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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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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极讨厌上学。1959年至1965年间，我一直在巴特西的伊曼纽尔学校就读：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克拉普汉总站向南绵延的轨道之间。虽有火车（当时仍由蒸汽机驱动）隆隆作响，提供视觉上的安慰，此外的一切却都无聊透了。老教学楼的内壁漆成常规的奶油色和绿色——无疑是按照19世纪的医院和监狱设计的。建筑表面上细节的装饰，因材质粗糙、隔热性差，已经分崩离析。运动草场虽然大，且有绿意，但在我看来却冷冰冰也不友好：想必是因为我将它们与学校强烈的基督教压抑氛围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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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晦暗的学校我每周要前往六次之多（周六早晨的橄榄球训练是必修课），上了七年，却没花父母一分钱。伊曼纽尔属于“直接拨款”学校，独立自主，由地方政府投资，面向所有11岁年龄段，在全国统考（“11+”）中名列前茅并能通过学校面试的男生。这类学校常是百年名校（伊曼纽尔于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就已建校），与英国最好的公学和文法学校水平相当，且紧跟后者的大纲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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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大多“直接拨款”的学校不收取学费，且常常是走读制，所吸引的生源便大都来自学校附近，于是，学生的社会阶层比起温彻斯特、威斯敏斯特和伊顿地区的要差好几个档次。大部分伊曼纽尔的学生来自伦敦南边的中下阶层；其中小部分男生属于工薪阶层家庭，在“11+”中成绩优秀；还有极少数是证券家或银行家一类人的儿子，因家住城郊却不愿去传统寄宿制公学就读而就近来到这所城里的走读制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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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入学时，伊曼纽尔的许多老师还都是从一战末期就开始在那里教学的老员工，比如校长、副校长（主要负责每周监督高年级级长责打不听话的小男生）、幼学部校长以及我的第一个教英语的班主任。英语班主任1920年入校，行使一种无疑是狄更斯式的教育方式，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拧12岁学生的耳朵上。我想不起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也不记得我们那一年都读了些什么；只记得被拧耳朵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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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些的老师则比较好。几年的时间里，他们教好了我的国文与数学，指导我在历史、法语和拉丁语学科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并一个劲地将19世纪的科学灌输给我们（倘若有人能为我们讲讲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我或许会很期待，可惜没有）。体育是被全面忽视的，至少就美国人的标准而言：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一节体育课，而课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在跳马或摔跤垫前面排队。我还会一点点拳击（为了取悦我的父亲，他常打拳，且打得很好），短跑也还凑合；另外——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我橄榄球居然打得比一般人都好。然而从没有哪一样运动能激发我的兴趣或让我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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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趣的活动要数“联军协会”（CCF）的训练了，男生们接受最基本的军事训练指导，并学习使用李—恩菲尔德步枪（1916年派发给英军士官时就已经过时了）。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每周二都要穿一套改短了的英国一战军服去上学，忍受同路人忍俊不禁的注视和路上女生们强忍不住的嘲笑，然后一整天闷在战斗服里，只为了下课后去板球场毫无意义地绕圈，忍受“中士”们（高年级男生）的欺凌和，“长官”们（以牺牲我们为代价，满腔热情地重温军旅生涯的穿着军服的老师）的吼叫。倘若当时有高人提醒，这番经历也许会令我想起哈谢克的《好兵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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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去了伊曼纽尔，是因为我的小学校长没有让我准备圣保罗中学的入学考试。圣保罗中学才是首屈一指的走读制公学，是与我同时代的人中最杰的精英们就读的地方。我想自己可能从没向父母提过自己在学校有多难过，除了一两次为学校普遍的反犹太氛围而诉苦之外：那些年的伦敦还没有多少“少数民族”，提到外来者，首当其冲是犹太人。在一个学生远逾千人的学校里，犹太人只有我们十几个，且大家对犹太人经常受到下流、贬损的诬蔑和中伤的现象还不是特别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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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国王学院，我才终于摆脱了伊曼纽尔。我参加剑桥大学入学考时，不仅考了历史，还考了法语和德语，我后来的老师们（亦即剑桥的老师们）认为，我的水平已经超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的要求。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即给国王学院去信，询问是否可以不参加高级程度考试1；“可以，”他们回答说。在得到答复的同一天，我走进校办公室，宣布自己正式辍学。对此我感到无上欢喜，且没有一丝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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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点。在我就读伊曼纽尔的第四年，因为选了“文科”，我需在德语和古希腊语之间作选择。我从入学第一年起就与大家一道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但到了14岁，人们认为我已有了“正经地”学习一门语言的基础。对选课问题未多加思索，我毅然选择了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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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在伊曼纽尔教德语的是保罗•克拉多克：三代男生嘴里的“乔”。他痩骨嶙峋，愤世嫉俗，据说捱过了不知哪个战争，好不容易活了下来——至少这是他为自己脾气乖戾、缺乏幽默感找的理由。然而，乔很善于讽刺、揶揄愚蠢的行为，且是一个——后来我发现——极通情理的人。然而他的外表——从脚上超大的粗革皮鞋，到头顶纷乱稀疏的头发，整整6英尺高——在十几岁的男生们眼里，却是很吓人的：他简直就是教育界的一笔无可限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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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接受了两年高强度的德语学习，我就已经有了很高的德语水平和语言自信。这不是因为乔的教学法有什么奇特。我们每天无论在家还是学校，都要花许多个小时在语法、词汇和文体上。日常还有记忆、论证和理解方面的考试。一旦出错，惩罚是无情的：20分的生词默写如果得了不到18分，便是“蠢货”！复杂的语文考试中，表现稍有差池便会成为“点不亮的Toc-H灯”2！（这句话典出二战时期，只有1948年左右出生的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才明白是什么意思。）交上去的作业一旦有瑕疵，乔就会一边愤怒地大摇其灰白头发的脑袋，一边暴跳如雷地奚落个半天，接着还要罚学生放学后留校，再做好几个小时的语法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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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怕乔——然而同时，我们也都崇敬他。每回他走进教室，先听见他僵痩如柴的四肢喀啦喀啦地响，接着就看见那凶神恶煞般的如炬目光和颤抖着的身体，于是我们就无一例外地安静了。没有一句表扬，没有一点温煦的熟络感，没有任何缓和气氛的举动，乔径直走到讲台前，把书拍在桌上，然后立即将自己投向黑板（或将粉笔投向某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小孩），倾囊而出：献给我们整整50分钟高强度、无休止、实打实的语言教学。拉丁语课上，我们还在学无聊的《高卢战记》；法语课上，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才达到全国普通等级考水平，并一直在止步不前地翻译圣埃克絮佩里的以及类似的低难度作品。然而德语学习的第二年过半后，乔就已经将我们调教得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译卡夫卡的《变形记》并真正享受翻译的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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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他班里属于（相对而言）较差的学生——都怪当时我因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而分了心——但有一门课除外，我的普通程度考试的德语成绩比其它科目的成缋都要好（且远远好于我的法语和历史成绩），因此保住了自己在班上第二梯队的位置。乔对此照例很失望：他无法理解自己带出来的学生在德语方面何以无法跻身全国一流。我于1964年6月停止了德语学习。45年后的今天，我的德语仍能凑合着说得像模像样，尽管如果太长时间不说，还是会出现一些短暂的记忆差错。倘若那以后陆续学的其他语言也都能说到这个程度，我也就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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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这样的老师现在是行不通的。他不必在现代高中教书糊口是很幸运的事——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他就已是出了名的政治不正确。由于他明白，唯一能够妨碍他成为我们注意力中心的只有异性对我们的吸引，因此，他对我们初萌的力比多采取了严厉的斥责：“想跟女生玩的话就别浪费我时间！女孩子什么时候想要都能有；但学习这门语言的机会就只有这一次，而你们又没能力一心二用。只要被我看见跟女生搞在一起，你就给我滚吧！”我们班其实只有一个人真的交了女朋友；但是他太怕乔知道这件事，以致那可怜的女生被严禁踏入学校方圆两英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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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都没人在中学里学德语了。大家似乎都普遍认为，年轻人的脑子一次只能掌握一种语言，而且所学的语言越简单越好。在美国的高中里，学生被要求相信自己的成绩已然非常出色——或至少相信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这种现象在英国成绩差得骇人听闻的免试高中里也一样严重。教师不得区别对待学生：像乔那样称赞一流表现、贬损差劲学生的做法，已经被社会全面否定。学生们绝少再被鉴定为“垃圾！”或“渣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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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惧已经打了折扣——同样打折扣的还有毫无保留地努力学习语言后得来的成就感。乔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实际上从未动过学生们一个指头；他的教室，就在大家一致认为是同性恋的副校长指定为体罚场地的浴室隔壁，而他对体罚向来是公开鄙夷的。然而如今，一个老师即便再懂得拿捏分寸，也不能像乔那样运用身体的恐吓和道德的羞辱（“你这个十足的废物！”）来达到成功教学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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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那令人不快的校园回忆里，只有在残酷打压下学习德语的那两年，得到了我毫不含糊的肯定。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受虐倾向。之所以会满怀情感和欣赏地想起“乔”•克拉多克，并不仅仅因为他能将我吓得魂不附体，也不只是因为我曾因深恐第二天被斥为“垃圾”而分析德语句型直到凌晨1点，而是因为他是我最好的一位老师；而一所学校唯一值得被记住的，便是它给予过你的良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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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级程度考试（A-level），英国从1951年起实行的考试制度的一部分：该制度中，学生在16岁时参加普通程度考试（O-level），其后可继续两年大学预科学习，参加高级程度考试后，便可投报心仪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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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c-H”是上世纪20年代在伦敦成立的一个战士联谊会，会标是一盏油灯.非常暗：这句话意指一个人“反应慢、愚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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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基布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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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60年代与同龄人的有些不同。当然，我也捧披头士，也用软性毒品，也持不同政见，并且同样加人了性解放的时代狂潮（这最后一个狂潮，与其说真有什么行为上的“加入”，不如说只是进行了“想象”更贴切，我想在这点上大多数人同我是一样的，然而即便如此，那个年代还是被神话为了性解放的年代）。但就政治运动而言，1963年至1969年间，我曾偏离社会主流，全心投身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麾下。我在1963年、1965年和1967年这三年的夏天前往基布兹劳作，并利用期间的大把时间，为广招信徒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无偿负责某少年分支的管理组织工作。1964年夏，我在法国西南部一个训练营，为成为领导人而接受“预备训练”；1966年2月至7月，我在上加利利地区2—个叫作玛哈纳耶姆的集体农庄做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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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激且煽情的教育一开始很有效。至少，1967年夏天，我停止合作社的义务劳动、调去辅佐以色列武装力量时，曾是个理想的信徒：善言、忠实、意识形态上高度服从。就像昆德拉在《笑忘录》里写到的跳圆圈舞的年轻人一样，我与怀着同志般友情的人们一起在集体中沉醉，排除异己，为我们有着统一的精神、目标及服装而庆祝、欣慰。我将犹太民族的独立理想化了，本能地领会并彰扬着复国主义对分离与民族差异的强调。我甚至——在16岁这个年轻得令人脸红的年纪——被邀请在一个巴黎举行的复国主义青年团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斥责吸烟为“资产阶级的错误行为”，是对犹太青少年户外活动积极性的威胁。即便在当时我都怀疑我是否相信自己说的话（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就吸烟）：不过我演讲的能力倒真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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