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7143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705585054]

1705587144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5.希特勒初露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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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46 历史有个颠扑不破的法则，恰好是它总不让同时代人在初始阶段认清那些决定他们时代的巨大运动。所以我想不起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见希特勒这个名字的。多年来，我们被迫每天、几乎每一秒钟都在一定关联之中，要想到这个名字或者说出这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比所有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多。反正相当早的时候我就听见了这个名字，因为我们萨尔茨堡和慕尼黑只隔开两个半小时的铁路路程，慕尼黑也算得上是个邻近城市。因此哪怕是当地的本埠消息，我们也会很快获悉。我只知道，有一天，——具体日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有个熟人从那边过来，连连抱怨慕尼黑又要不得安宁了。特别是那个名叫希特勒的鼓动家，口吐狂言，粗野不堪，甚至用大打出手的办法破坏群众聚会，用极端庸俗低级的方式攻击共和国[1]，攻击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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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48 这个名字进入我的脑海，毫无分量，毫无影响。我听过之后也就忘了。因为当时在残破不堪的德国，曾经出现过多少鼓动家和政变分子，他们不久又重新消失，他们的名字今天早已无声无息。诸如埃尔哈特舰长[2]和他的波罗的海部队，沃尔夫冈·卡普[3]，政治杀手，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莱茵地区的分裂主义者，志愿军的首领等等。几百个这样的小水泡在发酵的污水池中泛起，挤来挤去，一旦破裂，只剩下一股臭气，明显地暴露出尚未愈合的德国创口上暗自发生的腐烂过程。便是那份新版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出的小报《米斯巴赫报》（由它发展出日后的《人民观察家报》[4]），我也只接触过一次。米斯巴赫本来就是一个小而又小的村庄，报纸又写得粗俗不堪，谁会去关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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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50 可是接着在我几乎每周都要过去的临近的边界地区赖兴哈尔和贝尔希特斯戛登，突然出现了一些小型的和越来越大型的部队。这些年轻人都穿着高筒皮靴，褐色衬衫，每个人胳臂上都戴着一个颜色刺眼的卐字袖章。他们组织大会和队列式，一面唱歌一面高呼口号，列队走过大街，把巨型横幅贴在墙上，涂上卐字符号。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些突然出现的队伍后面，一定有人给予财政资助，也有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在暗中支持。不是希特勒一个人，此人当时不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窖里发表发表讲演而已，他还不可能把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装备成这样昂贵的一台机器。势必有更加强劲有力的手把这崭新的“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他们的制服是簇新锃亮的。在一个穷困匮乏的时代，这些派到一个又一个城市去的“冲锋队员”，却能支配一大批令人吃惊的崭新的小轿车、摩托车和载重汽车，而真正的退伍军人却穿着褴褛的制服到处踯躅。有军事领导人员在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战术训练，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就像当时人们说的，在对他们进行“准军事的”纪律训练——而国防军自己想必亲自对于向他们志愿提供的这批材料进行有规律的技术训练，希特勒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国防军的情报机关里充当密探。我不久碰巧有机会观看了一次这样事先训练的“战斗活动”。在一个边境地区，恰好有社会民主党党员以和平的方式举行大会，突然有四辆载重汽车风驰电掣般开来，每辆车上都装满了手执橡皮棍的国社党青年，完全像我当年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看见的那样，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对毫无准备的群众发起突然袭击。他们采用的是从法西斯党徒[5]们那儿学来的同一种方法，只是经过了军事方面更加精确的训练，按照德意志的精神，直到细枝末节都全做了系统的准备。这些冲锋队员听到一声哨子响就闪电般从汽车上跳下，用手里的橡皮棒见人就抽，只要那人拦了他们的路。在警察干预之前，趁工人们还没集合起来，他们已经重新跳上汽车，绝尘而去。我感到惊诧的是，这些人从车上跳下跳上的精准技术，只要队长的哨子尖叫一声，他们就立即执行。我看到，每一个小伙子事先都牢记在心，该做什么动作，该从汽车的哪个轮子跳上汽车，该坐哪个座位，而不至于影响下一个人上车，从而搅乱全局。事情绝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机敏灵巧，而是每个动作都必须事先在兵营里和练兵场上训练几十次乃至几百次。从一开始，这个部队就受到关于进攻、暴力和恐怖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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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52 不久，我们就听到更多在巴伐利亚州进行这种地下演习的消息。等大家上床睡觉以后，年轻的小伙子们偷偷溜出家门，集合起来进行夜间的“野外训练”。现任的或者退伍的国防军军官们，得到国家或者该党的一些秘密的赞助者的资助，训练这些队伍。而官方对于这种罕见的夜间演习并未多加注意，它们是真的睡着了呢，还是故意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他们是认为这个运动无关紧要，还是甚至暗地里在促进这一运动蔓延开去？反正等到这一运动突然发展壮大，其手段之残暴，动作之迅速，也使那些地下支持运动的人大吃一惊。一天早晨，官方一觉醒来，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6]。所有的官方机构都被占领，各家报纸被人用手枪强迫，暴动者得意洋洋地宣布革命业已成功。浑然不觉的共和国只是做梦似的抬头仰望，就像有舞台上的神仙从九霄云中出现，那就是鲁登道夫，此人是许多自以为能在智力上胜过希特勒的人当中的第一个，结果非但未能智胜希特勒，反而被希特勒愚弄了一番。上午，那个旨在夺取德国的著名暴乱开始，中午（我在这里并不想讲述世界史），这场暴动众所周知，就告结束。希特勒仓惶奔逃，不久就被捕获；这个运动似乎就此烟消云散。这一年，1923年，卐字旗和冲锋队都一举消失，阿道尔夫·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遗忘，没有一个人再把他想成一个可能掌权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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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54 直到几年之后，他又突然出现。这一次，民众不满的汹涌波涛把他高高举起。通货膨胀，工人失业，政治危险，不可忽视的是，外国干预的愚蠢，使得德国百姓群情激愤。德意志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极为强烈地要求建立秩序。对于德意志人民而言，秩序历来高于自由和权利。甚至歌德都说过，漫无秩序，他深恶痛绝，甚于憎恶不公正的行为，——谁若答应建立秩序，从一开头就会赢得几十万民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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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56 但是我们还一直没有觉察到危险，作家当中少数人真的花了点功夫读了希特勒的书[7]，也并没有研究他提出的纲领，而是嘲笑他他那单调乏味的散文文体，浮夸堆砌，装腔作势。各大民主报纸非但不向读者发出警告，反而每天都一而再地宽慰读者，这个运动的确辛辛苦苦地用重工业方面的金钱资助和大胆举债的方法，来支付它庞大的宣传鼓动的费用，明后天不可避免地就会彻底崩溃。也许国外从来就没有理解德国这些年对希特勒这个人和他日益增长的势力如此低估、如此不当回事的真正理由：德国不仅一直是个等级国家，而且在这个等级理想中，除了等级观念，还有对“教育”的不可动摇的过高估计和极度崇拜这一重负。在那里，除了几位将军之外，国家的高级职位，往往是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保留的；在英国有劳合·乔治[8]，在意大利有加里波的和墨索里尼，在法国有布里昂[9]，的确是出身平民，平步青云，成为国家职位最高的政治家。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个连市立中学都没有上完，更不用说大学毕业，一个在男子收容所里过夜，以至今尚未澄清的方式好几年都过着一种不清不楚生活的人，竟然能够接近一位封·斯泰因男爵，一位俾斯麦，一位比洛[10]侯爵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再也没有比这种教育的倨傲更加误导德国知识分子，把希特勒还看成那个啤酒窖里的鼓动家，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危险人物的了。而这时希特勒早已通过那些隠在幕后的牵线人，在极不相同的圈子里赢得了强劲有力的帮手。即使当他在1933年那个正月天[11]变成了总理，很多人，甚至那些自己把他推上这个位置去的人，都只把他看成这个位置的临时占有者，把国社党的统治看成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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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58 希特勒玩世不恭的天才技巧，当时第一次大规模地展现出来。几年来他向各个方面都作出允诺，把各党派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全都争取过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拥有神秘力量，可以支配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日后在大政方针方面施行的这同一技巧，在此庆祝其第一次辉煌胜利，那就是信誓旦旦地用德意志的忠诚，恰好和他打算一一消灭和彻底灭绝的那些人缔结联盟。他善于通过允诺，向各方面进行蒙骗，以致在他上台掌权之日，互相尖锐敌对的各个阵营全都欢声雷动。在多尔恩（Doorn）[12]的拥护君主制的分子，认为希特勒是皇帝最忠实的开路先锋。同样欢欣鼓舞的，是在慕尼黑的维护维特尔斯巴赫[13]家族的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他们也把希特勒当作“自己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希望，希特勒会帮他们把柴火劈好，供他们生炉子取暖；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14]和希特勒签订过协定，保证他在希特勒的内阁中占据最重要的席位， 以为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十拿九稳——当然尽管他有双方的协议为凭，希特勒上台后最初几周里就把他一脚踢开。重工业方面感到，通过希特勒他们就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症，于是如释重负，他们看到几年来他们暗中资助的那个人，如今上台掌权；与此同时，那些家道中落的小资产阶级热情洋溢地松了口气，希特勒在上百个群众大会上向他们许诺，要“打破利息奴役”。小商贩们想起了希特勒允诺关闭大百货商店，这是他们最危险的竞争对手（这项允诺从未得到实现）。军人特别欢迎希特勒，因为他拥有军国主义思想，辱骂和平主义。甚至于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看见希特勒的崛起，并不是那么怒目相向，因为他们希望希特勒能把他们的死敌，那在他们背后拼命挤对他们的共产党人干掉。极端不同、彼此对立的各个党派都把这个“籍籍无名的士兵”视为他们的朋友。他向每个阶层，每个党派，每个方面允诺一切，向他们发誓赌咒——甚至德国犹太人也并不太感到不安。他们自欺欺人，认为一个“雅各宾部长”也就不再是雅各宾党人[15]了——一位德意志帝国的总理，自然而然地会把一个宣扬排犹主义的鼓动家的那些庸俗主张统统废弃。最后，在这个人民的权利根深蒂固的国家，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是反对他的。每一个国民都认为，根据庄严宣誓制定的宪法，国民的自由和平等全都会得到保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希特勒怎么可能强行通过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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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60 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议会就此消失。戈林[16]放出他的爪牙，德国国内一切权利全都一举摧毁。大家惊惶失措地听说，在这和平时期也建造了集中营，在军营里安置了秘密的小黑屋。无辜的人们未作法律审讯、未经任何手续就在小黑屋里处决。大家对自己说，这只可能是第一拨无谓愤怒的爆发，这样的事情在二十世纪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头而已。国际社会怵然惊醒，开始拒绝相信这种无法相信的事情。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见了第一批难民。他们夤夜爬过萨尔茨堡山或者涉水游过边境线上的界河。这些人饿得不行，衣衫褴褛，神情慌乱。随着这一批人，惊恐万状地挣脱非人暴行的逃亡就此开始，接着逃往世界各地。可是在我亲眼看见这些逐客之时，我还是没有预感到，他们脸色苍白的面孔已经预示了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将成为这一个人的权力狂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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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62 我们把三四十年形成的内心对世界的信念，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彻底改掉。我们对法理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深信有一种德国的、欧洲的、世界的良心存在。我们坚信，非人性的行径有个限度，它面对人类在一定程度上会一劳永逸地自行消亡。既然我在这里试图尽可能地保持老老实实的态度，那我必须承认，我们大家在1933年，甚至在1934年，每一次对于在德国和奥地利几周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哪怕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认为不可能发生。当然：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从一开头就清楚地知道会碰到一些麻烦，一些不愉快，一些敌意。“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我就立即对我的出版家说，不久我的书在德国就不能销售了。我忘不了我的出版家听了这话露出的惊愕神情。他当时，这是1933年，还不胜惊讶地说道：“谁会禁止您的著作出版，您可从来没有写过一句反对德国的话或者卷到政治中去。”你瞧：像焚烧书籍，钉书在耻辱柱上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事实，而在希特勒上台后一个礼拜，即使对于卓有远见的人士而言，还依然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纳粹分子在推行肆无忌惮的骗术时，在世界还没经受考验之前，避免把他们目的所蕴藏的极端暴戾全都暴露出来。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施行他们的方法：总是只给人服用一剂苦药，然后休息一下。总是只给一粒丸药，然后等上一会儿，看它是否药性过猛，看世界良心能否容忍这个剂量。既然欧洲的良心——这是我们文明之害，也是我们文明之耻——忙不迭地强调绝不参与德国事务，因为这些暴行还在“国界之外”发生，纳粹下的药量便越来越重，直到最后，整个欧洲都毁在这些暴行之上。希特勒的作为再也没有比这种缓缓试探反应，逐步增加压力来对待一个在道德上、不久在军事上也越来越衰弱的欧洲更富天才的了。便是内心早已打定主意，要在德国消灭任何自由言论、任何独立著作的行动，也是在采用那种试探反应的方法之后进行的。他们并不是一上来就马上颁布一项法令——法令要到两年之后方才出台——一下子就禁止销售我们的著作；而是首先只轻轻地迈出一小步试探一下，看这一招能走多远，他们让一群无法公开负责的人、一些国社党的大学生们首先发难，攻击我们的书籍。他们制造出“人民的义愤”，来把早已决定的对犹太人的封锁贯彻下去。他们也采用同样的手法，给大学生们一个暗号，把他们对我们著作的“愤怒”公开表现出来。德国大学生有机会表现他们的反动思想，欣然响应。他们驯从地在每个大学集合起来，把我们的书籍一堆堆地从书店里取出来，带着这些战利品，高举迎风飘扬的旗子，列队前往一个公开的广场。他们或者按照古老的德国习俗——中世纪顿时成了一张王牌——把这些书钉在耻辱柱上，钉在公开的行刑柱上——我自己就有一本我的书被人用钉子钉穿了，这是我的一个大学生朋友在这样一次行刑处决之后救出来送给我当作礼物的。要不然就把这些书放在大型的柴火堆上烧成灰烬——既然不许把人活活烧死，这很遗憾，他们便一面朗诵爱国主义的警句格言，一面烧书，——虽说宣传部长戈培尔[17]犹豫了很久，到最后时刻才决定对焚书一事表示赞许，但是这依然只是一个半公开的措施。德国当时还很不情愿和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公众对于大学生这种焚书侮人事件丝毫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只要还没有以囚禁和集中营相威胁，我的著作在1933年和1934年几乎和此前销售的情况一样，尽管困难重重，受到百般刁难，首先必须把那道极为了不起的《保护德意志人民》的法令变成法律，把印刷销售和传播我们的作品宣布为政治罪行，为了用暴力的手段把我们和几十万、几百万德国人割裂开来，这些德国人即使现在还更喜欢阅读我们的作品，甚于阅读那些突然被他们胡吹乱捧出来的“热血和土地”诗人[18]的作品，愿意一路忠实地陪伴着我们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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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64 这种彻底消灭文学生命的命运落在像托马斯·曼、亨利希·曼[19]、维尔弗、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20]以及其他一些人身上，他们的作品远比我自己的作品重要得多，能够分担如此出类拔萃的同时代人的命运，我与其说感到羞耻，不如说感到荣幸。我极端讨厌任何形式的殉道者的姿态，很不乐意提及我被这样卷入一般人的命运之中。但是恰好命中注定，要把纳粹分子，甚至把阿尔道夫·希特勒自己置于一个特别难堪的境地。在所有这些受谴责的作家当中，恰好是我的文学形象在贝尔希特斯戛登别墅的上层和最上层的圈子里一再成为他们无比激动、争辩不休的对象，所以在我一生中使我愉悦的事情当中，还可以加上我一点微小的满足，我曾给阿尔道夫·希特勒这个短时间内可说是现代最有权力的人物添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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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66 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我就纯属无辜地挑起了一场骚乱。那时全德国恰好正在放映一部影片，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改编而成，并且同样采用了小说的题目。谁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是国会着火的第二天就出事了，纳粹分子千方百计地设法把纵火的罪名硬加在共产党员身上，可是徒劳，于是在电影院的海报和《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横幅广告前面挤满了人。他们彼此使使眼色，碰碰身体，同时哈哈大笑。不久盖世太保们明白了，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就哈哈大笑。当晚警察就乘坐摩托车到处乱窜，电影立即禁演。第二天，我的中篇小说《火烧火燎的秘密》的标题在各报的预告栏中和一切广告柱上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要禁止他们看不顺眼的一个字，甚至要烧掉或者毁掉我们所有的著作，也还是相当容易办到的事情。不过在特定情况下则相反，他们不可能在伤害我的同时，却不伤及另一个人。恰好在这紧要关头，为了在全世界面前维护自己的威信，他们迫切需要此人，这就是德意志民族尚还健在的最为伟大、最负盛名的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而我刚好和他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部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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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68 这是我和理查·施特劳斯的第一次合作。此前从《埃莱克特拉》和《玫瑰骑士》[21]起，一直是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为他撰写歌剧的文学脚本。我自己从来没有遇见过理查·施特劳斯。霍夫曼斯塔尔去世后，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人告诉我，他很想动笔创作一部新歌剧，问我是否乐意为他撰写一部歌剧文学脚本。这样一项建议使我深感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的诗歌谱曲之后，我始终对音乐大感兴趣，和音乐家们交往甚密。我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班·贝尔格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时代正在创作的音乐家当中，有谁比理查·施特劳斯我更乐意为之效劳。他是我们德意志正宗音乐家家族的最后一位。这个家族从亨德尔和巴赫，经过贝多芬和勃拉姆斯延续到我们今天。我立即表示准备和他合作。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立即向施特劳斯建议采用本·琼生[22]的《沉默的女人》的题材，作为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迅速采纳我的建议，表现得目光清晰，洞察一切。这使我感到意外，十分愉快。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对艺术的理解力能如此迅速地把握一切，对戏剧的知识着实惊人。我在向他叙述一个题材时，他已经在把它进行戏剧加工。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立刻用这题材来适应他自己能力的限度，以令人吃惊的清晰目光看到自己的局限性。我这一生遇见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从来没有一个善于如此抽象、如此准确无误地对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施特劳斯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小时就向我坦率承认，一个七十岁的音乐家已经不再拥有原来那种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像《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或者《死亡与神化》这样的交响乐曲，他现在已经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恰好是这种纯粹音乐创作起来需要最高度的清新独创力，但是语言还依然一直给他灵感。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一份已经具有雏形的材料，他还可以用戏剧的方式把它充分表现出来，因为从情景和词句，他还可以本能地展现音乐的题材，因此在他进入暮年之后，只创作歌剧。他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式其实早已到了尽头。瓦格纳是个极了不起的顶峰，谁也不可能再超越他。“但是，”他发出爽朗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说道，“我想出一个自救的办法，我绕道避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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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70 我们讨论清楚了基本轮廓之后，他还给了我几点指示。他要给我绝对的自由，因为一份事先按照威尔第[23]的风格剪裁妥帖的歌剧文本，永远不可能给他灵感。给他灵感的始终只可能是一篇诗意独创的作品。要是我能编织几个复杂的表现形式进去，那他就求之不得了，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歌剧的色彩赋予特别发展的可能。“我不像莫扎特那样会想出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只能写出小题材的旋律。但是我擅长做的，便是处理这个题材，把它自由地加以修饰，从中取出所有的内涵。我相信，今天没有人效法我这样做。”我又一次为他的坦率大吃一惊，因为的确在施特劳斯的歌剧里几乎没有一个旋律超过几个拍子；可是就这短短的几拍——譬如《玫瑰骑士》中的华尔兹——不断升高，通过赋格曲的形式变化，达到了完美的充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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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72 以后每次我们重新相聚，就和这第一次碰面一样，我都对他充满了赞赏，这位年迈的大师以何等稳健准确、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和他两人在萨尔茨堡的节日剧院中，单独旁听他的歌剧《埃及的海伦娜》的排练。房间里没有别人，我们身边一片漆黑。他专注地倾听。我突然注意到，他用手指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地、极不耐烦地敲打。然后他在我耳边悄声说道：“糟糕！糟透了！我竟然什么也想不出来。”几分钟后他又说：“要是能把这段删掉就好了！啊，上帝，啊，上帝，空洞无物，而且过于冗长，太长了！”又过了几分钟：“您瞧，这段不错！”他就这样就事论事地评述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丝毫先入为主的看法，就仿佛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支乐曲，就仿佛这曲子出于一个纯然陌生的作曲家之手。他一直拥有这种令人惊讶的感觉，知道自己的尺寸。他一直都清楚知道他是谁，他有多大能耐。别人和他相比究竟有多少分量，对此他并不怎么在意。同样，他在别人心目中有多少分量，他也并不在乎。使他高兴的，只是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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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74 这“工作”在施特劳斯身上可是个非常奇特的过程，没有什么妖魔般的东西，没有什么艺术家的“灵机一动”，没有意志消沉和悲观绝望，我们在贝多芬和瓦格纳的生平描述中却曾经看到。施特劳斯创作起来，态度冷静务实，他作曲时心情平静，按部就班，——就像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就像所有那些熟知自己那门艺术、手艺高超的工匠。早上九点，他坐在桌旁，恰好就在他昨天停止作曲的那个地方继续往下写，很有规律地用铅笔写出第一份稿子，然后用墨水写出钢琴总谱，就这样毫不间断地一直干到十二点或者一点。下午他就玩斯卡特[24]，然后花两三个小时把草稿写成总谱，晚上必要时到剧院去指挥。任何形式的精神紧张、不安、烦躁、激动都和他无缘，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的艺术悟性总是同样的敏锐、清澈。等仆人敲门，给他拿来燕尾服让他上剧院指挥，他才放下工作起身乘车前往剧院，以同样的稳健、同样的平静指挥演奏，就和下午玩斯卡特时一样，灵感到第二天早上恰好在同一个地方又开始涌现。因为施特劳斯按照歌德的说法，对他的灵机一动“发号施令”；艺术对于施特劳斯而言，就是“能够”，甚至是“万能”，就像他那句玩笑话所说的：“谁想当个真正的音乐家，就必须连张菜单也谱写得出来。”困难吓不倒他，只能使他这位谱写乐曲的大师感到有趣。我愉快地回忆起，在乐曲的某一个地方，他扬扬得意地对我说，说时，他那双蓝色的小眼睛闪闪发光：“我在这儿给女歌手安了个钉子，让她去破解！她可得好好地费尽心机，直到把这钉子拔出。”在这种罕见的时刻，他目光闪闪。我感觉到有些妖魔般的东西深深地躲藏在这个奇人身上。他先是以他的工作方式准时无误，有条不紊，妥妥帖帖，匠人般的平凡，工作起来似乎神经也不会牵动，多少有些使人对他怀疑，就像他的脸看上去似乎平淡无奇，孩子气的面颊胖乎乎的，脸上的轮廓有点圆滚滚的，显得平平常常，额头很勉强地向后拱起。但是看一眼他的眼睛，这双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你立刻会感到在这张市民阶级的面具后面，有一股特别的魔法力量。这也许是我曾经在一位音乐家身上看到过的最为警醒的一双眼睛，不是妖魔似的，而是一双不知怎地洞察一切的眼睛，是一个对自己的任务从头到尾全都认识得一清二楚的人所拥有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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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76 这次见面使我精神大为振奋。回到萨尔茨堡后，我立即投入工作。我自己也很好奇，理查·施特劳斯是否能够接受我的诗句。我便在两周之后把第一幕寄给他，他马上就回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工匠歌手》[25]中的一句歌词：“第一节诗成功了。”第二幕寄去后，寄回来的是更加亲切的问候，用的是他的歌曲的开头几拍：“唉，我终于找到你了，可爱的孩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快乐，甚至可说是欢欣鼓舞，使我继续写作成为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我写的整个歌剧的脚本，理查·施特劳斯连一行也没有改动。只有一次，他请求我，为了反向的声部，让我再加进去三四行诗。就这样，在我俩之间发展出来一种可想而知的极为亲切的关系；他到我家来看望我，我也到戛尔米施去回访他。他用他清秀的长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根据提纲把整部歌剧一段一段地弹给我听。没有合同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可是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约定事实。在这部歌剧结束之后，马上得起草另一部歌剧，这另一部脚本的基本构思已经事先得到施特劳斯的无保留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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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78 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掌权。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的钢琴总谱也差不多已经完成，大概第一幕也配成了管弦乐。几周之后，当权者向德国各个剧院颁布了严格的禁令。凡是非雅利安人撰写的剧作，或者有犹太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参加写作的剧本，全都不准上演；这道沉重的禁令甚至扩展到死者头上。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26]的塑像被拆走。全世界音乐之友都大为愤怒。对我而言，这道禁令似乎使我们歌剧的命运就此终结。我认为，理查·施特劳斯放弃继续和我合作，开始与另外一个人写作另外一部作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合作非但没有中断，相反，他的信一封封地寄来，问我想到哪里去了。既然他已经在为这部歌剧配上管弦乐曲，我就得为他的下一部歌剧准备脚本。他根本想都不想会容忍任何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必须公开承认，在这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只要可能，他都一直维系对我的朋友般的忠诚。当然，与此同时，他也采取一些我不太喜欢的预防措施，——他接近那些当权派，经常和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相聚，让他们任命他为帝国音乐协会主席。而当时，连富特万格勒[27]都公开拒绝接受这项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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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80 理查·施特劳斯的这种公开参与，在那个节骨眼上对于纳粹分子而言至关紧要。因为使他们气恼的是，不仅最优秀的作家，甚至连最重要的音乐家也公然离他们而去，而少数拥护他们，或者投靠他们的人，在最广阔的圈子里毫无名气。在这样一种使人难堪的时刻，能把德国最享盛名的音乐家争取到他们这边来，对于戈培尔和希特勒而言，可以大装门面，是个难以估量的收获。据施特劳斯对我说，希特勒还在维也纳过着流浪汉生活的年代，用不知什么方法辛辛苦苦地弄到的钱，坐车到格拉茨去观看歌剧《莎乐美》的首演，他对施特劳斯明显地表示敬意。在贝尔希特斯戛登举行的所有的庆祝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乐曲，几乎只演唱施特劳斯的歌曲。而在施特劳斯这边则相反，参加进去更有目的，他在任何时候都公开地冷漠地承认他的艺术利己主义。他在内心深处对任何政权全都毫不在乎。他担任过德国皇帝的乐队长，为德皇谱写大军进行曲，然后又在维也纳充当奥地利皇帝的宫廷乐队长，无论在奥地利共和国或是在德意志共和国，他始终是个备受恩宠的人物。除此之外，他之所以对纳粹分子特别殷勤，还和他的切身利益有关。因为从纳粹的意义上讲，他还负债累累。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他得担心，他爱得高于一切的孙子们会不会当作渣滓被开除出校。他的新歌剧受到了我的牵连。他过去写的歌剧又受到那个并非“纯种雅利安人”的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而他的出版家又是个犹太人。因此他似乎更加迫切地需要找个靠山，他为此卖力到了极点。新的主人要求他在哪里指挥，他就指挥。他为奥运会[28]谱写了一首会歌，而他同时在极度坦率的书信里向我提到这项任务时，并不欢欣鼓舞。实际上在他艺术家的神圣利己主义中，他关心的只有一点：他的作品能继续产生影响，尤其是他特别心爱的新歌剧能够公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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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82 他对纳粹分子作的这样一些妥协、迁就，不言而喻势必使我感到极为难堪。因为，多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就仿佛我自己也悄悄地在一起发生作用，或者我也同意他们在进行这样无耻的封锁时，把我个人当作罕见的例外来对待。我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催逼我，公开抗议这个歌剧在纳粹德国上演。但是首先，我从原则上讨厌做出这种公开的慷慨激昂的姿态，另外我心里很有抵触，不愿制造麻烦。归根到底，施特劳斯是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年已七十。他在这部作品上花了三年功夫，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向我显示出友好的情意，态度无瑕可击，甚至表现出勇气。因此我这方面觉得正确的做法是保持沉静，静观其变，听任事情自然发展。另外我知道，我能给德国文化新的守护者们最大的麻烦莫过于采取全然消极被动的态度。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帝国文化部和宣传部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用更加站得住脚的方式来说明他们为何把禁令用来对付他们最伟大的音乐家。所以譬如说，向一切可以想见的机关和个人要求提供一部文学脚本，暗中希望能找到一个借口，要是《沉默的女人》里面含有《玫瑰骑士》中的那个场景：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位已婚女子的卧室里走了出来，那该多么方便啊！这样他们就可以出手干预，必须捍卫德国的道德。但是使他们大失所望的是，我的脚本里丝毫也没含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于是接着就把盖世太保的一切想象得到的卡片和我从前的著作都翻了个遍。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没有找到我曾经说过一句贬抑德国的话（同样也没说过任何反对世上其他任何民族的话），或者进行过任何政治活动。无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如何想方设法，其决定都会毫不改变地落到他们自己头上，要么就是在全世界眼前拒绝给这位年迈大师上演他的歌剧的权利，是他们自己让这位大师擎起国家社会主义的音乐大旗的，要么就是让斯台芬·茨威格这个名字再一次玷污德国的剧院节目单，像过去那么多次一样，因为理查·施特劳斯竭力坚持要写上斯台芬·茨威格是歌剧脚本的作者。看到他们为此无比烦恼，伤透脑筋，我心里暗自发笑；我预感到，就是没有我出手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正因为我无所作为或者不加反对，我的这部音乐喜剧，将势所必然地发展成为一阕党派政治的噪音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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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84 纳粹党只要还有一点办法，就竭力推三阻四不做决定。但是到1934年初他们非做决定不可，究竟是违反他们自己颁布的法令呢，还是反对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呢？日期已定，不容继续推后。歌剧的总谱，钢琴曲的选段，歌剧的文学脚本都早已印好。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已把服装订好，角色已分配妥当，甚至已在分角色演练。可是层层机关，戈林和戈培尔帝国文学部和文化委员会，教育部和施特莱歇[29]的团队还始终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所有这一切可能看上去像是痴人在做梦，《沉默的女人》这一案件最终变成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国家大事。所有的机关无一敢于发出“批准上演”或者“禁止上演”的命令来解除烦恼，谁也不敢对此负起全部责任。于是别无他法，只好把案件呈交德意志国家的主人和纳粹党的主人阿道夫·希特勒，由他亲自裁决。我的著作先前已经有幸被纳粹党人充分阅读；特别是那本《富歇》，他们把他尊为政治上无所忌惮的楷模，一再研读，进行讨论。但是我这抒情的三幕文学脚本，在戈培尔和戈林审阅之后，根据职位的高低，要烦劳阿道夫·希特勒亲自研读。这可是我始料所不及的。要他做出决定并不容易。我事后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听人诉说，他们又没完没了地开了一系列会议，最后理查·施特劳斯被叫去觐见这位拥有无上权威的人物。希特勒亲自告诉他，尽管这次演出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一切法律，他还是例外地允许此剧上演。希特勒做出这一决定，就像他在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协议上签字一样，大概同样不情不愿，极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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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86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这个阴惨的日子终于来到，又是一部刊登着斯台芬·茨威格名字的歌剧开始上演。这个受到唾弃的名字如今堂而皇之地印在一切海报上面。不言而喻，我没有出席这次演出。因为我知道，观众席上一定坐满了身穿褐色制服的人，甚至希特勒也可能亲自前来观看演出。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必须对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敬意。他们当中十分之九都欢欣鼓舞地利用这一良机，能够再一次、最后一次显示他们内心对种族歧视立场的反抗，他们对我的文学脚本诉说了能够想象得出的最为友好的话语。德国所有的剧院，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立即预告在下一个演出期上演这部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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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88 在第二次演出之后，从七重天上突然打下晴天霹雳，一切全都取消。一夜之间，这部歌剧在德累斯顿，在全德国一律禁演。不仅如此：大家十分惊讶地读到，理查·施特劳斯提出辞呈，辞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的职务。谁都知道，想必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还得再过一些时间，我才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施特劳斯又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催我马上开始动笔撰写一部新歌剧的文学脚本。在这封信里，他极为坦率地谈到他个人的态度。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手里，他们把这封信放到施特劳斯面前，大师紧接着便不得不立即提出辞呈。歌剧便遭到禁演，只有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这出歌剧才得以用德语上演。后来还在米兰的斯卡拉剧院用意大利语上演，这是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特许。墨索里尼当时还没有屈从种族歧视的立场，德意志人民却从此再也不允许听到这部歌剧一点声响了。他们最伟大的健在的音乐家老年时代创作的这部歌剧，有的部分十分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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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0 这个事件在喧嚣声中落幕时，我在国外。因为我感到奥地利骚动不宁的情况使我没法安宁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住宅离边界如此之近，我单凭肉眼就能看见贝尔希特斯戛登山。阿道夫·希特勒的房子就建造在那座山上。这可是个不怎么使人愉悦，却非常使人不安的邻居。德意志帝国的边界就近在咫尺。当然也使我有机会，比我在维也纳的朋友能够更好地判断，奥地利的形势极为危险。维也纳的人们坐在咖啡馆里，甚至连那些政府部门的官员，都把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国境那边”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和奥地利有任何牵连。难道组织严密的社会民主党不在这里吗？几乎半数居民都是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自从希特勒的“德意志基督徒”公开迫害基督教徒，并且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他们的元首“比基督更加伟大”，我们的教权主义党不是也和社会主义党人联合起来一同激烈反抗吗？法国、英国、国联不是奥地利的保护者吗？墨索里尼不是明确表示充当奥地利的保护国，甚至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自主吗？甚至犹太人也并不忧心忡忡，就仿佛那些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就业权利的行径是在中国发生的，而不是在距离他们只有三小时路程的国境那边，是在同一个语言区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乘坐他们的汽车出游。另外，每一个人都有一句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这种事，长不了。”而我却回想起在我短暂的俄罗斯之行时和我当时的出版家在列宁格勒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从前是个多么有钱的富豪，拥有哪些美丽的名画。我便问他，为什么革命爆发后，他不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立即离家去国。“唉，”他这样回答我，“当时谁会相信，像苏维埃共和国和士兵共和国这样一种事情，会延续两个礼拜以上？”出于同样生存意志的同样错觉，在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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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87192 当然在萨尔茨堡，紧挨着边界，看事情就清楚得多。开始时不断有人在狭窄的界河上来来去去，小伙子们夜里悄悄地溜到河对岸去参加训练，宣传鼓动员们乘坐汽车或者拿着登山棍装扮成普普通通的“旅游者”越过边境线到这边来，在各个阶层都组织他们的“支部”，他们开始招兵买马，同时进行威胁，谁若不及时表态，以后将不得不付出代价。这番恫嚇吓唬住了警察和政府官员。我越来越感到人们举止有些反常，看出他们开始动摇。在生活中，微小的个人经历往往最有说服力。我在萨尔茨堡有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我和他三十年来友好交往亲密无间。我们互相以“你”相称，互赠自己的书籍，还写上献词，每周相聚一次。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这位老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在一起，我发现他立刻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漠不相关的橱窗前面驻足观看，背朝着我饶有兴趣地把橱窗里的什么东西指给那位陌生先生观看。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他肯定看见我了啊。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到我家里来闲聊片刻。我表示赞同，心里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的。事后发现，他这样急匆匆地要来我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我立刻明白，他一方面想维持和我的友谊，另一方面不愿让人怀疑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所以不愿在这个小城市里再让人看见他和我交往密切。这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批常来我家串门的熟人再也不复露面，我的地位相当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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