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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 第三十四章 对世界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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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一家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对彼此的爱和他们的东正教信仰。因此，苏维埃当局想击溃他们的精神，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将尼古拉、亚历山德拉与孩子们分开，并没收他们的祈祷书。还有一个会令尼古拉精神崩溃的方法是禁止他读文学作品。乌拉尔苏维埃当局不允许他像在托博尔斯克时那样，从当地图书馆借阅图书，而他的高级随从们被禁止进入伊帕季耶夫宅邸，这意味着他也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借书。亚历山德拉继续投入对东正教的学习研究中，沙皇夫妇不再像执政期间那样热切对话以维系婚姻。但尼古拉仍然可以阅读他们从托博尔斯克带来的书，以及他在伊帕季耶夫宅邸的书架上找到的书。他通过阅读来稳定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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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读的第一本书是亚历山德拉的藏书，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作品《智慧与命运》，为法文书。[927]这本书收录格言冥思，在战前很受欢迎。梅特林克凭借这本书，于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尼古拉迅速读完了这本书。他印象非常深刻，还在晚上大声地给家人朗读。[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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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命运》慢悠悠的叙事风格和装腔作势的内容，使它早已不再受欢迎。尼古拉从来没有记录过他喜欢里面的什么内容，他很可能是被梅特林克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路易十六的艰难处境表现出来的同情所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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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处在他的位置，和他一样满心怀疑和困惑，身处黑暗和困境之中。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时发生的一切，要评论他当时应该怎么做是很容易的；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是否明白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在与自己的烦恼和疑虑斗争吗？如果有一天后世人要评论我们，他们不是应该追溯我们留在我们攀爬过的小丘沙地上的足印，希望能够发现未来吗？路易十六很困惑：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吗？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究竟放弃了什么，究竟捍卫了什么？当我们在人类理性的权利和周围环境主张的权利之间摇摆不定时，我们是否比他更聪明呢？当犹豫不决是因为要认真尽责，那么这犹豫不决是不是也常常具有责任的所有要素呢？[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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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有一位统治者如此含泪挣扎，那他一定是1917年3月俄国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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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试图自己想明白怎么去做正确的事，这正是梅特林克对路易十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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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位不幸的国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当我们心有疑虑时，而疑虑本身是高尚而伟大的，我们便有责任勇敢地向前迈进，既不往左也不往右，要在看起来合理、实际、公正的阶段之上再迈进一步。我们今天对义务、正义和真理的看法，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也许是非常清晰、先进、自由的；但几年之后，几个世纪之后，人们的看法会迥然不同！[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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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些话宽慰了一个“勇敢向前”行进的人，并令他相信自己正在履行职责，对抗敌对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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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梅特林克的说法，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新思想正对路易十六的王国产生影响，而他就是早期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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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正义更令人放心，或者更贴近我们，更深刻地反映出人性呢？路易十六可能会感到遗憾，这个毁掉了他平静人生的理念竟在他统治期间被唤醒；但这是他唯一可以埋怨命运的一点，当我们自己小声埋怨命运时，我们的抱怨也有同样的价值。[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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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人们热爱理性、科学和正义，致力于从上至下消除无意义的传统和压迫。1917年初，俄国开始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运动，它已经由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推动了几十年。尼古拉一直不接受这些理念，他下台后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猜想。也许他从梅特林克传达的情绪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但他会错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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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统治者不应该因为预判失误而受谴责。尼古拉可能从这个观点中得到了些许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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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应该相信一切都可以预判，可以预测到，这当然是好的；但我们内心也应该悄悄相信并永远记住，最伟大的事情必然是不可预见的，这一信念不可动摇、不可摧毁。只有不可预见的、未知的事物，才能成就我们绝不敢尝试之事；但如果我们内心深处没有设立一座崇拜它们的祭坛，它们就于我们无益。拥有最强大意志的人——如拿破仑这样的人——都谨慎地明白，他们最非凡的事业中仍有一些事情需要听从命运的安排。[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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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把政治描绘成一股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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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狂热的历史时刻就像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风暴；我们来自遥远的内陆；我们带着热切的期盼向海滩奔去；我们好奇又热切地盯着巨浪，几乎像孩子一般热忱。随后而来的是比其他浪头要高三倍和凶猛三倍的惊涛骇浪。[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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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当一个曾犯下那么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的俄国皇帝发现，历史可以令世上最强大的沙皇跪在它面前时，他无疑会感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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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林克强调，命运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信仰理性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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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仅靠崇拜理性而变得聪明，而智慧也不仅仅意味着理性战胜劣等的直觉。这样的胜利可以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学会完全屈服于另一种迥异的直觉——我们的灵魂本性——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将是很微小的。[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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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宿命论者的尼古拉终于找到了一位凭直觉说话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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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智慧与命运》之后，他转向俄国文学，特别是N.A.列金的《振奋的俄国人》，这本书不是19世纪经典，但对贵族及上层以下的社会做出了深入生动的洞察。[935]尼古拉内心知道，他对自己的人民知之甚少，也许他终于开始意识到，坐在皇位上的那些年里他对俄国商人的忽视和鄙视是错误的。[936]直到1906年去世，列金一直与安东·契诃夫保持亦敌亦友的关系，他因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有关商人的文章而闻名。他一贯关注首都的商人阶层，因为他自己就出身于这一阶层。列金用幽默而富有同情心的语言描写了那些中等收入的商人、职业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小缺点。他带着感情逐项列出他们的服装、食物和举止，揭穿了他们在社交场上的势利。[937]但在讽刺风格的背后，列金是一个自豪的俄国人。他将俄国的城镇描绘成一座民族大熔炉，俄国文化在其中和平、恰当地战胜了其他文化。[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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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还阅读了一些对俄国社会提出深刻见解的书。工程师伊帕季耶夫在书架上留下了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集。不久之后，尼古拉便开始阅读《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939]这部小说毫不留情地控诉了小城镇中的生活和贸易。老头戈洛夫廖夫是一位吝啬的商人，他专横地对待儿子们，把他们变成了和他一样充满怨恨、无趣乏味的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俘获了19世纪读者的心，他们认为他注意到了俄国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国家要进步，就必须搅动这一潭死水。尼古拉没有写下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看法，人们甚至不确定他是否读了令人沮丧的结局。（如果他读了，那么他在软禁期间真是有非同寻常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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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之后，他继续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俄国人来说，这本书是俄国经典杰作之一，我们从他的日记可以得知，在被关押于叶卡捷琳堡之前他从未读过此书。尽管托尔斯泰名震天下，但直到1910年去世时，他的作品都要受到审查。他也曾被俄国东正教会驱逐。《战争与和平》中有些内容强烈地吸引着尼古拉。这部小说讲述了俄国遭受拿破仑大军入侵，战败，最终又获胜的艰难历程。尼古拉1917年初下台时，俄国还远未战败。但那是一个危机迭起的时刻，一旦他退位，前线的情况就越来越糟。此外，《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俄国因败给德军而遭受的军事损失和领土损失，与1812年败给法国人时一样惨重。1812年底，俄国人抓住了拿破仑战略中的后勤弱点，结果，拿破仑本人逃往巴黎，他的大军被迫屈辱地从俄国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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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对《战争与和平》充满热情，5月的晚上，他向家人朗读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940]这些章节描写了俄国当局试图夺去法国军事胜利的果实，于1812年放火烧了莫斯科。其中一位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开始将暗杀拿破仑当作个人使命。与此同时，俄军重新集结反击，很快法国人就陷入了屈辱性的撤军。不难想象，对被击败的法军的描写鼓舞了尼古拉和家人——也许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德国占领者。罗曼诺夫一家紧紧抓住残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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