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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七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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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2日，历史学家亚当·哈迪莱克和记者彼得·特舍施纳克在捷克的《尊重》周刊（Respekt）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米兰·昆德拉告密》（«La dénonciation de Milan Kundera»）。作者在该文中提到一份日期为1950年3月14日的报告，报告出自类似克格勃的捷克国家安全局（STB）。该资料来自专政体制研究院的档案，这家机构是上一年创办的，可供人查阅1948至1989年间捷克当局秘密警察经手的数以万计的秘密档案和微型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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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历史学家哈迪莱克当时在调查德沃拉泽克事件，偶然发现了一份警察报告，上面这样写着：“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生于布尔诺，1950年3月14日16时到警察局报告，与他住在同一大学城的伊娃·米莉特卡告诉也在同一大学城居住的一个名叫德拉斯卡的男性大学生，说她这一天在布拉格遇到她的一个朋友，叫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德沃拉泽克好像把一个旅行箱放在了她的房间，说下午再来取……德沃拉泽克好像是个逃兵。去年春天以来，他有可能一直住在联邦德国，他是非法去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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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消息一下就被国际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接力传播，最终很滑稽地得出昆德拉有罪的结论，但没有任何证据。比如，2008年10月13日的法国《世界报》毫不迟疑地这样写道：“作家米兰·昆德拉，畅销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作者，于1950年向捷共警察告发了一位大学生，导致该学生被捕并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在奥地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声音，如德国的《世界》日报（Die Welt）将昆德拉的情况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相提并论，后者在2006年7月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承认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纳粹党卫队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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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事件就这样开场了。《玩笑》的作者，本来一直被视作共产主义制度的猛烈攻击者，却在朝夕之间沦为一个可鄙的告密者。君特·格拉斯在隐藏了六十多年后主动承认自己年轻时犯下罪过，昆德拉与他相反，不仅愤怒地否认控告他的事实，而且否认了他们所依据的文件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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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二十年前曾定下原则，除特例外，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这一次他不得不违背这一原则，走出沉默，接受了捷克通讯社（CTK）的电话采访。“我被根本料想不到的事弄得莫名其妙，”昆德拉对采访者坦言，“昨天我还什么都不知道，那件事也不曾发生过。纯属下作的手段。我从来没见过，也没遇到过那个人。我记得的就这些。”昆德拉表示了自己的诧异之后，试图寻找控告他的某种理由。消息传开的日期给他提供了某种最初的征兆：“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一天。这或许是个巧合……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不是吗？是谋划已久的……书展一开始，各种报刊就在报亭了，没有给我的声音留下一平方厘米的空间。他们本该给我的声音租一个很大的空间，而不是一平方厘米。因为那些引证太严重了。我受到了侮辱……”至于《尊重》杂志挖掘出的警察报告上提及他的名字，也让人觉得疑点重重：“我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上面，这是我唯一不能解释的谜……我知道我的名字写在那里，这对我而言是个谜。可我如何能就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提供信息呢？”采访者最后将作家逼到了墙角，问昆德拉如何看待他与秘密警察有关系的传闻。昆德拉再次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认为这种说法纯属荒诞的无稽之谈。“他们联系过您吗？”针对这一提问，昆德拉回答道：“我经常是被调查的对象，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在50年代初，我都没有受到过怀疑。我那时还只是系里的一个无名学生。莫非有人隐藏在我的名字之后？我毫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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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必须回到大约七十年前。1950年，昆德拉二十一岁，住在布拉格的科隆卡（Kolonka）大学城，他当时是个学生负责人。在他的同道与同学中，就有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和他的女友伊娃·米莉特卡。一年前，即1949年1月，捷克政权变更不到一年时，伊娃小时候的同伴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与他当时热恋着伊娃的朋友米洛斯拉夫·尤帕，这两个捷克斯洛伐克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决定逃跑，投奔西方。在越过西德的边境前，他们到布拉格的伊娃家里住了几天，伊娃打算以后跟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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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邦德国之后，德沃拉泽克和尤帕很快被一家美国情报站雇用，派他们到原来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1950年3月，德沃拉泽克秘密回到波希米亚，目的是想与在契玛波化工厂工作的化学工程师瓦克拉维克会面。德沃拉泽克没能见到工程师，却在无轨电车上碰巧遇到了儿时的朋友伊娃·米莉特卡。他向她提出请求，让他在科隆卡大学城伊娃的宿舍过一夜。就这样，他把一只旅行箱托付给她，准备晚上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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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拉泽克逃离期间，伊娃爱上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并接受了他的思想，于是她放弃了逃亡的想法。儿时的朋友突然回国，她虽然不知道他从事间谍活动，但知道他是逃兵，警察一直在抓他，所以他的回国让她很不安。于是午餐时，她跟男友德拉斯卡谈到这件事，让他晚上不要来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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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拉泽克晚上八时许来到大学宿舍，两名警察正等着他，把他抓了。后来，他从一家监狱换到另一家监狱，1952年3月被押到一家铀矿，后来一直在那里劳动，直到1963年末被有条件地释放。1968年苏联入侵后不久，他流亡国外，1975年起定居瑞典。2012年，他与亚当·哈迪莱克接触过，两个月后死于心脑血管疾病，那位历史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搜集他的证词。不过，他看到《尊重》杂志发表的有关调查文章后，至少和他妻子说过，依他看，昆德拉在他被抓这件事上起到的作用不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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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报告一经披露，其真实性便受到质疑。研究院的历史学家鲁道夫·维沃达认为，报告的真实性毋容置疑：“我们让捷克安全局的档案处做了分析，该处研究了报告的性质、分类、经办警察的身份与签名等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报告是真实的。”[1]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在这份报告上，并不意味着青年昆德拉本人去过警察局，更何况后来确实证明昆德拉根本不认识德沃拉泽克。伊娃·米莉特卡后来嫁给了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她一直怀疑是自己丈夫告的密。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始终否认告密，但后来承认他在当天下午跟他的朋友米兰说过德沃拉泽克晚上要来。莫非是他请昆德拉代他去警察局报告的？如果是，那么昆德拉是否知道德沃拉泽克的活动？很难说不知道。假设昆德拉这一天去了警察局，他的意图不是去告发一个叛徒，而是去报告大学宿舍来了一个可疑的人。昆德拉当时是学生负责人，如果不说就会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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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版本也许是可信的，但在昆德拉的同胞看来，并不足以洗白昆德拉，他们一直把他看作祖国的叛徒，对昆德拉对故国的高傲态度也总是耿耿于怀。[2]人们指责他禁止出版自己年轻时发表的作品，试图掩盖他当过共产党作家的过去。他的一些老朋友，比如批评家米兰·荣格曼在20世纪80年代谴责他在《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重新编造自己的经历，以讨好西方读者：“了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米兰·昆德拉的人，很难在那个讲述中认出他来。他的自我描述经过润色，致使昆德拉真实的外表消失了。在捷克历史过去的几十年里昆德拉作为一流知识分子形象的基本形成因素都消失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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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75年出国以来，昆德拉在分裂的捷克舆论中引发了明显的敌意。这一敌意主要来自那些没有出国的作家，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不久的1990年，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曾在布拉格逗留，其间与小说家伊凡·克里玛有过一次充满激情的对话，对话的中心就是分析造成这一敌意的原因。罗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形成了每年春天去布拉格的习惯，在布拉格认识了克里玛和昆德拉。由于与他们见面，被当局认为可疑，罗斯自1976年起便被拒绝签证。直到十四年后，罗斯才在捷克首都与朋友克里玛重逢，与他谈起后共产党时代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尤其是作家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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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谈话很快便涉及有关昆德拉的论争。捷克作家对昆德拉的主要指责在于他的“国际主义”。在他们看来，所谓“流亡小说”，如《笑忘录》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许是专为法国人或美国人写的。谴责昆德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营销手段，而罗斯则看到了昆德拉力图适应新生活的愿望：“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认为，昆德拉到外国后，便现实地决定最好不要装作好像还在原来的国家一样，而是采取一种适应新境况复杂性的文学策略，不管他以前的状况如何。抛开所有的价值判断不谈，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书，如《玩笑》与《好笑的爱》，和他在法国写的书之间最明显的写作差异，在我看来，并不是缺乏完整性，更不是对他过去的经历的篡改，而是对必须接受的一种挑战做出坚决而具有创造性的回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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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玛同意这一分析，甚至指出，那些不如被谴责的作家成功的人不可避免心怀嫉妒，但与罗斯所言还是略有差别，尤其是关于捷克读者——说到底并不多，因为捷克书店里没有昆德拉在西方出版的小说——对昆德拉重现捷共制度下生活的方式表示失望的理由：“专制制度使人的生活很艰难，昆德拉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生活的艰难具有多个方面，比昆德拉让我们看到的复杂得多……他所描绘的是一幅讨好西方读者的图景，因为他证实了西方读者的期待，确证了善恶较量的仙女传说……可是，捷克的读者很清楚，现实绝非仙女传说。他们希望像昆德拉这样拥有地位的作家能对他们的生活提供更为广阔、更为多样的图景，进入他们生活的更深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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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克里玛看来，捷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昆德拉的主要原因是超文学因素。《玩笑》的作者拥有国际性地位之后，便干脆抛弃了他的同胞，让他们独自与专制制度斗争。“留在国内和流亡到国外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场战斗。他们经受各种考验，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各自的前程、时间，放弃了自己的安逸生活……很多人都觉得昆德拉背离了这一斗争。当然，这是他的权利——能以什么名义要求所有作家都投身抵抗呢？再者，完全还可以说昆德拉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捷克的事业做出了更多努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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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好友克洛德·鲁瓦在昆德拉移居国外前后有机会多次拜访他，鲁瓦一直公开宣称谴责昆德拉背叛是不公正的。1987年，他说自己坚信，他的好友对自己的国家表面上无动于衷，其实背后是深深的痛苦：“不，我不认为昆德拉忘却了他的祖国，抹去了他的过去，背叛了他的根。他的态度在我看来与此完全不同。他把他的心变成一座碉堡。他的心缩紧，变硬，以回击侵犯。国家机构的复仇很卑鄙：为了‘惩罚’昆德拉，把他父亲那位伟大钢琴家令人赞叹的唱片模具全部毁掉。他病重的老母亲被围攻，被孤立，被欺骗，甚至在弥留之际被投进监牢，迫使她避开远方的儿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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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学家缪利埃尔·布莱维所言，不管怎样，昆德拉的“丑闻”确实处于一种敌视的语境中，即便不是对他进行清算的话。198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随着建立在公民相互监督及普遍举报之上的政治体制的塌台，一场大清查开始，目的是找出在过去某一时期与这一警察制度有勾结的人。1992年，原持不同政见者彼得·齐布尔卡发布了一份怀疑为政治警察效命过的多达十六万人的名单[8]，但对所谓勾结的性质与时间没有任何说明。这种不精确致使所有人都处于一种偏执的妄想中。人人都在细查，看名单中有没有自己的亲属或邻居“牵扯其中”，有时还可以在告密者中发现著名的反对派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种种关于操纵的流言：某些死心塌地的分子没有出现在名单中，可一些所谓的勾结者因为无法接触档案，不可能找到自己清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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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这一影响恶劣、悲剧性的“野蛮”名单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新千年逐步正式公开捷克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并没有阻止个人的报复行为。被公开的档案往往反映警察对现实的一种看法。因此，在一份警察报告上写有大学生昆德拉的名字，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自然不足以证明昆德拉深知底细，确实告发过一个逃兵加间谍。但这也可能使人相信假设的确实性。昆德拉的敌人就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败坏昆德拉的名声。他们可以巧妙地声称，年轻的昆德拉当时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对他来说，向当局告发一个叛徒是他的责任。而且出于不明不白的原因，他不久前刚刚被开除出党，这促使他要表现得尽心尽责。因此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大好机会：他们并不满足于让作家的政治经历曝光，而且将之与斯大林时代最卑鄙的勾当联系在一起，指责他的完整性和他的道德感。说到底，就是对他作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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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从这一视角来理解捷克的某些报刊，在《尊重》刊登的那篇谴责性文章的影响下，对昆德拉作品的“再解读”。那些巧妙的影射，曾间隔两天先后两次被《人民报》（Lidové noviny）所提炼：“告密在昆德拉的作品中一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据文学史家米歇尔·贝茨科娃分析，昆德拉的过去中这一直到目前仍是隐秘的部分大有可能构成对他的文本进行补充阐释的一把钥匙”；“看到揭露其个人经历的一些消息后，米兰·昆德拉写的那些文字到底像什么呢？作者常常在他的小说中塑造生活受到专制制度影响的人物，细心地读一读那些写告密的片段，势必别有启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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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在捷克共和国境外，昆德拉拥有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纷纷谴责这一可耻的诋毁行动。在他们之中，有不少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南非人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哥伦比亚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土耳其人奥尔罕·帕慕克、美国人菲利普·罗斯、生于印度的英国人萨尔曼·拉什迪等。在收留昆德拉的法国，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对他表示支持。贝尔纳—亨利·莱维写道：“不，直率地说，让《好笑的爱》的作者背负密探的角色，哪怕在他的另一种生活中，哪怕在他以前的历史中，我也觉得很糟糕。这个事件中的一切，纯粹是卑鄙的操纵。”[10]在《交谈》杂志（Causeur）上，社论作者伊丽莎白·莱维看到证明昆德拉清白的新证据发布后，为诋毁昆德拉的阴谋失败而高兴。“昆德拉的谴责者毫无分量。当他们整个行动赖以支撑的天赐的警察报告的真实性被质疑时，这帮铁杆的谴责者似乎没有被兹德涅克·佩沙特的讲话所动摇。病中的历史学家，已经八十岁高龄，对整个事件的主角非常了解，讲述了差不多在六十年前，政治的决裂与爱情的争斗如何合力在一群大学生的生活中播下了悲剧的种子，最终把他们中的一位送进了劳改营这一地狱，整整待了十五年。兹德涅克应该说出了真正的告密者的名字[11]，彻底还昆德拉以清白。作家当时曾叹气道：‘最终落到了一个死人头上，我松了口气。’昆德拉赐给迫害他的那帮家伙的定义是，‘在旧警察的档案里搜寻的新警察’，可他们好像对此充耳不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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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了如此结局，但是《新观察家》主编让·达尼埃尔在反思该事件激起的传媒冲动时，对昆德拉遭受的道德偏见仍深表遗憾：“先前得知谴责性消息的记者如今都了解到被谴责对象的否认及其同行的愤慨，于是他们变得谨慎起来。可为何他们的谨慎再也无济于事了呢？因为根据我们这一行的新行规，一旦发表了针对某个知名人士的黑体标题文章和大幅照片，便启动了对此人的怀疑。谁也不确认信息是真的，而是介绍其是可能的，甚至很有可能。我们兜售的就是似真的东西。在似真之王国，污蔑从不丧失其活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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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剧作家雅丝米娜·雷扎对传媒持同样的批判观点，她谴责卡夫卡式阴谋对一个不愿站在镁光灯前的人的打压：“人们很难原谅一个伟大且有名的人。如果他集这两种优点于一身，而且还沉默的话，那就更难得到原谅。在声音的王国，沉默是一种冒犯。谁要是不同意露脸，不同意在作品之外做出某种形式的公开贡献，那就是一个妨碍公众的家伙，一个首选的目标……发生的，就势必是传媒火药不计后果地燃放，某些标题的模棱两可，可怕的似有可能（‘有可能告发了’），比真正的确认更阴险，更具谴责性，必然导致怀疑和污蔑，使一个人的一生或独一无二的作品突然蒙上阴影。说到底，这些文字的理由就在此，就是要让一个人面对如此汹涌的打击而完全无能为力。他绝对没有任何回击的可能。在根子上予以否定之后，说任何话都只能是为谴责进程火上加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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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感到震惊，却始终保持沉默，直到一年之后，才借他的随笔集《相遇》中的一章，以并不透明的文字，拐弯抹角地对谴责者做了书面回应：“在检察官当道的年代，生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系列的事件，用骗人的表面，掩盖罪过。为找出被掩饰的罪过，写作者必须有侦探的才能和密探的系统。而为了不丧失其博学的高大形象，他必须在当页的注脚列出一个个告密者的名字，因为在科学的眼中，流言就是这样变成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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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事件”爆发时，近八十岁的小说家已经拥有他一生最根本的作品。在过去的生活中，他成功摆脱了冒昧的记者和传记作者，如今却陷进了媒体的乱局中。他的小说家身份被剥夺，一下子沦为他最痛恨的新闻中昙花一现的主角，一桩庸俗事件的“主人公”。“何为事件？”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已经发问，“就是一则引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然而，写一部小说，不是为了搞一个事件，而是为了成就某种持久的东西。”这个年近八十岁的人突然看到自己私人生活的一段——不管真或假，不太光彩或被诋毁，并不重要——被当作食料，投给只了解他作品的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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