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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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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部陀氏新作的精彩超凡。整个文学评论界对它几乎只字未提。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读完这部“罪恶小说”的第一部分后，便明确表示不喜欢它。她尤其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在讲话时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105] 这一点代表了她整日混迹其中的文学圈的主流观点。很显然，和《双重人格》一样，《地下室手记》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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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65年2月这部小说最后一章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评论界的反馈根本无暇关注，因为当时有其他太多麻烦在等着他解决。自米哈伊尔去世后，这个债台高筑的杂志社的日常事务都要他亲自打理。每天都有一堆财务上的事情等着他处理：拖欠的稿酬，过期的借款，到期未付的期票，各种催款单，再加上读者因为迟迟收不到杂志而写来的抱怨信。在这些年留下的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需要处理的事项：欠谁多少钱，哪张期票在哪天到期，哪个债主不久有可能来找麻烦。他当时的财务状况多么困难，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那些日子，他三天两头往当铺跑，去典当值钱的东西，比如银器、餐具、书籍、皮草和大衣等。6月5日，因为两张未付的期票，警察机关通知他，要没收他的全部家具。幸亏他第二天从文学基金会及时申请到了六百卢布借款，才算暂时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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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时世》杂志最终停刊。这个在过去四年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不菲收入的财源，从此彻底枯竭。如今，他既没有财路，抽屉里也没有一份完成的手稿，剩下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采取老办法，也是他最憎恨的一种形式：向出版商出卖作品，以获得预付稿酬。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不得不开始四处求人。他为此去找了《圣彼得堡新闻》的瓦伦丁·克尔什（Walentin Korsch），《阅读文库》的彼得·鲍伯里金，还有《祖国纪事》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每到一处，他看到的都是一张冷脸。卡特科夫还没有忘记，七年前，他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的作品《斯特潘奇科沃村》预付了五百卢布，可因为对稿件不满意，最后不得不把预付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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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找到了音乐出版商费奥多尔·斯捷洛夫斯基（Fjodor Stellowkij），后者不久前刚刚决定，准备推出一系列畅销文学作品。斯捷洛夫斯基提出条件，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支付三千卢布稿酬，买下一套三卷本陀氏作品全集的出版权；另外，对方还要为其创作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约合两百页）的新长篇小说，交稿期限不得迟于1866年11月1日。否则，斯捷洛夫斯基将在未来九年内享有陀氏作品的独家版权，而且不用向对方支付一个戈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很多人都用传奇式手法，把斯特洛夫斯基描绘成一个恶毒的剥削者，[106] 千方百计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搜刮血汗。[107] 但实际上，当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7月初签下这份合约时，他的处境并没有达到后人想象的任人宰割的程度。当初向文学基金会申请第一笔借款时，他便主动提出条件，如果不按时还款，将把所有作品的版权转送给基金会。就在1865年6月8日，他还试图说服出版商克拉耶夫斯基以三千卢布预付款，买下他的下一部作品《罪与罚》；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违约，对方将获得“本人所有作品的全部和永久性出版权”[108] 以及出售与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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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份屈辱性合同的受害者，而是在双方拟定合同条件时便积极参与其中。后来，他在说起斯捷洛夫斯基时，以蔑视的口吻称之为“投机分子”（1866年6月17日），可这话其实对他自己也一样适用，因为他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便充满了投机和冒险的色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签署这样一份合同时，对它的风险会毫无意识。实际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直到70年代，冒险始终是刺激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冒险作为他与命运之间的一场赌博，令他沉迷其中，[109] 而在赌场的冒险经历，更是让他对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渐渐习以为常。就在抱怨斯捷洛夫斯基这个“投机分子”的同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率地承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两部长达三十印张的作品（《赌徒》和《罪与罚》，作者注），并没有让他感觉有丝毫不妥。如果换成屠格涅夫，单单是想到要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就会让他生不如死。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这种怪异和超常的事情”乐此不疲，因为这让他确信自己“不是个贪图安逸的平庸之辈”（186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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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捷洛夫斯基签完合同两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第三次欧洲之旅。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威斯巴登，就是他在两年前一夜赢了一万法郎的“宝地”。他从斯捷洛夫斯基那里得到的三千卢布大部分都被他拿去还债，这时他手里剩下的仅有两百卢布。[110] 这点钱对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国外旅行来说实在是不够宽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根本不在旅行，更不是为了看风景。吸引他的自然也不是威斯巴登这座小城，他只一心想拣最短的路程，赶紧冲到绿色的赌桌前，赚来在任何文学市场上都无法赚到的“快钱”。这次，他选择在“维多利亚”旅馆下榻，这里离赌场只有一步之遥。[111] 除了对赌博的狂热，吸引他前往欧洲的还有另一个念想，这就是尽管一次次受到冷落和羞辱却让他始终热情不减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她人现在瑞士，不过她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将在返回巴黎途中在威斯巴登短暂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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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巴登带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一场惨败。在第一天，他便输掉了所有的旅费，连旅馆的住宿费都交不起。他不得不放弃晚餐，包括晚上照明用的蜡烛。因为他一向习惯于在夜里工作，这种惩罚带给他的折磨是双倍的。在这期间，他也曾一天赚到了一万二千卢布，可是这些钱很快便像最初的赌本一样，零零散散被输了个精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向日内瓦的赫尔岑求助，可赫尔岑此时正在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徒步旅行，和外界失去了联络。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联系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问他能不能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屠格涅夫寄来了五十塔勒，对这位富豪作家的吝啬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年后才把这笔钱还给屠格涅夫，而后者已经忘记自己借给对方的是五十塔勒而不是一百塔勒，这件事给两人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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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阿波利纳里娅到了威斯巴登。但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赌瘾，还有不可理喻的坏脾气，她只待了几天便决定逃回巴黎。她把身上剩余的旅费几乎悉数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于她在买车票时只能选择硬座车厢。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什么，你在科隆连三等车厢的票都快买不起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你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科隆，举目无亲。这实在太让人难过了……就算你还有钱能够继续旅程，也一定在路上饿得饥肠辘辘。想想这些，我便头疼欲裂，心乱如麻。”（1965年8月10日）可是，头疼并没有阻止他再次向阿波利纳里娅开口借一百五十盾，好拿它“和那群猪啰结清账目，换一家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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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猪啰”指的是旅馆人员，他们已不再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馆用餐，也拒绝给他清洗西服和皮靴，“因为在德国人眼里，没有比没钱还账更令人不齿的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国人以及所有德国事物的反感，这下子又增添了新的理由。他想立刻离开这里，最好是能到巴黎去，哪怕再次受到阿波利纳里娅的冷落也无妨。可这时的他却身无分文。他写信向在俄国驻丹麦使馆工作的弗兰格尔男爵求助，请他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弗兰格尔过了些天才把钱寄来，可这笔钱很快又被输在了赌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他想一夜间发财的美梦至少这次是无法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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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在侨居威斯巴登的一位神父那里，借到了一笔款子，于9月底和旅馆结清了房费，踏上了返乡之路。受弗兰格尔邀请，他决定回程时绕道哥本哈根，去看望好友并稍事停留。当他最终乘坐客轮抵达俄国港口喀琅施塔得后，临下船时，他将一封写好的给弗兰格尔的信交给船员，请他们在次日返航时带到哥本哈根。在信中，他恳求男爵帮他垫付船费。弗兰格尔收到这封信想必不会开心，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的一周时间里，他不仅免费为他提供住宿，在好友登船时，因为考虑到秋季天寒，他还将自己的一件大衣和一条毛毯借给对方，并客气地叮嘱他用后寄还，因为哥本哈根眼看就要进入冬季，这两样都是他过冬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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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忙着四处写信借钱，去当铺典当物品，和要债的债主讨价还价。他把这些烦心事都放在白天处理，而把夜晚留给了文学创作。他计划写作并早就拿到预付稿酬的新小说，随着时间渐渐有了些眉目。这部作品原定名为《酒徒》（Die Trinker ），正式出版后的书名是《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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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威斯巴登教区主教伊万·亚尼谢夫（Iwan Janyschew）给他往圣彼得堡汇来了三百卢布。这些钱是《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寄到威斯巴登的，因为他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离开那里，返回了家乡。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钱后格外兴奋，认为这是对方同意接受书稿的表示，于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写作。但是，卡特科夫又拖了足足两个月，才最终决定在他的杂志上刊登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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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被债主们围堵，有些人经过商量，同意将还款期再拖延一段时间；但也有的债主却追着不放，并威胁要把他送进“洞穴”，也就是专门关押欠债人的监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考虑再重新创办一份杂志，以勉强维持生计，可他最终还是决定先把手头的小说写完。弗兰格尔看到他在信里发的牢骚，又一次建议他去政府机构谋个差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不肯。他相信自己的市场价值不仅能保证他每天吃上面包，而且是“很大很甜的一份”（186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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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月，卡特科夫在读完陀氏新作的头几章之后意识到，他手头这本《罪与罚》必将是一部震撼文坛的巨作。直到这时他才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将从下一期开始在《俄国导报》上连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消息仿佛是久旱逢甘霖。只要小说能在杂志上连载，他就可以从卡特科夫那里获得丰厚的预付稿酬，总额将达到五千卢布。假如没有债务，这些钱足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罪与罚》杂志连载和第一版单行本给他带来的总共一万四千卢布的收入中，有一万两千卢布被他用来偿还借款以及哥哥米哈伊尔留下的巨额债务。[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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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866年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能放开手脚过日子，反而如其所言，活得像“一名隐士”，整天“数着手上的零钱过日子”（1866年5月9日）。自打1864年8月从莫斯科搬到圣彼得堡后，他便以二十五卢布的月租，在小麦向斯克街（“小市民街”）与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木匠胡同”）的交叉处租下了一套三居室公寓。从这两条街的街名就可以看出，住在这里的不是有钱人家，而是工人、工匠和小商贩。这里的环境与《罪与罚》中描写的那片混乱污浊的贫民聚居区十分相像，它位于圣彼得堡干草市场与叶卡捷琳娜运河（今名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实为连接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的一条臭水沟——之间，狭窄的街巷如枝杈般交错纵横，令人常常辨不清方向。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第一次去陀氏居住的十三号寓所拜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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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栋有许多狭小公寓的大房子，租客大都是商贩和手艺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室空间很大，临街有两扇窗户。这天阳光明媚，把屋里照得很亮堂；可其他时候，屋里则显得有些阴郁，昏暗而寂静。这种昏暗和寂静往往会带给人一种压抑感。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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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感觉到的“阴郁”，对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需要躲在暗处，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深夜和拂晓前的黑暗时分，才是他创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可即便这样，他也仍然总是担心，第二天一早又会有债主找上门来要账。这种总也甩不掉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创造力，而眼下，旺盛的创造力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必须给卡特科夫的杂志连载及时提供新章节，而且要在1866年年底前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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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债主们的纠缠，安静地专心创作，他甚至考虑过去德累斯顿待上三个月。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卢布汇率大跌，国外旅行的费用是他根本无法负担的。由于他经常要去莫斯科找卡特科夫商量稿件的事，而且他相信在那边，债主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找上门，于是，1866年7月中旬，他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对面的杜索酒店包下了一个房间。这一年，俄国正在遭受一场漫长的旱灾，天气炎热，气温超过了三十度，燥热的季风吹得人心烦意乱。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的准备当工作室的酒店房间，简直变成了烤炉，整个莫斯科变成了一块炙热的铁板，很多城里人纷纷跑到乡下去避暑。就在这时候，在莫斯科南郊的柳布利诺村，紧挨着妹妹薇拉·伊瓦诺娃（Wera Iwanowa）的夏季别墅，空下了一处民宅，如果短期租住的话，只收半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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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大部分俄国人那样，热心于夏日到乡下避暑，但这年夏天，他还是在“这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和最可爱的一群人”（1866年7月10日）度过了数月时光。薇拉共有十个子女，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当年十九岁的索菲娅（索妮娅）。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疼爱的外甥女，也是后来《白痴》一书的题献对象。薇拉一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经常有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做客。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就像长了翅膀，飞速向前推进。在他租下的民宅里，他在二层布置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兼卧室，可以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写作。和薇拉家相比，房子显得空荡荡的，因为按照传统，俄国的夏季别墅通常都不配家具，所以每年入夏时，人们总能在街上看到成串的马车拉着家具和家当，出城驶往郊区的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平日的习惯，每天一早便坐到书桌前，一刻不停地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吃午餐。白天的其他时间他都是和伊瓦诺娃一家度过的。在这里，他不像在圣彼得堡时那样，整日过着清教徒式的单调生活。他和大家一起游戏，聊天，玩划船比赛，或去野外郊游。他时常说笑逗乐，像个淘气的调皮鬼，这点尤其招年轻人喜欢。这和他那衰老的样貌，还有作为《死屋手记》作者的名人光环，实在有些不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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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时候，另一部作品的交稿期限也渐渐迫近，这就是他答应斯捷洛夫斯基的十二印张篇幅的新小说。眼下，他还根本没有动笔。在柳布利诺村期间，他拟定了这部小说的大致提纲。早在三年前，他便在从罗马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提到过这部作品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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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题是这样的：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如您所知，这个夏天很多杂志都在谈论生活在国外的俄国人的问题……可关键问题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能量和精力、任性和愤懑，都交给了轮盘赌。他是个赌徒，却不是个平常的赌徒，正如普希金的“吝啬骑士”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吝啬鬼一样。（186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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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形形色色的俄国人，没有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赌徒一类；要论对题材的熟悉程度，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赌博。而且，要想在余下的短短几周内把一部小说变成写在纸上的完整作品，他必须要对主人公的心理及其生活的环境拥有切身的体验。9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了圣彼得堡。当他把和斯捷洛夫斯基签订新小说合同、很快就得交稿的事告诉亚历山大·米柳科夫时，这位好友一听便着急起来了。米柳科夫给他出了个主意来应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答应对方按期限交付一篇新小说，但并没有保证一定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所以，他可以找他，米柳科夫，然后再拉上两三个好友，按照约定的题材分头去写。每个人写上三四个印张，然后凑到一起，这样就可以保证在11月1日前按时交稿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这个建议。眼下，他对正在写作的《罪与罚》寄予了满满的希望，他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这部作品攀上前所未有的文学巅峰。所以，他绝不能轻率地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这时，米柳科夫又给他提了另一个建议：“你可以找个速记员，你来口述，让他（她）把内容记下来。我觉得这样在一个月内完成是有可能的。”[115]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没有口述过一部作品。在此之前，他一直习惯于独自完成写作的全部事项。但是这一次，他接受了米柳科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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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速记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在俄国，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速记才开始得到普及。俄国第一次使用速记，是1860年圣彼得堡大学举办的米哈伊尔·波戈丁（Michail Pogodin）与尼古拉·科斯托马洛夫（Nikolaj Kostomarow）关于俄国历史起源的辩论会。从那以后，速记在俄国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除了司法和行政机构，也包括文学界。在圣彼得堡，速记行业的权威是编辑和翻译家帕维尔·奥利欣（Pawel Olchin）。他在德国纽伦堡学习了德国速记法，并以其两次再版的三卷本《俄语速记手册——根据加贝尔斯贝格速记体系编写》获得了俄国速记普及国家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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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5年起，奥利欣开始在圣彼得堡第六男子中学夜校教授速记，上课的大部分是女生。奥利欣从米柳科夫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于是便找到自己的学生、当年二十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问她愿不愿意为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七印张篇幅的作品担任速记，稿酬扣除佣金后为五十卢布。安娜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据她所说，《死屋手记》曾让她流了不少眼泪，[116] 如今，“想到我不仅能认识这位天才作家，而且还能为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激动和欣喜。奥利欣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上面写着：‘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小麦向斯克街拐角处，十三号公寓，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的想象中，《死屋手记》的作者应当是个高身量的魁梧男子，长着一张清瘦苍白而严厉的脸。可她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上毫无血色，略带病容，浅栗色甚至带点棕红色的头发上涂了许多发蜡，梳得很服帖，像是戴着假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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