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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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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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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1月，在被俄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俄国军队耗费了数月时间才终于控制住局势。俄国报刊对这次事件反应不一。赫尔岑主办的《钟声》（Die Glocke ）杂志如人们期待的一样，站在了波兰一边；而米哈伊尔·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刊物《俄罗斯导报》（Russischer Bote ）则呼吁对暴乱者采取严厉手段，进行镇压。卡特科夫将这起事件称为“关乎命运之大事”。不是俄国，便是波兰！由于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和平共处是不可能实现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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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时代》杂志上以《命运之问》（Eine Schicksalsfrage ）为题，表达了对波兰危机的立场。他提出，俄国不应当单纯依靠军事来面对波兰这个文化上属于西欧并以自身文明成就为荣的国家，俄国应当在这场冲突中更多利用自己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优势；比武器力量更强大的，是克服顽固僵化的民族观念，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普世原则作为理想，而这一点正是“根基主义”以及作为其核心的“俄罗斯理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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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周以来意识形态之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显然高估了右派阵营和审查机关的甄别能力。5月24日，内务部下令对《时代》杂志实行立即且无限期停刊的处罚，理由是“（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针对波兰事件所发表的极度有伤风化、充满诽谤性的内容，与政府所有行动以及所有爱国主义情怀和观点背道而驰”。[63] 这项处罚之严厉其实颇为荒唐，它仅仅因为一篇容易被误读的文章而对一份绝对忠实于政府的杂志下达了永久性禁令，而在一年前，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更具批评性的《现代人》杂志，也不过才受到了停刊八个月的处罚。或许《时代》杂志停刊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斯特拉霍夫的言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圣彼得堡大火所发表的抨击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因为引人注意的是，内务部下达出版禁令的另一条理由是“杂志的有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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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的停刊，使得陀氏兄弟俩赖以维生的基础被剥夺。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反应却比想象的冷静得多。他仍然相信，这项处罚措施不过是暂时的。而且，这时候他已开始筹备再次出国旅行。早在1863年4月，他便向内务部递交了家庭医生的建议，上面写着“前少尉军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罹患癫痫症……建议去海边接受海水浴疗法，以达到治愈疾患之目的”。[64]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告知对方《时代》杂志停刊一事，同时还写道：“原本我只打算去柏林和巴黎两地，去找癫痫症专科医生咨询（巴黎的特鲁索，柏林的拉姆贝格）。”（1863年6月17日）但实际上，这次旅行的“真实”动机却是另一个：在巴黎有一位女士，两人数月以来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婚姻早已深陷危机，这在亲友们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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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于1863年夏在巴黎迎候的女士名叫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ollinaria Suslowa），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18岁。两人最初是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在1861年5月号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陌生作者的小说，作者的名字是缩写的“A. S.”。这篇题为《眼下》（Inzwischen ）的短篇作品在文学上实在乏善可陈，以至于读者不禁纳闷，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杂志，和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波隆·迈科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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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猜测，阿波利纳里娅是在1860年底的某次文学沙龙活动后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之后，作家把女粉丝请到了杂志编辑部。两人后来又在多个地点私会。阿波利纳里娅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的崇拜，以及作家对一位热爱文学的年轻女读者的好感，促使两人相互渐渐产生了情愫，即阿波利纳里娅后来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所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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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60一代”的典型代表。这批人自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后，受新的生活理念和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强烈呼吁政府实行社会改革——不是未来某一天，而是现在、马上、立刻。解放农奴后，妇女问题成为“60一代”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将这一点视为衡量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政府是否有志于推进社会自由的试金石。1860年代，在女性读者格外青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时也一度迷恋——的乔治·桑小说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这些仍然被东正教视作人类群体生活基础的神圣制度，成为年青一代批判的靶子。他们质问，如果婚姻不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是基于物质上的算计或世俗习惯，那么这样的婚姻究竟意义何在？在“恐怖伊凡”时代的谚语“母鸡非鸟，女人非人”仍然流行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人道可言？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推动下，俄国创立了女子中学，并允许女性以旁听生而非正式注册生的身份去大学旁听。在那些渴望接受教育而纷纷涌入课堂的年轻女性当中，便有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及其妹妹、后来作为俄国第一位女性医生载入科学史的娜杰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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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娃姐妹的父亲曾是一个农奴，后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姐妹俩接受了通常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获得的正规教育，此外，她们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够在圣彼得堡和欧洲过上独立的生活。娜杰日达为了实现成为职业医生的理想而投身著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Ivan Sechenov）门下，并于1867年在苏黎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姐姐“波利娜”则一心梦想着能够在文学界闯出一片天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想在这方面助其一臂之力。1863年，阿波利纳里娅又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婚礼之前》（Vor der Hochzeit ）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文学水准和她的处女作《眼下》几乎一样平庸。正是因为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技巧笨拙而幼稚，其女性主人公的价值观和作者自身的价值观明显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对苏斯洛娃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获得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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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与她们所处时代对女性角色的认识陷入了冲突，她们都追求独立和自我实现，反对把女人当成“或多或少有钱可赚的生意”的婚姻观。两人都把自己视作“拥有健康思维和现代观念”[65] 的新一代女性代表，反对有钱人家对女孩的循规蹈矩式教育，希望打破传统女性观念，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最终，她们都成为社会现实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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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60年代初拍摄的阿波利纳里娅肖像照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面容仍显稚嫩的年轻女性，她的脸颊略宽，眉毛粗黑浓重，梳着一头60年代追求独立的女性所偏爱的短发。她的目光盯着镜头右侧的某一个位置，胳膊和手的姿势略显僵硬，似乎对摆拍有些不情愿。这和玛丽娅·伊萨耶娃当年照片上嘴唇微翘、目光自信地直视镜头的模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阿波利纳里娅那充满活力的双唇和左手攥拳、略显男性化的姿势，暴露了其内心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力。这一点与阿波利纳里娅发表的第三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Die Fremde und ihr Mann ）中忍辱负重的女主人公形象并不相符。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对顺天由命的虔信神情，就像人们在圣母和基督教女殉道者脸上经常见到的那样，虽然这种神情并非每个人都能察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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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波利纳里娅的容貌并不像玛丽娅·伊萨耶娃那样出众，但是她不仅深深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其他许多男人为她倾倒。这些人当中包括陀氏的学生、比他小十六岁的诗人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Wassiliij Rosanow）。1880年，阿波利纳里娅嫁给了罗扎诺夫。后来，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婚姻危机，让阿波利纳里娅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对父亲的出轨极为不满，据她后来的描述，阿波利纳里娅是个生性风流的交际花：“当时自由恋爱正在流行，年轻漂亮的波利娜一门心思追逐时尚，把自己扮成维纳斯的模样，向大学生们投怀送抱，并自以为这种做法是在宣扬西方文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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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描述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独立女性的偏见和丑化，并不符合事实。阿波利纳里娅并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之所以能够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年轻美貌，还因为在她身上“天真与理性”兼具，[68] 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并存。而这一点正是“60一代”的特征，它与浪漫派笔下那些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人物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这类人物的代表有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以及屠格涅夫的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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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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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的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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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3年春天起，“波利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她的昵称）便已在巴黎迎候，而因《时代》杂志5月遭遇风波，计划的行程不得不推后。直到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凑足了旅行所需要的费用。因为出版禁令的发布，《时代》杂志无法再获得贷款，于是他向文学基金会筹借了一千五百卢布，并答应在1864年2月前还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数月以来肺病日渐加重的妻子送到了天气较为干燥的俄国中部城市弗拉基米尔，然后于8月中旬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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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纳里娅·P.苏斯洛娃，摄于18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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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径直奔向法国首都与情人会面，而是先在威斯巴登停留了四天。一年前，他在这里的赌场赌过手气，并空手而归。这次，他一口气便赢了10.4万法郎。他揣上钱回到旅馆房间，准备第二天继续上路。可最终还是没能禁住诱惑，又返回赌场，把赚的钱又输掉了一半。他从赢的钱里拿出300法郎，寄给了圣彼得堡的嫂子瓦尔瓦拉，让她替玛丽娅和继子保管这笔钱，并表示，玛丽娅的健康状况令他“十分忧心”（186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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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威斯巴登，踏上前往巴黎的行程时，他没有想到，这位等待与他私会的情人内心正百般纠结，其程度不亚于他自己。自从独立来到巴黎生活后，阿波利纳里娅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私情渐渐产生了疑虑。在离开俄国前的几个月里，她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自己的态度并不像是情人，而更像是小妾。作为崇尚独立的“60一代”，令她困扰的并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恋，而是随着时间，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得天经地义，而这一点无论是对她作为女性的自尊心还是对爱情的认识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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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没有寄出的长信中，她谴责自己情人的做派就像“一个严肃敬业的男人，他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但同时又不忘给自己找乐子，而且还把享乐当成一件紧要事，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或哲学家讲过，人应当每个月都大醉一场”。[69] 而她更期待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为对方在她眼里是一个高贵的人，就像其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在阿波利纳里娅看来，假如缺少了心灵和道德上的附加值，爱情便会沦为康德所说的脆弱的“性结合”，也就是“个体的人彼此利用性的器官和能力”。[70] 一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变成这样一种“性交易”式的关系，那么这与“60一代”主张打破的传统性别和婚姻观念便不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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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劝慰阿波利纳里娅，不要对自己的爱欲感到羞耻。他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两人的肉体关系。[71] 年已四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性爱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换言之，在这方面，他比年轻的情人老道得多。另外，他对肉体的强烈欲望，也让不谙世事的阿波利纳里娅既迷恋又惶恐。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阿波利纳里娅来说，这不仅仅是她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尼采在《瞧！这个人》（Ecce Homo ）中《论女人的贞洁》（Von der weiblichen Keuschheit ）一篇中已经做过解释：女人在第一次步入婚姻后，会突然在男人身上感到“上帝和野兽比邻而居”的恐惧，于是，她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将以往教育中所理解的“恶”看作一件正常的事情。[72] 在阿波利纳里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也同样具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作为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道德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卖淫、贪恋酒色和把婚姻作为交易等丑恶现象加以痛贬，因此在爱人眼里，他是“完美理想”的化身；然而作为情人，他却表现出爱神厄洛斯“阴郁、沉重和淫荡”的一面，从这一意义上讲，便是尼采所说的“野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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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夏，阿波利纳里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之所以抱着复杂的心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巴黎，她狂热地爱上了一位在索邦大学攻读医学专业的英俊的西班牙男人。这个小伙子名叫萨尔瓦多，是俄罗斯女性梦寐以求的拉丁情人代表。[74] 但是，没过多久，两人的感情便遭遇了挫折。当这位情场高手意识到，阿波利纳里娅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之后，便开始冷淡对方。他不按时赴约，让别人替自己圆谎，对她的来信也不理不睬。阿波利纳里娅被爱情和受损的自尊心撕扯着。就在两人的危机正陷入白热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告自己即将抵达。阿波利纳里娅给他预订的旅馆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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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得太迟了……直到不久前我还梦想着与你一起去意大利旅行，甚至为此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可就在短短几天之内，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你曾对我说，我不会轻易交出我的心。可我刚刚听到第一声召唤便投了降，不到一周便交出了它，没有挣扎，没有确信，甚至没指望能得到爱情。……再见了，亲爱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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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到巴黎，便径直奔向情人的寓所。阿波利纳里娅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