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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十七章 “自由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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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官邸顺应革命年代的习惯，改名为“自由之家”。如果罗曼诺夫一家只从沙皇村带来了厨师和用人，那么“自由之家”已经足够他们居住了。但他们还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员。起初，皮埃尔·吉利亚尔是唯一住在官邸里的高级随从。[412]其他人都住在街对面的科尔尼洛夫宅邸中。他们每天都步行去服侍罗曼诺夫一家。只有潘克拉托夫和科贝林斯基两人获许进入官邸。与在沙皇村时一样，警卫分遣队留在外面。大多数时候，官邸中人员忙碌，活动繁多，直到晚上就寝时才安静下来，罗曼诺夫一家像以往一样生活。皇家地位和尊严在这里仍然很重要。西德尼·吉布斯很注重习俗和礼仪，但他也注意到，一些随从与罗曼诺夫一家发生眼神接触时更加大胆了。但不管怎样，昔日的礼仪仍然保留着。他很钦佩罗曼诺夫一家，在新环境中仍然至少能保持表面上的正常状态。[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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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官邸中必然会产生类似幽闭恐惧的心理，这给隔离在室内的人们带来了一些影响，随从开始频繁争吵。伊利亚·塔季谢夫试图保持平静：“人不能小气，人不能小气！”[414]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进行一些室内活动，来减轻阴郁的气氛。吉布斯和吉利亚尔给尼古拉的孩子们上课并布置家庭作业，这一招有效地分散了孩子们的注意力。花园是另一个他们释放压抑情绪的地方。戏剧表演也是个好办法。有一次，尼古拉也参加表演，扮演安东·契诃夫的作品《熊》中的主角。[415]尼古拉亲自改编了剧本，让奥尔加和玛丽亚也参加表演。[416]一家人互相拍照，并在当地冲洗出来。[417]晚上他们一起玩伯齐克牌戏。[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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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23日，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写信给祖母皇太后，告知她自己的近况。她提到自己很喜欢他们的小花园，一家人在那里一起照顾母鸡、鸭子和四头小猪。[419]花园里还有一些火鸡，罗曼诺夫家的孩子们，包括阿列克谢，都喜欢照顾它们。花园里还有个网球场，不过并没有网。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写信给她的朋友叶卡捷琳娜·兹博罗夫斯卡娅说：“这里情况不太糟糕，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沟渠和类似的地方找球。我们坐在窗台上，自娱自乐地看着路过的人们。”[420]医生的儿子科利亚·杰列文科在指定的日子拜访了阿列克谢。[421]阿列克谢在1917年11月5日写给他“亲爱的奶奶”的信中说：“白天，爸爸和姐姐们一起锯木头或清扫小路。我希望您的身体已经康复了。我们给您一个大大的吻，永远想您。”[422]就像在沙皇村时一样，尼古拉还与多尔戈鲁科夫、塔季谢夫、吉利亚尔或他的女儿一起进行户外活动。他决心要保持健康。亚历山德拉继续坐在椅子上读书或缝纫。女儿们继续玩她们的相机，科贝林斯基觉得这里的气氛不像在亚历山大宫那样紧张。[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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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从阳台的窗户俯瞰街景，试图去了解托博尔斯克。阿纳斯塔西娅记录了一些与别处不同、令她印象深刻的事情。她注意到，这里的邮差不像在沙皇村那样是乘坐马车，而是乘坐铃声清脆的雪橇而来。冬天时，农民都穿着毛皮大衣做生意，样子古怪。他们和镇上的居民都把这种衣服叫做“鹅”。大多数俄国人在下雪天都会穿暗色冬靴，但托博尔斯克的农民却把靴子染成深红色。[424]一家人显然对尼古拉以前统治的地区充满好奇，他们之前只对这些地方匆匆一瞥。但遭到拘禁的罗曼诺夫一家不仅不能在街上散步，也不能与市民交流。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依靠可以随时进城的随从来收集当地的信息。[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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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家”虽然有些冷，房间透风，但总体还算舒服。塔季扬娜·尼古拉耶芙娜写信告诉朋友玛格丽塔·希特罗沃，只有父亲和弟弟的房间较为温暖。[426]这已经说明，罗曼诺夫一家需要比在亚历山大宫时更精打细算。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并不了解实际的需求，他们只是简单地在费用清单上签字，这些费用由尼古拉基金，再加上政府补贴来支付。他们的膳食仍然丰富。早餐通常有两道菜，同时还供应咖啡与冷盘。午餐有三道菜，随后是下午茶搭配糕点和甜蛋糕。[427]罗曼诺夫一家开始与博特金、伊利亚·塔季谢夫、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阿纳斯塔西娅·根德里科娃、叶卡捷琳娜·施奈德、皮埃尔·吉利亚尔和西德尼·吉布斯同桌用餐。较低级别的随从饮食没有那么好，但仍然能够吃饱，还能将多余的食物用袋子装回去，带给城里的家人。罗曼诺夫一家和随行人员居住于此，因此当地的物资供应更加短缺，“自由之家”也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听到镇上人们的批评后，潘克拉托夫便禁止任何人从官邸中带走食物了。这让仆人很恼火，他们抱怨自己的工资不足以养家。潘克拉托夫回答说，他们应该与尼古拉商量此事。[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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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罗曼诺夫一家的财务状况并不像托博尔斯克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乐观，在从沙皇村搬走不久，“自由之家”的收支平衡便遇到了困难。尼古拉没办法动用任何个人银行账户，在缺乏首都苏维埃当局足够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全家不得不靠信贷获得物资供应。他们的债务不断增长。科贝林斯基承认，这种情况无法持续下去。当他向国家银行的托博尔斯克分行请求援助时，分行建议他向一位叫亚努什维奇的商人借钱。亚努什维奇仍拥有大量财富，他借出了两千卢布，条件是叶夫根尼·科贝林斯基、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和伊利亚·塔季谢夫担任担保人。他们三人都同意了。尼古拉对此并不知情。[429]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这笔钱终有一天会花光。几名主要随从都紧张地意识到，罗曼诺夫一家的生活条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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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从来都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人，但她对财务状况并不了解。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她一直与社会上其他人没有什么日常接触。如今在托博尔斯克，他们比以往更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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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走出“自由之家”，看看外面世界的唯一机会是他们去天使报喜教堂做弥撒。[430]1917年12月25日，阿列克谢·瓦西列夫神父为他们进行传统的祷告，为皇帝及其家人的健康长寿祈祷。[431]但这无意间惹来了麻烦。他以这种方式对潘克拉托夫不允许他向罗曼诺夫家中的年轻人教授经文的做法表达不满。[432]瓦西列夫是城里的重要人物，他加入了市杜马，与立宪民主党同属一个集团。他还在男子高中做宗教方面的指导。[433]他的祈祷文是有意的挑衅，因为他不断重复二月革命前的传统官方措辞。[434]值班的士兵一片哗然（科贝林斯基允许许多年纪大的军人站在教堂里面取暖）。人们开始叫喊，威胁要对神父开枪。为解决这个麻烦，格尔莫根主教将瓦西列夫赶到了修道院。科贝林斯基并没有惩罚吵闹的士兵。格尔莫根是俄国东正教会的主要人物，他不愿意忍受拉斯普京的势力不断增长，在1912年公开辞去了在教务委员会的职务。尽管他不会惹事，但遇到麻烦也不会退缩。[435]他也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他将瓦西列夫赶走，是为了让瓦西列夫和其他神职人员免受苏维埃当局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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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任命了一位新神父，弗拉基米尔·赫雷诺夫神父，他比瓦西列夫行事更为谨慎。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是决定禁止罗曼诺夫一家参加教会活动，要求他们在总督官邸做弥撒。科贝林斯基设法让双方达成了妥协，罗曼诺夫一家可以去教堂，但去的频率不能像以前那样高了。[436]即便如此，托博尔斯克神职人员对罗曼诺夫一家的同情仍然令警卫很恼火，当他们在“自由之家”祷告时，警卫坚持要在场。在向圣亚历山德拉祈祷时，气氛十分紧张。一名士兵听到亚历山德拉这个名字后，认为指的是皇后。他们怀疑神父正在为已被推翻的皇朝祈祷。直到有人拿出一本教会日历证实确有一位叫亚历山德拉的圣人，他们才不再大惊小怪。[437]罗曼诺夫一家由此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即使他们按照要求规矩行事，也是不够的：每个人都必须遵从那些同情苏维埃政府之人的意愿——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人一天天地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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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十八章 向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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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很欣赏潘克拉托夫委员对“自由之家”温和、严格、井井有条的管理。他们最喜欢的牙医科斯特里茨基从克里米亚来为他们检查牙齿时，偶然看见了潘克拉托夫回忆西伯利亚流亡岁月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会拉远潘克拉托夫与监禁在“自由之家”的罗曼诺夫一家之间的距离。事实却相反。牙医告诉尼古拉，从内容可以看出潘克拉托夫对过去并没有怨恨。同时，罗曼诺夫一家也得以知道导致潘克拉托夫被捕的那起暗杀事件的细节。“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牙医，“他不喜欢警察吗？”亚历山德拉对他早年的经历完全不理解。潘克拉托夫看起来如此温柔，从不惹人讨厌。皇后几乎不相信他曾经被关押在自己丈夫的监狱里。她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对这位克伦斯基派来的政委满心尊敬。[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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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拉托夫审视尼古拉时，对他能力的局限有了更深的理解。政委告诉皇帝，在他长期统治下民怨沸腾并非偶然。他说，数以百万计的臣民对自己的境遇不满。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了问题。1914年夏天，随着动员的报纸送达，巴尔瑙尔和库兹涅茨克爆发了暴力事件。潘克拉托夫在西伯利亚流亡时目睹了这一幕，看到人们上街洗劫伏特加酒商店。他认为，1917年2月和3月彼得格勒的骚乱也源于同样的民怨。潘克拉托夫请求尼古拉想一想，为什么德国和奥地利在参战时，其国内并未出现这样的骚乱。他说，当人民终于受够了一切，便会对专制统治发起攻击，这种攻击是猝不及防的。但他并没有说服尼古拉，尼古拉想了一会儿才问道：“但是为什么要破坏宫殿呢？为什么不阻止暴民？……为什么放任他们抢劫和破坏珍宝？”[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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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两人发现，在西伯利亚这个话题上，他们是可以沟通的。潘克拉托夫正逐渐成为尼古拉人生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拉斯普京出现之前，质疑皇帝基本想法的人都被禁止进入他的私人圈子。拉斯普京去世后，在沙皇村和托博尔斯克的随从中，也没有人敢与他争执。尼古拉活在他自己编织的心茧中，比国外那些敌视君主制的人更与世隔绝。潘克拉托夫打算打开他封闭的内心。作为一个在西伯利亚劳改监狱服过刑的人，他对西伯利亚人的日常生活有亲身体会；他也非常了解生活在寒冷北方的民族的特性。皮埃尔·吉利亚尔无意中听到他们俩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潘克拉托夫讲述了自己在勒拿河流域的探险。尼古拉和潘克拉托夫喜欢一起聊天。而尼古拉已经忘记了潘克拉托夫为什么会到西伯利亚，他不断鼓励潘克拉托夫讲故事。身处位于苔原和针叶林深处的西伯利亚，他们俩都对俄国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爱国心方面，前皇帝和他曾经的囚犯是一致的。[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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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拉不像丈夫那样欣赏潘克拉托夫。在不得不与潘克拉托夫沟通时，她更愿意让博特金医生做中间人。博特金很乐意这么做。他对亚历山德拉的困境深表同情并愿意尽力帮助亚历山德拉。他经常向当局转达亚历山德拉的请求。[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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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克拉托夫也从来没有喜欢过皇后。每当他在周围，皇后冷冰冰的态度都让他不舒服，皇后也从没有因潘克拉托夫迁就他们一家而表示丝毫的感激之情。尽管潘克拉托夫为人慷慨宽容，但他越来越瞧不起皇后的举止。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反对旧皇朝的民粹主义革命者。代表临时政府在托博尔斯克任职后不久，他同意领导当地委员会，为对德作战的俄军收集民众的自愿捐款。人们很快便纷纷向他抱怨罗曼诺夫一家是多么吝啬。于是，他将捐款申请表交给塔季谢夫，希望看看罗曼诺夫一家到底会怎么做。他原本并不相信他们会如此吝啬，直到看到他们只捐了区区三百卢布。“这究竟是吝啬还是缺乏同情心？”他问道，“或者这是报复的标志？”潘克拉托夫认为，这笔捐款一定是皇后签的支票。[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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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对罗曼诺夫家其他人则另眼相待。尼古拉和女儿们热切地忙着锯木头生火、清理路上积雪，潘克拉托夫对此很感兴趣。革命派曾以为他们会像骄奢的特权阶级一样行事。他们对沙皇一家喜欢体力劳动感到很惊讶。即便如此，潘克拉托夫仍然认为，沙皇全家始终被人为地与其治下的百姓生活隔离开了。另外他认为，他们的成长经历阻碍了个人发展。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用礼仪规范将家庭封闭起来，权力和皇朝的骄傲使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狭隘和不切实际。然而，潘克拉托夫一直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已经看到他们作为普通公民的潜力，相信他们现在开始改变自己并不算太晚。（当然，他不相信那位冷漠的皇后会改变自己。）[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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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尼古拉在教育孩子方面不太成功。尼古拉教孩子们俄国历史，他与阿列克谢读一本关于彼得大帝的书——这可能是S.A.奇斯佳科夫编写的一本很流行的教科书，后来在罗曼诺夫一家的物品中被发现。[444]他写信给身处基辅的母亲，骄傲地说：“我和阿列克谢一起研究俄国的历史，我很喜欢历史，可以说，我也很懂历史。”[445]潘克拉托夫并不这样认为，他怀疑尼古拉除了俄军和战争之外还知道多少历史。尼古拉本人毫不掩饰，他一直很喜欢研究军事史。[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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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尼古拉也意识到需要修改一下教学资料，并向潘克拉托夫寻求建议。潘克拉托夫认为孩子们的教师阿纳斯塔西娅·根德里科娃和叶卡捷琳娜·施奈德不够理想。他推荐了克拉夫季娅·比特纳，一位在沙皇村学校有八年教学经验的女教师。（潘克拉托夫没有提到她是科贝林斯基的情人。）皇帝喜欢这个主意，并说他会咨询皇后。皇后欣然同意。[447]比特纳乘坐潘克拉托夫和尼科尔斯基坐的那艘船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在与科贝林斯基相处的同时，她还希望能在高中找一份法语教师的工作。据博特金医生说，罗曼诺夫家的女儿们也赞同让比特纳来教他们。比特纳小姐很快回到沙皇村终止了她与学校的合同，然后在家庭教师西德尼·吉布斯的陪同下回到托博尔斯克。她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人，她告诉潘克拉托夫，她希望单独与皇后谈一谈聘用条件。尼古拉和女儿们欢迎她来到尼古拉的办公室。尼古拉简单地说道：“我妻子在等你。”在随后的谈话中，亚历山德拉非常礼貌热情，因此比特纳决定接受他们的邀请。[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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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皇后每天都表现得如此亲切倍感惊喜。当亚历山德拉纯粹出于好奇询问她是否要给母亲寄钱时，比特纳解释说自己缺钱。亚历山德拉便坚持自掏腰包给她一些钱。[449]比特纳也对尼古拉印象深刻。尼古拉的举止无可挑剔，经常会给那些尚未决定反对他的人留下好印象。比特纳注意到，每次她因病请假，回来时尼古拉总会问她是否好些了。她想为尼古拉做些好事。[450]但她认为，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造成了孩子们缺少文化。在她看来，孩子们对俄国文学、历史和地理一无所知。诗歌方面，他们只读过一点普希金，对莱蒙托夫读得更少，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涅克拉索夫。[451]他们不太了解涅克拉索夫，这不令人惊奇。涅克拉索夫是革命者中备受尊敬的反沙皇作家，但他并非真正的一流诗人。潘克拉托夫顽皮地敦促比特纳向她的学生们大声朗读他的诗。她选择了《俄国女人》和《红鼻子弗罗斯特》这两首诗。她向潘克拉托夫报告说，罗曼诺夫家的女儿们很高兴。“为什么我们以前不知道，”她们问，“我们有这么好的诗人呢？”[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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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列克谢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名模范学生，他喜欢让比特纳把所有东西都读给他听，这令比特纳很失望。她认为，也许是疾病让阿列克谢变成这样。皇后虽溺爱儿子，但在这方面对他则不那么宽容了。皇后将儿子与他的父亲相比，他的父亲在童年时读起书来如饥似渴。[453]不管怎样，在其他所有方面，比特纳都很喜欢阿列克谢。皇储是一个性情温和又勇敢的小伙子。除非实在无法解决问题，他都不会找人帮助自己。比特纳常常对他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你的腿受伤了。”他通常会回答：“没事，我不疼。”她会反驳说：“但我亲眼看见了。”小伙子还是很顽固：“你看见它受伤了，但实际上它并不疼。”他俩都知道真相。在一个难忘的场合，阿列克谢告诉了她自己的担忧：“你觉得，这［病］会不会好？”[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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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三岁时，他渐渐成长为一个有想法的人。任何形式的浪费都会使他恼火。虽然他和家人饮食偏好不同，但他仍然坚持与大家吃得一样。他还认为，家庭开支应该保持在最低限度。他小心翼翼地看守着个人财产。[455]奇怪的是，相比沙皇村，他更喜欢托博尔斯克，他说：“这里好多了。在那里，他们总是欺骗我。他们非常喜欢欺骗我。”[456]不过，他显然从没有解释过他抱怨的是什么。不久，他便对“自由之家”的生活也产生了怀疑，因为一些皇室随从渐渐离去。有一天，皇储问比特纳：“告诉我，克拉夫季娅·米哈伊洛芙娜，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欺骗我们。”比特纳回答说：“你是怎么被欺骗的？谁在欺骗你？”阿列克谢解释说，杰列文科医生让他去洗澡。于是，他就让人去准备，然后坐下来等着仆人准备好水。但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人们告诉他水管坏了。但第二天，他得知女仆玛丽亚·图泰尔伯格去洗了澡。这位曾经的皇位继承人很快就察觉到，宫廷礼仪日渐衰微。[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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