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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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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纪念牌，两位预言家——1880年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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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接不暇的邀请、与读者的通信来往以及各种荣誉头衔，包括来自皇室的恩宠，都远远无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6月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为他赢得的声誉相媲美。这一在文学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的。在普希金之前，俄国从没有为诗人树碑立像的传统。矗立在街头巷尾的雕像大多是沙皇统治者或征战疆场的将帅，简单地讲，是那些用丰功伟绩创造历史的人。而诗人的职责所在，是为这些历史创造者歌功颂德。即使偶有例外，也通常是些宫廷诗人，或像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和尼古拉·卡拉姆津这种与沙皇关系密切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却不在其列，虽然在俄国文学史上，无论思想还是创作形式的丰富性，他的地位都无人可及。这位杰出的诗人在年仅三十七岁时死于决斗（也有传言说死于宫廷阴谋），他的英年早逝在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俄国被当成一件丑闻。1837年1月普希金去世后，为了避免在社会上引起骚动，他的尸体被趁着夜色和浓雾运出首都，送往圣彼得堡西南三百公里外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庄园，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匆匆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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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本人对普希金抱有很深的成见，甚至不厌其烦亲自审查他的作品。直到尼古拉一世去世（1855年）后，为普希金立像一事才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1861年，圣彼得堡皇村中学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普希金作为富有传奇色彩的首届毕业生中的一员，为其造像的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14] 二十位毕业于该校的名人共同发起了这一倡议。不过，该计划在很长时间里处于搁浅的状态，直到“俄罗斯语言之友协会”出面，才终于有了进展。经过翻来覆去的讨论，人们最终商定，将雕像建在诗人的故乡莫斯科，而非首都圣彼得堡。具体地点是莫斯科最主要街道特韦尔大街的一端，与苦行修道院隔街相望。在雕像设计竞标中，雕塑家亚历山大·奥佩库申（Alexander Opekuschin）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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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5月2日，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主席正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邀请，请他届时出席为庆祝雕像落成举办的庆祝活动（活动共分两场），并发表讲话。但是，以反对卡特科夫的自由派人士占多数的庆典组委会，却选定另一个人作为首席演讲嘉宾，这个人便是伊万·屠格涅夫。当时，屠格涅夫住在巴黎郊外的布吉瓦尔小镇，数十年来他一直旅居国外，只偶尔返回俄国做短期旅行。收到邀请后，屠格涅夫随即答应出席活动，其主要考虑是不想把舞台交给反动保守的卡特科夫之流。另外他还希望能够说服托尔斯泰一同出席，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托尔斯泰是除屠格涅夫本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最有分量的一位。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对各种应酬和名誉一向十分反感，自从在亚斯纳亚-波利尔纳庄园过上隐居生活后，他对社交生活更是彻底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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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应邀出席庆典的消息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了强烈刺激，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与屠格涅夫过从甚密的评论家帕维尔·安年科夫（Pawel Annenkow）在刚刚出版的回忆录中，提起了一段与陀氏有关的陈年往事：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处女作《穷人》后，曾经就小说的印刷排版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见本书页边码第70页）。因此，两位作家还没有见面，气氛已然剑拔弩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感受到了1846年从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那里受到的羞辱。自步入文坛以来虽然已过去了三十五个年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经历仍然耿耿于怀。在普希金纪念大会日渐临近时，这两位作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因为一种说法的流行而蒙上了又一层阴影。据传言称，“敌对派（屠格涅夫、柯瓦列夫斯基和几乎整个学界）企图竭尽所能，削弱普希金作为‘俄国民族性’代表人物的地位”（1880年5月28/29日）。在揭幕庆典的头一天晚上，组委会人员特意赶到屠格涅夫下榻的酒店，与其就活动日程的细节进行商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有收到邀请，这让后者更加火气大增。他在给安娜的信中抱怨道，“这些人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并且认定，“这肯定是屠格涅夫的主意”（188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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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6月6日莫斯科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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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意外过世，莫斯科总督于1880年5月22日宣布，推迟举行计划中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延长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这对正在进行中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收尾工作十分不利。6月6日上午，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在苦行修道院以牧首马卡尔季的追思弥撒拉开了序幕。中午12时整，安放在修道院前方广场上的纪念碑底座被撒上圣水，由市长代表莫斯科市正式接收纪念碑，然后在尼古拉·鲁宾斯坦指挥的乐队伴奏和在场群众的欢呼声中，蒙在雕像上的幕布被缓缓揭开。下午2点，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在莫斯科大学礼堂举行追思会，莫斯科大学校长、著名语言学家尼古拉·蒂洪拉沃夫（Nikolaj Tichonrawow）对屠格涅夫的到场表示感谢，并称之为“受人尊敬的普希金接班人”。[15]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所以没有出席会议，而是躲在旅馆里，独自享用午餐。当天下午，莫斯科市政府在贵族会议[16] 柱厅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各方来宾。宴会开始时，内政大臣、莫斯科市长和诗人长子亚历山大·普希金先后致辞。之后是各方来宾的讲话、祝酒与贺词，米哈伊尔·卡特科夫也在席间发表讲话，语气温和，充满了和解之意。当他讲完话后举起酒杯，准备向屠格涅夫敬酒时，后者却扭过头去，假装没有看到卡特科夫的友好表示。这是纪念活动中发生的第一起丑闻。宴会结束后是当天的最后一场活动——文学朗读会暨音乐演出，伊万·屠格涅夫、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知名作家在乐队演奏间隙相继登台，朗诵普希金作品片段。当晚，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修道士皮蒙的一段独白，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他不得不三次返回台前谢幕——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骄傲地汇报道。唯一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快的是，屠格涅夫虽然“读得一塌糊涂”，得到的掌声却明显更热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些鼓掌的人肯定都是屠格涅夫靠收买人心拉来专门为他捧场的家伙（188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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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中午，屠格涅夫走上台前，发表了万众瞩目的长篇演说。他以坚定的启蒙主义者的姿态，对斯拉夫派主张的知识精英应当向“大众”靠拢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同时还提出，普希金并非如斯拉夫派所言，是一位“人民”诗人，而更多是一位民族诗人。普希金的贡献在于文化上的两大成就：他创造了俄国的现代文学语言，并用这种语言创作了杰出的诗歌与文学作品。普希金之所以不能被称作“人民”诗人，是因为俄国普通百姓并不读他的诗，正如德国百姓不读歌德、英国百姓不读莎士比亚一样。虽然对诗人来说，让自己的作品被大众接受，是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此外，关于普希金能否称得上是与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地位相当的民族诗人，同样也是令人存疑的。假如他能够再多活几年，或许有望达到这样的高度，但命运却做出了别样的安排。为了表达对斯拉夫派试图将普希金“大众化”做法的反对，屠格涅夫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诗人，不必珍惜大众的爱戴！/热烈欢呼的声浪转瞬即逝/即使听到愚人的评论、群众的冷笑/你心里阴郁，仍需坚强、冷静/你是帝王：孤独地生活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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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格涅夫在这里引用普希金的浪漫主义诗句表达诗人对“大众”的傲视，虽然不失真诚且富于勇气，但是对在场的“众人”来说却是令人失望的。屠格涅夫的策略是想把普希金纪念庆典变成一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盛会，从这种想法可以看出，他对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自从柏林会议给俄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后，特别是近来暗杀活动的日益猖獗，使得俄国民众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象征民族强大的符号。然而屠格涅夫却在演讲中“低估”普希金的贡献，“否认其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气愤不已。在当晚写给安娜的信中，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不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对方（1880年6月7日）。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感谢屠格涅夫，因为正是对方对形势的误判，给他带来了天赐良机。从他给安娜信中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次日的演讲已经急不可耐，蓄势待发。他的戏剧直觉告诉他，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现场）效果”。他要利用这次机会，彻底追上自己一直以来的对手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1880年5月27/28日）。同时他还预感到，这次的表现不仅关乎能否打败屠格涅夫的问题，同时还事关“未来之基础”，“明天是我真正第一次登台亮相”（1880年6月7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感是正确的：是“普希金演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他真正攀上了事业的巅峰。当时，《卡拉马佐夫兄弟》虽然刚刚发表了四分之三，在读者中却已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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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口发言，观众便对他的出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演讲过程中，他的话屡屡被掌声打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果戈理在1832年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现象。”[18] 从修辞角度讲，这种直奔正题的开篇，比屠格涅夫传统的客套式开场，效果明显要好得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普希金唤醒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因为他像“指路明灯”一样指出了后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主要问题。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作为例子，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首先是普希金早期叙事长诗《茨冈》（Die Zigeuner ）的主人公，身为“文明流浪汉”的阿乐哥。[19] 阿乐哥是俄国西欧派的典型代表，他抛弃了俄国故土，在外国特别是卢梭思想的影响下，钻进虚幻的空中楼阁，而不是在自己的内心和故乡，去寻找真理和幸福。结果，他一样都没能得到，最终从幻想家沦为“野兽”，变成了双手染满鲜血的罪犯。普希金另一部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阿乐哥一样，奥涅金也是脱离现实、耽于幻想的知识分子，最后变成了杀死自己好友的杀人犯。他是“道德上的胎儿”，与对其一见钟情的达吉雅娜恰恰相反。他傲慢轻浮地拒绝了后者的表白，但在时隔多年后，当达吉雅娜从农家少女出落成贵妇后，他却受虚荣心驱使，拼命向对方展开追求。达吉雅娜有着典型的俄罗斯性格：纯洁，率真，坚定，真诚，且富于同情心。实际上，她——而不是奥涅金——才是诗中无可争辩的主人公。普希金以这部不朽的长诗《奥涅金》，成为俄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的“人民诗人”。此外，普希金还以其创作的（在国外鲜为人知的）短篇剧作，向人们展现出他在描写其他时代和文明方面所独具的天赋，并以此证明，他同时也是一位世界诗人。[20] 在他的身上，反映出俄罗斯民族的另一个性格特征，即“对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追求”。[21] “对于真正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如同俄罗斯本身一样宝贵，如同他的故乡的命运一样宝贵，因为我们的命运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不是用利剑割取而来，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依靠我们对人类重新联合的携手追求获得的。”[22] 从这一点来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过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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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指望通过这篇演说，化解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沙文主义与世界主义、俄国与欧洲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从《作家日记》到《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矛盾始终都是贯穿其作品的主题。他在演说中宣扬的东西方联合的思想，归根结底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说辞，它与陀氏把全人类性思想称作俄罗斯独有的民族性特征一样，都是一种荒诞的悖论。但是在普希金纪念活动的背景下，这一悖论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最重要的是，它为“俄罗斯理念”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以往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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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的大厅里，全场群情沸腾。那场面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观众如热浪般涌向讲台，一个年轻人挤过人群，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激动地晕厥了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群围在中间，拥抱着，亲吻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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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杂志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表演讲稿一事进行商谈。最后，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派刊物《俄罗斯导报》拿到了版权，并为这份不到一印张的稿子支付了六百卢布。1880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将这篇演讲稿刊登在当年出版的唯一一期《作家日记》上，同时还附上了自撰的长篇评论，收回了之前的和解姿态，重新回到了与亲欧派对峙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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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篇纪念普希金演说时，往往很难理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它当年的轰动。要了解这一切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对当时的形势有全方位的了解。首先，两位演讲者的反差是有目共睹的：一边是气质高贵、自信同时又有些自恋的屠格涅夫，另一边是面带病容、充满神经质、令人心生同情的对手；在当时人的眼里，“脸庞清瘦、看上去病恹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中世纪的苦行僧和布道者，一位隐士彼得式的狂热信徒”。[24] 其次，两人的讲话方式同样也呈现强烈的反差：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洋溢的演说，另一边是屠格涅夫用词严谨而考究却处处透着呆板的宣讲。在场的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他们看到的是两位演讲嘉宾之间的一场决斗。首先出击的屠格涅夫原本掌握着主动权，但是他的先手优势却反过来对他形成了掣肘，因为在他后面上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静观其变，根据对方的表现随时对讲稿进行调整润色，而且作为深藏不露的辩论大师，他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措辞来征服在场的听众。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普希金笔下的那些人物，从奥涅金、达吉雅娜到连斯基，这些名字在俄国几乎家喻户晓，已经变成了整个民族的神话。另外，他所主张的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和解，正是卡特科夫在随后的祝酒词中所表达的观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普希金称作民族的先知，并以此作为演讲的开篇。在谈到俄国的历史使命在于对“全人类性”的追求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以普希金作例子，称他“是未卜先知者，是预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我的标榜。早在两天前，当他在晚会上朗读了普希金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皮蒙独白后，便有一群崇拜者将他团团围住，“他们拥到我的身边，冲着我喊：您是我们的先知！您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把我们变成了好人”（1880年6月7日）。两天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说结束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两位上年纪的男人高喊：“您是我们的圣人，是我们的先知！”台下的听众纷纷响应：“先知！先知！”（1880年6月8日）在当时的俄国，民众对先知的渴慕主要是受19世纪英雄崇拜风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25] 等人的相关著作出版后，这股风潮更是愈演愈烈。6月7日这天，当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后，出席典礼的各路人马伴着唱诗班清唱的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歌剧《先知》片段，浩浩荡荡走过广场。在当晚举行的另一场文学朗诵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观众要求，先后两次朗读了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先知》。年轻女作家叶卡捷琳娜·莱特科娃（Jekaterina Letkowa）早在1879年便听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诵这首诗，据她回忆称：“当他朗诵《先知》时，那副神态看上去，仿佛普希金在写下结尾一句‘用你的语言把人心点燃’时，脑子里想的正是他。”[26] 接下来，莱特科娃提出了她的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是一位职业作家，而职业作家的生存之道是用文字换取物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能够当得起读者为其赋予——同时也是其自封——的“诗人先知”这个神圣头衔？将作家和诗人视作“天命先知”（poeta vates）的理念，在不久后的世纪末一代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人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便是其中一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一理念的开先河者。但是从文学史角度看，他毕竟比世纪末作家们要老一辈，在他的身上，“诗人先知”的理想更多是对自身职业的一种自相矛盾式诠释。身为“未卜先知的预言家”，他谆谆告诫那些初出茅庐的作家：“永远不要出卖灵魂！”[27] 然而作为靠文学谋生的职人，他等不及把自己的“先知”演说稿在纸上誊清，就把它转手卖给了出版商。这股由1880年普希金演说掀起的天才崇拜热潮，对金钱的态度本是嗤之以鼻，因为在人们眼里，天职高于职业，先知更是高于文学“无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来一直以此自诩）。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是由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亲手经营的“陀氏出版书坊”[28] 所取得的商业成就，我们就会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完美职人”（consummate professional）。[29] 这一切其实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矛盾。尽管文学创作总是把灵魂与金钱的结合视为禁忌，或给自己披上非目的性的美丽外衣，但是从人们“对艺术家及其类先知角色的赞美”可以看到，[30] 在19世纪，商业化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合理的现象。正如别林斯基当年所说，把养活创作者作为艺术的目的之一，绝不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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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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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读者发出预告，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停止《作家日记》的写作，并将精力全部投身于“一项文学创作活动”。“在出版《作家日记》的两年中，这项计划不知不觉却又义无反顾地在我心底里酝酿完成。”这便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缘起。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发生在1860年代后半期，但是很多在《作家日记》中谈到的现实话题也出现在这部新作品中：改革时期的俄国司法现状，俄国年轻人的自杀潮，俄国家庭的瓦解，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32] ，等等。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绝笔之作中再次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主题领域：俄国与欧洲，知识分子与大众，教会与国家，犯罪心理学与玄学。另外，许多在陀氏以往作品中使用过的写作手法，也被运用到这部新作之中，例如虚构的叙述者、人物的角色设计、叙事顺序和结构、场面的戏剧化处理等。假如没有这些娴熟的技法作为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这部在其所有小说中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此外，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信仰与非信仰、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有以往的很多作品作为铺垫。自《罪与罚》以来，它一直是陀氏最关注的主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特别是在第二部第五卷和第六卷（《正与反》《俄罗斯修士》），这场冲突最终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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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信心地预测，自己将在次年年底前完成这部新作品。按照陀氏的说法，他的所有长篇作品都是按照同一个进度进行创作的。通常他都是从年中开始动笔写作，如果用一部作品四十印张至五十印张来计算，那么到年底时，基本可以拿出一半初稿。这样的话，从次年1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到12月最后一期时正好全部结束（1878年7月11日）。这部计划用时一年半的作品，总共花费了整整两年，也就是说，比预期的进度略微有些延迟。从1879年1月到1880年11月，小说以连载方式发表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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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小说的情节是围绕一桩弑父案展开的。在《罪与罚》中，读者从一开篇便清楚地知道，谁是杀人案的凶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则不同，故事的核心从追查凶手转到了形而上意义上的“恶的起源”问题。[33] 在小说中，父亲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有着很深的寓意。“费奥多尔”（Fjodor）与希腊语名字“西奥多”（Theodor）同义，意思是“上帝的礼物”。“卡拉马佐夫”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卡拉”（kara）是俄语专有名词中经常出现的突厥语词根，意思是“黑色”；“马佐夫”则源自俄语中的动词“másat”，意思是“弄脏，玷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给老卡拉马佐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号称“上帝所赐”的家伙一生都在穷尽心思抹黑上帝和身边所有的人，就像是一位恶人版的迈达斯国王。“您真是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脏”，在小说中，地主米乌索夫以讥讽的语气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或许是上帝要惩罚他，老卡拉马佐夫满口牙齿都像柏油一般乌黑，丑陋得令人作呕。不仅是牙齿，他整个人的面相都像是一个恶人：臃肿的肥脸，肉鼓鼓的双下巴，厚厚的嘴唇，一说话便唾沫四溅。和这副面容稍显不协调的，是俄国人当中不太常见的细长的鹰钩鼻，用老卡拉马佐夫自己的话说，“地道是一副古罗马衰落时期贵族的面貌”。鹰钩鼻在这里既象征着老卡拉马佐夫的“野兽型”人格，同时也指向其迷恋的罗马-高卢气质。他对伏尔泰的崇拜以及对法国格言警句的钟爱，便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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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卡拉马佐夫有两样嗜好：金钱和女人。他已经去世的第一位太太当年嫁给他后不久，就被他把嫁资挥霍一空。前妻名下的庄园原本是由如今二十八岁的长子德米特里（米嘉）继承，可老卡拉马佐夫却趁着儿子不在、将庄园托付其代管之际，偷偷在账目上做手脚，把账面价值变成了零，使得德米特里没有办法再从账上支取钱款。除此之外，老卡拉马佐夫还经营着放贷和酒馆的生意。这两个行当在俄国一向是犹太人的专利，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眼里，老卡拉马佐夫是被当作了新兴资本家的典型。老卡拉马佐夫的另一个癖好是对女色的沉迷，他对待异性的态度就像对生意一样寡廉鲜耻、欲壑难填。第一位太太去世后，他就把自家宅子变成了一个淫窟。虽然他很快又续了弦，可行为上却毫无收敛之意。他甚至连流浪街头、绰号“臭丽萨维塔”的疯女人也不放过，甚至很可能还强奸了她。具体情况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是，这位后来也命丧黄泉的丽萨维塔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孩子名叫帕维尔，姓氏随母亲的名字被唤作斯乜尔加科夫，在疑似生父的老卡拉马佐夫家里充当厨子和仆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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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卡拉马佐夫和第二位太太生下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谢。伊万今年二十六岁，是三兄弟当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探讨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论文。文章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且赢得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一致称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伊万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自两个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老卡拉马佐夫便对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不闻不问，所以两人都是在远房亲戚或同乡的照顾下长大的。二十岁的阿廖沙是几个兄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性格脾气完全是随母亲。和自闭、阴戾、高傲的伊万正相反，阿廖沙不仅生性善良，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作者在序言中把阿廖沙称作一个“温和”的人，同时还宣称，他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用陀氏价值观来衡量，阿廖沙堪称俄罗斯性格的完美代表。在下定决心一生追随基督后，阿廖沙到邻近的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修士，听从佐西马长老的精神指引。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渐渐萌生出一种类似父子般的情愫。东正教长老制源于拜占庭的苦修传统，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但是直到18世纪才在俄国扎下了根。它的中心是奥普塔修道院，每年来这里参拜的信徒总是络绎不绝，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子阿廖沙夭折后，也曾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到这里探访。长老是由富有修行经验的修士担任，为一名或数名见习修士做精神引导。见习修士要绝对顺从长老的意志，“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最终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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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具体时间是在1866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改革的初期。地点是外省小城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俄语意为“畜栏”或“畜棚”，它的含义在后面通过伊万的诗剧《宗教大法官》得到了解释。这部寓言式的作品是伊万受《圣经新约》中撒旦在荒野里引诱耶稣的故事启发创作的，它对理解整部小说的主题具有关键性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说过，撒旦诱惑的背后是把人类看作被饲养的“畜”，因为人不仅是“靠面包”生活，而且需要精神食粮。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即信仰与非信仰之间的交锋，以及由此涉及的对恶的起源的追问。两者之间的对立，从一开始便通过两种不同空间的对照得到了呈现：一边是金钱（老卡拉马佐夫）、科学（伊万）、世俗法律（检察官与辩护人）、军队或贵族的尊严（米嘉）以及肉体之爱（老卡拉马佐夫和米嘉）所构成的凡俗世界，另一边是以修道院和静修室为代表的神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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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分开多年后首次重逢，促成这次重逢的缘由是老卡拉马佐夫和大儿子德米特里之间的一场纠纷。后者想要夺回对属于自己的遗产的控制权，而前者却千方百计对此加以阻挠。佐西马长老决定充当中间人，为父子俩调解纠纷。事实上，老卡拉马佐夫对调解根本不感兴趣，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只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嘲讽和过分夸张的假虔诚让修道院这块圣地当众受到亵渎。一群人在长老的隐修庵里就伊万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一文展开的辩论，让这一愿望在抽象的精神层面得到了实现。伊万声称，教会不应成为国家的奴仆，而应当反过来，将国家变成教会的下属，甚至成为教会本身。伊万是借用这番话来影射当时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另外，伊万还声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即使有，唯一的原因也是人们相信上帝、相信自身的不死。而这种信仰一旦被打破，当一切都交给自然法则时，结果必将导致一场以极端利己主义为表现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到那时，人们只信奉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佐西马长老渐渐意识到，伊万这些关于教会与国家的言论和他父亲的滑稽举动一样，都不是出于真心。至少他可以断定，“这些想法”在伊万的内心里还没有成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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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的谈话被德米特里的到来突然打断。后者刚一进门，便立刻和父亲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场面因此变得越发难堪。随后，当父亲向儿子提出决斗的荒唐要求后，儿子恼羞成怒地回应道：“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佐西马长老及时出面，阻止了事态的恶化。他在德米特里面前跪下来，全身俯地，叩了一个头。这一举动是因为他预感到，米嘉很快将大祸临头。至于说德米特里为什么在父亲面前如此情绪失控，读者要到后面才能得悉分晓。米嘉生性挥霍，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手头的钱永远都不够花。就在不久前，他花费了一千多卢布，为漂亮的风流女子阿格拉费娜·斯韦特洛娃在乡下举办了一场香槟狂欢。这位交际花外号格露莘卡，米嘉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可是，米嘉花掉的这些钱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后者拿给他三千卢布，托他汇给急需用钱的姐姐。卡捷琳娜的父亲是德米特里所在营队的一位中校，他连续多年私自挪用营里的公款，拿到市场上去投机。当上峰突然准备查账、让中校陷入绝境时，是德米特里及时出手，替他解了围。当时德米特里刚刚迷上卡捷琳娜，他从遗产中预支了六千卢布，从里面拿出四千五百卢布交给了卡捷琳娜，让她拿去给父亲填补账上的漏洞。卡捷琳娜为此对德米特里感激涕零，主动以身相许，两人很快便订了婚。没过多久，卡捷琳娜意外地成为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的指定继承人（在陀氏作品中，类似的童话式情节屡见不鲜），于是便向米嘉还清了欠款。可是就在这时，米嘉遇到了格露莘卡，并对她一见钟情。格露莘卡身边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最疯狂的一位正是米嘉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米嘉不顾一切要把格露莘卡搞到手，不过在继续发展这段暧昧关系之前，他要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这些钱中的大部分他已经为格露莘卡挥霍掉了，为了还钱，唯一的办法是向父亲索要，这正是他回到家乡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的原因。于是，他和父亲之间的纠纷除了财产，又多了一重情欲的因素。早在之前的小说《少年》中，父子为女色争风吃醋便已成为陀氏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被米嘉私吞的三千卢布变成了一根导火索，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从米嘉在绝望中找人借高利贷，到老卡拉马佐夫被斯乜尔加科夫所杀，再到米嘉因涉嫌杀人被捕，这起杀人案变成了俄国万众瞩目的一起案件。这场审判最终以米嘉因杀人罪获刑结束，这时，真正的杀人凶手斯乜尔加科夫已经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