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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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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夫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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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对《永远的丈夫》赞誉有加。1870年2月，他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您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它无疑称得上是一部杰作。依我之见，它是您迄今创作的技巧最娴熟、主题最有趣、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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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霍夫的赞誉不仅是出于文学的角度，而是有着“根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根基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阿波隆·格里戈利耶夫曾把普希金之后俄国文学中的派别之争称为西方“野兽型”和俄国“温顺型”之间的斗争。这种类型划分是受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874～1891年）有关斯拉夫人章节的启发，后者将热爱和平的斯拉夫人称作“盗贼和掠夺者的敌人”，与之形成反照的是那些侵略型民族，特别是德意志人，他们总是不断地对相邻民族施加“严重的冒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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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第七章中，维尔查尼诺夫对特鲁索茨基说道：“见鬼！您是个真正的‘野兽型’人物！在我看来，您就是个‘永远的丈夫’，其他什么都不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两位主人公分别属于哪种类型。说到底，他们二者皆是。特鲁索茨基这个“心地善良的被戴了绿帽子的人”，[52] 从“温顺”之人变成了潜在的杀人犯和“野兽”；相反，身为俄国唐璜的维尔查尼诺夫原本是个典型的“野兽型”角色，然而当亲生女儿丽莎出现在他生活中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脾气温柔、沉浸于天伦之乐的“温顺型”人物，并由此成为变身“野兽”的对手特鲁索茨基眼中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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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远的丈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扮演的角色更多是一个注重心理剖析的叙述者，而非斯拉夫主义理论家。因此，格里戈利耶夫的类型划分对理解这篇文字本身并不具有核心意义。但是，小说中对格里戈利耶夫观点的提及，仍然可以被看作作者对《曙光》杂志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认同。1869年，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Nikolaj Danilewskijs）在《曙光》杂志上发表的《俄罗斯与欧洲》（Russland und Europa ）一文，堪称“斯拉夫主义运动的教义阐释或法典”。[53] 丹尼列夫斯基也卷入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事件，但因为调查机关相信了他自述无罪的说法，没有被判处重刑。不过，他在获释后仍然还是被逐出了圣彼得堡，被强制在外省为国家服役。身为自然科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后来参与过多次民族志领域的考察活动，对俄国渔业特别是鱼类养殖业做过专门的调查。这项工作给他提供了大量时间和机会从事涉猎广泛的文化形态学对比研究。这些研究与历史学和生物学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往往被归入自然科学一类，并且看似具有某种客观性的特征。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它与客观丝毫扯不上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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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日耳曼-罗马（欧洲）文化类型在统治世界之后，已经走过成熟期，进入了衰落阶段；而斯拉夫文化类型称霸世界的时代则已被列入了历史日程，但从政治上讲，只有当斯拉夫民族在俄国这个唯一独立强大的斯拉夫国家领导下结成联盟时，这一目标才有望实现。斯拉夫人温和、“反对一切暴力”的本性是以“温柔、顺从和敬畏”为特征的，因此是所有民族中“最接近基督教理想的”。[54] 在放弃暴力的同时，“对宗教真理的渴求”与对东正教的坚定信仰走到了一起。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与这两者相对立的是异端邪说（天主教、新教）以及西方社会的日趋世俗化。受温顺性格的影响，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都普遍具有特殊的“顺从能力和习惯”。这一点再加上“对政府权力（即沙皇）的敬畏与信任”，以及“将人民和国家利益置于私人和个体利益之上”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眼中的俄罗斯特征，并由此形成了自尼古拉一世时代以来的三位一体制度——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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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宗教性是斯拉夫人最突出的文化历史特征，而“斯拉夫文化类型首次在最广泛意义上汇聚了文化创造性的全部要素”，所以丹尼列夫斯基坚信，斯拉夫人完全有理由将自己看作上天选定的民族，正如历史上的以色列人和拜占庭人一样。[55] 这种具有救世色彩的观点，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俄国斯拉夫派的使命意识提供了重要根据。不过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的好感也与两人经历的相似性有关，他们在政治信仰上都经历了同样的改过自新的过程。“他（丹尼列夫斯基）曾是一个多么狂热的傅立叶主义者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同为《曙光》杂志撰稿人的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如今这位傅立叶主义者转身投入了俄国的怀抱，并重新爱上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屠格涅夫是从一个俄国作家变成了德国作家，其人品之卑劣由此可见。”（186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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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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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最后岁月：治愈赌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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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第二次在德累斯顿旅居的日子又是在贫困中度过的。《永远的丈夫》的稿酬少得可怜，就连卡什皮约夫付给他的几百卢布，也是他苦苦哀求才得到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他向卡特科夫拿出靠谱的新小说写作计划之前，《俄罗斯导报》这个迄今最可靠的收入渠道便是关闭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另外寻找收入途径。他委托继子帕沙和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在圣彼得堡将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告上了法庭，因为后者未经允许便出版了《罪与罚》单行本。在提交诉状的同时，他也在设法劝说斯特洛夫斯基出版《白痴》的单行本——在授权的情况下——这可以为他带来几千卢布的收入。但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发现，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商业途径，他都不可能指望从斯特洛夫斯基那里得到一分一文，因为后者此时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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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很大希望寄托在莫斯科的姨妈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的遗产上。1869年，他从好友阿波隆·迈科夫处得知姨妈已经过世的消息。1863年姨夫亚历山大·库马宁去世后，除不动产外，还留给了妻子十七万卢布现金遗产，这个数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让想象力驰骋时才能想到的数目。据说，姨妈在遗嘱中将四万卢布捐给了一家修道院。由于姨妈长年患老年痴呆，一直处于监护之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是一个对遗嘱提出质疑的好机会。他希望能够为自己和兄弟们每人争取一万卢布遗产，这样一来，他的财务困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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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迈科夫那里得到的是假消息。在1869年时，姨妈至少在身体上仍然健康无恙。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不及待地为遗嘱问题把矛头指向了库马宁娜两位监护人之一，这使得他的处境变得格外尴尬。更尴尬的是，他为此事不仅得罪了身为第二监护人的弟弟安德烈，还得罪了莫斯科的几位妹妹和家人，甚至连他最喜爱的外甥女索妮娅·伊万诺夫娜都为此和他断绝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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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指望从斯特拉霍夫和姨妈那里拿到钱救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又一次把希望放在赌博上。早在1870年春，他便挡不住诱惑跑去巴德洪堡玩了一周轮盘赌，结果当然是空手而归。如今到了1871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重返赌场。这次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安娜的主意。在欧洲漂泊了整整四年，再加上无休止的经济压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日益低落消沉。“为了缓解他的不安情绪，驱散那些妨碍他专心写作的悲观思想”，安娜迫不得已，只得寄希望于轮盘赌。[56] 于是，她从家里仅有的三百塔勒中拿出了一百二十塔勒给了丈夫，让他去威斯巴登试试手气。在坐了十七个小时火车，刚刚抵达目的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一头扎进了赌场，把所有钱输了个精光。他赶紧写信给安娜，请她再寄三十塔勒给他。安妮娅很快便回了信，但并没附上他索要的款项。陀思妥耶夫斯基气哼哼地又写了封信催妻子寄钱，但信却没能寄到。连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都承认，这封信写得“既卑鄙又残忍”（1871年4月28日）。他每隔半小时便跑一趟邮局，打听安娜的汇款有没有到。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终于等来了从德累斯顿汇来的三十塔勒。眨眼间，这笔钱就被他在赌桌上输掉了。他只好再向安娜“最后一次”讨要三十塔勒，并发誓今后再不踏入赌场，因为他“这三天里已经变作了另一个人，即将开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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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和5月初从德累斯顿写给安娜的信生动地记录了自己的赌瘾、对赌博的愧疚以及悔过自新的决心。以往他每次犯赌瘾时，都会在妻子面前重复这一套说辞。对此，安娜早已经听腻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次自责来得比以往都要真诚，而且，他的理由也是实实在在的：此时安娜已身怀六甲，到7月，夫妻俩将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为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去威斯巴登用赌博调剂心情，安娜又一次当掉了首饰。之后又当掉了几件首饰，才让丈夫有钱买回来的车票。而且，丈母娘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斯尼特金娜近来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娜还要帮助丈夫瞒着母亲，不能让她知道丈夫去威斯巴登的真实目的。安娜在回忆录中摘录了丈夫在1871年4月28日写给她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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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娅，我的天使！我发生了一件大事，将近十年来（或者，更确切地说，自从我哥哥死后、我突然被债务压倒那时候起）一直折磨着我的荒唐的念头终于消失了；我过去总是幻想着赢钱，想得认真而且热切。可现在，这一切已告结束，这确确实实是最后一次。你可相信，安妮娅，现在我的双手获得了解放，过去我受赌博的束缚，我现在要考虑正经事，不再像过去那样，整夜想着赌博了。然后，我的工作也会有更快的进展，愿上帝保佑。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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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威斯巴登的插曲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然再未进过赌场。事实上，他也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不久后，他便将返回俄国，而赌博在俄国历来是被禁止的；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德国的赌场也将全部关闭。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治愈”的关键原因却另有其他。在过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无论赌博还是写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这就是冒险的刺激。时间压力越大，失败的风险越高，其文学创造力便越旺盛。当然，冒险对写作的自我激励作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从未彻底消失，但是当他返回俄国后，随着家庭、社会以及写作环境的变化，冒险对文学创作的刺激作用变得越来越弱。在德累斯顿的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固定的工作节奏，并在未来十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规律。在威斯巴登受挫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必须集中精力写作，尽快完成答应卡特科夫、原名《无神论》（Atheismus ）的小说。同时，他也在继续酝酿题为《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新长篇计划，这部作品将记述一个人心灵净化的历程，其形式类似于后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生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新作结合了对1860年代俄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最后定名为《群魔》，其大部分内容是在德累斯顿期间创作完成的。1871年1月，小说在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导报》上连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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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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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一出魔鬼的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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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的创作过程比《白痴》还要艰辛曲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计划在1870年夏之前完成这部小说，可到1870年12月，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还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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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年，我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在撕毁和修改（手稿）。我写了满满一摞纸，到最后，连自己对这些草稿都没了头绪。大纲至少修改了十遍，第一部分整个儿重写。……不过到后来，一切都进展得很快。（187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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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描述的极端情况，实际上是他平日创作的常态。每次，他都会在草稿中拟出完全不同的情节、标题、场景、人物设计和对话，然后再一遍遍推翻，直到时间压力大得再不容拖延，然后确定一个最终版本，并全力投入写作。这之后，头几章便会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一气呵成，不需要做大的修改。他在事先的不同版本构思中，苦苦纠结的并非文字表面的细节，例如语言、叙事和描述的方法与技巧等，而往往是一些大的原则性改动，特别是核心人物的角色设计。《白痴》和《群魔》中的主人公——前者是梅诗金公爵，后者是斯塔夫罗金——在作品酝酿过程中，性格会呈现许多矛盾之处，似乎作者有意要让笔下的人物活起来，不受控制地自由发展，甚至超乎创作者本人的预料。但是，与人物和人物关系不同的是，有些东西从一开始便是确定不变的：一是作品的意识形态坐标体系，二是结局必须要充满悬念和戏剧性张力。例如《白痴》中娜斯塔霞被害现场的阴森可怖画面，还有《群魔》中沙托夫的被杀，都经过了作者事先的精心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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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魔》的完成版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同时酝酿的两项计划合而为一：一是应约创作的小说，二是关于心灵净化的长篇叙事。其结构布局虽略显繁复，但充满了吸引力。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从西欧兴起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风靡，宗教因科学而受到的排挤，以及作为神人的基督被作为人神的“新人”所取代的过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居瑞士时，便对无神论潮流对俄国知识界的冲击做过近距离观察。自1850年代起，日内瓦成为以赫尔岑和尼古拉·奥加辽夫为领导的俄国革命者的圣地。除了这两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il Bakunin）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后者早在1848年便以革命煽动者的形象活跃于整个欧洲。1851年，巴枯宁从奥地利被引渡回俄国，在多年监禁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逃到日本，并经美洲来到伦敦。他在伦敦遇到了赫尔岑，后来又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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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魔》手稿和手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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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枯宁既是欧洲革命的思想领袖，也是突击手。他早年迷恋黑格尔，后来更多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其反叛对象不仅仅是剥削和专制，首先是上帝。《旧约》将偷食知善恶树上的果实视作人类罪恶历史的开端，而巴枯宁却将它称作人类摆脱因信上帝而导致的未成熟状态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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