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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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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灾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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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他发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妻子玛丽娅已经病入膏肓。1863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妻子把家搬到了莫斯科，这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偏僻的弗拉基米尔好得多，而圣彼得堡的潮湿天气对妻子的康复不利。在圣彼得堡，米哈伊尔还在为恢复杂志出版权四处奔波，虽然迄今仍然一无所获，但从高层部门传来的消息却让人重新燃起了希望。1864年1月27日，好消息终于来了。内务部通知米哈伊尔，当局批准他出版一本新的杂志，杂志定名为《时世》（Epoche ）。接下来，米哈伊尔面临的是杂志编辑和管理的一大摊事，而弟弟因为要留在莫斯科照顾妻子，一时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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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杂志的未来命运也令人担忧。杂志第一期的现有稿件里，能够吸引读者的只有屠格涅夫的作品《幻影》。要想在出版业重整旗鼓，这是远远不够的。令米哈伊尔尤其失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欧洲之行中没有写下一个字。事先计划的能够唤起读者对新杂志兴趣的作品，眼下还没有一点眉目。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1月从弗拉基米尔搬到莫斯科后，才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名为《地下室手记》的新作，而且因为要同时照顾病重的妻子，写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同样进展缓慢的还有杂志的营销，订阅的人数——同时也意味着资金的注入——远远低于预期。米哈伊尔虽然卖掉了自己的烟厂，可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资金储备，因此他只能依靠贷款来维持杂志运营，这其中包括支付广告费、员工工资、给作者的稿酬以及印刷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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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兄长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像，K.特鲁托夫斯基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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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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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64年4月，《时世》杂志第一期才以1月、2月合刊的形式投入市场。这时候，医生已经放弃继续治疗垂危的玛丽娅。3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哥哥，据医生讲，玛丽娅已经撑不到复活节了，并请哥哥转告住在米哈伊尔家的继子帕沙马上赶往莫斯科。1864年4月14日深夜，玛丽娅咯血不止。在神父的临终祷告声中，她和家人一一吻别。在挣扎了一天一夜后，4月15日傍晚，在距离复活节还有三天时，玛丽娅离开了人世。按照俄罗斯习俗，玛丽娅的遗体在下葬前被摆放在一张灵桌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她守灵，并写下了当时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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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玛莎躺在桌子上。我还能再见到玛莎吗？——人不可能像基督训诫的那样爱人类如爱自己。尘世间的个性法则约束着人，自我妨碍他这样做。唯有基督能够爱人类如爱自己，然而基督是人类努力追求的一个永恒的理想。按照自然法则，人类也必须努力追求它。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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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经过更深入的思考做出判断：假如人类毕生都在为追求理想而努力，但生命却最终将随着死亡而化为乌有，那么无论人类的历史还是个体的历史，都将是无意义的。人类的存在只有在一种前提下才有意义，这个前提便是，在生命完结后还存在另一个生命，一个“未来的、如天堂一般”的永恒不灭的生命。而世界以及人类苦难的道德合理性也必须具备一个前提：人能够确信，他可以通过爱的牺牲以及将自我与全人类融为一体来克服本能（“个性法则”）的惰性，哪怕只是在乌托邦的意义上。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人便会不断地受苦，并将这种苦难视为罪孽。但是，无论是自我矛盾带来的永无休止的苦难，还是“遵循（基督教）法则，通过牺牲而获得的天堂般喜乐”，都属于“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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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牺牲理念在基督教世界观中的核心意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便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精神斥为抽象的乌托邦，它与西欧崇尚的“个性原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真正的博爱精神在西欧人的“天性”中并不存在。到1870年代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会更进一步，把出于仁爱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格——这正符合了《新约》中“彼此相爱”的训诫（《约翰福音》13，34）——称作俄国人所独有的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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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为玛丽娅守灵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头脑中开始萌生了这些极具个人色彩、尚不确定、仍在试探和摸索中的思考，但此时的他，仍然是读者们熟悉的那个思想家。他的思想总是针对某一派别并将其作为批判对象，这些人有时是“理论家和虚无主义者”，有时是“反基督教者”或“无神论者”，有时是“唯物主义者”或“革命党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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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的教义是普遍的惯性和物质的机械化，它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教义（即基督教教义，作者注）是根除惯性，它就是思想，它就是宇宙的核心，它就是宇宙与其外部形式、质料的综合，它就是上帝，它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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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虽只有寥寥几句，却涵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作品的思想纲要。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都“将基督教法则与个性法则之间的命运冲突加以戏剧化处理”，[84] 并将“伪哲学家”的世界观作为靶子，围绕下述主题展开叙述：上帝与永生，精神与物质，自由与慈悲，信仰与知识，神人与人神，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教义，俄国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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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于4月17日下葬。十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退掉了莫斯科的公寓，搬回了圣彼得堡，帮助哥哥米哈伊尔打理《时世》杂志编辑部的事务，同时以秘书身份定期出席文学基金会的会议。6月1日，他以出国治疗为由，向执委会提出了一千五百卢布的借款申请。因为他用从姨父库马宁那里得到的遗产及时还清了从文学基金会得到的上一笔借款，因此，他的此次申请以微弱多数获得了批准。但是作为执委会成员，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也让执委会一些成员感到不满，并在不久后受到审计委员会的质疑。[85]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出国旅行计划和上次一样，并不是为了找西欧癫痫病专家为自己治疗，而是想尽快与阿波利纳里娅再次见面。因为后者不久前告诉他，自己将于6月初去比利时疗养，并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去与她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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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了护照。但是，旅行计划却被迫延迟，因为前一段时间患上肝病的米哈伊尔突然病情加重，已经没有能力打理编辑部的事务。7月初，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昏迷，之后再没醒来，直到7月10日凌晨因胆囊大出血去世。玛丽娅的离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留下了长长的阴影，而哥哥米哈伊尔的去世对他来说则如晴天霹雳。米哈伊尔从一开始便对弟弟的文学才华深信不疑，并在精神和物质上始终给予他鼎力支持。他创办刊物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弟弟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并且一手包揽了编辑部的所有日常杂务，好让弟弟能够专心进行文学创作。每当费奥多尔在钱的问题上遇到麻烦，他都会无条件地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从莫斯科的童年时代开始，他便是弟弟最亲密的伙伴和知音。费奥多尔可以随时向他敞开胸怀，把他当作最坚实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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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留下了三百卢布现金，正好可以用来支付葬礼的开支。由于当年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之间的瓜葛，米哈伊尔一直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7月13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在圣彼得堡郊外巴甫洛夫斯克的一处墓地举行，除了亲友和一些文学界人士，第三局还派一位密探出席了葬礼。回去后，他向上级报告说，“未发现异常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交代继子帕沙，不要对外透露米哈伊尔去世的消息，他担心债主得知后会一窝蜂地冲上门来要账。这并非多虑，因为米哈伊尔留下了高达两万五千卢布的巨额债务，其中一万五千卢布是马上就要到期的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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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放弃这份负债累累的刊物，宣布破产，并劝说米哈伊尔的遗孀艾米莉娅·费奥多罗夫娜放弃全部遗产，让债权人空手而归，如果情况好的话，或许能够拿回20%的投资；二是亲自接手《时世》，把杂志继续办下去，这样的话，他必须再去贷款，数额预计至少要一万八千卢布（1865年3月31日）。在为自己操劳一生的兄长去世后，照料他的家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容置疑的义务和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即使停办杂志，他的经济能力也能让他担起这份责任，因为过去十年他依靠文学创作每年平均可以得到八千卢布到一万卢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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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停办杂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其实是一个更为理性的选择。1863年，《时代》杂志还获得了五万卢布的赢利，[86] 可是到1864年时，《时世》杂志却亏损将近一万七千卢布。而且1865年的订阅数量也少得可怜。1864年秋，杂志首席评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在还清债务短短几周后，因酗酒导致的中风去世。越来越多的知名作家退出了杂志。在《时世》新招募的作家当中，唯一有名望的是受左翼人士推崇的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j Leskow），其创作的小说、被肖斯塔科维奇改编成歌剧的《姆岑斯克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aus Mzensk ）刊登在1865年1月号《时世》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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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杂志面临的财务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8月从富有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那里弄到了一万卢布，这笔钱是姨妈在遗嘱中留给他的。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拿去还债，而要维持杂志运营，却是远远不够的。1865年初，杂志订阅量已不足两千，不断积累的赤字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于2月做出停刊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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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一只受辱的老鼠：《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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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849年遭遇生死磨难之后所经历的第二次重大危机。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他倾尽仅存的全部精力，经过几次停顿，终于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地下室手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小说称得上是他为1860/1870年代几部鸿篇巨制所做的一次预备。这篇原名为《忏悔书》（Eine Beichte ）的小说一开篇便以忏悔的口吻写道：“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肠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这位叙述者的疾病在于过度敏感的意识，以及不断自我反省的冲动，后者是“我们不幸的19世纪的思想发达的人”的常见特征。地下人的身上延续了愤世嫉俗的“世纪儿”传统，这类形象最早见诸欧洲浪漫派笔端，例如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的《阿道夫》（Adolphe ，1816年），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1836年），以及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Ein Held unserer Zeit ，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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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无名主人公并不是一个受“世纪病”困扰的贵族青年，而是一名在机关供职二十余年后退休的圣彼得堡小职员，蛰居在一个公寓楼简陋破败的地下室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地下人的性格里也包含着强烈的自我夸大的膨胀欲。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个体，一个社会上的最低等生物，他的身上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不肯被渺小的外壳束缚。在《穷人》中，这股能量是强烈而炽热的爱欲，可主人公却因不善言辞而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而《地下室手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八品文官，他有着敏锐的头脑和雄辩的口才，却苦于没有志趣相投的谈话伙伴，以及一群能够与之交流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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