很快就激情迸发，变成了真挚的朋友，平素只有青少年才能结成这样的友谊。但是，我们本能地感到正在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我们旧日的关系，大多由于以往的伙伴受到爱国主义的蒙蔽，都不复存在。我们需要新的朋友。既然我们站在同样的战线上，在同样的精神战壕里反击同样的敌人，我们之间便本能地建立一种激烈的同志情谊；二十四小时后，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如此熟悉，就仿佛我们已经相识多年，就像每条战线上通行的那样，我们已经互相使用兄弟般的“你”。我们大家都感觉到——“We few， we happy few， we band of brothers. ”（英文：我们少数几个，我们快活的少数几个人，我们是一帮兄弟。）——由于个人都是危险分子，也感觉到我们的聚会是绝无仅有、异常大胆的事情；我们知道，离开我们五小时的路程，每一个德国人都在窥伺着法国人，每一个法国人都在窥伺着德国人，打算用刺刀袭击或者用手榴弹把他炸烂，从而获得一枚勋章，交战国这边和那边的几百万人唯一梦寐以求的就是互相消灭，从地球上消灭个干干净净。各报讲起“敌人”，都嘴巴白沫乱喷。而我们，这千百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小撮人，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还能够极为真诚，甚至有意识地怀着浓烈的兄弟情谊坐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和一切官方公开言论和奉命而写的文章形成什么样的对照。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那些祖国面前这样忠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必然会使我们遭到危险；但是正因为这点风险使我们的大胆行为几乎提高到极度加强的程度。我们是要冒险，我们享受这种冒险的强烈快乐，因为风险才赋予我们抗议真正的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让·儒弗一同在苏黎世举办讲座（这在这次战争中可是独一无二的事情）——他用法文朗读他的诗歌，我用德文朗读我的《耶利米》中的段落。但是正因为这样公开摊牌，我们表示，我们在这场大胆的赌博中态度是老老实实的。在我们的领事馆和公使馆里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我们都无所谓，即使我们这样一来也许会像科尔特斯[10]一样破釜沉舟，在我们身后把回家的船只全都烧毁。因为我们在心灵深处确认，“叛徒卖国贼”并不是我们，而是把诗人人性的使命出卖给了偶然时刻的那些人。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活得多么富有英雄气概！譬如弗朗斯·麦绥莱勒，他用自己的木刻反击战争的暴行，在我们眼前刻出了战争的亘古长存的绘画的纪念碑，这些令人难忘的黑白画页，其强劲和愤怒，绝不亚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这位刚强坚毅的男子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在那默不作声的木头上面，刻出新的人物和场景，他那狭小的房间和厨房已经堆满了这些木块，但是每天早上《叶子》报还登出他另一批图像的控告。这些控告并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它们全都针对同一个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多么梦想能从飞机上把这些木刻当作传单，把每一个人，哪怕是最卑微的人，不需要文字，不需要语言都能懂得的愤怒而又可怕的谴责扔到各个城市里，扔到各个部队里去，而不是扔的炸弹；我坚信，这些木刻将会提前战胜这场战争。可惜这些木刻只发表在《叶子》这份小报上，都传送不到日内瓦以外的地方去。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尝试，都只局限于瑞士狭小的圈子里，要到为时已晚的时候，才发生作用。在暗地里，我们并没有估计错误，对于各国参谋总部和政治部门的庞大机器，我们全然无力。他们之所以没有迫害我们，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的话语被窒息，我们的影响遭阻碍。但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数是多么稀少，我们是多么孤立无援，所以我们紧密团结起来，胸靠着胸，心贴着心。即使在我更成熟的年龄，我也永远没有像在日内瓦的那些时刻，感到过那么热情如炽的友谊，这种联系经受了日后一切时代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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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26 从心理学和历史的（不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一些人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亨利·基尔波。我在他身上比在任何人身上都更加坚信不疑地发现，历史的颠扑不破的法则得到证实：在突发巨大变故的时代，特别是在战争或者革命期间，勇气和大胆妄为在一个短时间内，往往比内在的意义更起作用：一时爆发的匹夫之勇，可能比坚毅果决的性格更起决定性作用。每当时代迅速向前发展，发展速度急切匆忙，善于毫不迟疑地投身到时代的浪潮之中的人们便能占尽先机，有多少昙花一现的人物，在当时应运而生。贝拉·孔[11]，库尔特·艾斯纳尔[12]，他们被抬上一个位置，而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够胜任！基尔波，一个身体瘦弱、一头金发的小个子，长了一双目光犀利不停转动的灰色眼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其实并非天才，尽管他差不多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诗歌译成法文，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文学才能并不出色。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并未超出中等水平，他的教养无论哪方面都缺乏深度。他所有的力量都在论战之中，他出于性格中一种不幸的秉性，属于那种总要“唱反调”的人们之列，根本不论反对什么。他作为一个淘气男孩能瞎打一气，去顶撞一些比他更强劲有力的东西，他就觉得自在。尽管他归根结底是个脾气很好的小伙子，可是战前他在巴黎就不断地和文学上的各个流派和各种人论战不休，然后就在一些激进党派中转来转去，觉得哪个党派都不够激进。如今在战争中，他突然作为一名反军国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巨大无朋的敌人：世界大战。大多数人都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另一方面，碰上他胆大包天，鲁莽放肆，投身到战斗中去，这就使他在惊动世界的瞬间变得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使别人害怕的东西，恰恰吸引他：危险。别人好多事都不敢做，而他却有那么多事都敢做。这就使这位其实无足轻重的文人突然形象高大，远远把他的政论和战斗的能力提升到实际的水平之上，——这一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党人中那些渺小的律师和法学家身上可以看到。在别人保持沉默，我们自己又犹豫不决，一有机会就再三思考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之时，他可是毅然决然地打了出去。基尔波创办并且主编了《明天》这份第一次大战期间唯一的一份思想上重要的反战杂志，这将是他永恒的功绩。这是一份文献资料，每一个真正想要理解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得参考这份文献。他给予了我们当时需要的：在战争期间、国际间、超民族之间进行讨论的一个中心。有罗曼·罗兰在背后支持他，就决定了这份杂志的意义，因为多亏罗兰道德上的权威和他广泛的联系，他可以给基尔波提供来自欧洲、美国和印度的极有价值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还有当时从俄国流亡在外的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13]和卢那察尔斯基[14]，又对基尔波的激进态度表示信任，经常为《明天》撰稿。于是在世界上有十二个月或者二十个月，没有一份比《明天》更有趣更独立的杂志。倘若这份杂志能一直办到大战以后，那它也许会对舆论发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同时，基尔波又在瑞士领导了法国一些激进小组的代表机构，这些小组被克里列孟梭的强硬手段封住了嘴巴。在大名鼎鼎的基因塔尔[15]和齐默尔瓦尔特[16]两次大会上，剩下来高举国际大旗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变成爱国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们分道扬镳。基尔波在这两次会上都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战争期间在巴黎的政治界和军事界里没有一个法国人，甚至连萨杜尔上尉[17]在内，像这个金发的小个子男人这样被人害怕，遭人憎恨。萨杜尔上尉在俄国投到布尔什维克一边，法国谍报机关终于成功地找到基尔波的把柄，在伯尔尼的一家饭店里，在一个德国间谍的房间里偷出来一些吸墨水纸和抄写件，这些东西只能证明，德国有些机构订阅了几份《明天》杂志，——这其实只是一个无辜的事实，因为这几份杂志很可能只是按照德国人办事完全彻底的作风，是应不同的图书馆和政府部门的要求订购的。但是在巴黎，只要有个借口就足以把基尔波说成是一个被德国收买的鼓动家，对他起诉，他被缺席判处死刑，——这完全是场冤案。事实证明这个判决于十年后在一次平反昭雪的过程中被否定。但在当时，他不久就因为性格暴烈，死不妥协，和瑞士官方发生矛盾，于是被捕，遭到关押，渐渐地使罗兰和我们大家的处境也很危险。只有列宁对他怀有个人的好感，也因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手相助，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列宁大笔一挥，使基尔波变成一个俄国公民，让他乘坐第二辆密封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才使他得救。其实这时他应该好好地发挥他的独创性才对，因为在莫斯科他拥有一位真正革命者的一切功劳，他坐过牢，被判处过死刑，他第二次拥有发挥作用的一切可能，就像在日内瓦他有罗兰帮助，在莫斯科他凭借列宁对他的信任，在俄国的建设中完全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通过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态度，如此出类拔萃，在法国战后的议会和公众生活中也可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所有的激进小组都视他为真正的实干的勇士，天生的领袖。但是实际上事实证明，基尔波绝对不是一个领袖人才，而只是像许多战争诗人和革命政治家一样，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代产物，突然青云直上之后又全都跌落尘埃。基尔波在俄国和当年在巴黎一样，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论战行家，浪费他的天才去和别人争执不休，争吵不停，渐渐地和那些尊重他勇气的人都搞坏了关系。首先和列宁，接着和巴比塞，和罗兰，最后和我们大家全都闹僵。在他落魄的时候，就和他起步的时候一样，写些无关紧要的小册子，进行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在他获得赦免之后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个小角落里郁郁而终，无人关注。在战争中最大胆最勇敢的反战战士，倘若能好好利用时代赋予他的优越条件，顺风前进，必定能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如今已完全为人遗忘。我也许是最后想起他的人当中的一个，还怀着感激之心想起他在《明天》杂志中所进行的战斗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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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28 几天后，我从日内瓦回到苏黎世，为了我剧本的排练，开始进行一些讨论。我一向喜欢这座地势优美的城市，它坐落在湖泊之畔，山峦之阴，也因为这座城市高雅，略微有些保守的文化。由于瑞士和平宁谧，处于交战各国之间，苏黎世便走出它的宁静，一夜之间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城市，一切思想运动的汇集点，当然也是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生意人、投机商、密探、宣传家的交汇处。这些人对这座城市突然如此钟爱，很有理由受到本地居民怀疑目光的审视……在各个饭店里，咖啡馆里，电车里，听到各式各样的语言，到处都能碰到熟人，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熟人；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像冲起一股急流似的热烈讨论起来。因为所有这些被命运冲刷到这里来的人，他们的生存都和战争的结局紧密相联，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受自己政府的委派，另一部分人则是受到迫害和唾弃，但每个人都和自己的生活脱离开来，被投入命运偶然的安排之中。既然大家都无家可归，便不断寻找同伴们的亲切交往。正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影响军事和政治事件，他们夜以继日地讨论个不停，仿佛患了一种精神的热病，既使人有所启发，同时也使人疲惫不堪。在家乡经年累月地嘴上贴着封条，现在实在难以摆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的乐趣。大家第一次又可以不受监督地思考和写作，都迫切地想写，想发表；每个人都发挥才情到极致，便是资质中等的人物——就像我在基尔波身上所描述的那样——也变得比以前更有才华，日后也没达到这样的水平。各式各样，操各种语言的作家和政治家们也都聚在一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在这里发表他的《和平眺望台》，弗里茨·封·翁鲁[19]先前是普鲁士军官，向我们朗读他的剧本，莱翁哈尔特·弗朗克[20]写出了他那激动人心的作品《人皆善良》，安德累阿斯·拉兹阿[21]的作品《战时的人们》引起了轰动，弗朗茨·维尔弗前来发表一次讲演。在我下榻的古老“宝剑饭店”里，我遇到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卡萨诺瓦[22]和歌德当年也都曾在这里下榻过。我看见一些日后在革命中出现的俄国人，他们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我永远不得而知。我还看见意大利人，天主教的神父，绝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些绝不妥协的德国战争党的死硬分子。在瑞士人方面，极为出色的牧师莱翁哈尔特·拉戛茨[23]和诗人罗伯特·费埃西[24]站在我们这边。在一家法文书店里，我遇到了我的译者保尔·莫里斯[25]，在音乐厅里遇到了指挥家奥斯卡·弗里特[26]——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从旁走过。我们听见各种意见，最荒诞不经的和最合情合理的意见。我们为之生气，为之兴奋。刊物纷纷创办，论战持续进行，矛盾互相交锋，或者逐渐升级。小组组织起来，或者逐个解体。在这个如此集中、又如此热气腾腾的论坛上，我再也没有比在苏黎世度过的这几天或者不如说这几夜看见过这样色彩缤纷、激情如炽的意见交锋，人员交汇（因为大家一直讨论到美景咖啡馆或者莪黛翁咖啡馆熄灯之后，还往往跑到这个或那个的寓所里去）。在这个中了魔法的世界里，谁也顾不上去看风景，去观赏山岳湖泊及温馨的和平景象；大家都生活在报纸、消息和谣言里，生活在发表意见和争论不休之中。说也奇怪，我们在这里，甚至比身在交战中的故乡精神上经历这场战争更加深切。因为问题似乎变得客观起来，完全摆脱了或胜或败的民族利益。我们不再在政治立场上观察这场战争，而是站在欧洲立场上，把它看成一个残忍暴力的事件，不仅要改变地图上的若干疆界，还要改变我们世界的形式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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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30 我似乎预感到未来自己的命运，在这些人当中对我触动最深的乃是那些没有故乡或者更糟的是，没有一个祖国，却有两三个祖国的人。他们内心深处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在莪黛翁咖啡馆，有一个蓄了一小撮褐色小胡子的年轻人，往往独自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在他目光犀利的黑眼睛前面，戴着一副镜片厚得惊人的眼镜：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才气横溢的英国诗人。几天之后，我就认识了詹姆斯·乔伊斯[27]，他态度生硬地拒绝承认和英国有任何瓜葛。他说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文写作，但是他思索起来不用英文，也不愿用英文思索——“我想要”，他当时对我说，“用一种凌驾于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一种所有的语言都为之效劳的语言，我用英文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而不囿于一个传统之中”，这句话我不太明白，因为我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写作他的《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著作《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借给我看，这是他拥有的孤本；还借给我看他的一出小剧《流亡者》，我当时甚至打算翻译这部作品，对他进行帮助。等我越了解他、他那神乎其神的语言知识，越使我惊讶。他那滚圆的、砸得结结实实的额头，在电灯光照耀下像瓷器似的平滑发光。各种方言的词汇都镌刻在这个额头后面，他以出神入化的方式摆弄这些词汇。有一次他问我，在《一个艺术家的肖像》中有一句难解的句子，我会如何把它译成德文。我们便一起设法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来表达；每个字，他用每一种语言都有四五个相应的词来表述，甚至采用方言。他了解这些词的价值，它们的分量，直到最精微的细枝末节。某种愤懑的情绪他总没法摆脱，但是我认为，恰好是这种神经过敏，这种力量，使他内心感情激烈，富有创造力。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所怀的怨恨，在他心里变成一股强劲激烈的能量，的确要在他的作品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这种严酷颇为欣赏。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或者情绪好过，他总像一股凝成一团的阴暗的力量。我要是在街上碰见他，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总是疾步向前，仿佛他要向什么特定的东西径直走去，于是我对他性格中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种内心的孤立隔绝的状况，比我们两人在交谈时感觉得更加强烈。日后恰好是他写出了最孤僻的作品，我丝毫也不惊讶。这部作品和一切事物都毫无关联，就像是颗流星似的坠落在我们的时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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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32 另外一位像两栖动物似的生存于两个民族之间的人物乃是费鲁齐阿·布索尼[28]，论出生和教育，他是个意大利人，按照他人生的抉择，他是个德国人。从我青年时代起，在专业的演奏家当中，我最崇拜的莫过于他。当他全神贯注在钢琴上，他的眼睛就蒙上一股奇妙的梦幻般的光彩，下面，他的手毫不费力地制造着音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上面，他那美丽的灵光四射的脑袋微微向后靠去，侧耳倾听他制造的音乐，把音乐融入他自己的心灵中去。似乎有一种祥光仙气降落到他身上，我有多少次在音乐厅里像着迷入魔似的看着他这张灵光四射的面孔，柔和的音响使人心灵颤动，可是又像银子般纯净地渗入到我的血液中去。如今我又看见他了，他的头发呈灰白色，他的眼睛含有深切的悲哀。有一次他问我：“我到底属于哪一国？中宵梦醒，我知道，我在梦中说了意大利文，等我写作时，我是用德文思维。”他的学生散布在世界各地，“也许现在这一个正在向另一个开枪射击”。他还不敢动笔写作他真正的作品，他的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感到心绪不宁。为了自我放松一下，他写了一出小型的轻快的独幕音乐剧。但是阴云在战争期间从未从他头上散去，我很少再听见他那声如洪钟般的爽朗笑声，我从前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笑声。有一次，我深夜在火车站饭店的大堂里遇见布索尼，他独自一人已经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身边走过，他叫住我，指了指酒瓶：“别喝酒！但是有时候我们得自我麻醉，否则承受不了这沉重的负担。音乐并非永远能够做到这点，而工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刻才来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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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34 这种暧昧的处境对于阿尔萨斯人最为艰难，而在这些人当中，尤其难堪的是像勒内·希克勒这样心向着法国、却用德语写作的人。这场战争打来打去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国家，镰刀割穿了他们的心脏。大家想把他们拽向右边，拽向左边，强制他们表态归依德国，或者归依法国。可是他们憎恶这种“非此即彼”，他们办不到。他们希望德国和法国和他们大家一样都是兄弟，互相理解，而不是相互成仇。因此他们为了两国承受着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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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36 周围还有一群一半有联系的、混合成姻的人们，他们不知所措。英国女人嫁给了德国军官。奥地利的外交官，母亲却是法国人。有的家庭一个儿子在这边效力，另一个却在那一边，父母亲期待着这边或那边来信。在这里的少数财产遭到充公，在那里的职位丢掉了；所有这些家庭分裂的人们全都逃到瑞士来，为了逃避在旧日的和新近的故乡同样会遭到的怀疑，因为担心使这批人或者那批人受到伤害。他们避免用任何一种语言讲话，像阴影似地到处游荡。这些遭到破坏、残缺不全的人生，一个人在欧洲越是生活得像欧洲人一样，越会被砸烂欧洲的铁拳所严厉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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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38 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时间日益临近，这次演出是一大成功。《法兰克福汇报》告密似地向德国报导，美国公使和另外几位协约国显要人物参加了这次公演。这则报告并没有使我过于不安，我们感觉到，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气势已日益虚弱。战争主要由鲁登道夫强迫继续推进，反抗战争已不像在他辉煌灿烂的最初的罪恶时间那样危险。1918年秋天必然会带来彻底结束战争的决定，但是我不想再呆在苏黎世消磨这等候的时间，因为我的目光已经渐渐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警觉。我初到苏黎世时热情洋溢，以为在所有这些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当中可以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找到为欧洲各国互相理解而战的真正坚定奋战的战士。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以逃亡者自居，摆出为英勇果敢的信念吃苦受罪的殉道者当中夹杂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为德国的情报机关服务，被人用金钱雇来探听监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根据个人的切身经历不久就会肯定，安宁稳定的瑞士已被两大阵营的大量密探进行的暗中活动弄得遍体鳞伤。室内的使女把字纸篓查了个底朝天，电话接线员、在你身边慢慢地伺候你的饭店侍者都在为一个敌对国家效劳。甚至同一个人，往往在为两边效力。箱子被神秘莫测地打开，吸墨水纸被人拍照，信件在往返邮局途中消失；打扮时髦的女人在饭店大厅里挑逗似地向你微笑。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热心得出奇的和平主义者突然找上门来，邀请你在某项声明上签名或者伪善地请你把可靠的朋友的地址相告。有个“社会主义者”给我一笔高得可疑的报酬，要我在拉绍德封[29] 为工人做个报告，而这些工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得时时刻刻小心谨慎。隔不多久，我发现真正可以看成绝对可靠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少。既然我不想牵扯到政治中去，我对我交往的人们便一再限制。但是即使和那些可靠的人士在一起，那老是没完没了的讨论毫无收获，这些人又随意加入激进的、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布尔什维克的和不问政治的小组，这一切也使我感到无聊、厌烦。我第一次学会正确地观察职业革命家的永恒的典型，他感到只要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能使他在原来无关紧要的位置向上提升，并且紧紧抓住教条主义绝不放松，因为他自己身上并无任何支撑点。呆在这样一种乱七八糟胡言乱语之中，必然使自己思想混乱，培养毫无把握的共同观点，使自己拥有道德稳定性的信念受到损害。于是我抽身退出。的确，这些在咖啡馆里密谋造反的阴谋家们，没有一个敢于造反，所有这些即兴表演的世界政治家们，在的确需要搞政治时，他们全都一窍不通。等到战后恢复建设，要从事积极的活动，他们就停留在说三道四，连声抱怨，一个劲地大唱反调，就像当年那些反战诗人，只有极少数在战后还成功地写出过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是时代的热病，写出了他们的作品，进行讨论，发表政论，就像每一个由于一时的形势促成他们相聚，而不是由于一种共同经历过的理念聚在一起的小组。这个由很有特色、极有天才的人组成的整个小组，等到他们共同反对的敌人——战争——一旦结束，这个小组也就四分五裂，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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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40 我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吕施利孔的一家小旅馆，离苏黎世大约半小时的路程。从这里的小山上可以俯瞰全湖，还能远眺城里显得又小又远的一些塔楼。在这里我只需要见到我请来做客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应邀前来，罗兰和麦绥莱勒。我在这里可以闭门写作，充分利用时间。与此同时，时间正毫不留情地向前移动。美国参战使得一切眼睛没有弄瞎、耳朵没有被故乡的空话胡说弄聋的人都发现，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当德国皇帝突然宣布他从今以后要“民主”治国，我们都知道，正在敲响什么钟声。我坦率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尽管语言一致，心灵相通，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不可避免的事情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应该赶快发生；那位曾经发誓赌咒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阵亡、最后一匹马死去的威廉皇帝，却偷偷地逃过边境，而那个让几百万人为赢得他的“胜利和约”而牺牲性命的鲁登道夫，却戴着他的蓝眼镜，悄悄地溜到瑞典去了。这一天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因为我们相信——当时整个世界都和我们一起相信，这场战争结束，“世世代代不会再有战争”。那头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野兽被降伏了，或者甚至被斩杀了。我们相信威尔逊的那份极端了不起的纲领，这完全就是我们的纲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看见东方俄罗斯的革命还和人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庆贺新婚之夜，会有某种光芒射来。我知道，我们真是愚不可及，但是并不单单是我们如此愚蠢。谁若经历过那个时代，应该回忆得起，所有城市大街小巷都欢声雷动，像迎接救世主一样欢迎威尔逊。敌对国家的士兵互相拥抱、亲吻，在欧洲从来也没有像在刚刚和平的开头几天那么多信任，因为现在世界上终于有了空间可以缔造那久已允诺要实现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现在便是缔造我们梦寐以求的联合欧洲的时候，不然就永无时机。地狱已经置于我们身后，经历了地狱，还有什么能吓唬我们？另一个世界已在开始新生。既然我们年轻，我们就对自己说：那将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梦寐以求的世界，一个更加美好、更加人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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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42 [1] 埃利希·弗里德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德国将军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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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44 [2] 亨利希·拉马什（1853—1920），奥地利法学家，1918年任奥匈帝国最后一任总理，和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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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6746 [3] 伊格纳茨·赛帕尔（1876—1932），奥地利天主教高级教士、神学家，两度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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