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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基督：《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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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沃韦，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能如愿让心情重归平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写道，在他们十四年的婚姻生活里，她不记得有哪年夏天是如此令人愁闷的。每遇到一个孩子，都会让她想起自己的丧女之痛。为了避免触景生情，他们干脆放弃去城里散步，而是到种满葡萄的山坡上眺望沃韦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通过写作来转移痛苦。按照约定，新小说将于1868年1月起在《俄罗斯导报》上开始连载，巨大的压力令他一筹莫展。除了爱女夭折给他造成的抑郁情绪，自来到瑞士以来频频发作的癫痫症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创作力。很长时间，他都无法完成这部名为《白痴》的新长篇小说的情节构思。在几个月里，他写了无数草稿，设计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线索，但始终都不能满意。1867年12月初，他把全部草稿都扔进了垃圾筒，然后从头开始重新创作。在短短二十三天里，他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一口气写完了五个章节，相当于一百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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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交稿日期还剩一小段时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天性散漫的人来说，在时间管理上能够做到如此冷静沉着，颇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其实与冷静无关，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爱冒险的性格所致。他往往要等到迫到眉睫的最后一刻，才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脑力资源，而在平日懒散的时候，这些资源大多是被闲置的。[26] 1867年9月，他在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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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有跟您谈过工作的事，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眼下能说的只有一件事：我必须竭尽全力地拼命去工作。这中间我总是不断发病，每次发病后都有整整四天无法清晰地思考……这部小说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无论情况有多么糟，它都必须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这是一切的前提条件，别无他选……简言之，我怀着激动亢奋的心情，全身心地一头扎进了这部小说。我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一张牌上，结果爱怎样就怎样吧！（186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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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年1月12日给迈科夫的另一封信中，他也提到过类似的内容：“我的做法简直就是冒险，就像玩轮盘赌一样，心里总在想：‘说不定写着写着，就会有好运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假如他读过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文章《论在讲话过程中思想的逐步形成》（Über das allmähliche Verfertigen der Gedanken beim Reden ）的话，他也许不会再把冒险看作一种罪过。但是，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心里清楚，人本来不应当这样工作，可他却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他的“顽劣和富于激情的天性迫使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向极限发出挑战”（1867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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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地下人”是生活在1860年代的当代人典型，那么梅诗金公爵这位俄国堂·吉诃德则是一位来自未来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本意是想“塑造一个极尽完美的人……依我之见，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难能可贵的了，更何况是在当下这个时代”（1868年1月12日）。关于“极尽完美的人”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54年便说过：“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作为堂·吉诃德与基督的合体，梅诗金公爵正是这样一位道德高尚而纯粹、无欲无求却又极具人格魅力的理想化身。梅诗金这一角色同时也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观点：“或许只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帮助整个人类走向新生。”俄国的上帝和基督将让世界看到，俄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壮、正义、智慧和温柔的巨人”。这个泰坦巨人是用虔诚的信仰来征服世界，而不像天主教会那样，是用火焰和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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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瑞士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断抱怨的“俄国根基”的缺失，为这部新作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色彩。异国生活改变了他看待故乡的眼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梅诗金公爵比作者先行了一步。他在小说开篇刚刚结束了在瑞士的四年疗养，回到了俄国。但是，由于俄国如今已经被西方瘟疫污染，他最终将作为这个西化的新俄国的牺牲品，带着一颗无法修复的破碎心灵重返瑞士的疗养院。这个富有象征性意味的主题，便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小说在主题叙事之外还穿插着大量的阴谋和圈套、意外曝光的真相、出其不意的反转，以及各种令人感伤的戏剧性场面，以致读者的目光经常被这些情节吸引、面临偏离主线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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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围绕三个人物展开的。首先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诗金公爵，一个古老贵族门户的最后一位子嗣。将主人公冠名为“白痴”并以此作为书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创作手法。按照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说法，作者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对话式”词语，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读者应当在“歧义现象学”[27] 的范畴内独立得出结论，梅诗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位另类理想主义者，一位圣洁的愚人，一个傻瓜，抑或是一位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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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公爵的对手是一位刚刚去世的富商的儿子巴尔菲昂·罗果仁。罗果仁与梅诗金搭乘同一列火车来到圣彼得堡，一是为了接收父亲留给他的百万遗产，二是为了把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一位俄国茶花女式的当红名媛搞到手。娜斯塔霞出身贵族，从小便失去了双亲，之后被地主阿法纳西·托茨基收养。这位受男人追捧的名媛散播消息称，她将在当晚当众宣布，她愿意把两位热门追求者当中的哪一位作为结婚对象。其中一位便是巴尔菲昂·罗果仁，他垂涎娜斯塔霞的动机是阴暗、不可见人的，这里面既有“色情狂”[28] 式的性冲动，也有嗜血成性的暴虐心理作祟，陀思妥耶夫斯基借用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的说法，称之为“野兽般的贪婪”。[29] 罗果仁的直接竞争者是加甫里拉·伊沃尔京（加尼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年迈落魄的退休将军。虚荣贪财的加尼亚并不爱娜斯塔霞，他娶她的目的是得到托茨基许诺的七万五千卢布陪嫁，好用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为自己开创一番事业。娜斯塔霞住在乡下偏僻的一处田庄，在未成年时便受到地主托茨基的蹂躏。多年来，虽然娜斯塔霞对托茨基一直冷脸相向，同时却又享受着后者为她提供的奢靡生活。眼下，托茨基一心打算娶有钱有势的叶潘钦将军的美貌女儿阿格拉雅为妻，所以他想尽快为娜斯塔霞找一位佳婿，以便就此了断与她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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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娜斯塔霞的府上宾客盈门。借着香槟酒的酒劲，女主人当众公开了自己从小惨遭托茨基蹂躏的经历，以及身为后者情妇的低贱身份。这时，罗果仁出现在众人面前，把一捆钞票扔到了桌子上。这些钱总共是十万卢布，他要用它买下娜斯塔霞，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了托茨基为她准备的陪嫁。娜斯塔霞表示，她准备把七万五千卢布礼金扔还给托茨基，然后跟罗果仁一起离开这里。梅诗金公爵提醒她警惕，因为罗果仁是个靠不住的人。由于不忍心看着娜斯塔霞在高傲与绝望之间彷徨并为此受苦，梅诗金当下决定向她求婚。趁着求婚的机会，他向众人透露，他从一位远亲那里得到了一笔巨额遗产，数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卢布。娜斯塔霞被公爵的表态感动了，但她拒绝了公爵的求婚，因为她知道，自己只会给他带来不幸。就在娜斯塔霞跟随罗果仁上路前，她把包着十万卢布的纸包扔进了壁炉，并要求加甫里拉·伊沃尔京把钱从烈焰中取出。加尼亚抵抗住了这一诱惑，却因急火攻心而昏了过去。“这就是说，他贪财，但更要面子。”娜斯塔霞嘲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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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第二部分情节是围绕梅诗金与罗果仁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时隔半年后，娜斯塔霞已经和罗果仁分手，因为她真正爱的是梅诗金公爵。此时两个男人虽然已成为好友，而且还彼此交换了十字架，但醋意大发的罗果仁却凶相毕露，他偷偷躲在公爵寄宿的旅馆暗处，想伺机用匕首刺死公爵。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一刻，梅诗金因为癫痫发作摔下了台阶，罗果仁见状大惊，仓皇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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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另一条脉络是叶潘钦将军一家。将军的三个女儿都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美丽清高的阿格拉雅便是其中的一个。梅诗金公爵第一次见到她时，便被她深深地迷住了。反过来，阿格拉雅也对梅诗金一见倾心。他的朴素、正直与聪慧，令她爱慕不已。但是，公爵的羞涩和被动，特别是他和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却让两人始终无法走到一起。因此，阿格拉雅对公爵的爱慕往往是以挑衅和嘲笑作为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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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一个在之前处于边缘的人物变成了叙事的重点之一。这个人叫伊波利特·杰连企耶夫，他是整日围在罗果仁身边的一伙年轻人当中的一个。这些人粗俗而没有教养，并以信奉虚无主义为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这伙人来讽刺1860年代的虚无主义潮流。伊波利特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身患严重的肺痨，医生判定他只剩几个星期的寿命。他不相信上帝，也拒绝任何外部力量将其意志强加于自己头上，[30] 并因此将自然法则当成了仇恨的对象。在搬进梅诗金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巴甫洛夫斯克的消夏别墅后，伊波利特宣布将当众宣读自己的“精神”遗嘱，然后开枪自杀。遗嘱的主题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le déluge）。但是，这场兴师动众的表演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因为他的手枪在关键时刻卡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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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四部分和结尾讲述的是阿格拉雅·叶潘钦娜与梅诗金公爵之间关系的日渐隔膜。叶潘钦夫妇本打算在一场家庭晚会上把公爵作为未来女婿介绍给来宾，但是，当人们在席间谈到公爵的养父帕甫里谢夫去世前改宗天主教的问题时，梅诗金情绪顿时失控，当众对罗马教廷和欧洲的现状大放厥词。这些观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波隆·迈科夫通信中表达的思想如出一辙（1868年3月1日）。梅诗金公爵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独白，声称唯有俄国的思想、俄国的上帝和基督才能使全人类面目一新、起死回生。说到兴头上，公爵的情绪因为过度亢奋——此时，他已出现癫痫发作的征兆——失手把一个贵重的中国瓷盆从基座打翻在地，原本紧张的气氛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而得以化解。第二天，阿格拉雅和娜斯塔霞在后者的住处彼此摊了牌。梅诗金公爵亲眼看见了这对情敌为自己争风吃醋，吵得不可开交，却又对此无可奈何。眼下，他必须在两个人当中做出选择。看到他犹豫不决的样子，阿格拉雅深受伤害，绝望地冲出了屋子。梅诗金留了下来，眼看着娜斯塔霞在一番歇斯底里的发作后倒在了地上。公爵抚摸着她的头发和面庞，犹如“哄小孩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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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与阿格拉雅的婚约后，梅诗金公爵开始筹备与娜斯塔霞的婚事。但是，当一切都已安排就绪，离婚礼只差一小时的时候，娜斯塔霞却穿着婚纱逃走，去找罗果仁。次日一早，梅诗金开始四处寻找她的踪迹。在街上，他遇见了罗果仁。后者坦白地承认，娜斯塔霞确实是在他家里。他把梅诗金带到了自己阴森森的卧室里，娜斯塔霞的尸体裹着油布，倒在床上，周围放着几瓶开了盖的香精油。第二天早上，当屋门被强行打开后，“人们发现凶手已完全昏迷，嘴里说着胡话。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平静下来”。这时，叙述者用点评的口吻说道，假如这时候公爵的瑞士医生赶来，必定会跟当年一样一甩手说：“白痴！”罗果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服十五年苦役，心灵备受摧残的梅诗金公爵则郁郁寡欢地离开了俄国，返回了瑞士的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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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没有哪部小说像《白痴》一样有如此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物，以及充满诡异气息的场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者当中，这本书经常会成为诟病的对象。纳博科夫认为，与托尔斯泰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手法就像是“用棍棒一顿乱槌……而非用艺术家之手细细地摩挲”。[31] 贝尔塔·埃克斯坦-迪纳（Bertha Eckstein-Diener）在文章中把俄国作为讽刺对象时，经常会用《白痴》作例子，并嘲笑俄国文化是“白痴领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欣赏的列夫·舍斯托夫对梅诗金这个人物形象却难以苟同，称他是一个没有主见、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摇摆的不倒翁。[32] 但是，20世纪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们，如朱利叶斯·梅尔-格雷夫（Julius Meier-Graefe）和瓦尔特·本雅明等人则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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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新作反响平平。当小说头几章开始连载时，读者和批评家们对它还普遍持欢迎的态度。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少人认为，这部小说的一大不足是缺少现实主义的场景描写以及心理层面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阿波隆·迈科夫描述自己的感觉时称，小说中的人物个个都像过了电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泛出一种超自然的光芒，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幻想色彩。[33] 《圣彼得堡新闻》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称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是一幅赤裸裸的“幻境”。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则认为，小说的情节设计过于做作，“它导致您的作品因承载过多而变得过于复杂，假如您能将叙事结构设计得简洁一些，小说会有更强的表现力”。[34] 和这些批评相比，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难过的是，当小说连载全部结束后，竟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能够对这部新作予以整体的肯定。斯特拉霍夫在最初做出积极的回馈之后曾经答应，将就整部作品撰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是该计划却迟迟未能兑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部新作明显持保留态度。这样一来，最初商定的发行小说单行本的计划也暂时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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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所采用的是以托尔斯泰小说为典范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除了“如画赋诗”（ut pictura poiesis）的写作技巧，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主要应当围绕历史、社会和心理层面的描写而展开。但是如果抱着这样的期待来阅读《白痴》，它带给人的只能是失望。只有在后现实主义潮流出现后，这部小说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人们的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采用的怪诞诡异的写作手法为现代派开了先河，例如象征主义和先锋派戏剧、表现主义电影中的过火式表演（overacting），以及弗兰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以夸张形体表现为特征的“导演剧场”。后者几乎将陀氏所有作品搬上了舞台，这些戏剧作品与陀氏原作一样，都具有类似“巫术和毒品”的致幻效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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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很早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魔幻风格提出了异议。在《白痴》早期创作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别林斯基的批评颇为重视，并试图将它转化为积极的因素。在他看来，批评者所说的魔幻风格是理想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直接指向事物本质的文学手法。运用这种手法写作，可以对当下社会潮流的未来风险和机会起到预警的作用（1868年12月23日）。从这一意义上讲，梅诗金公爵的命运同时也象征着当代俄国社会的内部状况。梅诗金公爵是基督教虚己论的化身，是博爱、非暴力和牺牲精神的体现；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所代表的，则是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一个只知道每样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其价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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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草稿本上写道，这部小说旨在表现三种爱情：情欲之爱（罗果仁）、名利之爱（加尼亚）与基督之爱（梅诗金）。在加尼亚身上，爱情纯粹是出于对金钱的贪欲，因为在他眼里，金钱是攫取和行使权力的最有效手段。他一心渴望成为罗斯柴尔德式人物，其眼中真正的世界主宰。用他的话讲，假如没有罗斯柴尔德们的贷款，19世纪的那些君主便无法发动战争，也无法完成苏伊士运河之类的形象工程的修建。在《白痴》中，金钱的力量更多是以荒诞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开篇时，梅诗金和罗果仁各自得到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百万遗产便是典型的例子。包括托茨基为摆脱娜斯塔霞给出的高额礼金，还有罗果仁为收买娜斯塔霞掏出的十万卢布，都同样不乏荒诞的色彩。在小说第一部结尾，当娜斯塔霞把罗果仁的钱扔进壁炉时，“美妙的金钱”（tollen Geldes）——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1870年创作的同名喜剧——之舞更是随着这一荒诞的情节达到了高潮。这段插曲在心理刻画上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它不仅刺痛了贪财的加尼亚，而且对其他在座的宾客，包括阅读小说的读者在内，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娜斯塔霞的客人们眼望着这捆钱被火舌舔舐着，就像看到一个被绑在火刑柱上的受难者一样愕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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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用统计学概率来计算的话，这些事都是很难在现实中发生的，而更多是一种“反写实”[36] 或“超现实”的手法。从这一点来看，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精神上的先驱也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在著名油画作品《朋友聚会》上，把自己的形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画在了一起，画中的他大咧咧地斜坐在作家的大腿上。与马克斯·恩斯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等注重描绘人的潜意识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最富戏剧性张力的情节也都呈现出梦境式的氛围，其笔下的人物总是被噩梦追逐着。除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梦境的刻画同样也是希区柯克、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等电影导演热衷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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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公爵的无我之爱与加尼亚的贪财和罗果仁的好色形成了反照。在公爵看来，同情是“全人类最重要乃至唯一的生存法则”，而同情和共情则是以移情能力作为前提。梅诗金公爵能够“对一切表达价值做出反馈”。[37] 例如，他能够惟妙惟肖地临摹陌生的笔迹，甚至包括中世纪的书法。另外，他还拥有一种超强的直觉，当他遇到陌生人时，只需一眼便能看破对方的本质。比如，他透过一张照片，便能了解到娜斯塔霞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说这些性格特征或多或少还能用道理解释的话，那么他被加尼亚扇了耳光后的一幕则让我们看到，作者对梅诗金这个人物的设计并非从心理学层面出发，而更多是出于象征的意义。梅诗金这个人是活在“生存逻辑之外”的，就像整部小说的架构都是“更高意义的现实”一样。[38] 正因为如此，主人公在挨了耳光之后并没有做出反抗，甚至没有表现出恼怒，而是扭过身子，用手捂住脸，轻声说道：“呜，您会为您的行为感到羞耻的！”这简直是活脱脱的现实版《山上宝训》。正如别尔嘉耶夫（Berdjajew）所言，这种行为已经不能用心理学，而只能用“病理学”才能做出解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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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公爵在娜斯塔霞和阿格拉雅之间的迟疑不决同样也超越了心理学的层面，而是一种纯粹的象征性表达。他对阿格拉雅的倾慕，让这个“不谙男女情事的处子”[40] 多少有了些男人的味道。但是，读者却无从得知，作为一个女人，阿格拉雅身上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公爵。假如换作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必定会对此大书特书。至于说梅诗金最终选择留在娜斯塔霞身边，也并不是这位主人公自己做出的决定，而是其创造者代他做出的安排，因为“公爵便是基督”。[41] 梅诗金与异性之间的关系与性欲（Eros）无关，而是由基督式的仁爱与慈悲（Agape）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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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一样，梅诗金公爵也受到了周围人的误解和嘲笑。作为人，他最终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疯子而消失于世间，他的布道使命似乎也因此以失败告终。然而在象征和譬喻的层面上——这是这部小说超越其他所有陀氏作品的地方——公爵却必将得到永生。这是因为，既然上帝之子的牺牲给人类创造了永生的机会，那么像梅诗金这样的基督式人物自然也不例外。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人们是否将基督教视作人世间的终极理想，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基督的信仰。一个人如果相信基督，便会相信永生。”[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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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白痴》与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60年代创作的风靡欧洲的畅销小说《耶稣的一生》（Das Leben Jesu ）形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对话关系。后者遵循有关基督生平研究的批判传统，通过对基督神性、神迹以及基督教永生论的彻底否定，把耶稣基督的影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勒南认为，耶稣预言的复活和重生是他从古犹太教伪典中断章取义得出的结论，耶稣本人对它的理解更多是在象征意义上，而并没有将它作为其教义的核心。[43] 对费尔巴哈同样深有研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44] 在看到勒南这种彻底否认基督神性的观点时，想必比当初读到费尔巴哈“神人同性论”更加感觉受到了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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