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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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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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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忘记了与别林斯基及其同僚决裂所带来的伤痛。从1846年起，他经常出没于以别克托夫兄弟（Brüder Beketow）为核心的文学圈子。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阿列克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时的好友，他的两个弟弟尼古拉和安德烈当时还在大学就读。后来，兄弟俩都在学术界闯出了名声，尼古拉成为哈尔科夫大学（Universität Charkow）的化学教授，安德烈成为植物学教授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校长。在1840年代的俄国，类似别克托夫兄弟这样的文学圈子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成员并非都出身于上层贵族，而是来自社会各界，身份有艺术家、文学家、职员、学者等。这股潮流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环境下诞生的，并对俄国“思想市场”[75] 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克托夫小组的成员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Alexej Pleschtschejev）和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以及阿波隆和瓦列里安·迈科夫（Apollon und Walerian Majkow）兄弟。瓦列里安虽然年纪尚轻，却是个天资聪慧、颇有见地的评论家，他很快便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独有的天赋，并对他在剖析人物心理方面的精准和犀利给予了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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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瓦列里安·迈科夫接替他的位置，成为该杂志的首席评论员。在1847年1月刊中，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抬高到了与果戈理比肩的高度。他在评论中指出，果戈理在作品中关注的是社会现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目光投向个体，以及对人类心灵受社会影响的剖析。针对当时称霸文坛的实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潮流，迈科夫以基督教宣扬的自由意志理想作为回应。这种思想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作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惜的是，年轻的迈科夫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便在出任《祖国纪事》评论员短短数月后因心脏病猝死，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在他死后，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阿波隆——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法律系毕业生——接替弟弟，成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维系友谊超过十年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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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科夫和别克托夫兄弟的圈子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找到了归宿，让他受伤的自尊心得到了修复。这里没有别林斯基圈子里常有的阴谋和算计，他也无须想尽办法彰显自己的才华，以便在文学或才智上盖过他人。这群新的朋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产生了治愈的作用，以至于他在1846年秋末决定，搬到圣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的一套公寓，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他把这种搭伙式关系称为“协作”（1846年11月26日），这种说法显然是受别克托夫兄弟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这对兄弟对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痴迷。俄国富有批判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经过了1830年代对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潜心研究之后，开始将兴趣转向行动哲学，以从中寻求自我拯救之途。在这些人眼中，圣西蒙（Saint-Simon）、傅立叶、蒲鲁东（Proudhon）等人在文章中提出的方案要比谢林和黑格尔的系统哲学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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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受别林斯基影响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过兴趣，如今他也和别克托夫兄弟一样，被傅立叶的“四种运动理论”（Theorie dervier Bewegungen）深深地吸引。按照傅立叶的观点，宇宙各个领域，从自然界到历史、社会以及人类个体，都是受“情欲引力”——它是由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导而来——而非人的理性所支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傅立叶学说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他将爱欲和情感的力量置于理性之上；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别林斯基信奉的以无神论为前提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傅立叶努力尝试在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找到契合点。另外，傅立叶的反商业立场，以及他对商人群体——偷盗、欺骗以及占有欲的罪恶之源[76] ——的批判，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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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忽视了一点：傅立叶学说还包括他对股票投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投机者的心理活动绝不陌生）的批判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投机并不能创造财富，其唯一作用是让个体致富。[77] 不过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傅立叶的著作究竟熟悉到何种程度，本身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构想——建立生产与生活的合作型组织，以协作经济代替商业竞争——颇有研究。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起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一事时，特别提到了“协作的益处”（1846年11月26日）。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合住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全年生活预算只要四百银卢布便绰绰有余。而节省生活开支，也是傅立叶在解释法伦斯泰尔的优势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经济学理由。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协作”的主要好处还在于伙伴之间的团结合作气氛，根据傅立叶的观点，这一点正是“进步型家庭”与“个体家庭”之间的一大差别。[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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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3月，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声还如日中天时，他在一次散步途中遇到了一位形貌怪异的男子。这位男子主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攀谈，并问起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这位陌生人头戴四角形礼帽，没有像1840年代的时尚男子一样身穿带披肩的大衣，而是披着一件宽大飘逸的蓝丝绒斗篷，这种斗篷被称作“阿玛维瓦”（Almaviva），在二十年前流行一时。除了古怪的衣着，这位男子还蓄着络腮胡。自彼得大帝以来，络腮胡在俄国一直是一种忌讳，在公务员当中更是被明令禁止。这位陌生人自我介绍称，他名叫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chail Butaschewitsch-Petraschewskij）。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出了名的怪人，据说他无缘无故打开过灭火器，还喜欢和陌生人进行私密交谈，并以嘲弄对方取乐。另外，他还经常把自己装扮成老妇（蓄着络腮胡！），在圣彼得堡街头漫步。据说有一次，他以这样的装扮走进了涅瓦大街上的喀山大教堂，与一群正在祈祷的女信徒站到一起。这时，一位警察发现并叫住了他：“哎，尊贵的女士，照我看，您是个乔装打扮的男人！”“照我看，尊贵的先生，”彼得拉舍夫斯基反唇相讥道，“您是个乔装打扮的骚货！”[79] 话音未落，他便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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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怪诞的言行举止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在世人眼中的“典型俄国革命家”[80] 形象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些行为是浪漫主义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为了表达对世俗的叛逆，故意做出各种古怪反常的举动。彼得拉舍夫斯基于1821年出生在一个军医之家，曾在俄国著名贵族学校、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便因为不守规矩而多次受到警告。中学毕业后，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译员的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他的微薄薪酬，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不过，彼得拉舍夫斯基依靠从父亲手里继承的田庄和房产，过了上优渥安逸的生活。[81] 他在外交部的职责是负责翻译从一些涉嫌违法的外国人手里查抄的文件，并将没收来的财产登记入册。在这些没收的财产中，最吸引他的是各种被审查机关判定的“禁书”。他把其中感兴趣的书偷偷带回家，再用自己的藏书或临时买来的书籍替换。于是，随着日积月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其位于花园大街的公寓里，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室，里面有在俄国难得一见的各种有关社会批判的书籍，圣西门、傅立叶、埃蒂耶纳·卡贝（Cabet）、路易·勃朗（Blanc）、布朗基（Blanqui）、德拉梅内（Lamennais）、蒲鲁东、费尔巴哈（Feuerbach）等人的作品也都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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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彼得拉舍夫斯基所藏禁书的影响，与他交好的军官尼古拉·基里洛夫（Nikolaj Kirillow）仿效法国百科全书的传统，编写了一套《袖珍外来语词典》（Taschenwörterbuch ausländischer Begriffe ）。这套词典具有颠覆性的唯一目的是向俄国大众普及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这一点从其所列词条“劳工组织”“经济”“宪法”“共和国”“革命”等便可略见一斑。词典第一册（1845年）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瓦列里安·迈科夫担任编辑，第二册则是由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亲自修订。第二册刚刚上市，便被政府审查机关发现，并因危险政治倾向于1846年5月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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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信奉独身主义的人，“因为我在男人和女人当中找不出一个值得我为爱献身的人，所以我决定将为全人类服务作为己任”。他在解释自己对革命的热情时如此说道。为了实现他的人类计划，他决定拿自家农庄作为实验品。1847年，他让人在拉多加湖（Ladoga-See）畔的私人田庄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集体住宅，还有猪圈、谷仓和蓄水池等配套设施，并计划按照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模式让庄园里的农民搬入新居，过上自由幸福的合作式生活。新居落成的这一天，正值圣诞节。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兴致勃勃地从圣彼得堡赶来，准备与农民一起为打破个人主义枷锁举杯庆祝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辛苦建成的理想居所已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很显然，在这些农民眼里，和损失自家“又臭又脏的财产”[82] 相比，放火的罪过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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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5年起，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公寓里，每周五晚上都会举行聚会。出席聚会的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人们当下关心的各种社会、哲学和文学话题。自1847年2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开始频频出席聚会，并经常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星期五聚会”通常都是由某个人以讲座形式开场，之后大家再一起展开讨论。聚会都是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在一场佐以美酒的消夜后结束。与其他圈子的聚会由客人分摊餐费的做法不同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向来都是由主人自掏腰包。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家境不宽裕的客人来说，这一聚会因此格外富有吸引力。除此之外，每个出席聚会的客人还可以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收藏的傅立叶著作中挑一本回家研读。这个自然形成的小组并没有特别的规章，将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和傅立叶著作的共同兴趣，以及对俄国现行政治制度特别是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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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48年春巴黎革命的爆发，革命火种也传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之一、在1848年革命之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曾将德拉梅内《一位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 ）翻译成俄文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Alexander Miljukow）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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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旧势力的腐朽基础日益瓦解，整个欧洲正在开始新的生活，只有俄国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科学和舆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大量宣扬自由主义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从国外被偷运进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报纸上，富有煽动性的文章随处可见，然而在我们这里，任何一项与学术和文学有关的活动都会受到压制，检查机关简直就像是染上了恐惧症。人们可以想象，这一切对年轻人会产生怎样的刺激：一方面，他们通过从国外来的书籍接触到各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对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也有所了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在我们这里，就连温和无害的自由思想也会遭到无情的打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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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从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传来的各种危险消息，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政变以及1830/1831年波兰起义仍然记忆犹新的尼古拉一世下令采取一系列管制措施作为回应。这些措施的第一项是加强审查制度，授命德米特里·布图尔林将军（Dmitrij Buturlin）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对“俄国所有出版物的思想和导向”实行全面严格的监控。同时，由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j Uwarow）亲自负责对俄国报纸杂志的审查，禁止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的批评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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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布图尔林委员会一直用白色恐怖式的审查手段对俄国报刊界和文学界实行控制，因此这一时期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最黑暗的七年”。政府的另一项措施是加强臭名昭著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的活动，第三局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拥有遍布全国的密探网络。其他管控措施还包括，取消长期以来被俄国教会最高权力机构神圣宗教会议视为眼中钉的大学哲学课——在后者眼中，它是孕育自由思想的园地——并对全国各大学实行入学限制政策。涅克拉索夫曾经就这“最黑暗的七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布图尔林像个狂热的斗士/他威严的呐喊尖利又大胆/响彻黑夜和白天：/关闭大学/让瘟疫不再蔓延！”[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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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欧革命的影响，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农奴制问题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废除农奴制，在这些人看来，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通过武装起义来解放农奴。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则认为，政变只会导致无谓的流血并有可能造成反动派的反扑，只有推动俄国右翼人士实行改革，才能让俄国社会各阶层——而不仅仅是农民——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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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对手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j Speschnjow）。斯佩什涅夫的父亲因为多次强暴自家农奴的妻子而被受害者杀死。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样，斯佩什涅夫同样毕业于贵族名校皇村中学，并于1841年和一个地主邻居的妻子私奔到欧洲。虽然这场私奔是出于浪漫动机，但是在到了法国和德国后，他便被各种宣扬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深深地吸引，整日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更是为斯佩什涅夫这个浪漫派对一切权威——包括上帝的权威——的反叛提供了理论依据。据说，他在德累斯顿时与波兰反对派势力有过接触，并参加过瑞士的独立联盟战争。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些传言倒是与斯佩什涅夫在人们眼中活跃而神秘的行动主义者形象十分吻合。他的优雅举止和英俊外表，再加上他的沉默、难以接近和自我控制力，都和这副形象相得益彰。一位同时代人曾经说，斯佩什涅夫一头深色卷发的外形很适合为绘制基督圣像做模特。[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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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什涅夫于1847年12月返回俄国后，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由于在欧洲深受卡贝、布朗基等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斯佩什涅夫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讨论颇为不屑。他主张通过具体行动来反抗现行的政治制度，这些行动包括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小规模地下组织，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行动进行统一指挥，并以适当手段开展政治宣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小说《群魔》（Die Dämonen ）中描写过类似的情节，小说主要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很可能便是以斯佩什涅夫为灵感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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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星期五聚会”规模的不断扩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渐渐感到厌烦。从1848年秋起，除了星期五聚会，他每周还固定去参加谢尔盖·杜罗夫（Sergej Durow）和亚历山大·帕尔姆（Alexander Palm）一群人的聚会。帕尔姆原是一名近卫军中尉，因为喜爱诗歌而从军队退役。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这一聚会的原因除了对文学的兴趣，还因为他觉得，这两人在意识形态路线上比彼得拉舍夫斯基更为明确。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当年别克托夫圈子里的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他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向前一步！莫犹豫！》（Voran！Kein Zaudern darf es geben！ ），呼吁“流血斗争”，横扫“天地间一切鬼神”，因为世上只有一种权威，这就是“神圣的真理”。帕尔姆-杜罗夫小组中的政治气氛，在这首歌曲中暴露无遗。这首歌诞生于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听到过，虽然歌词内容充满无神论色彩，但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首歌颇为欣赏，这或许是因为它就像《马太福音》中的《山上宝训》一样，呼吁“朋友和兄弟们”将爱施予他人，“无论贫富贵贱”。歌曲配乐是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Dmitrij Bortnjianskij）创作的赞美诗《我们的大公在锡安山是光荣的》（Wie herrlich unser Herr in Zion ），这首曲子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沙皇俄国的非正式国歌。在彼得保罗要塞，这首曲子被当作准点时刻的报时曲，而这里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后临时受关押的地点。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一种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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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秋，普列谢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找到斯佩什涅夫，建议把每周的聚会改在别处举行，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学术味儿太浓，而且随着聚会规模的扩大，来参加聚会的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这使得自由发表观点变得越来越危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关系，各方说法不一。据好友亚诺夫斯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在1848/1849年冬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整日郁郁寡欢，心神不宁。作为医生，他并没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这些变化找到器质性原因。于是，他安慰好友说，这些症状很快会消失的。“不，不会消失，它将长时间折磨我。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他自述大约是五百银卢布），所以我现在只能听他使唤。我还不起这笔钱，他也不会向我讨要它，他就是这么一种人。”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要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我的梅菲斯特！”[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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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M.B.彼得拉舍夫斯基，N.A.斯佩什涅夫，S.F.杜罗夫，A.I.帕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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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借债早已是家常便饭，他甚至压根不知道，不欠钱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他会为五百银卢布的债务感到如此内疚。另外，不止一条证据显示，在1848年和1849年那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想法其实和信奉费尔巴哈的斯佩什涅夫一样激进。[87] 有一次，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上，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得不通过暴动来解放农奴的话，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那就来一场暴动！”[88]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手里举着红旗到街上去”。[89] 据另一位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称，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人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容易冲动的天性很适合去做政治宣传”。斯佩什涅夫的另一位朋友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样就像个阴谋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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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年后，阿波隆·迈科夫在给文学理论家帕维尔·维斯科瓦托夫（Pawel Wiskowatow）的信中透露了一个在心里埋藏了数十年的秘密：1849年1月的一天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找上门来。他受斯佩什涅夫革命团体的委托，要劝说迈科夫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两人为此一直谈到深夜，因为天色已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迈科夫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襟危坐，仿佛是临终前的亚里士多德向朋友交代后事。他穿着睡衣，领口敞开，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这件事情的神圣性，还有拯救祖国的使命等。”[91]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尽了口舌，但迈科夫还是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这项计划无异于自杀。第二天早上临出门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迈科夫的建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斯佩什涅夫计划一个字。用迈科夫的话讲，这个秘密团体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俄国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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