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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六章 一瞥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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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胜之道是从失败中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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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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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动荡不安的海岸在身后渐渐远去,此时的玻利瓦尔已经开始考虑回国的计划。但大海提醒了他,他的生命是如此脆弱:航行一路受到风暴袭扰,当船终于抵达英属库拉索的港口后,玻利瓦尔遇到了更多麻烦。[2]海关官员异乎寻常地态度恶劣;他们没收了他的行李,拿走了他的钱,并要求他偿付把他运离卡贝略港的船欠下的债务。[3]更糟的是,他得知蒙特韦德违反米兰达的投降条件,侵占了革命领导人在委内瑞拉的所有财产。他的矿山、土地和大庄园都不再属于他了。玻利瓦尔写信给伊图尔韦,请他为自己说情。他开始对自己的窘境感到“非常恐惧”。[4]他的个人财富曾为他买下了一条通往革命的道路,现在他需要他的财产来助他回归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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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在库拉索干燥炎热的海岸被迫赋闲了两个月,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鲜有娱乐活动的异国他乡。在寂静的首府威廉斯塔德(Willemstad),没有沙龙可进行振奋人心的交谈,除了耀目的殷红落日之外没有令人兴奋的景色,没有影响力广泛的人物,也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他和战友们困在一起,无事可做,只有反思保卫新共和国的失败尝试: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事情本可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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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下旬,他从一位商人朋友那里得到了一笔贷款,[5]带着他的一小队战友起航前往新格拉纳达,据他们所知,那里独立的旗帜仍在飘扬。在卡塔赫纳港口下船的玻利瓦尔已经与之前判若两人。历经战火洗礼,因失败而清醒,他似乎变得更加审慎、明智和成熟。[6]仿佛过去两年的所有失误和灾难使解放面临的实际情况更加明晰。有了这种来之不易的智慧,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想法。本着余生中都将恪守的原则,他把想法都落到了纸面上。在1812年11月那个清朗的日子里,他携带寥寥无几的私人物品登岸,那时的他充分意识到,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语言和武器有同等价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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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卡塔赫纳后,玻利瓦尔就住进了圣阿古斯丁·奇基托大街上一所简陋的房子里。它很小,是白色的,在加勒比的阳光下分外耀眼,里面的空间只有十步宽。卧室和凉亭里都挂着吊床,一个小小的木制阳台从其中一扇窗户探出来,面向街道。微风轻拂,天穹蔚蓝,繁星点缀的晴朗夜空,熙熙攘攘的港口——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位年轻的旅行者感到满心希冀,机遇无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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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格拉纳达,革命的确如火如荼,只不过一片混乱——捍卫革命的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府。新格拉纳达人想要获得自由,但在如何赢得自由和由谁执政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其结果导致各地区和派系之间的分裂难以调和。这个时期的新格拉纳达后来被称为“愚人国”(La patria boba)。在安东尼奥·纳里尼奥总统的领导下,波哥大市自立为首都[9];在通哈(Tunja),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领导建立了一个松散的新格拉纳达联合省[10];但防御工事坚固的港口城市卡塔赫纳挺身反对这两座城市,宣布自己的主权,并制订了自己的宪法。其他共同体、城市和省份也沉醉在宏大的幻想中,纷纷效仿。[11]这一地区已成为不满的发酵缸、斗嘴官员的喧嚣场,以及海盗和机会主义者的温床。[12]尽管新格拉纳达拥有大量财富和许多白人,[13]但它正处于内战的边缘。玻利瓦尔并没有因为这种灾难性局面而气馁,而是渴望加入其中。他和委内瑞拉革命战友[14]——他的姨父何塞·费利克斯·里瓦斯、激进的邻居安东尼奥·尼古拉斯·布里塞尼奥、卡拉瓦尼奥兄弟和蒙蒂利亚兄弟——都认为他们的军事经验必将有用武之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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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的没错。玻利瓦尔和战友们受到了卡塔赫纳政府的热情接待。24岁的总统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托里塞斯(Manuel Rodríguez Torices)[16]迫切需要经验丰富的军官,不仅因为西班牙军队已驻扎在附近的圣玛尔塔港,还因为托里塞斯需要遏制手下主将、法国海盗皮埃尔·拉巴蒂(Pierre Labatut)贪得无厌的野心。他指示拉巴蒂向玻利瓦尔和其他人委以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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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巴蒂将军太了解这些人了。[17]和他们一样,他也是米兰达革命军队的老兵。他知道玻利瓦尔在卡贝略港的溃败,也知道米兰达对这位年轻上校的苛刻评价。在拉巴蒂成为公海冒险家之前,他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一名中士,作为一名士兵资历平平。但他是米兰达面前的红人,在共和国绝望的最后时日,他一直在拉瓜伊拉。当“玛蒂尔达号”狼狈地从港口驶出,躲避敌人的大炮时,[18]他就站在甲板上。[19]他有许多机会回顾过去,思考米兰达的命运。拉巴蒂立即对玻利瓦尔产生了怀疑,当然,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嫉妒:这位克里奥尔贵族设法讨得了乳臭未干的总统的欢心。据传,玻利瓦尔甚至还给波哥大的安东尼奥·纳里尼奥总统和通哈的卡米洛·托雷斯写了些自以为是的信。[20]拉巴蒂并不急着帮玻利瓦尔的事业起步。1812年12月1日,他把玻利瓦尔派到巴兰卡(Barranca)的边远哨所,[21]那是马格达莱纳(Magdalena)河畔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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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确实曾激情澎湃地上书纳里尼奥、托雷斯和通哈的国会,但在动身赴巴兰卡就任之前,他转去鼓舞更为重要的受众:普通的新格拉纳达公民。他希望说服民众:他们的斗争与委内瑞拉的斗争息息相关,只有所有殖民地统一战线,才能一劳永逸地把西班牙逐出美洲。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密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首先,他发表了有关蒙特韦德将军的官方声明,旨在控诉:这个西班牙人违背了他曾经许下的每一个诺言。然后,他安排发布了一份从库拉索就开始构思的陈词。他称之为“委内瑞拉上校西蒙·玻利瓦尔致新格拉纳达公民的宣言”。[22]12月15日,也就是玻利瓦尔离开这座城市几天之后,这份宣言散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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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常被称为《卡塔赫纳宣言》,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在宣言中,玻利瓦尔与他之前的革命者彻底划清界限,那些人只会用保守呆板的说辞附和法国或北美的理念。他的观点对新格拉纳达领导人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而随着这份文件的广泛传播,它也极大影响了该地区的民众。玻利瓦尔的遣词造句有力而直接,他的思维方式新颖而引人入胜。他使语言变得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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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宣言如此开头,“不幸的加拉加斯的儿子。”他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分析了委内瑞拉革命失败的原因,解释了这个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缘何垮台:它被联邦制的行政区划无可救药地割裂;因缺乏强大统一的军队而灭亡;当然,还有地震、从中作梗的教会势力和对纸币的过度依赖。总的来说,它的领导人变得过于宽容、草率和腐败。他们从未树立起坚实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每一个阴谋都得到了宽恕,每次宽恕又招来一个新的阴谋。”他解释道。共和国软弱无力的初迹象很早就出现了,最初的洪达没能征服争强好胜的科罗,所有的保王派反对势力都是从那里冒出来的。如果共和国领导层行事果决,如果各机构能够统一有序而不是各自为政,事情结果可能会不同。但在新格拉纳达,他认为,现在共和派有机会纠正历史:他恳求大家要团结,要坚决;进攻委内瑞拉;铲除西班牙人,他们是美洲的毒瘤,任其发展只会越发强大。只有这样,新格拉纳达才能自由。“科罗之于加拉加斯,如同加拉加斯之于整个美洲。”他用清晰的逻辑写道。[23]简而言之,现在要对委内瑞拉采取委内瑞拉当初应该对科罗采取的行动,因为所有南美人都被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番激情洋溢的呼吁,蕴含着颠扑不破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被视为玻利瓦尔思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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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安德烈斯·贝略后来将玻利瓦尔比作一棵树,[24]他就带着那样的坚定意志,将自己的根牢牢扎下,承受风雨的洗礼,变得更加强大。毫无疑问,他从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士兵,一个没有学过治国之道的起义者,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去驾驭一场革命呢?就在几个月前,玻利瓦尔还是个受辱之人,一心要向失职的指挥官寻仇。现在,新机会抛出了橄榄枝,他决定不再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他动身前往小镇巴兰卡。无论这项任务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意义不明,他也决心做出一番成就,相信自己可以把机缘转化为革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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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他已经对新格拉纳达人有了很多了解。他曾走过卡塔赫纳古老的街道,坐在色彩缤纷的广场上,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他尽可能地了解农村的革命运动。他特意去结识了富有的克里奥尔人,他们在马格达莱纳河沿岸的战略要地拥有财产,并且可能对他未来的事业有所帮助。他会见了乌帕尔山谷的地主,他们的革命热情令他印象深刻;他们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这位年轻的军官,还为他提供家畜、骡子和给养。[25]正是通过这种社交方式,他结识了阿妮塔·勒努瓦(Anita Lenoit)。她是镇上一位法国商人的女儿,芳龄17岁,长得天使般可爱。勒努瓦立刻被这个瘦长结实、活力焕发的年轻委内瑞拉人迷住了。她代表他写了一封信给玛丽亚·康塞普西翁·洛佩雷纳(María Concepción Loperena),一个在各省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富有寡妇,恳求她助力玻利瓦尔的事业。[26]传说玻利瓦尔与清秀的勒努瓦有过一段短暂却热烈的风流韵事。这个娇弱天真的女孩深陷爱河,几个星期后,她出现在玻利瓦尔的军队中,热切地跟随他逆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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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到达巴兰卡,就在马格达莱纳河奔流入海处附近。他从手下仅有的70个士兵[27]那里得知,敌军已经加强了对这条河的控制;海岸一带的共和派与内地的共和派完全失去了联系。玻利瓦尔立即着手招募更多的士兵。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愿意应征的只有来自社会底层的男人:贫民窟居民、逃亡奴隶、失业农民、几乎赤身裸体的部落男子;他们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纪律,没有武器,没有鞋子,只有一条褴褛的裤子,一条布满跳蚤的毯子,一顶破帽子。[28]然而,玻利瓦尔收编了他们,训练他们,供给他们吃喝。他就带着这样的军队出发去对抗王家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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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告诉他应采取大胆的攻势,用迅疾的战略进攻把敌人赶出河岸。但是拉巴蒂将军明令禁止任何此类行动。将军准备带领一支远征军去圣玛尔塔攻打西班牙人,他命令玻利瓦尔原地等待进一步指示。玻利瓦尔信不过拉巴蒂的能力,他怀疑这位从前的海盗只想独占荣耀,于是决定抗命。12月21日,在建造好所需的船只后,玻利瓦尔开始悄悄地组织200名士兵向上游进发。他们乘10艘有稻草篷顶的大型独木舟前往特内里费(Tenerife),那里驻扎着500名保王军士兵。快抵达时,玻利瓦尔先行派出一名军官,给敌方指挥官一个和平投降的机会。西班牙人嗤之以鼻。于是玻利瓦尔带着200人绕道登岸,用来复枪向敌人射击。保王军士兵吓坏了,他们在混乱中放弃了堡垒,四散逃入森林。[29]这是一场漂亮的大胜仗。特内里费是西班牙弹药和装备的主要仓库,所有的剑和步枪子弹都被玻利瓦尔缴获。他把镇上居民召集到河岸,斥责他们支持西班牙人,并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卡塔赫纳。[30]“西班牙帝国统治哪里,”他告诉他们,“哪里就有死亡和荒芜!”[31]他给他们上了激动人心的一课,向他们宣扬自由,并招募了数百人加入解放事业。第二天,他带着一支武器精良的生力军,前往那条河上的下一块飞地——共和派控制的重镇蒙波斯(Mompox)。人们一早就听说了玻利瓦尔的英勇无畏,喜笑颜开地迎接了他,为他举办欢庆舞会,还有一批新兵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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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没有多做停留。他从米兰达的踌躇不决中吸取了教训。他立即再度召集起一支500人的精锐部队,向瓜马尔、班科、塔马拉梅克等地进攻,扫荡河岸地带的敌军游击队,乘其不备实施突袭。这绝非易事。水里到处是鳄鱼,陆地上蛇群出没;一路上遍布乱糟糟的绿色蔓草,单凭两条腿是走不过去的,需要不停地手拔斧劈。[32]当他们艰难跋涉过杂草遍布的沼泽,营地里的保王军大惊失色。他们被玻利瓦尔部队的强悍和果决所震撼,纷纷逃离要塞,丢下船只、武器和俘虏。那些俘虏都被玻利瓦尔收入了一个益发强大的战争机器之中。在河东岸的山谷里,他在卡塔赫纳结识的联络人兑现了承诺;寡妇洛佩雷纳和其他富裕地主为他的部队提供了骡子、粮食和结实的衣服。[33]他行动迅速,几乎不做逗留,所到之处,敌人都因他的逼近而惊慌失措。在《卡塔赫纳宣言》中,玻利瓦尔曾写道:“一切防御战都是有害和毁灭性的。”[34]他主张急速而持续的进攻,基于这种在革命中前所未有的新战略,他迅速行进了500多公里的艰难路途;[35]到1813年1月8日,他控制了整条河。[36]这次行动持续了15天的时间。[37]在向卡塔赫纳国会汇报这一成就后不久,他解放了奥卡尼亚市(Ocaña),这里是一处天然的部队集结地,可以由此越过山脉攻入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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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玻利瓦尔的名字在新格拉纳达家喻户晓,广受景仰。[38]“我出生在加拉加斯,”他后来说,“却成名于蒙波斯。”[39]与此同时,拉巴蒂将军率领他的强盗部队(大部分是冒险家)开入圣玛尔塔,大肆劫掠,将执政官赶出了河岸。[40]拉巴蒂感到有必要抢夺这份荣耀。于是这位将军指责玻利瓦尔违抗军令,[41]要求军事法庭审判他,甚至还亲自到首都去确保军事法庭的召开,[42]但托里塞斯总统并不理睬他。玻利瓦尔的军事实力不容置疑。他打通了该地区近500公里的主要航路,解放了西岸的平原地带,对此,卡塔赫纳、波哥大和通哈的独立政府只有感谢的份。就在他卑微凄惨地被委内瑞拉抛弃后的短短4个月,他加入了另一场革命,确立了一项大胆的战略,抢了指挥官的风头,赢得了荣誉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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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加拉加斯,蒙特韦德用肆无忌惮的暴力手段威吓民众已达数月之久。再体弱多病的共和派人士也逃不过他的摧残。从闷热的夏天到湿冷的冬天,不断有受害者在地牢里死去,为更多入狱者腾出空间。随着杀人机器的运转,[43]西班牙人没收并瓜分了克里奥尔人的土地和财产。[44]一名来自马德里的官员[45]原本相信可以通过实施新的宽容政策来根除动乱。在目睹了蒙特韦德的恐怖统治之后,[46]他胆战心惊,绝望地放弃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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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革命传声筒的《加拉加斯公报》重回西班牙人手中,它粗暴地斥责了它的读者:“幸福。繁荣。自由。300年的奴役……继续啊。老实说:你何时更有被奴役的感觉?更加悲惨?你何时更痛苦,更受饥饿的折磨?你何曾生活于这样的恐惧之中,被迫逃到山上,以避免成为那场可耻的献祭中的又一个牺牲品?为什么?为了什么?就为了几句话。空洞无物的话。”[47]刺耳的宣传攻势铺天盖地,抨击爱国者“大而空的承诺”,[48]以及他们幼稚而不负责任的行为。更糟的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说法,他们曾向英国寻求帮助,这是对西班牙国王的冒犯。[49]为防止这种疯狂在未来重演,为拯救克里奥尔人,蒙特韦德放任手下军官们去实施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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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蒙特韦德从来就不是最高管理者。西班牙已派遣费尔南多·米亚雷斯接任加拉加斯都督一职。但蒙特韦德自封为“治安军总司令”,从米亚雷斯登陆马拉开波的那一刻起就成功地把他吓跑了。天性懦弱的米亚雷斯退居波多黎各,不敢参与这场血腥的斗争。为了不让米亚雷斯接手实权,蒙特韦德向他保证,一旦委内瑞拉被完全平定,他就会交出指挥权。米亚雷斯乐意将打杀之事交由他人代劳,于是甘愿受骗。他手下那些更勇敢的军官,陆军元帅曼努埃尔·卡希加尔和准将曼努埃尔·德尔·菲耶罗(Manuel del Fierro),窝了一肚子火,但最终就连他们也被蒙特韦德收服。经过数月徒劳的等待,米亚雷斯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笑柄,于是偷偷溜回西班牙,留下殖民地承受一个非法政权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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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韦德治下的残暴和掠夺责任不全在他,但毫无疑问,他对手下将军们的暴行视而不见,并故意无视加的斯宪法所规定的征服准则。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的军官们沉迷于杀戮。在加拉加斯周围的平原上,没有上级权力监督的库马纳省省长欧塞维奥·安托尼扬萨斯(Eusebio Antoñanzas)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命令手下军队洗劫城镇,抢劫无辜,杀死任何挡道的人。可怕的安托尼扬萨斯常常带头向毫无防备的房屋投掷燃烧的火把,并在住户逃离火场时屠杀他们。[50]同样可怕的还有他的副手安东尼奥·苏亚索拉(Antonio Zuazola),他命令手下割开囚犯的喉咙,割掉他们的耳朵,将这些人肉战利品作为装饰。看到一个西班牙士兵骑马路过,一串耳朵挂在他的帽子上拍打着,或者看到钉在爱国者家门上的一段残肢时,任谁都会感到毛骨悚然。苏亚索拉会命手下把犯人背对背缝起来,剥掉他们脚上的皮,然后强迫他们一起蹒跚踩过碎玻璃。一个孕妇前来乞求饶她丈夫一命,却被捆起来斩首;她肚子里未出世的胎儿开始蠕动,而他们用一柄刺刀结果了他。1.2万克里奥尔人就这样惨死。[51]“如果有可能,”西班牙将军德尔·菲耶罗从加拉加斯寄出的家信中写道,“最好把所有美洲人从地球上消灭掉。”[52]甚至有人看到打扮得像鞑靼武士的方济各会神父[53]在共和派社区奔走,并敦促他们的战友:“别放过任何7岁以上的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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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有助于鼓舞保王派的士气,那么它也激怒了美洲人。在偏远地区,共和派的反抗情绪迅速高涨。但这种反抗是以一种高度分散的方式进行的,争取独立完全依靠一个个“考迪罗”[55],这些军阀斗争时仰仗的是自己的地区声望而不是一些更宏大事业的理念。1813年1月,当玻利瓦尔扫荡马格达莱纳河一带的保王派驻军时,数千公里之外的爱国者圣地亚哥·马里尼奥(Santiago Mariño)发动了一场解放委内瑞拉东部的运动。6个月内,马里尼奥就解放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塞罗那和库马纳两省,成为这两省实际上的领袖。他手下的年轻战士同样雄心勃勃:骁勇的帕尔多人曼努埃尔·皮亚尔(Manuel Piar)上校在对西班牙人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何塞·弗朗西斯科·贝穆德斯(José Francisco Bermúdez)和兄弟贝尔纳多·贝穆德斯(Bernardo Bermúdez)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在新格拉纳达也有许多抱负远大的人物。皮埃尔·拉巴蒂最终与卡塔赫纳决裂,宣布自己为港口城市圣玛尔塔的总统。年轻的托里塞斯继续统治着卡塔赫纳,通过雇用海盗击退一切威胁者。在波哥大有纳里尼奥总统,在通哈有托雷斯总统。在与委内瑞拉接壤的潘普洛纳(Pamplona),曼努埃尔·德尔·卡斯蒂略(Manuel del Castillo)上校——一个出身名门、自负且胸怀大志的新格拉纳达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再听命于任何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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