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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三章 俄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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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禁期间，尼古拉对自己曾经的统治方式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悔意。他和亚历山德拉都坚信，俄国遇到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完全是外国恶势力造成的。在尼古拉眼中，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彻头彻尾的国家灾祸。就算他想过应该改变统治方式以避免革命爆发，那么他也只把这个念头放在心里。相反，他为自己履行了职责而自豪，正如他向吉利亚尔解释的那样：“我在即位时便发誓，要保护好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政府形式，并完好无损地将它交给我的继任者。”[584]离开沙皇村后，他再也没有提过退位危机。但亚历山德拉并非如此，她经常为退位感到痛心，她相信，如果当时自己是和尼古拉一起待在莫吉廖夫，而不是与家人待在一起，那么尼古拉一定不会放弃皇位。但她并不埋怨丈夫。过去的事已经发生了，她有责任去应对事情的结果。她对尼古拉的爱正如她所需的尼古拉对她的爱一样，仍然浓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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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痛恨有关革命的一切，当他们得知苏维埃政府已经将历法从尤利安历法改为格里高利历法时，尼古拉惊恐万分。2月1日，他醒来，发现历法上已经是将近两周后了。他不喜欢这种失去十三天的感觉，并预言说：“误解和混乱将永无止境。”[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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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尼古拉没有对苏维埃政府任何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发表评论。不过，关于德国、战争和俄国军事力量的问题是另一回事。1918年2月20日，他写道：“从电报来看，由于休战时间快结束了，与德国的战争要重新开始了；但我们的前线似乎已经没有剩下任何东西了，军队已经复员，武器和物资在面对命运和敌人的攻击之前便被丢弃了：羞耻和恐怖！”[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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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作为一个爱国者，对战败非常痛苦；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反抗德国人。他一直抱有破釜沉舟的信念。在他看来，俄国的荣誉受到了玷污。2月25日，他补充说：“今天收到电报，称布尔什维克或人民委员会必须接受德国政府的条款以便议和，因为敌军正在推进，无法阻挡。这是一场噩梦。”[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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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古拉或亚历山德拉如何解释俄国的分裂呢？在与吉利亚尔谈话时，尼古拉指责克伦斯基造成了军队的崩溃，尽管克伦斯基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对托洛茨基的看法更为负面。[588]他认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对俄国来说是一种耻辱。几个月过去了，尼古拉一直为军队崩溃、领土分裂和外交耻辱感到愤懑压抑。1917年军队的崩溃使他非常悲痛，对他的打击不亚于他自己经历的创伤。但他从未想过，俄国政府会签订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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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非常蔑视威廉，认为他不值得尊敬。即使在战争中，有些做法也是站不住脚的。[589]1917年之前，亚历山德拉对男仆沃尔科夫说过：“他是一名演员，一名出色的喜剧演员，一个虚伪的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后，她惊呼：“我知道他小肚鸡肠的本性，但我从没想过他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多么可耻啊！”[590]作为出生于黑森的大公小姐，她从来与霍亨索伦家族没有多少瓜葛。比特纳目睹她在托博尔斯克长篇大论地攻击德皇和德国。亚历山德拉向科贝林斯基解释道：“人们指责我爱德国人。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憎恨威廉，因为他对我的祖国作恶！”她强调，她所说的祖国是指俄国，而不是她出生的国家。皇后预言，德国也会像俄国那样迅速崩溃，她的语气并不是幸灾乐祸的。她写信给她在沙皇村疗养院照顾过的亚历山大·瑟罗博亚尔斯基将军，说：“在我看来，这种‘传染病’将传播到德国，但在那里，它会变得更危险更严重。我将此视为俄国能得到的唯一救赎。”[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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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尼古拉听瓦西里·多尔戈鲁科夫说，有报道称德国人要求俄国保证罗曼诺夫一家健康安全，他暴怒道：“即使这不是在蓄意诋毁我，也对我造成了伤害！”[592]他们全家都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了。女儿们甚至扔掉了威廉皇帝在一次游艇旅行中送给她们的礼物。[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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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诺夫一家对俄军抱有幻想，并以此安慰自己。亚历山德拉在写给安娜·维鲁波娃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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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性格很古怪。一个人可能很快变得令人厌恶，变坏，变残忍，失去理性，但同时他也可能向另一个方向转变。这叫缺乏个性。本质上，这种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孩子。众所周知，在常年的战争中，所有的感情都变得更为强烈。他们所做的一切——杀人、撒谎、偷窃和监禁——都很可怕，但是人必须忍耐、悔改和重生。[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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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木斯克的赤卫军发生动乱后，克拉夫季娅·比特纳失去了耐心。亚历山德拉称，只要军官表现得更主动一些，军队就会听从他们。[595]她补充道：“人们说他们很糟糕。但他们很好。看看他们吧。他们环顾四周，微笑着。他们很好。”[596]对比特纳来说，这是胡言乱语。她告诉亚历山德拉，她与现实脱节了，她并不知道士兵对她的看法。他们在罗曼诺夫一家的听证会上表现出的尊重并没有任何意义。虽然亚历山德拉认为俄国士兵“有素、朴实、善良”，但比特纳坚持认为这些士兵对待长官的态度令人震惊。[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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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4年亚历山德拉到俄国以来，还从来没有人如此强势地与她说话。她不禁掉下了眼泪。她特别批评了比特纳说她与现实脱节。亚历山德拉说，她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评价她的。她俩的谈话很激烈。和通常发生争论一样，两人谁也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等有时间反思自己所说的话时，比特纳认为，亚历山德拉觉得自己在批评她与已故的拉斯普京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仍是亚历山德拉的痛点。[598]事实上，比特纳讨论的是军队的情况。比特纳想向皇后阐明自己的观点，告诉皇后她并不理解军队在一战中遇到的困难。在比特纳看来，强调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她们一直争辩，谁也不肯让步。两人都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当天她们在不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比特纳拒绝与其他人一起用晚餐，称自己头痛。亚历山德拉给她送去一张纸条，请她不要生气：亚历山德拉终于棋逢对手。[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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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皇后永远不会改变她的方式，不管什么话题，她都仿佛专家一般侃侃而谈。在宗教方面，她坚定而严苛。其余的随从都了解这一点，在四旬斋开始时，他们停止了星期日晚上的短剧活动——他们称之为“盛况”，吉布斯把布置的灯光也拆除了。[600]为了迎接复活节，全家人开始禁食，亚历山德拉希望官邸里的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然而，比特纳通常会等到复活节前第二周才开始，并解释说这是她的意愿。亚历山德拉对此显然很不满。但比特纳也很固执，并不亚于亚历山德拉。[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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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纳对尼古拉的看法比较温和。从她在“自由之家”所见所闻来看，皇帝希望家人环绕在他身边，他能像一个丈夫和父亲一般生活。在比特纳看来，他渴望安静的生活，永远不会重返皇位。[602]但吉利亚尔反对这一点，至少有一段时间，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希望最终重回皇位。这可能是他们最初放弃流亡海外的想法的原因，但那也或许是因为他们相信苏维埃领导人不会放他们走。尼古拉经常告诉科贝林斯基，他害怕自己和家人会被送到国外。[603]沙皇夫妇坚强地忍受着施加于他们的命运，亚历山德拉向吉利亚尔吐露：“我们的朋友［拉斯普京］预言了所有这些苦难，但他说在一切苦难之后，是迎来长久和繁荣的平静期。”[604]此外，女儿们经常谈到回沙皇村。奥尔加是个例外，她似乎觉得这样的梦想是不切实际的——她的父亲似乎也这样认为。在心底，尼古拉意识到他作为君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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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比特纳很感兴趣，她问年轻的阿列克谢：“如果你登上皇位，会怎么办？”他马上说：“不，这已经不可能了！”比特纳问：“但如果你能登基呢？”阿列克谢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答复：“那我必须要做一些安排，以便更好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他是否听到了母亲谈论人们如何欺骗他的父亲？这是否说明，与尼古拉相比，阿列克谢有潜质成为一个更严格且更有效的统治者呢？比特纳认为是这样的。在她看来，阿列克谢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她问，如果他成为沙皇，他会怎么做。他说，他会为她建一所医院，并把一切都管理得井井有条。[606]比特纳还认为，他并不认同家人对拉斯普京的崇敬。这是她在发生了一件小事后得出的结论。当时阿列克谢生病了，她便在病床前给他上课。桌子上通常放着一张拉斯普京的小照片。这张照片突然掉了下来，比特纳想把它捡起来。但阿列克谢告诉她不必捡。显然，他并不看重这张照片，比特纳还在他的话音中觉察到一丝讽刺。[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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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列克谢确实不再和父母一样崇拜拉斯普京，那么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还坚持着他们多年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1917年3月以来发生的一切都证明，结束沙皇统治是不正确的。他们太自矜，不会为自己感到难过。他们已经准备好忍受未来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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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二十四章 前进中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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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6日，即使是最渺茫的解放皇室的机会也消失了。这一天，在完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鄂木斯克的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遣了一支二百五十人的赤卫军分遣队。[608]皮埃尔·吉利亚尔担心最坏的事情发生了。鄂木斯克的军队吵闹且不服管教，他们大吼大叫以示对皇朝的仇恨。[609]亚历山德拉却不愿意像吉利亚尔那样把事情看得太糟，她说服自己，这些新来的人其实是伪装起来的君主主义军官。但这种猜测毫无根据：吉利亚尔能一眼看到残酷真相。[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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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博尔斯克周围数百英里的地方，鄂木斯克和叶卡捷琳堡是布尔什维克的两座城堡。鄂木斯克是西西伯利亚地区的首府，而叶卡捷琳堡是乌拉尔地区的中心，他们之间就罗曼诺夫一家的问题存在很多争议。[611]中央当局已将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下放给鄂木斯克，原因很简单，托博尔斯克位于西西伯利亚地区。但叶卡捷琳堡自豪地认为自己革命热情更高，希望接管此事。不过，两座城市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目前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从他们的角度看，托博尔斯克是敌人的领土。那里仍然有一个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守卫罗曼诺夫一家的分遣队由在沙皇村服役的军人组成。科贝林斯基是由克伦斯基任命的，并在潘克拉托夫离开后留任。[612]谣言四起，说罗曼诺夫一家将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逃往日本。他们担心，在托博尔斯克没有人能阻止罗曼诺夫一家。[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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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叶卡捷琳堡商讨方案时，鄂木斯克已经采取了行动。[614]分遣队的负责人V.D.杜茨曼政委先于大部队两天抵达了托博尔斯克，并在科尔尼洛夫宅邸住下。[615]没有人期待他来或邀请他来。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有着灰蓝色的眼睛，表情神秘，看起来便是那种为了革命事业而铁面无私的人。（显然，后来便是他签署了格尔莫根主教的死刑令。）[616]此外，其他人对他的拉脱维亚-犹太血统感到不满。[617]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完全放纵那些由A.D.杰米亚诺夫政委及其副手杰格佳廖夫指挥、追随他从鄂木斯克而来的赤卫军。杰米亚诺夫曾被东正教会神学院驱逐，而杰格佳廖夫曾经是一名骑兵少尉，在圣彼得堡大学期间曾加入反动组织天使长米迦勒联盟。[618]杜茨曼、杰米亚诺夫和杰格佳廖夫三人我行我素。随着鄂木斯克的这帮人肆意横行，这座曾避开大城市动荡的小镇也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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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29日，他们前往“自由之家”并遇到了警卫分遣队。他们冒着可能引发暴力事件的风险，要求进入官邸。[619]没有人知道如何应付他们。两支分遣队之间的谈判使局势得到了缓和，但气氛仍然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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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茨曼表示，他的当务之急是置托博尔斯克苏维埃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掌管全镇最高权力，这令“自由之家”的囚禁者舒了一口气。其他公共机构要么解散，要么从属“苏维埃政权”。杰米亚诺夫宣布关闭当地政府从前设置的地方机构，如市杜马，并建立“人民经济委员会”。仅仅改变政治机构是不够的。一直远离尘嚣的托博尔斯克不得不像几个月前的其他俄国城市一样，开始进行经济革命。[620]在这一切进行之时，杜茨曼认为没有必要扰乱科贝林斯基的工作。相反，他担任了镇苏维埃的书记，几乎整日忙于那里的工作。科贝林斯基远远观察着事态发展，尽管他也带有一点反犹太主义的倾向。[621]但是杜茨曼并没有来干涉他，于是科贝林斯基竭尽所能在“自由之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安宁，并保护罗曼诺夫一家，不让他们像自己那样担心局势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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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科萨列夫于1918年3月28日从鄂木斯克写信给托洛茨基。自从人民委员会授权他监督托博尔斯克的政治局势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两个月了。在能够向四百英里以外的托博尔斯克派遣分遣队之前，他自己在鄂木斯克也遇到了麻烦。科萨列夫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主动性，但鄂木斯克的赤卫军现在掌控着该镇，科萨列夫通过电报与杜茨曼、杰米亚诺夫、杰格佳廖夫保持联系。他所掌握的信息足以让他相信，斯维尔德洛夫低估了局势的危险性。人民委员会下令遣散旧俄军时，并没有决定好由哪支部队来替代他们。“自由之家”的警卫分遣队来自旧俄军，而科萨列夫的解决方案是用鄂木斯克的部队取而代之。他请求斯维尔德洛夫授权他任命新的政委，并告知托博尔斯克的当值人员。[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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