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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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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孩子—新的责任—从刑场到大理石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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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1年离开欧洲返回俄国后，时间过去了整整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年近六旬。在这五年里，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划——回归“乡土”，找回根基——大体上已经实现。他彻底回到了俄国，回到了圣彼得堡，回到了首都的文学圈。他有一个完美的家庭，夫妻关系十分和睦，多年来入不敷出的苦日子也终于成了过去。《作家日记》让他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同时还给他带来了远远超出预期的收入。生活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是衣食无忧，虽然安娜在丈夫去世前不久还经常抱怨，所有收入加在一起也仅能勉强应付开支。[1] 在过去几十年里，他总是为了钱不得不向他人求助。现在，情况颠倒了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竭尽所能，去满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光顾的沙龙的女主人、其多年好友叶莲娜·斯塔肯施奈德（Jelena Stackenschneider）回忆说，安娜曾经向她哭诉，丈夫对待朋友总是太过慷慨，动不动就拿钱周济别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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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的房东提出，要把陀氏一家五年来租住的夏季别墅折价卖给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犹豫，当即决定用一千卢布出头的价格买下这处田产。如果换作在圣彼得堡别墅区，要想用同样的价格买下一栋类似大小的房子，是绝无可能的。另外，由于这栋位于伊尔门湖畔的别墅远离首都，所以住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不必担心不速之客的来访。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快地决定买下别墅，主要是受安娜的鼓动。1875年夏，安娜在这里生下了小儿子阿列克谢（阿廖沙）。在经过四年多旅居西欧的漂泊生活后，她一心希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栋别墅不是市区里的房子，而是一处田庄，有一个宽阔的绿树成荫的花园，还有菜园、池塘、地窖……我丈夫对铺了石块的大院子尤其情有独钟，他总喜欢在这里散步休息，特别是在下雨天。那时候，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泥泞，街道上满是泥浆，让人寸步难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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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决定也十分满意。他在《作家日记》的《土地与孩子们》一文中，解释了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并在文中写道：“土地即一切。”因此，土地与孩子从本质上讲是一回事。这个乍看上去令人费解的说法，实际上是“幼儿—（田）园”概念在语义上的延展。“幼儿园运动”的开创者弗里德里希·威廉·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Fröbel）的著作曾经对1870年代的俄国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许多苦难儿童的形象，并因此享有“受苦儿”代言人的称誉。他曾多次受俄国福禄贝尔基金会的邀请，出席其举办的公益活动，并在现场朗读自己的作品。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在欧洲，大众生存空间都被城市和工厂侵占，不再有适宜孩子生长的地盘；相反，俄国拥有辽阔无垠的大自然，可以让下一代过上适合儿童成长需要的生活。就像在《赌徒》中将俄罗斯富婆家的田园风光与罗莱腾堡纸醉金迷的堕落生活相对照一样，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俄国的自然风貌与西方反自然的生存环境再一次形成了对比。后者缺少的东西正是前者取之不竭的。另外，西欧的工人要想在精神上得到疗愈，同样也需要“一个属于自己或者最好是集体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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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鲁萨的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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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有他的妻子，一个深爱着丈夫、每天等着他回家的可爱女子，而不是游荡街头的卖淫女。家里和妻子一起的还有孩子，孩子们在花园里和马儿玩耍，他们个个都认识自己的父亲（而不像巴黎贫民窟中的流浪儿那样，作者注）。去他的吧！每个健康体面的男孩生下来都得有一匹小马，这是每个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体面父亲都必须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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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提出了“偶合家庭”的说法，用它来形容欧洲底层民众破裂的家庭关系（卖淫、没有父亲的孩子，流浪儿等）。它是作家个人家庭生活的反面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让读者由此看到与“乡土”的彻底隔绝在欧洲造成的后果。这种隔绝几乎是一种罪孽，因为“土地和乡村是带有神圣色彩的事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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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回到俄国土地上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萌生了落叶归根的想法。1879年8月，他在从巴特埃姆斯写给安娜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他计划在完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续写《作家日记》，并用稿酬置办一处庄园或买下一个田庄。对于安娜不愿长期住在乡下的想法，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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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购置田庄是一种很好的投资手段，等孩子们长大成人以后，它的价值可以翻三倍。其次，有土地的人可以享受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这一点关乎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并且决定了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有坚定意志的独立公民（不被任何人所奴役），还是苟且偷生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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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日记》1881年1月号即最后一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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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我就像相信经济学定律一样深信，土地和田庄不属于铁路股东和工厂主，也不属于银行和犹太人，而首先并且只能属于农民。我相信，那些经营土地的人论地位要比其他人更加重要，他们是国家的主体，是它的核心和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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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世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给《俄罗斯导报》的信中催促对方尽快支付《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四千卢布稿酬，因为他准备用这笔钱去购置田产（1881年1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拥有土地的心情之迫切，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他还在信中解释说，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跟人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文豪一生从未谋面，假如陀氏能再多活几年，两人也许能有机会与对方相逢。但是，那想必不会是在某个文学沙龙或讲座上，而更有可能是在某次木材拍卖会或农业展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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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5月1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创。他年仅两岁的幼子阿廖沙不幸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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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素来很健康、活泼。在死亡那一天早晨，他还用不是人人都听得懂的语言咿咿呀呀地说话，对着老大娘普罗霍罗夫娜（Prochorowna）高声大笑，她是在我们去旧鲁萨之前到我家来做客的。倏忽间，孩子的小脸微微抽搐起来；保姆以为这是惊风，孩子们出牙齿期间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恰好开始出臼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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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儿科医生最初也认为孩子病得并不严重，后来因为孩子抽搐不停，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只好去求助神经科专家。医生看过后做出诊断，孩子是犯了严重的癫痫病，已经生命垂危。下午2点20分，死亡来临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孩子，在他胸前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大声抽噎起来。”[6] 两天后，阿廖沙被葬在了大奥赫塔河桥附近的圣乔治墓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悲痛欲绝。除了悲伤，他还被深深的自责啃噬着内心，因为这个他格外疼爱的幼子是死于“他的”疾病，那是做父亲的他遗传给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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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丈夫的痛苦，帮他摆脱忧郁的情绪，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建议丈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去莫斯科东南部三百公里以外的奥普塔修道院参拜。负责这家修道院的是一位年迈的长老，后来他以佐西马长老的形象出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当时俄国哲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3年便已相识。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年仅二十岁的索洛维约夫为陀氏主编的《公民》杂志撰写过一篇题为《西方发展负性原则之分析》（Analyse der negativen Prinzipien der westlichen Entwicklung ）的文章。一年后，索洛维约夫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Die Krise der westlichen Philosophie （Gegen die Positivisten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索洛维约夫十分欣赏，不仅是因为后者在哲学上更有造诣，而且是因为索洛维约夫从另一套语境出发，对陀氏平素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包括物质价值对精神价值的冲击，贪图肉体享乐对心灵的负面影响，宗教责任感的丧失以及东西方精神世界的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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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出发前往奥普塔修道院，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称，与阿夫姆罗西长老的交谈给丈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阿夫姆罗西长老住在修道院外面的一间静修室里。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位长老学识渊博、性情温和，虽已年老体衰，却开朗而乐观。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他自己和妻子的丧子之痛后，长老问他，安娜是不是信徒。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长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转达他的祝福和他的一番话。“就是后来小说中佐西马长老对一位悲伤的母亲所说的那些话”，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在这里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卷中的《信女》一章，在这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一位虔诚的乡下女子之口，抒发了自己的丧子之痛。在书里，这位年轻女子在年仅三岁的幼子夭折后，找到佐西马长老诉说悲苦，后者用《马太福音》中拉结为失去子女痛哭的故事（《马太福音》，2：18）安慰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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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当母亲的在世上的命运注定就是这样。你别安慰自己，你也不需要安慰自己，你别安慰自己，你尽管哭好了，但每次哭的时候都一定要想到你儿子现在成了上帝的一名天使，他从天国望着你，也能看到你，看到你的眼泪他很高兴，还把你的眼泪指给上帝看。伟大的慈母之泪你还要流很久，但这眼泪最后将使你转忧为喜，你那伤心的眼泪将成为暗自激动的眼泪，成为能够脱离罪恶、净化心灵的眼泪。我要为你的孩子祈祷安息，他叫什么名字？”“阿列克谢，长老。”“这名字真可爱，取自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吗？”“是的，长老，是用了圣徒阿列克谢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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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奥普塔修道院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莫斯科来到旧鲁萨。就在阿廖沙下葬后不久，安娜便带着孩子们一起从圣彼得堡逃到了旧鲁萨。她退掉了格里切斯基大街上的旧公寓，自从幼子在这里去世后，她不愿再走进这间屋子一步。1878年秋，陀氏夫妇回到圣彼得堡后，在铁匠巷五号租下了一套六居室公寓。在纪念作家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的那一年，这里被改建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这套公寓位于加姆斯卡娅大街（今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街）拐角处，离北边的涅瓦大街只有不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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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们看到的陀氏故居，透着一股明显的中产阶级气息。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这里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革命和内战的混乱中，原来的家具陈设大多四散遗失。除了作家的礼帽，还有一个带有月份和星期的时尚座钟、几份作家手稿和一些文具，屋里几乎找不到一件原始的物品。儿童房紧挨着陀氏的书房，每天晚上9点，当父亲开始伏案写作时，孩子们都已经上床睡觉。这套公寓并没有单独的卧室，平日里，安娜都是睡在儿童房旁边的衣帽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独自留在书房，伴着呛人的烟雾，在帆布面的长沙发上就寝。在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西斯廷圣母像，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累斯顿旅行时爱上的一幅画。后来，与陀氏夫妇交好的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泰娅（Sofija Andrejewna Tolstaja），1875年去世的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j Tolstoj）的遗孀，特意买了一件大幅复制品，送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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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为我们详细讲述了作家每天早晨起床后的情景。柳波芙于1913年流亡瑞士，在俄国革命后萌生了强烈反俄情绪（她一直把父亲看作立陶宛移民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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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每天早晨起床后，总是先做一套操活动身体，然后去盥洗室洗漱。他对洗漱这件事非常认真，每次都会用很多水、肥皂，还有古龙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酷爱干净的人，这种美德在俄国人当中并不常见。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们在这方面才开始变得讲究起来。听祖母那一辈人讲，她们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在去舞会之前，都会打发女仆去问母亲，洗脖子的时候该洗“大领口”还是“小领口”。即使到今天，在我们这儿，人们还经常会见到一些有身份的贵族老太婆，指甲缝里总是脏兮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甲从来都没有一丝污垢，就算工作再忙，他也会花时间仔细修剪指甲。他经常一边洗漱，一边唱歌。他的盥洗室就在我们儿童房边上，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他在哼同一首曲子。……然后，父亲回到房间，把自己收拾停当。我从没有见过父亲穿着睡衣或拖鞋的样子，不像很多俄国男人，一天到晚穿着睡衣和拖鞋到处转。从早晨起，他便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靴，领带，还有衣领上浆的、漂亮的白衬衣（当时，只有平民才会穿带颜色的衬衣）。父亲总是穿着很讲究的西装，即使在穷得没钱的时候，他也都是去城里最好的裁缝店做衣服。他对西装十分爱惜，总是亲手用衣刷细细清洁，而且他还有一套独创的法子，能够让衣服常穿常新。早晨的时候，父亲通常会穿上一件短夹克。有一次他不小心碰翻了蜡烛，把蜡油滴到了衣服上，他赶紧把上衣脱下来，交给女仆去弄干净。“我讨厌污垢，”他抱怨说，“只要看到它，我便无法工作，满脑子都在想着这件事，没有心思做别的。”父亲换好衣服，做完晨祷，然后走进餐室，坐下来喝茶。……趁早餐的工夫，女仆给父亲的房间通风，再把房间收拾干净。父亲的房间里只有很少几样家具，贴着墙边摆成一排，位置总是固定不变。有时候，同时有好几位朋友来家做客，把椅子和沙发挪了位置，等客人们一走，父亲就会亲自把它们一一摆好。不过，最整齐的地方还要属父亲的写字桌。烟盒、信件、参考书，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哪怕有一点不整齐，都会惹父亲发火。所以母亲非常清楚，整洁对父亲有多么重要，每天早晨她都会去看一眼丈夫的办公桌，以免出差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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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餐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口述前一天晚上创作的新内容，安娜把速记稿用打字机誊清，交给丈夫修改，然后再把修改过的稿子用娟秀的字迹誊写清楚。等一个章节完成后，通过邮局把稿子寄到《俄罗斯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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