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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百出，如群蜂乱舞”：《作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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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旧鲁萨一直住到了1875年秋。8月10日，他们的第二个儿子阿廖沙在这里出生。9月中旬，一家人返回圣彼得堡，搬进了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格里切斯基大街上的一套五居室公寓。在这套开间狭窄的公寓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少年》的最后几个章节。随着《祖国纪事》12月刊的发行，小说连载全部结束。不久后，《少年》首个单行本上市。连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自1873年起亲自负责出版发行的几部陀氏作品的收入所得，再加上出售库马宁夫妇遗产中的一处田庄[26] 换来的几百卢布，在接下来的几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的生活开支总算有了着落。但是，小儿子的出生同时也给家里带来了新的经济负担，另外，圣彼得堡的物价水平远远超过了旧鲁萨。而且在1879年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三番五次去巴特埃姆斯疗养。这样一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和从前一样，依然是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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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因为上一部长篇的写作让他耗尽了精力，而读者对《少年》的负面反馈更是令其备感失落。但是，他必须想办法挣钱，才能养活妻儿老小一大家人。早在担任《公民》杂志主编时，他便以撰稿人的身份积极投入新闻写作中。因为天性喜欢争论，他对新闻写作就像文学创作一样驾轻就熟。当时，他作为“时事报道人”[27] 在杂志上以《作家日记》为题开办了专栏，不定期地就最新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撰写评论、随笔和杂感。为了“把快乐和效用合为一体”（Omne tulit punctum qui miscuit utile dulci），[28]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876年起恢复了《作家日记》的写作，这次是作为一本独立的杂志，由陀氏亲自策划编辑，由聪明能干的妻子安娜负责出版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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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在俄国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刊物，堪称“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博客”之一。[29] 《作家日记》出版后不久便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外省，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知识分子圈，无论是在激进派阵营还是保守派阵营，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阅读和讨论这份杂志。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律师费丘科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有机会“面对整个俄国说出自己的观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最偏僻地区的读者纷纷写信给杂志社，面对这些来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部分是以私人名义回复，另外一部分则是在《作家日记》中公开做出回应。这种以笔谈形式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俄国出版业史无前例的创新，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众人物”，[30] 一个国家级“品牌”，同时也给这位作家带来了丰厚可观的收入。作为一本三十页左右篇幅、发行量六千册的月刊，《作家日记》每本售价二十戈比至二十五戈比，每年的销售额高达一万五千卢布，扣除成本后，纯利润大约可以占到一半。事实证明，将《作家日记》做成一本杂志，的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商业上的天才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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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新刊物对外宣称的宗旨是通过反映“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现实例子[31] 增强俄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中既包括对自我的认知，也包括自信基础上的自尊。俄国跟在西方背后亦步亦趋的彼得大帝时代，如今早已成为过去。如今，俄国在各个领域都已吸收了西方的精髓，因此，俄国眼下的任务是要意识到本民族的文化独立性和历史使命，并且在政治上适时发挥应有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强调了斯拉夫派眼中的俄国民族性特征，其中包括：①对基督教正统教义（东正教）的信奉，以及俄国作为“神性民族”的历史担当；②俄国社会的同质性，由此避免了西方社会中常见的社会与宗教的尖锐矛盾；③与欧洲相比，俄罗斯帝国的疆域辽阔和地区多样性特点；④作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以及现代世界中政治与文化矛盾的“和解人”，俄国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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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1877年的巴尔干危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上述理念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左派和自由派媒体警告俄国政府不应对塞尔维亚实行武装干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义无反顾地擂响了战鼓。他大肆赞扬塞尔维亚军队指挥官、俄国少将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Michail Tschernjajew）的顽强战斗作风（虽然其领导的军事行动遭遇了失败），并指责反战者是一群“懦夫”。[32] 他不知疲倦地向读者描绘土耳其军队惨绝人寰的暴行，并以希律王在伯利恒屠戮幼儿的场面作为比喻，[33] 同时还就君士坦丁堡作为未来斯拉夫首都的远景展开了联想。通过这些宣扬战争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公开向托尔斯泰发出了挑衅，因为后者曾在《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章中对俄国派遣志愿军参与塞尔维亚对土耳其作战提出了严厉谴责。[34] 这两位彼此殊途的文坛巨匠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由此暴露无遗。和平主义者托尔斯泰相信，战争是人类的原罪；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战争是一场道德上的洗礼，它可以激发人的勇气、自尊和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品质会随着时间被消磨殆尽。[35] 这一点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罗森伯格和戈培尔等纳粹思想领袖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如此痴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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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政治特别是德意志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十分关注。早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不久，陀氏便富有远见地预言，法德两国迟早还会拿起武器，彼此展开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被革命和战争不断削弱的法兰西作为罗马帝国的遗产，是梵蒂冈和天主教的天然守护者，而在俾斯麦“文化斗争”标签下的德意志则是新教、世俗化和无神论的思想化身。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深恶痛绝，但是他对法国特别是法国文化却始终情有独钟。相反，他对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领导下的英国则没有太多好感，这不仅是因为迪斯雷利在柏林会议上公开推行反俄外交政策，而且是因为这位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犹太血统。他曾将迪斯雷利的犹太人相貌比喻为塔兰图拉毒蛛。在陀氏笔下，蜘蛛类动物一向被描绘为邪恶与恐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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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论调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家日记》。他在文章中历数犹太人的种种恶行：作为酒贩子，他们教唆工人和农民沉迷于酒精，并以此损害民众的健康；[37] 作为高利贷商人，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泛滥推波助澜；作为资本家，他们从俄国人手中买下田庄和土地，正如他们在美国南部各州所做的那样，以新主人的身份将被解放的黑奴重新变成奴隶。[38] 犹太人在俄国，特别是在边疆地区，都是“靠我们的血汗”过活。简言之，“在非俄罗斯民族中，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可以与犹太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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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达的这些观点与当时俄国主流社会的反犹潮流是相吻合的，但却惹怒了那些一直将陀氏视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代言人的犹太读者。在俄国，这些人并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出版商亚伯拉罕·考夫纳，他曾为各种左翼报刊撰写文章，并于1876年因伪造期票被判处四年苦役。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他开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通信。如今，看到自己一向仰慕的作家“在几乎每一篇‘日记’里，都在散布对犹太人的仇恨”，他感觉深受伤害。[39] 在犹太读者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思想表示不满的，并不止考夫纳一人。面对这些谴责，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在私人通信中（1877年2月14日）做出解释，还于1877年3月的《作家日记》上发表了长篇杂文《论犹太人问题》。[40] 在文章中，他特别申明自己绝不想与犹太人为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没有像以往一样使用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犹太佬”（schid）一词，而是使用了“犹太人”（jewrej）这个政治正确的词语。同时他还强调，俄国人并不是具有反种族思想的民族。当年他在西伯利亚苦役营时亲眼看到，俄罗斯囚犯从没有对身边的犹太裔犯人表现出丝毫的歧视。不过，在表达这些观点之后，他却又一次火上浇油，再次将矛头指向犹太人。他在文章中写道：犹太人擅长做金钱生意，由于钱是一种易于携带和运输的物品，所以他们也总是居无定所，并因此缺少了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在西欧，犹太人在赚钱方面的精明和算计与启蒙无神论一拍即合，并大大助长了唯物论思潮在当地的泛滥。作为一个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世界民族”，[41] 犹太人总是习惯于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并将建立“国中之国”作为其主张。[42] 这种做法加重了现代社会中少数族裔与社会整体相隔离的趋势。从这一角度看，许多犹太裔俄国人对沙皇政府阻挠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抱怨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状况更多是其自我隔绝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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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位真正的犹太问题专家。他的反犹思想主要是受一些煽动性文字的影响，例如勃拉弗姆（Jakow Brafman）的《卡哈尔记》（Buch vom Kahal ，1875年第2版），以及马克·格林耶维奇（Mark Grinjewitsch）的《论犹太人对俄国经济生活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犹太剥削体系》（Über den verderblichen Einfluss der Juden auf das ökonomische Leben Russlands und das System der jüdischen Ausbeutung ，1876年）等。[43]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将犹太族群理解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现象，而是从自己的“俄罗斯理念”出发，将犹太人单纯地视作一个负面形象的代表，为其贴上诸如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贪婪狡诈等标签，并以此将其眼中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推到了这个少数族裔身上。[44] 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的反犹政策以及1880年代至1900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做了思想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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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日记》的另一个重要题材是当时在俄国引发轰动的刑事诉讼案件。自1864年司法改革后，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成为俄国公众关注的对象，媒体也纷纷对此做出追踪报道。整个社会对热门案件的观察和评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机会，让他可以通过新闻写作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即犯罪的心理学分析领域再一次施展才华。从《死屋手记》开始，这已成为陀氏作品所独有的特色。作为政治上的保守派，除了犯罪心理，他还对新实行的陪审团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在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很多被告都被无罪释放或从轻处罚，正如轰动一时的涅恰耶夫案件一样。[45] 早在旅居瑞士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报纸关注着陪审团制度的实施，并将它看作维护法律正义的新手段。在对这种新制度原则上表示欢迎的同时，他也对陪审法庭的专业性不足以及“道德原则”的欠缺提出了批评（1872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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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3年第二期《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便谈到了陪审法庭的话题。他在文章中指出，俄国陪审法庭出于同情，把一些对罪行供认不讳的凶犯也从轻发落，甚至当庭释放，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法律的宽容，但原则上是错误的，因为身为执法者，他必须“说出真相，把恶判定为恶”。[46] 对于轰动俄国的克隆恩贝格案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持同样的态度。他在文中写道：面对这起严重的奸淫幼女的乱伦案件，辩护律师——一位著名刑事问题专家——竟然昧着良心为被告做无罪辩护。因为“良心被钱收买”，[47] 这位律师关注的不再是真相，而只有金钱。假如法庭听信辩护人的话，并做出相应判决，那么法庭将违背其作为探求真理之“课堂”的职责，民众也将因此失去对“正义”与“非正义”、“真”与“假”的判断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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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表述，是想为“正确地讲话”树立一套标准，但是他本人谈论法律时的话语，却明显没有遵循这套标准。[49]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俄国引发巨大争议的科尔尼洛娃案件。1876年5月11日，年仅十九岁的叶卡捷琳娜·科尔尼洛娃，一位居住在丰坦卡河畔的工人的妻子，在和丈夫发生激烈争吵后，将六岁的继女从三楼厨房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到警察局自首。女儿摔落到楼下后奇迹般生还，几乎毫发未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通过想象虚构了一幅画面，设想科尔尼洛娃的律师出于策略考虑，有可能用哪些煽情的理由，为被告进行辩护。“……想想看，一位年轻女子被人胁迫或因为单纯，糊里糊涂地嫁给了一位鳏夫，从此落入苦海，整天拼命干活，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各位陪审员大人，如果换成你们，你们会怎么做？你们有谁不想像她一样，把孩子从窗口扔出去？”[50] 这种犀利中带着讽刺的语气是《作家日记》的典型风格。在这段文字之前，作者还写道：“伤感是那么简单，伤感是那么有效，现在，伤感可以把一头驴子也变成君子的模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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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以小说式虚构煽情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与其早期作品中的激进现实主义认知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穷人》和《双重人格》这两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便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探讨了这一话题：人在面对文学化的美好想象和由此产生的对自身存在的过高期望时，是多么容易受到欺骗并最终导致失望。和左翼与保守的亲民派一样，他对大众朴素话语十分推崇，并称之为对文学“语言感伤化”的一种修正。[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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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围绕科尔尼洛娃案件展开探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仍然是在“贴近大众”的朴素性和“远离大众”（被媒体扭曲的、矫情）的复杂性之间摇摆。1876年10月，当圣彼得堡陪审法庭判处被告两年零八个月苦役和终生流放西伯利亚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Eine einfache ，aber verzwickte Sache ）为题，再次介入这一案件。他在原则上仍然强调，法庭的主要职责在于“全力抓捕和指证罪犯，并公开为其定罪，之后再考虑是否减轻处罚以及如何帮助罪犯改过自新等问题”。[53] 他在文章中称，现代陪审法庭常见的动辄宣布犯人无罪的做法，会让民众失去安全感。在科尔尼洛娃案件的判决公布之前，他担心法庭会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将被告当庭释放，并且彻底否认其犯下的罪行。因此，对于法庭做出“简单明晰”的判决，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则上表示欢迎。[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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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话锋一转，用一种与其以往表述明显矛盾的方式，将事件重新变得复杂起来。他在文中写道，要想判决对科尔尼洛娃有利，就必须想办法证明，有孕在身的特殊状况对她的情绪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众所周知，女性在怀孕期间（特别是初次怀孕）很容易因外界刺激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以致做出异常和怪诞的反应”。[55] 这个理由直接指向对被告行为能力的质疑，这种做法与其一直以来对司法界的呼吁明显背道而驰：将定罪与处罚脱钩，以清晰明确的方式为整个社会树立应有的善恶标准。为了达到减刑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充满感伤的语调——这种语调正是他在5月份的文章中大加嘲讽的——为读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被告人将不得不把孩子生在苦役营里，这个可怜无辜的孩子，一个罪犯的儿子，将在满目荒凉的西伯利亚旷野中一天天长大，没有母爱，孤苦伶仃，找不到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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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收回笔锋，中断了对伤感场景的描写：“顺带一提的是，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接下来，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是冷眼静观，伴随着观察，所有虚无缥缈的想象都会烟消云散。”[56] 之后，作者又为读者勾画出“典型俄罗斯式”的另一番场景：丈夫原谅了妻子的行为，孩子也与继母前嫌尽释。被告人在监狱医院顺利分娩后，夫妻俩亲亲热热地聊着体己话。当科尔尼洛娃准备乘火车前往西伯利亚服役时，父亲带着女儿前来送行，在站台上含泪目送，挥手惜别。“一言以蔽之，我们的人民并不希望活在诗里，难道不是吗？他们是世界上最缺乏诗意的民族，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甚至应该为此感到羞耻。”[57] 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西欧，作家一定会把它写成一部荡气回肠的悲情小说。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朴素意义上的“缺乏诗意”看作俄罗斯人的性格特征之一，与西欧人性格中做作矫情的一面形成了对比，进而将“简单—复杂”的差异引申为“俄国—欧洲”之间文化对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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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日记》12月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提到科尔尼洛娃的案子。就在不久前，一审判决因为办案程序不当被宣布无效，案件被移交另一个法庭重新审理。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位喜爱其作品的司法官员牵线搭桥，两度去女子监狱探望科尔尼洛娃。在两人面对面的谈话中，被告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冷静理智的印象，她说话时“思维清晰，态度坚决而真诚”。[58]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话后相信，对方一定是因为一时情绪失控而把继女推出了窗户。另外，作家预感到的一件事也得到了验证：夫妻俩果然和好如初，科尔尼洛娃与继女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化解。眼看案件重审在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拿起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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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给这个年轻的心灵一条出路吧，千万不要让新的判决把这颗饱受磨难的心彻底击碎。人类的灵魂怎能承受如此重创，这就像把一个被判处枪决的犯人从行刑柱上松绑，给他希望，摘下他眼上的蒙布，让他又一次重见天日；可是五分钟后，却又把他拉到行刑柱前，重新缚住手脚。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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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前面提到的司法官员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句话让《作家日记》的读者不由得联想起作家1849年12月22日亲身经历过的命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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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面虽只有寥寥几笔，却渗透着浓厚的悲情。陀氏在《作家日记》中发问：“难道就没有一线希望判她无罪，哪怕只是为了争取宽大而冒险一试？”对此，法庭里的陪审员们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被告无罪。”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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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圆的结局终于有了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4月再次撰文谈到这起案件，并在文中写道，他从被告怀孕的事实所做出的一番推想，果然在法庭新指派的取证官（妇科医生也破例加入了其中！）那里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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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主席发表了一番长篇演说后，陪审员们退出法庭，过了短短一刻钟后，法官当庭宣布被告无罪。在现场的旁听席中，顿时响起一片兴奋的欢呼声。很多人在胸前画着十字，还有人握着旁边人的手，大家相互道贺。当天夜里11点多，被告的丈夫将妻子接回了家。在离开将近一年后，这个女人终于幸福地与家人团圆，带着铭心刻骨、终生难忘的教训，以及上帝自始至终的指引。仅仅从孩子神奇地获得拯救这一件事，上帝便清楚地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存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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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一起案件像科尔尼洛娃的案子这样，能够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大的关注。在《作家日记》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中，也没有哪一个像这个案子一样，如此具有代表性。作为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时期俄国巨变的观察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新设立的陪审法庭指出了其作为道德机构的责任：“为罪犯的行为定罪，通过道德裁决将其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世并予以谴责。”[62] 用基督教的说法，法庭应当做的事情便是：“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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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从他介入科尔尼洛娃案件的那一刻起，他便违背了上述原则。从科尔尼洛娃系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一件简单而棘手的事》便可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冷静理性的文风，重新拾起了俄国读者自《死屋手记》以来所熟悉的那一套刑事与心理专家的心理分析式的“复杂”语言。他对科尔尼洛娃夫妻破镜重圆——一种“缺乏诗意”的“非感伤式”行为——的预言，虽然再一次印证了“俄罗斯性格”的朴素性，但它带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种“不在场证明”，其目的是掩饰作者对自身所述原则的背叛。除此之外，陀氏的文章还暴露出另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反复强调呼吁应将定罪与处罚脱钩，另一方面却又用被告缺乏民事能力的揣测为科尔尼洛娃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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