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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 第十八章 迷宫中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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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死可以医治和巩固联邦，我将平静地走向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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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玻利瓦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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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月20日，玻利瓦尔到达首都5天后，国会开会讨论组建新政府事宜。在共和国20年的历史中，这是第四次为此召开制宪会议。选出的参会代表个个有头有脸，都是无可争议的革命英雄，以至于这个团体被称为“惊人的国会”。[2]当他们从共和国的四面八方齐聚在波哥大时，人们对他们抱有很高的期望，相信他们定能解决困扰这个国家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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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这一天序幕的是21响礼炮和大教堂的庄严弥撒。这座古老而神圣的建筑，连同高耸的拱顶和塔楼，在1827年的大地震之后刚刚被修复完毕。现在它就像一个古老的历史见证者，俯瞰着会议进程。[3]距离多明戈·德·拉斯卡萨斯（Domingo de Las Casas）修士[4]在这片土地上举行第一次弥撒已经过去了将近300年。这是波哥大1月里典型的一天。凉爽的山风在清晨的阳光下褪去，人们满怀期待，目送虚弱的总统从官邸走向圣坛。[5]就在几天前，他还郁郁寡欢，伤心欲绝；他甚至在一封信中暗示他考虑过自杀。“我在寻找，”他在给忠实伙伴卡斯蒂略的信中写道，“那个绝望时刻，我就可以结束这种屈辱的存在了。”[6]但他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能在必要时克服自己阴郁的情绪。从大主教处领受圣餐后，他带领一支游行队伍穿过广场，来到礼堂，在隆重的仪式和礼节下，他宣誓让出总统职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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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玻利瓦尔仍然是这些人中最德高望重的那一个。这里聚集了那么多他的杰出将军和支持者，他的威望和魅力依然毋庸置疑。尽管这些都是人中龙凤，他还是远胜过他们，鹤立鸡群。[8]毕竟，是他有远见地在一年多前召集了这次会议，承诺放弃他的独裁统治。[9]国会欢迎他，称颂他，[10]有那么一瞬，解放者的权力似乎可以永存。尤其当他亲手挑选的接班人苏克雷被选为大会负责人时。玻利瓦尔宣称：“我信心十足地引退，因为苏克雷是我最杰出的将军。”[11]他是真心实意的，但这样说出口未免太轻率、太不明智。乌达内塔将军曾统治大哥伦比亚近一年，努力维护玻利瓦尔在共和国的地位，他听完这话显然很受伤。[12]一位英国使者报告说，他沮丧地抱住自己的头。[13]这已经不是玻利瓦尔第一次为苏克雷而忽视别人了。“我也有过绝望时刻，”弗洛雷斯将军对痛苦的乌达内塔感同身受，“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的事情——玻利瓦尔把我解职，打发回家，然后把我的整支军队交给苏克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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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虑不安的围观者而言，这是个尴尬的时刻。也许是留意到现场有这么多权力的觊觎者，也许是急于缓解紧张气氛，玻利瓦尔站起来，将自己的演讲稿递给苏克雷，让他在自己离场后宣读。如果有人担心解放者会为权力做最后一搏，苏克雷大声朗读的文字将会澄清他并无这样的野心。尽管国会向他表示了礼貌的敬意——尽管公众似乎会拥护他——但几乎没有政治家明确地支持他，这点他很清楚。他的话里充满了惯有的坦率。他不想当总统。他不想让他的权力再延长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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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请你们放过我，如果我继续担任一个永远无法摆脱野心指控的职位，等待我的将是不尽的耻辱。相信我，一个新的领导人对于共和国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人民怀疑我是否会永远统治下去。美国邻居用厌倦的眼光打量我，思忖着我还将带给他们怎样的不幸。在欧洲，有人担心我玷污了自由这个光辉的名字。啊！针对我生命和权威的阴谋与攻击何其之多！……同胞们，为了证明你们配得上你们所代表的这个自由国家，请摒弃我对于共和国必不可少的这种想法。如果任何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存续而言不可或缺，那么这个国家不应该也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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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职位随你们处置，我恭敬地把它交还你们……我羞于承认这一点，但独立是我们唯一赢得的东西，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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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承认是苦涩的。除了在写给密友的信中，他从未如此公开地坦承失败或对未来的绝望。他从未感到如此无力，无力引领他的国家走出深渊。他警告称，如今的大哥伦比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更优秀的公民、更高效的财政、彻底改组的军队和保护人权的司法体系。他呼吁参议员们维护和保卫天主教，因为在缺乏团结的情况下，教会承载了南美人仅有的凝聚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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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我不再统治。”[17]这是他当天下午发表的公开声明的开头，也是立刻贴遍首都街巷的大字报的标题。他告诉他的同胞，在过去20年里，他一直充当他们的战士和领袖。现在，他只想挽救自己破碎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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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人！我成了那些造谣中伤的受害者，丧失了捍卫我的荣誉和原则的机会。那些逐权者千方百计地把我从你们的心里夺走，用他们自己的野心来抹黑我，把我推出去为他们的阴谋负责；说我觊觎王位，其实是他们不止一次向我献上王冠，而我以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的义愤拒绝了。我向你们发誓，我的思想从未，从未被称王的欲念玷污……以哥伦比亚的名义，保持团结吧；不要让人说你们是国家的杀手和自己的刽子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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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名誉成了他的首要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把仅剩的一点力气都倾注于此。他会见了外国外交官，[19]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大使何塞·费尔南德斯·马德里（José Fernández Madrid），敦促他消除欧洲对玻利瓦尔的负面报道。[20]要捍卫的东西太多了：来之不易的解放、为之牺牲的人、铁一般的纪律、团结的必要性、泛美愿景、玻利维亚宪法，还有死刑。马德里大使需对外强调，玻利瓦尔从未将玻利维亚宪法强加于大哥伦比亚，在秘鲁推行该宪法的也不是他。那是秘鲁的部长们在他离开后开始实施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尽管众所周知玻利瓦尔在秘鲁边远省份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推广运动。玻利瓦尔还指示他的大使驳斥所有对他表里不一的指控；他坚持认为，他的所言所行始终诚实坦荡，无意掩饰什么。有人指控他对异见者和西班牙人不必要地残忍，对此他全盘否认；他认为，如果采取了严厉的手段，那也是本着战时报复的精神。他坚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私利，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他是个实打实的穷光蛋；他拒绝领取薪水，把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捐了出去。最后，他否认自己在任何行动上受过怯懦的支配；每一次进攻、每一次有计划的撤退都需要勇气和胆识。简而言之，玻利瓦尔为了挽救声誉所做的一切调动了他最大的热情，但很快就宣告失败。即使在国内，他也几乎不再被称为“解放者”；他最亲密的盟友开始简单喊他“将军”。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提出过异议，但他不可能毫不在意。到那时，他已确信自己可以放弃一切世俗资本——权力、财产，甚至他的家园——除了他最珍视的一样东西：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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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拉金塔家中，[21]曼努埃拉在那里等着他。目睹深爱之人的身体和情感遭受如此重创，她想必十分震惊。短短7年时间，他从一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一个生气勃勃的情人，变成了她面前这般残缺的模样。她以惯有的欢欣迎接了他，[22]但那场面一定令人充满困惑。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精神饱满，生气勃勃，32岁的年纪——而他已迅速变成风烛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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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决心卸任总统，但要完全放手是不可能的。和前三次一样，国会驳回了他的辞呈，但这次是出于实际层面的考量。在选举新领导人的过程中，这个国家需要表现出稳定的样子。就连鄙视他的人也担心，没了他掌舵，国家将陷入混乱。像过去一样，他被迫在这个职位上多待一会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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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偶尔也会死灰复燃，那是一种他控制不住的残余冲动。1月27日，国会还在忙着制订新宪法，他就自告奋勇要率领一支远征队去劝说派斯不要脱离联邦。大哥伦比亚的部长们回忆起他早些时候在派斯问题上的失误，坚决不肯放总统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出行。[24]他深感无力与挫败，致信加拉加斯的密友何塞·安赫尔·阿拉莫说：“是我要求哥伦比亚畅所欲言，说说它希望怎样被治理的。那就让它说出来吧！整个南方都脱缰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人想要民粹的政府，民选的官员，定期改革；有人想要君主制；而其他人……纯属白痴！让委内瑞拉随心所欲去吧。分离也好，联邦也罢，随它的便。我根本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我只想要任何士兵或奴隶想要的那样东西——我的获释，我的自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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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暴躁易怒。在又一次发病呕出他所谓的“黑胆汁”之后，[26]他任命多明戈·凯塞多（Domingo Caicedo）将军为代理总统，并宣布他自己将前往拉金塔西南几公里的一处僻静乡野养病。[27]政府几乎无法拒绝。也许除了玻利瓦尔本人，所有人都很清楚，[28]他的身体行将崩溃。玻利瓦尔带着几位随从，包括男仆何塞·帕拉西奥斯和侄子费尔南多在内，来到一条美丽小溪边的一所房子，远离首都的喧嚣。他永久放弃了一切行政权力。他再也不会统治大哥伦比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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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向奥利里将军吐露他打算退位并离境以来，玻利瓦尔就一直担心自己是否有条件做到。他分文没有。他拒绝了每个政府发给他的补偿金。他把自己的工资都给了别人，或者压根儿没有支取。[29]到了3月底，他意识到自己的窘境：他一贫如洗。[30]他卖掉自己的银器，希望能负担开销，但最终只卖了2000多美元[31]——勉强刚够横渡大西洋，外加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至卡塔赫纳的费用。不管是去欧洲，还是在库拉索或牙买加中转，到他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就将失去生活来源。[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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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位于阿罗阿的铜矿，[33]其价值超过1000万美元。[34]但那里已被勒令停产，矿井被封，等待法院处置。他曾吩咐姐姐玛丽亚·安东尼娅卖掉铜矿来支付她的开销；事实上，有个伦敦买家表达了意向。但所有权和留置权的琐碎问题妨碍了这桩买卖；这些利润丰厚的矿井自1773年以来一直为玻利瓦尔家族所有，[35]最后却被委内瑞拉法院以所有权存在争议为由扣下。他们声称，矿主下落不明。明眼人一望即知，这是彻头彻尾的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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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那个解放了从巴拿马到波托西的美洲的人，那个征用了西印度群岛所有金银的人，那个被授予镶满珠宝的王冠、剑鞘和百万赏金又尽数捐出的人，他的牺牲几乎换来一场空。他曾说过，他不在乎钱，他只要普通士兵拥有的东西。[36]但他最终得到的比那更少：没有收入，也没有抚恤金。最终，当委内瑞拉宣布阿罗阿铜矿的出售为非法时，他所有收回合法遗产的希望都破灭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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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惊讶。在波哥大，有人企图索他性命，现在，在派斯煽风点火下的加拉加斯，人们连他的名字也要杀死。玻利瓦尔的老同志们开始幸灾乐祸地反对他。老友贝穆德斯指责他是“一个有犯罪图谋的专制君主”。[38]多年前与他并肩作战的阿里斯门迪称他是一个思想邪恶的暴君。[39]他成了全民公敌，一个迫使自己的祖国向别国首都卑躬屈膝的人。现在没人会对他客气。他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私人财产和重返家乡的权利。一开始，刚听到法庭裁决时，他拍案而起，但几个星期后，几个月后，愤怒变成了顺从。他写信给一位帮玛丽亚·安东尼娅打官司的朋友：“别再设法为我辩护了。让法官和他的同伙拿走我的财产吧。我了解他们。一帮无赖！别再为我做任何事了。我将像出生时那样死去：赤条条无牵挂……我再受不了更多屈辱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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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安东尼娅也遭到牵连。在处理弟弟的事务时，她收获的只有责骂。这一边，玻利瓦尔命悬一线，吃不下睡不着，[41]健康和前途都每况愈下；那一边，她的门上挂满了威胁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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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安东尼娅，别犯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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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执迷不悟，牢记准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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