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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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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五章 回归之路（1871～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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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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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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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最要紧的事是返回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底从威斯巴登给身在德累斯顿的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1] 那是他最后一次失败的赌场冒险，靠赌博发财的梦想从此彻底破灭。几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债务依然堆积如山，而德国却令他越来越感到厌烦，特别是在1871年德法签订和约之后。另外，长期置身于俄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外也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越发压抑。就在这年7月1日，圣彼得堡法院就涅恰耶夫案件正式开庭，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创作中的小说《群魔》描写的主题。此外，安娜已经身怀六甲，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孩子生在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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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了《俄罗斯导报》汇来的一千卢布支票。这些钱刚好够还清余下的债，还有到圣彼得堡的火车票钱。就在启程离开德累斯顿前，陀思妥耶夫斯基交代妻子生起火炉，然后将一堆手稿付之一炬，其中包括《白痴》、《永远的丈夫》和《群魔》的草稿。身为前政治犯，再加上在日内瓦时与奥加辽夫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秘密警察监视的对象。为了避免入境时被俄国边防刁难，他必须小心行事。1871年7月2日（6月2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坐上火车，从德累斯顿前往柏林，并于次日一早换车继续驶往圣彼得堡。在东普鲁士边境的维尔巴利斯车站，陀思妥耶夫斯基随身携带的行李受到了严格盘查。这时候，年仅两岁的小女儿柳波芙被折磨得不耐烦：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小家伙又累又饿，忍不住扯开喉咙大哭了起来。俄国海关人员只好匆匆结束了检查，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过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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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圣彼得堡后，一家人租下了“两间带家具的陋室，周围住着一群讨厌的犹太商人”（1871年7月18日）。离住处不远是尤苏波夫公园，公园里的绿地为圣彼得堡的酷暑带来了一丝难得的清凉。1871年7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儿子费奥多尔·费奥多洛维奇（Fjodor Fjodorowitsch）在这里降临人世。刚返回圣彼得堡的几个星期，夫妻俩忙着走亲访友，接待来客，去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为新家置办家当。两人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的家当，特别是私人藏书，都已经发霉、遗失或被继子帕沙变卖。帕沙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但一直没有正经职业，整天游手好闲地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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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了趟莫斯科，和卡特科夫商量《群魔》连载的后续事宜以及稿酬的问题。不久后，《俄罗斯导报》汇来的三百卢布到了账，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搬到了距离圣彼得堡科学中心不远、环境安静的谢尔普霍夫大街。安娜说服家具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为这个四居室的新家添置了价值四千卢布的全套家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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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9月，圣彼得堡一份报纸报道了著名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四年海外生活、返回圣彼得堡的消息。接下来，按照安娜的说法，一场“和债权人的搏斗”开始了。[3] 自60年代以来，俄国物价飞涨，特别是在大城市，日常生活成本与日攀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四口来说，《俄罗斯导报》的稿酬连日常基本开支都难以应付。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本希望能够从亚历山德拉·库马宁娜姨妈的遗产中分得较大份额，另外再从出版商斯特洛夫斯基那里为其非法盗印自己的作品获得一定的赔偿，但这两个计划一时都落了空：库马宁娜姨妈的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斯特洛夫斯基破了产，安娜原指望能够接手的其名下的出租屋，也因为欠税问题被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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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4月，阿波隆·迈科夫想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文学基金会申请四百卢布贷款补助，帮助作家为维权继续和斯特洛夫斯基打官司。但是，作为文学基金会早年最积极的成员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好友的想法不抱任何希望。他在信中对迈科夫说，如今只有虚无主义者才有望得到文学基金会的帮助，相比之下，作家物质上的拮据并不会被人当回事（1871年4月1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知道，对文学基金会这个政治上持左翼立场的团体来说，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帮助作家解决经济困难，而在于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政治皈依者，必须保持态度上的疏远。在这样的背景下，1873年1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来的亚历山大三世沙皇批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救济款更显现出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作家在谈起这笔钱时，只是含糊地提到“一笔庞大的款子”（1872年2月4日）。来自皇室的经济资助不仅解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贷款的急迫需求，同时也让他与皇室之间建立了直接和持久的联系。如果换成亚历山大·普希金这位“俄国文学之父”的话，他一定会为与“权力场”的亲密关系感到羞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反而以此为荣。在他看来，沙皇政权或曰沙皇专制是唯一适合俄国的政体。1873年2月10日，他给亚历山大皇储寄去了一本《群魔》单行本，并在附函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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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负有艰巨使命的伟大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以俯察我的意图，我知道这是卑微的但却是忠诚的意图，即用艺术形式描绘我国当前文明中最危险的祸害。这是一种罕见的、非自然的、没有根基的文明，但在俄国迄今仍占据着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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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皇储之间牵线搭桥的，是年纪虽轻但极端保守的弗拉基米尔·梅什切尔斯基大公（Wladimir Meschtscherskij）。他是亚历山大皇储的好友，同时也是陀氏作品的热心读者。皇室的救济虽然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解了燃眉之急，但无法使其彻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仍然要靠赊账过日子，和当铺的交道又重新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逢遇到大的开销，他们只能去借高利贷。1872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新“恩主”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邀请，出任后者主办的《公民》（Der Staatsbürger ）杂志的主编。梅什切尔斯基大公为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三千卢布，外加额外稿酬。和前几年的收入相比，这一数额近乎天价。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按照安娜的计算，陀氏一家每年的开销大约要三千卢布，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支付房租。在得到皇室资助后，夫妇俩仍然没能还清旅居欧洲欠下的债务，因此和过去一样，还得靠精打细算过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亚科夫·布雷策尔（Jakow Bretzel）在谈起陀氏一家的生活条件时称，这家人的房间陈设“相当简陋”。[4] 1872年春，当画家瓦西里·彼罗夫（Wassilij Perow）受莫斯科富商帕维尔·特列季亚科夫（Pawel Tretjakow）委托，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绘制肖像时（这幅画后来成为最广为人知的陀氏肖像），这位大作家不无嫉妒地得知，对方的家境要比自己好得多，仅房租支出一项，每年便要至少两千卢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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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2年5月起，每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都是在伊尔门湖畔的小城旧鲁萨（Staraja Russa）度过的。一方面是因为，旧鲁萨的空气和首都污浊的空气相比要好得多，这里的浴场也很适合孩子们玩耍；另一方面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可以安心写作，不必担心受到外界的打搅。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旧鲁萨所在的诺夫哥罗德州，房租比圣彼得堡要便宜得多。因此，每年一进入夏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便会退掉冬天在圣彼得堡的公寓，搬到旧鲁萨来住。今天从圣彼得堡到旧鲁萨，只需要一小时车程。可是在1878年时，这个小城还没有开通铁路，同样一段路程却需要花费一天多的时间：从圣彼得堡先乘火车到诺夫哥罗德，然后乘轮船穿过伊尔门湖，直到波利斯季河入海口，在低水位的夏季，需要再换马车行驶大约三十公里，才能最终抵达目的地。有时候因为水位太低，旅客们不得不由一群“强壮的农妇”背在身上，蹚着水送到驳船上，然后再由驳船送上停泊在湖中心的轮船。[6] 只有水位高的时候，人们才能坐船沿伊尔门湖直抵旧鲁萨。到冬天时，这段路程将会缩短几个小时，因为湖水结冰，乘客可以坐雪橇穿越伊尔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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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回到圣彼得堡，在靠近原来所住街区的地方租下了一套五居室公寓。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忙着《群魔》的收尾工作。同时，他和《俄罗斯导报》编辑部因为“斯塔夫罗金自白书”的问题产生了纠纷。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按照编辑部要求，对《在吉洪的修道室》一章做出了修改，但对方仍然拒绝发表这一有争议的章节。另外，编辑部还坚决不肯为删掉的部分支付稿酬，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的关系明显变得冷淡。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欣慰的是，由他和安娜通过代销方式组织印刷和发行的《群魔》单行本，自上市以来销量可观。[7] 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决定，从今往后所有陀氏作品在按照俄国惯例首次发表于“大部头杂志”之后，接下来的市场运作一律由夫妇俩自行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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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式出任《公民》杂志主编。他之所以决定接受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邀请，主要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他想在辛辛苦苦完成《群魔》一书之后给自己放个假，在履行主编职责的同时静下心来酝酿下一部作品。但事实证明，这些不过是一种幻想。他原以为，每天只需要到编辑部上两个小时班，便可以搞定一切，可他很快发现这份新差事实际上是份全日制工作。他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等待付印的稿件，其中很多稿子写得一塌糊涂，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花费大量工夫，才能把它们修改得勉强能够入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杂志社的角色，就像是个任人使唤的“丫头”：处理来往信件，清点账目，签署校样，和审查机关周旋——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要亲力亲为。没过几个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恨透了这份差事。此外，他还因为一篇稿件的问题和梅什切尔斯基大公发生了争执。在这篇稿子里，大公摘录了一段沙皇讲话。按照俄国法律，这种做法是明令禁止的。为此承担罪责的不是梅什切尔斯基大公，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主编，他被判处两日监禁，后来经过疏通，判决得以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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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中的基督》，伊凡·克拉姆斯柯伊绘，1872年，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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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瓦西里·彼罗夫1872年拍摄，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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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段时间写给亲友的信中，总是对工作中的烦恼和辛苦抱怨不迭。“印刷厂那边总是没完没了地找麻烦。”（1873年6月22日）“天，我已经累得半死，随时都会昏倒。”（1873年7月5日）“我坐在这里，满心绝望，可还得撑着把稿子写完。”（1873年7月10日）特别是在1873年夏天，他因为工作不得不频繁往返于圣彼得堡和旧鲁萨之间，常常连续一个多星期见不到妻子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情绪更是糟透了。不过，正是他在深夜写下的那些家信，才让我们有幸见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为父亲和丈夫的温情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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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亲爱的，眼下这一刻我是多么需要你。你明白我的心意吗？你真的梦见我了吗？或许并没有。吻你的双足和全身每一处，热烈地吻你。（1873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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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非常、非常想见到你，虽然我在发烧，不过幸亏因为发烧，才能抑制我……（187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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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编辑部的工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但同时，这份新差事也让其重返出版业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从1873年1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开始在《公民》杂志上连载。这部新作的散文式结构与《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以及创作《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时曾经借鉴的赫尔岑随笔集《彼岸书》（Vom anderen Ufer ，1850年）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几部圣彼得堡题材小说特别是《群魔》的问世，陀思妥耶夫斯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俄国民族保守主义者的阵营。他与极端保守派梅什切尔斯基大公的合作更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左派和自由派报刊对《作家日记》的反应和面对《群魔》时一样，普遍采取了批评和蔑视的态度，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第一章便将矛头对准了左派领袖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莫斯科斯拉夫主义者组建的“斯拉夫慈善委员会”，该组织的任务是通过免费印刷和发放宗教书刊帮助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同胞重建对东正教的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左派阵营的激烈批评。在此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入了俄国教会资助的“思想启蒙爱好者协会”。该协会名义上是致力于俄国东正教经典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其主要目标是抵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反革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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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3月21～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判决书的规定，在圣彼得堡一处看守所蹲了两日监禁。看守所的警员对他十分关照，甚至允许安娜为他送衣送饭。这位囚犯受到的宽大待遇还体现在，他终于可以不受阻拦地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了。而且，就在因监禁被迫休息了两天之后，他在梅什切尔斯基大公处的差事结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重又恢复了自由身。从此，他不必再忍受大公的颐指气使，可以不受约束、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而且不无巧合的是，就在两周后，1868年出任《祖国纪事》主编的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找上了门。涅克拉索夫虽然是个公认的左派，但是他的商业头脑却和政治头脑一样敏锐。更何况身为主编，为杂志搜罗稿件是他的分内之责。他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愿意将其下一部作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1840年代的时候，那里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为此，他愿支付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并提供一笔可观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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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一次从卡特科夫手里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听了涅克拉索夫的建议，他感到有些踌躇。他请求对方给自己两周考虑的时间，然后坐车前往莫斯科，听取卡特科夫的意见。后者犹豫再三，最终同意将稿酬同样提高到二百五十卢布，但无法支付预付款。几个月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得知背后的原因：据俄国媒体报道，列夫·托尔斯泰发表在《俄罗斯导报》上的《安娜·卡列尼娜》得到了每印张五百卢布的稿酬。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受到了污辱，他气愤地写道：“在我向他们提出二百五十卢布的稿酬时他们都不能立刻给我答复，但是面对列夫·托尔斯泰他们却立刻开出了五百卢布的价格！这些人一直都瞧不起我，只因为我是靠写作谋生。”（1874年12月20日）由于担心失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固定作者，卡特科夫后来提高了报价，并同意支付预付稿酬。但是这一切已为时过晚。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和涅克拉索夫达成了协议。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或许也是因为当初卡特科夫拒绝发表《群魔》最后一章的事仍然令其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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