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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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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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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3月2日在皇家宫殿举行的慈善义演，成为圣彼得堡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大事件。当晚出席活动的嘉宾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为左派杂志《现代人》撰稿的文学批评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青年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Platon Pawlow）。在幕间休息时，由音乐家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 （Henryk Wieniawski）和安东·鲁宾斯坦为观众演奏。在这天晚上的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大家朗诵了当时还未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军医院》一章的片段。在这段专门为这场活动挑选的章节中，给人印象最深、最富感染力的是因痨病去世的囚犯米哈伊洛夫临终前的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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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于午后3点左右，那是寒冷而晴朗的一天。……他掀掉被单和所有的衣服，最后开始撕扯身上的衬衣；他那长长的身躯、瘦得皮包骨的手臂和腿、瘪进去的肚子、鼓起的胸脯、清晰地显现出来的肋骨像骷髅一样，令人望而生畏。……在他死前半小时，我们所有的人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几乎是耳语般地小声谈话。……最后，他用虚弱游移的手摸索胸前的十字架，用力拉扯它，似乎十字架也很沉重，使他感到焦躁，受到压抑。有人替他摘下了十字架。十分钟后他死了。……有一名囚犯……默默地走过去把死者的眼睛合上了。他看到就在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又默默地把它挂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挂好后在自己身上画了十字。这时死者的脸已经僵化；阳光在他的脸上闪烁；嘴半张着，两排洁白的牙齿在紧贴牙龈的双唇间闪着亮光。最后，一名身佩短剑、头戴钢盔的警卫队士官进来，后面跟着两名看守。……他向死者走近一步，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似乎胆怯了。只有一副镣铐的赤裸的、枯瘦的尸体，使他大为震惊，于是他突然解开鱼鳞铠甲，摘下钢盔，这动作是完全不必要的，随即画了大大的十字。这是一位神情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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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上述文字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描绘的临终场面做一番对比，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的跃进式变化。对米哈伊洛夫垂死场面既简洁又细致的呈现，对死者瘦弱干枯躯体的自然主义风格描绘，以及竭力排除叙述者个人感情色彩，透过囚犯和看守们冷静却充满同情的视角对整个事件的叙述，所有这一切都与作者在上一部作品中所采用的凄婉哀怨的感伤派老套手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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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时的声音细弱而沙哑，让坐在后排的人几乎听不清内容，但是他的朗读依然博得了满堂彩。全场听众都站起身来，为他鼓掌。听众们的掌声与其说是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表现，不如说是出于对沙皇统治受害者的同情，因为在他们看来，黑暗专制才是米哈伊洛夫之死的真正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结束后，历史学家普拉东·帕夫洛夫登台做了一场题为《俄国千年史》（Das Millenium Russlands ）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对“根基主义”观点的赞同，认为俄国的最大问题在于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严重隔阂。俄国历史上不合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这两个不平等阶层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俄国正处在悬崖边上，”他在演讲结尾说道，“如果我们不抓住‘走向民众’这根最后的稻草，我们便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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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洛夫的观点并非其独创，也没有太大的挑衅性，因为他讲的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主流观点。帕夫洛夫的演讲在现场引起的轰动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其他。他用充满神经质的声音和抑扬顿挫的语调，把这篇事先经过检查机关批准的演讲稿变成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戏剧性独白，激起了全场观众强烈的反响。1861年起草过一份题为《致青年一代》革命传单的尼古拉·谢尔古诺夫（Nikolai Shelgunov）当晚也在现场，据他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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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厅里喊声震天，晃动椅子腿的声音和用鞋跟敲踏地面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坐在后台，身边坐着接下来准备上台的涅克拉索夫。这时候，彼得洛维奇·科瓦列夫斯基（Petrowitsch Kowalweskij，文学基金会主席，作者注）冲过来对我们说：“赶紧把他拉回来，拉回来！这样下去，他明天就会被送去西伯利亚！”可是，要把帕夫洛夫弄下台，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然后在观众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结束演讲，走下了舞台。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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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夫洛夫演讲的结尾是引自圣经的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8：8）只可惜聆听演讲的一些耳朵，并不是帕夫洛夫教授愿意见到的。这些人是秘密警察。两天后，帕夫洛夫因从事反政府活动的罪名被逮捕，他的学术生涯就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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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的大学生们以抗议示威作为对当局逮捕帕夫洛夫的回应。自1861年初起，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便开始通过各种抗议活动响应谢尔古诺夫的革命号召。警察与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早在1861年9月，就有九百多名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占注册学生总数近四分之三——走上街头，呼吁取消教会和政府对大学的管控，让大学成为新型的独立学府。很快，便有越来越多的圣彼得堡市民加入了示威的行列。当天夜里，当局下令拘捕了二十六名大学生，将他们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35] 并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新一轮抗议。对政府来说，局势渐渐陷入失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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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彻底镇压革命浪潮，沙皇政府采取最后的手段，关闭了圣彼得堡大学。然而这一措施依然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862年5月，一份以《青年俄罗斯》为内容的传单大量出现在街头。这份传单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比以往任何一篇宣传性文字更激进，更有煽动性。文章公开呼吁采取暴力手段，与政府和有钱阶层展开斗争。宣言称，改变目前局势的唯一出路是发动一场“无情的流血革命，这场革命必须以激进和彻底的方式摧毁当前社会的一切基础，消灭所有现行秩序的捍卫者”。这些制度基础不仅涉及经济和法律，同时也包括婚姻和家庭，特别是教会和宗教，因为它们逼迫民众相信上帝，“一个不存在的物体……一个用狂热幻想编造出来的梦幻图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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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5月15/16日深夜，圣彼得堡多个地方发生了火灾。大火持续了整整两周，将许多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化为灰烬。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大为震惊。斯特拉霍夫后来回忆好友当时的反应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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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去郊外小岛上散散心。我们从汽船上看到，远处一股股浓烟在三四个地方升起，飘在城市上空。……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纵火的结果，但是，像那个时代许多可悲的事件一样，这场火灾也出于某些原因而没能得到澄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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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起火灾的原因的确没有查清，但是由于火灾的发生与《青年俄罗斯》传单的流行在时间上重叠，因此坊间散布着一种谣言，称这场火灾系革命学生所为。右翼报刊把这种谣言变成了官方说法。相反，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场大火是当局的把戏，目的是为对政治敌对阵营采取更严厉镇压手段制造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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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多次在公众面前露面的经历体会到，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强烈好感的很多人便属于那些关心政治的年轻学生当中的一员。当局针对学生采取的严厉措施，就像大火一样令他心急如焚。于是，他拿起笔，为《时代》杂志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对把纵火罪名栽赃给学生的行为予以坚决驳斥。[3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称，那些传单文章的措辞和文采之浅薄，简直令人耻笑，它们绝不可能是出自有学问的人之手。把这项罪名推给这些身为国家未来希望的学生，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相信这些谣言，司法机关应当对案件进行调查，找出纵火案背后的真正元凶。这两篇文章都遭到了审查部门的查禁。在呈送沙皇的文章校样上，人们可以看到亚历山大二世的亲笔批注：“此乃何人所书？”[39] 对陀氏兄弟合办的杂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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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大火，法国《画报》杂志上的插图，186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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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1872年创作的《群魔》以及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都提到了圣彼得堡的这场大火。在《作家日记》中，作家特别提到了1862年传单满天飞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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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在屋外的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传单，就是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奇怪东西。……题目叫《致青年一代》。真是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无聊、更浅薄了。文章内容写得慷慨激昂，可形式却很滑稽，除非是哪个对手想让这些人出丑，才会发明这样的玩意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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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回忆说，就在当天，他决定去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登门造访。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的批评家，当年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影响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当时并不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份传单的作者以及纵火犯们有直接瓜葛，而只是想请求对方利用其在愤青们当中的知名度，对这些年轻人加以规劝。可是据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事情并非如此。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认定他和纵火犯有直接关系，所以请求他去劝说那些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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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会面几周过后，审查机关责令《现代人》杂志停刊。1862年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逮捕，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监狱里关押两年后，被判处七年苦役，终生流放西伯利亚。就在6月10日，圣彼得堡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对刊登有关包庇纵火犯禁文的《时代》杂志做出停刊八个月的处理，但负责审查事务的内务大臣彼得·瓦列夫（Pjotr Walujew）拒绝了这一建议。[42]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悬在自己头顶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毫无意识。就在三天前，1862年6月7日，他刚刚登上了从圣彼得堡驶往柏林的列车，开启了自己的首次欧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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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进步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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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假期是他应得的。在过去两年里，他完成了超过一百印张的文稿，修订了自己的早期作品并重新付梓。作为《时代》杂志编辑，他阅读和编校了无数陌生作者的稿件。另外，他还出席了大大小小数十场面对公众的活动，并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身为文学基金会秘书的工作，更不用说那些因声名所累而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应酬。这些负担和压力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癫痫病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自从回到圣彼得堡后，就像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一样，他将每次发病的经过也都一五一十地记录在本子上。另外，慢性支气管炎和痔疮也为他增添了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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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形下，医生只能为他开出强迫休假的医嘱，建议他到“巴德加施泰因的温泉或比亚里茨的海水浴场”去做水疗。[43] 拿着这份医嘱，他很快便得到了当局批准，同意他去国外做较长时间的旅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即使自己几个月不在，杂志也能维持正常运转。米哈伊尔对弟弟的出国旅行计划虽然感到不悦，但是他心里却也另有所图，他希望费奥多尔的欧洲之行能够在文学上或多或少为杂志带来一些回报。尽管和审查机关的麻烦仍然未能解决，但这一年杂志的绩效颇为可观。1862年，订户数量超过了四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稳居前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启程前已经为妻儿做好了安排，他把《死屋手记》未结清的稿酬都留给了他们作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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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发前一天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告诉弟弟安德烈，他将独自一人出行，而把玛丽娅留在圣彼得堡，因为他手头的积蓄不够支付两人旅行的费用。再说，玛丽娅还要照顾儿子帕沙，后者正在准备文理中学的入学考试。但这些只有一半是实话，因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言（1868年12月11日和23日），身为《时代》杂志主编，他一年赚到的钱有七八千卢布，这笔数额相当于政府高级枢密顾问年俸的四倍。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独自出行是另有原因的。早在搬回圣彼得堡之前，他与玛丽娅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痕。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没能让两人的感情得到挽救，夫妻两人之间早已貌合神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