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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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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之一是：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的生物。[37] 这其中也包括对借债生活的适应，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债权人阶层都是由借债人养活的。[38] 但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一直在靠借债过日子，而且在俄语中，“罪”（wina）与“债”（dolgi）这两个词的词形，并不像在德语中那样接近（罪：Schuld；债：Schulden），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长期负债也总是让他感到良心不安。[39] 他在1857年给妹妹瓦尔瓦拉的信中写道：“我最渴望的事，莫过于靠自己的手来挣饭吃。只有那样，我才能算得上是个人。”（1857年3月15日）而对他来说，挣钱的手段唯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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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贵族身份后，185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并以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一部作品。他打算延续果戈理未完成的史诗型巨作《死魂灵》的传统，写一部关于俄国外省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自获释以来，他虽然有了时间，可却没有写作的心情。他的整个脑子都被美丽的玛丽娅·伊萨耶娃占据了。这大概是他的初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陷得那样深，爱得那样如痴如癫。他在说起自己害上相思病时，坦白地承认：“我没有办法写作。眼下我所处的状态是一种幸福，一种我渴望已久的幸福。如今，它填满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快乐满足，却又无心工作。”（185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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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日子又恢复了常态。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加上继子帕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另外，妻子的执拗脾气也渐渐暴露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逼无奈，只好再次向米哈伊尔求助。可他不知道的是，米哈伊尔的生意也出了问题。他的烟草加工厂因为还不清巨额债务，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因为无法向弟弟伸出援手，米哈伊尔介绍他认识了财大气粗的年轻公爵格里戈利·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Grigorij Kuscheljow-Besborodko），后者正在计划出版一本自己的杂志，名叫《俄国言论》（Das russischewort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库舍廖夫提出，给杂志创作一篇小说（约八十页），并要求对方预付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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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毫无经验的库舍廖夫按照约定汇来了五百卢布，虽然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一个字还没有写。于是，米哈伊尔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文学经纪人，在莫斯科扮演同样角色的是他的故交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1858年1月，普列谢耶夫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保守派双月刊《俄国导报》（Der Russische Bote ）的出版人米哈伊尔·卡特科夫（Michail Katkow）。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给杂志写一篇十四印张至十五印张的小说（约二百五十页），第一部分“保证”于秋天之前完成。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由于经济窘迫，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请对方预付五百卢布。在提出这一请求的同时，他还故作清高地强调说，自己一向认为“为金钱而工作”与“为艺术而工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最后一句他才说出了心里话：“为了钱去工作，大概就是我的命。”（185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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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科夫犹豫了一番后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建议，于1858年4月给他汇去了五百卢布，同时还告诉他，慢慢写，不用心急。于是，就在1858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拿到了两部作品的预付稿酬，可这时候，他对接下来的创作还只有一些大致的构想。比如说，作品的调子是幽默风格，故事情节是发生在外省。答应给库舍廖夫《俄国言论》的稿件，他准备从一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中截取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改写成一个短篇，名为《舅舅的梦》（Onkelchens Traum ），预计于当年秋天完成；至于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他打算写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名为《斯捷潘奇科沃村》（Das Dorf Stepantschikowo ），并借机将酝酿已久的关于俄国外省的长篇讽刺小说计划兑现。关于苦役营经历的作品，虽说他早在“脑子里”打好了草稿，但暂时还无法落笔，因为他目前的身份仍然是受警察监控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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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梦》进展十分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仍未恢复，癫痫病的发作频率几乎达到了每周一次。另外让他烦恼的，还有米哈伊尔所说的“婚姻生活的蝇头小利”。玛丽娅是个受情绪支配的人，动不动就会发火。眼下的生活和她期待的天差地别：她没能像想象中那样，挽着名作家的手臂，光彩照人地出入于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而是蜗居在吉尔吉斯大草原边上的一个荒芜小镇，身边是三十八岁的多病的丈夫，他的文学成就已枯萎多时。自从两人结婚后，他还没能靠自己的笔挣来一个戈比，而只能依靠借债和他人的施舍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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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他对服兵役的单调生活已彻底厌倦，“一潭死水般的外省生活”（1858年12月13日）更是让人“无聊至死”（1858年12月12日）。在过去一年半的流放生活中，他经常会陷入抑郁的状态，而频频发作的癫痫病更令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他给阿斯特拉罕的妻姐瓦尔瓦拉·康斯坦特写信说，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不久就会死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历了应该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在如今这样的条件下，人怎么能够写作？他讨厌西伯利亚，讨厌还没有写完的小说，就连写作本身也令他厌恶，特别是“穷作家这种讨厌的职业”（185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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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2月，兵团军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书面诊断书，证明他作为癫痫病患者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以这份诊断书为凭据，在得到西西伯利亚总督冯·哈斯福德将军的同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8年3月正式向沙皇提交请呈，“因服役期间健康恶化”，请求准许从部队退役。一个月后，退役申请获得了第三局的批准。但是，直到一个月后，战争部才通知冯·哈斯福德将军，正式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退役并返回欧俄的申请，并提拔其为中尉，但是有一个条件：返回后不得居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提出申请，将莫斯科西北部小城特维尔（Twer）作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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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2月底，比约定交稿期限迟了三个月，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拿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手稿，准备刊登在1859年3月份的杂志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富喜剧色彩但艺术性最薄弱的一部。和其他“西伯利亚小说”一样，它们是作家毕生作品中最容易被读者遗忘的一部分。这部中篇小说的情节设计更适合于喜剧，而非小说的形式。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小城一位有钱的富婆，名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莫斯卡廖娃。她一心想给女儿济娜找个门当户对的“金龟婿”。这时，城里正巧来了一位腰缠万贯的公爵，只是年老体衰，每天都要精心打扮一番（假发，假胡子，涂脂抹粉）才能出门。于是，这具“上了发条的尸体”便落入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设计的陷阱，迷上了济娜并向其求婚。可是，母亲的算计却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济娜偷偷爱上了一位穷困潦倒、身患肺结核的教师，另外，一位名叫巴维尔·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年轻人也悄悄盯上了济娜。为了打败自己的情敌，莫兹格利亚科夫告诉糊涂昏聩的公爵“舅舅”，他向济娜求婚的事不过是他做的一个梦。这时候，公爵对济娜的爱欲也已经降了温，于是便取消了与济娜结婚的打算。自以为一只脚已经踏入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觉自己丢尽了脸面，不过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诡计也落了空。老公爵因情绪激动而猝死，丢下一具“断了发条的尸体”给富婆处理。在小说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戏仿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一卷中的著名场景，让我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盛大舞会上又见到了美丽风骚的济娜，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一位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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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让读者看到，他不是一个只会描写阴暗、病态和悲剧性事物的作家，而是如陀氏研究专家埃克哈德·亨沙伊德（Eckhard Henscheid）所言，他同时也是一位擅长幽默、讽刺和滑稽作品的大师。[40] 小说中的“舅舅”、老公爵的形象正如E.T.A.霍夫曼和果戈理笔下的木偶式人物一样荒诞不经。那个假仁假义、满脑子诡计的富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与克莱斯特《破瓮计》中贪婪好色的乡村法官亚当简直如出一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往的作品相比，他在写作手法上的一个新尝试是在叙述中加入了戏剧的成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对话、即兴喜剧或杂耍剧中的许多幽默元素，以及对个别戏剧性高潮的重点描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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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舅舅的梦》中，两种不同甚至矛盾的笔调相互穿插，以致破坏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围绕济娜及其病情危重的情人而展开的伤感爱情故事，与喜剧或喜剧小说的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没能抵挡住感伤主义风格的诱惑：“她纤长柔密的睫毛上，挂着几颗泪珠，在阳光中不停地闪烁”；“这个可怜人用骨瘦如柴的手，指了指轮廓模糊、结了冰的窗户，然后拉过济娜的手，贴住自己的眼睛，凄声抽泣起来”；“当最后一缕阳光为小屋中这扇小小的结了冰的窗户蒙上一层金色时，这个苦人儿的灵魂从失去生机的躯壳中渐渐抽离，随着那束光消逝而去”。[41] 这样的句子更像是对感伤主义小说的拙劣模仿，对19世纪中叶的读者来说显得有些过时。但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作者刻意而为，其针对的是那些认为文学应当唤起人类的崇高感情、对泪腺产生按摩作用的一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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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3月，《舅舅的梦》在《俄国言论》杂志上正式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交稿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于1857年便已动笔、之后被一再搁置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并于1859年6月完成了初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新作品寄予了厚望，尽管他自己也感觉整体篇幅过长，但他又一次认定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它将“巩固我在文学界的地位”（1859年5月9日）。初稿的长度是十五印张，远远超出了计划。按照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约定，扣除预付款后，卡特科夫还欠他一千卢布。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仅向卡特科夫索要两百卢布，以便为返回欧俄的旅行做准备，但后者最初却未予回应。直到8月底，卡特科夫才告诉米哈伊尔，他拒绝出版这部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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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普列谢耶夫与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联系，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龃龉明确表示遗憾，并提出邀请后者与《现代人》杂志一起合作。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涅克拉索夫知道，一位作家在经历十年西伯利亚流放生活后，其市场价值必将大大提升。然而在读过《斯捷潘奇科沃村》手稿后，他也和卡特科夫一样备感失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完蛋了！”他做出判断，“作为一名作家，他已江郎才尽。”[42] 但是因为已经事先答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他同意接受这部小说，但给出的条件却极其苛刻。涅克拉索夫最早答应的价格是每印张一百二十卢布，[43] 可现在他却为整部作品出价一千卢布，相当于每印张六七十卢布。一千卢布确实可以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眼前的财务窘境，但他为此付出的象征性代价却是高昂的。接受涅克拉索夫的报价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道德上的污辱”，同时还会让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185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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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清楚，稿酬的象征性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货币价值。因此，当他听说卡特科夫付给屠格涅夫的小说《绅士之巢》（Das Adelsnest ，1859年）的稿酬是每印张四百卢布，也就是付给他的四倍时，他更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我知道我写得不如屠格涅夫，可没差那么多。”（1859年5月9日）屠格涅夫的小说以篇幅紧凑、结构合理、重点人物突出、全知视角以及大篇幅的丰富细腻的空间和景物描写，为19世纪中叶的小说树立了样板。而就写作方面而言，无论是天赋还是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与其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迟早有一天，他将另立门户，形成一套全新的唯其独有的小说技法。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他都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时间压力太大，导致其无法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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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特科夫和涅克拉索夫谈判破裂后，《斯捷潘奇科沃村》最终于1859年冬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每印张的稿酬为一百二十卢布。负责这本杂志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恨之入骨、发誓再不受其摆布的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无论从题材还是结构来看，《斯捷潘奇科沃村》与《舅舅的梦》之间的相似性都一目了然。这次，故事依然还是发生在俄国外省，作品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对话和场景描写，核心人物仍然是一位举止滑稽的负面人物，一位名叫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伪君子。在道德上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真羞涩、善良高贵的地主叶戈尔·罗斯塔涅夫上校。福马是个有着文学野心的乡下文人，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在世时，一直把他看作寄生虫，并对其百般羞辱。可是后来，罗斯塔涅夫的遗孀“将军夫人”却把福马视为天才，事事都向他请教，并奉之为上宾。于是，福马便从一位寄人篱下的仆役摇身一变，成了颐指气使的一家之长。家中大事小事都要经他同意，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不容任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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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马的梦想是去俄国实行文明化改造。所有原始自然的东西、所有农夫和农事，都被其视为低贱之物，予以鄙视。令他反感的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原始民歌和舞蹈”，甚至还有“粗俗”的俄罗斯语言，因此，需要“借助法语”来加以美化。但与此同时，他对基督教崇尚的价值——邻人之爱、慈悲和无私——也大加推崇，只不过这些品质只有在他的对手——高贵的罗斯塔涅夫上校身上才能见到。罗斯塔涅夫上校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的家庭教师娜斯佳，虽然后者对他的爱慕有所回应，但他出于羞涩，迟迟不敢向对方公开表白。因为比娜斯佳年龄大出几乎一倍，罗斯塔涅夫对这份爱情总是感觉自惭形秽。福马和将军夫人更是趁势添油加醋，想尽办法阻止罗斯塔涅夫和娜斯佳两人走到一起，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福马公然指责说是上校勾引了这位年轻女子时，罗斯塔涅夫怒不可遏，平生第一次雷霆大发，一把抓住福马，将他扔到屋外。紧接着，他当众跪下向娜斯佳求婚。福马感觉受了奇耻大辱，声称要做一名修士，在传经布道中了其余生。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出门以后并没走出多远，罗斯塔涅夫很快便平息了怒火，出于同情把福马请回了家。和所有喜剧一样，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结束。福马为一对恋人献上祝福，正如叙述者以调侃的口吻所说，从此变成了“人间幸福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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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略显突兀的结尾相比，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于拖沓，叙述冗长。在主线索之外，穿插着各种次要人物和烦琐的细枝末节。这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厚望的作品发表后，整个批评界如一池静水，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对作家来说，这还不如一通狠批猛揍来得痛快。就连最早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卡特科夫的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也备感失望，“M.M［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跟我说的那些果戈理式人物在哪儿呢？”他在给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的信中写道，“除了罗斯塔涅夫之外，哪还有一个活人？一切都是生硬的、虚假的、做作的。不过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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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谨慎态度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只有在后来，当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够发现小说中两位主角的潜在文学价值。罗斯塔涅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温柔、平和、纯洁的人物类型的早期实验品，这类人物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斯拉夫人的理想化身，与生性好斗的西方人形成反照。《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中福马·福米奇的人物设计则较为复杂，他曾长期遭受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的凌辱，在他热衷的文学事业上一无所成——他的姓氏“奥皮斯金”（Opiskin）在俄语中的发音与“笔误”（opiska）相似——最后又被罗斯塔涅夫赶出了其伊甸园式的世界，因此，他所属于的人物类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样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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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马·福米奇的例子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一旦得势，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福马身上具有典型的专制者特征，他在自虐自贱的同时，还有着凌驾于他人之上、对他人施虐的强烈欲望。掌握权势后的福马所代表的是一个典型的篡位者形象，这类人物在俄国历史上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品《群魔》中对这类人做出了尤其生动的刻画。[45] 福马对法国的崇拜是对彼得大帝改革计划的影射，这项计划在斯拉夫主义者与亲西方派的争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就像彼得沙皇禁止男人留络腮胡，并斥之为“野蛮”的标志一样，福马也强迫上校刮掉两颊的胡须，因为留胡子会显得“不够爱国”。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这些描写显得十分荒诞，因为他们眼中的统治者——无论尼古拉一世还是其子亚历山大二世——都是一副美髯公形象。荒诞程度不亚于此的还有福马对民歌和民间舞蹈的反感，而搜集和发扬民间歌舞文化正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核心文化诉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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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6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团参谋部拿到了前往特维尔的通行证。夫妻俩已经收拾好行李，连马车都已租好，随时准备出发上路。每样准备工作都需要花钱，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当掉了一些衣服。这时候夫妻俩已经知道，他们手头的路费撑不到特维尔，最多只够到喀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写信给米哈伊尔，请他向喀山驿站预汇两百卢布，当然只是作为借款，因为他相信，只要到了喀山，他就能从卡特科夫那里得到至少八百卢布。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卡特科夫对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已经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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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第一站鄂木斯克，到当地士官学校去接玛丽娅的儿子帕沙。之后，他们经过秋明、叶卡捷琳堡和喀山，前往俄国中部，并于8月18日抵达了本次旅程的终点：位于伏尔加河上游、莫斯科西北部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城市特维尔。1851年开通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将这里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连接，此后，特维尔的经济呈现一派繁荣势头。自世纪之交起，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抵达时，城里居民大约有三万人。特维尔位于俄国腹地，在中世纪时，这里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在对俄国统治权的漫长争夺战中，曾是莫斯科公国的主要对手。1763年的一场大火将整个特维尔变成了灰烬，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人们将木制房屋改建为坚固的石头建筑，将狭窄的小巷拓宽为笔直的大道，将杂乱交错的巷陌改建成有规划的对称式公路网，另外还修建了美丽的花园和广场，以及一条宽阔的滨江林荫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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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每月十一卢布的租金，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据传说，普希金也曾在同一栋楼里下榻。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套公寓多少有些局促，在这里招待客人是无法想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几周后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抱怨道：“这里比塞米巴拉金斯克还要糟一千倍！阴郁，寒冷，石头房子，没有车来车往，没有一个有意思的去处，——甚至连一家体面的图书馆都没有。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监狱！”（1859年9月22日）一路辛苦跋涉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严重受损，癫痫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变得不像最初那样和睦，两人总是为各种各样的琐事争吵。每一次，玛丽娅都会向十二岁的儿子帕沙寻求支持。这种不对等的地位关系既伤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之间的感情，也让他与继子帕沙的关系受到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弗兰格尔的信中直率地说：“是我给自己背上了家庭这个包袱，只能自作自受。”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只有在需要钱给玛丽娅添置“在特维尔这个破地方买不到的”衣物时，他才会提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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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太太没有帽子戴（我们动身前把她原来的帽子卖掉了，因为带着它们走四千俄里路实在太不划算！）……这边的商店里只有夏天的帽子，而且都难看得很。我太太想要的是一顶外出时戴的秋季帽子，而且要尽可能物美价廉。所以我急迫地请求你：找人或亲自去一趟维希曼太太店里（圣彼得堡著名帽子加工商，作者注），买一顶这样的帽子，如果没有，就订制一顶。帽子的颜色要灰色或藕荷色，不要任何花边和装饰，也不要有图案，用一句话讲，就是一顶朴素、优雅、物美价廉的帽子（绝对不要白色！），一顶真正意义上的外出时戴的帽子……拜托千万不要说不！我们会卖掉马车，然后马上把钱还给你。维希曼家还有一种灰白条纹的窄帽带，配这顶帽子正合适。可惜我没有样子能寄给你。等你来的时候，把帽子一起带过来。如果不行的话，就订一顶，等做好后通过铁路邮寄过来。（185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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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原本就对这个弟妹没有多少好感，收到类似这样的委托，他的心情可想而知。1859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哈伊尔写这封信时，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花高价买来的马车一直没有脱手。在铁路时代，马车的行情迅速走低。卡特科夫那边也一直没有传来任何好消息，更让人头疼的是，也没有钱汇来。8月23日，米哈伊尔得到通知，《俄国导报》编辑部拒绝在杂志上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他可以在退回五百卢布预付款的前提下，到圣彼得堡杂志社财务部取回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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