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673376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8]

1705673377 文学遗产：《卡拉马佐夫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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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79 1877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向读者发出预告，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停止《作家日记》的写作，并将精力全部投身于“一项文学创作活动”。“在出版《作家日记》的两年中，这项计划不知不觉却又义无反顾地在我心底里酝酿完成。”这便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缘起。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发生在1860年代后半期，但是很多在《作家日记》中谈到的现实话题也出现在这部新作品中：改革时期的俄国司法现状，俄国年轻人的自杀潮，俄国家庭的瓦解，俾斯麦的文化斗争，“越山主义”（Ultramontanismus）[32] ，等等。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绝笔之作中再次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主题领域：俄国与欧洲，知识分子与大众，教会与国家，犯罪心理学与玄学。另外，许多在陀氏以往作品中使用过的写作手法，也被运用到这部新作之中，例如虚构的叙述者、人物的角色设计、叙事顺序和结构、场面的戏剧化处理等。假如没有这些娴熟的技法作为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完成这部在其所有小说中篇幅最长、结构最复杂、最具震撼力的作品。此外，这部小说的核心思想——信仰与非信仰、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的冲突，同样也有以往的很多作品作为铺垫。自《罪与罚》以来，它一直是陀氏最关注的主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特别是在第二部第五卷和第六卷（《正与反》《俄罗斯修士》），这场冲突最终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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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81 187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满怀信心地预测，自己将在次年年底前完成这部新作品。按照陀氏的说法，他的所有长篇作品都是按照同一个进度进行创作的。通常他都是从年中开始动笔写作，如果用一部作品四十印张至五十印张来计算，那么到年底时，基本可以拿出一半初稿。这样的话，从次年1月开始在杂志上连载，到12月最后一期时正好全部结束（1878年7月11日）。这部计划用时一年半的作品，总共花费了整整两年，也就是说，比预期的进度略微有些延迟。从1879年1月到1880年11月，小说以连载方式发表在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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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83 整部小说的情节是围绕一桩弑父案展开的。在《罪与罚》中，读者从一开篇便清楚地知道，谁是杀人案的凶手。《卡拉马佐夫兄弟》则不同，故事的核心从追查凶手转到了形而上意义上的“恶的起源”问题。[33] 在小说中，父亲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有着很深的寓意。“费奥多尔”（Fjodor）与希腊语名字“西奥多”（Theodor）同义，意思是“上帝的礼物”。“卡拉马佐夫”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卡拉”（kara）是俄语专有名词中经常出现的突厥语词根，意思是“黑色”；“马佐夫”则源自俄语中的动词“másat”，意思是“弄脏，玷污”。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给老卡拉马佐夫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号称“上帝所赐”的家伙一生都在穷尽心思抹黑上帝和身边所有的人，就像是一位恶人版的迈达斯国王。“您真是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弄脏”，在小说中，地主米乌索夫以讥讽的语气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或许是上帝要惩罚他，老卡拉马佐夫满口牙齿都像柏油一般乌黑，丑陋得令人作呕。不仅是牙齿，他整个人的面相都像是一个恶人：臃肿的肥脸，肉鼓鼓的双下巴，厚厚的嘴唇，一说话便唾沫四溅。和这副面容稍显不协调的，是俄国人当中不太常见的细长的鹰钩鼻，用老卡拉马佐夫自己的话说，“地道是一副古罗马衰落时期贵族的面貌”。鹰钩鼻在这里既象征着老卡拉马佐夫的“野兽型”人格，同时也指向其迷恋的罗马-高卢气质。他对伏尔泰的崇拜以及对法国格言警句的钟爱，便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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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85 老卡拉马佐夫有两样嗜好：金钱和女人。他已经去世的第一位太太当年嫁给他后不久，就被他把嫁资挥霍一空。前妻名下的庄园原本是由如今二十八岁的长子德米特里（米嘉）继承，可老卡拉马佐夫却趁着儿子不在、将庄园托付其代管之际，偷偷在账目上做手脚，把账面价值变成了零，使得德米特里没有办法再从账上支取钱款。除此之外，老卡拉马佐夫还经营着放贷和酒馆的生意。这两个行当在俄国一向是犹太人的专利，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眼里，老卡拉马佐夫是被当作了新兴资本家的典型。老卡拉马佐夫的另一个癖好是对女色的沉迷，他对待异性的态度就像对生意一样寡廉鲜耻、欲壑难填。第一位太太去世后，他就把自家宅子变成了一个淫窟。虽然他很快又续了弦，可行为上却毫无收敛之意。他甚至连流浪街头、绰号“臭丽萨维塔”的疯女人也不放过，甚至很可能还强奸了她。具体情况没人能说得清楚。但是，这位后来也命丧黄泉的丽萨维塔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孩子名叫帕维尔，姓氏随母亲的名字被唤作斯乜尔加科夫，在疑似生父的老卡拉马佐夫家里充当厨子和仆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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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87 老卡拉马佐夫和第二位太太生下了两个儿子，伊万和阿列克谢。伊万今年二十六岁，是三兄弟当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就在不久前，他刚刚发表了一篇探讨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论文。文章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且赢得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一致称赞。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伊万本人便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自两个儿子出生的那一刻起，老卡拉马佐夫便对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不闻不问，所以两人都是在远房亲戚或同乡的照顾下长大的。二十岁的阿廖沙是几个兄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性格脾气完全是随母亲。和自闭、阴戾、高傲的伊万正相反，阿廖沙不仅生性善良，而且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作者在序言中把阿廖沙称作一个“温和”的人，同时还宣称，他才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用陀氏价值观来衡量，阿廖沙堪称俄罗斯性格的完美代表。在下定决心一生追随基督后，阿廖沙到邻近的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修士，听从佐西马长老的精神指引。两人在相处过程中，渐渐萌生出一种类似父子般的情愫。东正教长老制源于拜占庭的苦修传统，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但是直到18世纪才在俄国扎下了根。它的中心是奥普塔修道院，每年来这里参拜的信徒总是络绎不绝，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儿子阿廖沙夭折后，也曾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起到这里探访。长老是由富有修行经验的修士担任，为一名或数名见习修士做精神引导。见习修士要绝对顺从长老的意志，“以便通过一辈子的修持，最终达到完全的自由，那就是自我解悟，避免那活了一辈子还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真正自我的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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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89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短短几天之内，具体时间是在1866年，也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实行改革的初期。地点是外省小城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俄语意为“畜栏”或“畜棚”，它的含义在后面通过伊万的诗剧《宗教大法官》得到了解释。这部寓言式的作品是伊万受《圣经新约》中撒旦在荒野里引诱耶稣的故事启发创作的，它对理解整部小说的主题具有关键性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说过，撒旦诱惑的背后是把人类看作被饲养的“畜”，因为人不仅是“靠面包”生活，而且需要精神食粮。这句话为我们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即信仰与非信仰之间的交锋，以及由此涉及的对恶的起源的追问。两者之间的对立，从一开始便通过两种不同空间的对照得到了呈现：一边是金钱（老卡拉马佐夫）、科学（伊万）、世俗法律（检察官与辩护人）、军队或贵族的尊严（米嘉）以及肉体之爱（老卡拉马佐夫和米嘉）所构成的凡俗世界，另一边是以修道院和静修室为代表的神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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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91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分开多年后首次重逢，促成这次重逢的缘由是老卡拉马佐夫和大儿子德米特里之间的一场纠纷。后者想要夺回对属于自己的遗产的控制权，而前者却千方百计对此加以阻挠。佐西马长老决定充当中间人，为父子俩调解纠纷。事实上，老卡拉马佐夫对调解根本不感兴趣，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只想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嘲讽和过分夸张的假虔诚让修道院这块圣地当众受到亵渎。一群人在长老的隐修庵里就伊万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一文展开的辩论，让这一愿望在抽象的精神层面得到了实现。伊万声称，教会不应成为国家的奴仆，而应当反过来，将国家变成教会的下属，甚至成为教会本身。伊万是借用这番话来影射当时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另外，伊万还声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即使有，唯一的原因也是人们相信上帝、相信自身的不死。而这种信仰一旦被打破，当一切都交给自然法则时，结果必将导致一场以极端利己主义为表现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到那时，人们只信奉一条原则，就是“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佐西马长老渐渐意识到，伊万这些关于教会与国家的言论和他父亲的滑稽举动一样，都不是出于真心。至少他可以断定，“这些想法”在伊万的内心里还没有成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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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93 众人的谈话被德米特里的到来突然打断。后者刚一进门，便立刻和父亲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场面因此变得越发难堪。随后，当父亲向儿子提出决斗的荒唐要求后，儿子恼羞成怒地回应道：“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佐西马长老及时出面，阻止了事态的恶化。他在德米特里面前跪下来，全身俯地，叩了一个头。这一举动是因为他预感到，米嘉很快将大祸临头。至于说德米特里为什么在父亲面前如此情绪失控，读者要到后面才能得悉分晓。米嘉生性挥霍，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手头的钱永远都不够花。就在不久前，他花费了一千多卢布，为漂亮的风流女子阿格拉费娜·斯韦特洛娃在乡下举办了一场香槟狂欢。这位交际花外号格露莘卡，米嘉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可是，米嘉花掉的这些钱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属于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后者拿给他三千卢布，托他汇给急需用钱的姐姐。卡捷琳娜的父亲是德米特里所在营队的一位中校，他连续多年私自挪用营里的公款，拿到市场上去投机。当上峰突然准备查账、让中校陷入绝境时，是德米特里及时出手，替他解了围。当时德米特里刚刚迷上卡捷琳娜，他从遗产中预支了六千卢布，从里面拿出四千五百卢布交给了卡捷琳娜，让她拿去给父亲填补账上的漏洞。卡捷琳娜为此对德米特里感激涕零，主动以身相许，两人很快便订了婚。没过多久，卡捷琳娜意外地成为一位富有的将军遗孀的指定继承人（在陀氏作品中，类似的童话式情节屡见不鲜），于是便向米嘉还清了欠款。可是就在这时，米嘉遇到了格露莘卡，并对她一见钟情。格露莘卡身边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最疯狂的一位正是米嘉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米嘉不顾一切要把格露莘卡搞到手，不过在继续发展这段暧昧关系之前，他要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这些钱中的大部分他已经为格露莘卡挥霍掉了，为了还钱，唯一的办法是向父亲索要，这正是他回到家乡斯科托普里戈尼斯克的原因。于是，他和父亲之间的纠纷除了财产，又多了一重情欲的因素。早在之前的小说《少年》中，父子为女色争风吃醋便已成为陀氏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被米嘉私吞的三千卢布变成了一根导火索，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从米嘉在绝望中找人借高利贷，到老卡拉马佐夫被斯乜尔加科夫所杀，再到米嘉因涉嫌杀人被捕，这起杀人案变成了俄国万众瞩目的一起案件。这场审判最终以米嘉因杀人罪获刑结束，这时，真正的杀人凶手斯乜尔加科夫已经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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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95 与围绕米嘉展开的刑事与诉讼情节并行的，是伊万和阿廖沙两兄弟彼此重叠交织的故事和冲突。两兄弟之间的世界观交锋，在第三卷第八章（《喝白兰地的时候》）达到了高潮。当老卡拉马佐夫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朽这回事时，伊万不假思索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而阿廖沙则同样斩钉截铁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接下来，在第五卷（《正与反》）中的《反叛》一章——加缪后来受这一章启发写下了随笔《反叛者》（Der Mensch in cler Revolte ，1951年）——伊万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声称自己不是不接受上帝，而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苦难。为了让论据尽可能简短，他把话题集中于孩子们所受的苦难。这个主题在以往的陀氏作品中，大多是以感伤主义风格呈现的，而这一次，作者则将它提升到了神义论的形而上层面。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类似的手法，以伊万作例子，将双重人格从心理学问题转化为形而上的问题，把伊万的内心变成了信仰与理性、上帝与魔鬼交锋的战场。伊万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径，从最近的巴尔干战争中土耳其士兵残杀儿童的暴行，到当今俄国普遍存在的虐童现象——这些都是《作家日记》中出现过的话题，并以此来论证世界秩序的荒诞性。用伊万的话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对待同类的做法与野兽无异。即使有一天，当所有时代都成为历史、世界一派和谐、“天上地下都齐声颂扬”主的恩德，他也绝不接受这种“最高的和谐”，因为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一位母亲永远都不会宽恕折磨她孩子的人，人类的爱心到不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有人能够宽恕这种罪行，他，伊万也绝不会这样做，而是宁愿执着于“未经报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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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97 阿廖沙反驳说，这样的人是有的，他能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因为他曾为了一切人和一切事而流出了自己清白无辜的血，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伊万忘记了他。伊万则说，他并没有忘记，而且还在一年前为这个“唯一的无罪的人”写过一首诗。接下来，便是小说中最著名的章节《宗教大法官》。这段神话发生在西班牙宗教裁判制度最可怕的时代，故事的阴暗基调很像是埃尔·格列柯的油画作品。这时，距离耶稣受难已经过去了十五个世纪，人类仍然怀着当年的信仰在等待着他的归来。终于有一天，上帝之子怀着无比的慈悲，“以他十五个世纪以前在人间走动了三年时那个原来的人形”，又一次回到人间。他出现的地点是塞维尔，在这里，每天都有几十个邪教徒经过宗教裁判被扔进“艳丽夺目的火堆”。人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拥到他的面前，他把两手伸向他们，为他们赐福。他让盲者重见光明，让棺材里的女孩死而复活。恰好走过教堂旁广场的宗教大法官，一位高大挺直、脸庞消瘦的老人，目睹了这些神迹。他指示卫队把耶稣抓住，关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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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399 到了深夜，监狱的铁门突然打开，宗教大法官出现在牢房门口，用一段滔滔不绝的独白向耶稣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他说，既然耶稣已经指定由教会来做自己在人世间的代表，就没有权利再来妨碍他们。假如当时在荒野中遇到撒旦时，这位上帝之子能够接受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才更合乎人道。因为人类更想要的是吃饱饭的安宁，而不是饿着肚子的自由。可是基督却把道德的自由，也就是良心的自由，看得比幸福和安宁更重，这对人类来说显然太过苛刻。如今，人类把自由抉择的重负托付给了掌握国家权力的教会，教会将帮助人类建成巴比伦塔，给他们创造一个家园。教会的目标是拯救芸芸众生，而不只是少数强者。但是，因为人类天性喜欢叛逆，所以必须要用三种力量去统治他们，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教会正是凭借这三种力量，更好、更圆满地完成了耶稣基督的事业。耶稣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听着，当老人说完话后，“他一声不响地走到老人身边，轻轻地吻了下这位90岁老人没有血色的嘴唇”。阿廖沙听到这里，突然打断对方说：“但是，这太荒唐了！你的长诗是对耶稣的赞美，而不是指责。”事实到底是哪一个，迄今仍是陀氏研究者们讨论的话题。正如阿廖沙所说，宗教大法官的秘密是他不相信上帝。但是，写下这首长诗的伊万，还有这位虚构作者背后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怎样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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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1 随着情节的发展，伊万一步步走向了与宗教大法官结盟的“那聪明的魔鬼，那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魔鬼”指引的方向。在小说开篇时，作者便通过伊万与老卡拉马佐夫的亲密关系暗示了这一点，后者曾经引用《约翰福音》中的话，把自己称作“说谎的父亲”，而在《约翰福音》中，“说谎的父亲”指的是魔鬼（《约翰福音》8：44）。另外，伊万对斯乜尔加科夫的明显好感也同样指向这一点。斯乜尔加科夫和《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一样，都是地狱使徒的化身，他在杀死父亲之后，又通过自杀返回了地狱。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斯乜尔加科夫眼里，坚信“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伊万才是弑父的真凶。在两人第三次会面时，斯乜尔加科夫便告诉伊万：“按照法律，您才是不折不扣的杀人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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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3 在这场冲突之后，是接下来的一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无论从思想还是语言的魅力来讲，这个章节都毫不逊色于《宗教大法官》。读者在这一章看到的是伊万在心理受到打击、患上脑炎后，与另一个自我的对话。伊万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梅菲斯特式的魔鬼，其冷漠理性的气质与伊万的敏感和神经质形成了鲜明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年轻时，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过双重人格这一主题。如今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将这一主题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将双重人格由本体的分裂变成了怀疑的代码。在陀氏笔下的人物中，没有哪个人物像伊万一样，把怀疑作为一种精神品质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却又如此充满悲情。伊万借助另一个自我之口，说出了启蒙运动第一名句：“我思故我在。”这种通过独立思考来确立自身存在的方式，所体现的正是笛卡儿式的怀疑精神。因为“思维物”（res cogitans）——这是笛卡儿独创的概念——必须包括的含义便是，“有能力提出怀疑的物体”。[34] 魔鬼在和伊万的对话中声称，他很愿意加入信众的队伍，“和大家一起高喊‘和散那！’”但是在此之前，他必须让自己的信仰“经过怀疑的熔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最后发表的一篇《作家日记》里说过同样的话，不过其所指是作家自己：“在欧洲，无神论思想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此，我并不是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幼稚地信仰基督和他的教义。经过了怀疑的大熔炉，我的‘和散那’才传扬开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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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5 读者从第五卷的标题《正与反》可以看出，这个章节的内容是观点针锋相对的双方展开的一场辩论。和决斗时一样，双方手中的武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在这个章节中，无论是伊万和阿廖沙之间，还是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间，话语武器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通过兄弟俩之间的对话，人们再次感受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反叛者的声音总是比辩护者的声音更加响亮”。[36] 无论智力还是情感，那些反叛上帝及其创造物的人，几乎总是比信仰的守护者们更胜一筹。根据卢卡奇·格奥尔格（Georg Lukács）的理论，小说主人公所体现的是那些与外界和自我分裂的“问题”个体，这是由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性质决定的。[3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还要再补充一点：他之所以总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中的消极面，是因为他和其反感的卢梭一样，相信人类独具的可完善能力（Perfektibilität）。正是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醉心于《一个伟大罪人的一生》的写作计划。想要创作一部完美的成长小说的梦想始终萦绕在他心底，几乎达到了痴魔的程度。这项计划虽然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有一定影响，但作为理想的成长小说，却最终未能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始至终都更像是一位剧作家，[38] 而非叙事作家。换言之，他更擅长于对“瞬时”（kairos）而非“长时”（chronos）的书写。[39]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经历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对迷途知返的主题更为关注。这一点也反映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许多人物身上：从德米特里到佐西马长老，再到长老的兄长马尔克尔，还有男孩柯里亚·克拉索特金，后者在成长过程中从理性主义者和潜在的社会主义者最终蜕变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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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7 从正反方的表现来看，宗教大法官和基督在监狱中的深夜长谈，与伊万和阿廖沙兄弟的对话迥然相异。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的独白就像是一场控诉，但二人当中的强势一方却并不是控诉者，而是辩护者。基督沉默无言的吻，远比身为宗教领袖的对手的诡辩更有力量。后者陈述的理由因为自相矛盾而不攻自破，其所谓的三种信仰武器，恰恰指向了与其观点相反的目标：“奇迹”和“神秘”是蒙蔽眼目、迷惑心智的手段，而所谓“权威”，也不是佐西马长老那样的精神指引，而是大众对少数被选择的精英的盲目服从。所有这三种力量，都与基督教启示论背道而驰。此外，宗教大法官口中的珍惜弱者，同样是一句谎言。[40] 其背后初衷并非对芸芸众生的同情，而是以自然“生物人”（homo animalis）为基准的道德与社会规制，这种“生物人”既没有通过思想也没有通过信仰，从其原始欲望中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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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09 透过宗教大法官欺世盗名本质的败露，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形象并非其创作者另一个自我的真实呈现，而是伊万从意识形态出发、凭空虚构的一个角色，其目的是论证他的观点：独裁者通过单纯地满足大众的物质需求来实现剥夺权利、统一思想的目标，是形而上反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独裁体制——无论是宗教大法官还是20世纪和21世纪步其后尘的世俗独裁者们实行的制度——绝非人类对存在意义的终极怀疑所必将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这里将话题引向政治，是为了贬低伊万的形象。他以这种方式，从这位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去除了浪漫主义反叛精神的魅力，因为伊万的反叛是用人间篡位者的独揽大权代替被剥夺了权力的造物主。在接下来的第六卷《俄罗斯修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佐西马长老的生平和教诲延续了两派观点的交锋，只是将重点转到了正方。他用“宇宙正义论”（Kosmiodizee）形式的“对上帝造物的赞美”来回应伊万的神义论，从而避免整部作品的基调因为第五卷（《正与反》）的强大破坏力而受到影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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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1 伊万的最大对手是阿廖沙。在《作者的话》中，叙述者将阿廖沙称作作品的真正主人公，在后面讲述当前（即1880年代）事件的第二部分里，他的活动是故事的重点。笃信上帝和永生、立誓要在修道院度过一生的阿廖沙，其实并不像他给人的印象那样虔诚。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样涌动着时刻有可能迸发的激情，这是卡拉马佐夫父子共有的性格特征，无论其表现形式是爱还是恨。面对小女孩丽莎的诱人魅力，他主动张开怀抱；在听到伊万讲述的一个男孩被地主家猎犬撕碎的故事后，他认为该把凶手拉去枪毙，而全然不顾《山上宝训》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身为虔诚的上帝奴仆，他的身上也潜藏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当佐西马长老的尸体散发出腐烂的臭气，而不像传说中的圣人那样散发着幽香时，阿廖沙生气地责怪上帝，不应让佐西马这样一位圣徒受到如此贬低和侮辱。面对上帝“失败的创造物”，他的反应和愤怒的伊万并没有分别，只是程度略轻而已。阿廖沙心里也有恶的种子，“只是它一旦萌芽，就立刻被扼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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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3 按照作者未完成的续集计划，阿廖沙最终将像长老临终前嘱咐他的那样，“到俗界去生活”，那里有“无数灾难和不幸在等待着他”。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空界限里，阿廖沙最后以充满象征性的方式踏上了佐西马长老的道路，这便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在他的带领下，十二个男孩聚拢在奄奄一息的伊柳沙身边，就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伊柳沙的坟墓前，孩子们齐声高呼，要“一辈子手拉着手”向前走。男孩头头柯里亚问他的导师阿廖沙：“卡拉马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都能复活，到时候，可以再见到所有人，还有伊柳沙，这是真的吗？”“我们一定会复活的，我们会快乐地相见，互相欢欢喜喜地诉说过去的一切。”阿廖沙半玩笑半兴奋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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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5 对眼光挑剔的文学迷来说，小说结尾的一幕或许并不讨喜，因为那场面太过悲壮，难免有煽情之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裔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便说过，阿廖沙身边那群男孩让他联想到童子军，在他看来，《卡拉马佐夫兄弟》从头到尾都显得太过“矫情”。[43] 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再没有哪种结尾比这一个更完美。正如人们所知，小说中发生在修道院的几段插曲，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在幼子夭折后去奥普塔修道院参拜经历的重温，而结尾一幕中的两位主角——阿廖沙和伊柳沙，则体现了作者对爱子阿廖沙的追忆和缅怀。读者只需留意一下两个名字的发音，便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结尾的这两个人物，再次重现了整部作品的主题，这便是对上帝和永生的诘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决定人类道德生存的关键。假如没有灵魂的不死，那么“任何事都是允许的”。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还在于结尾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意义。如果没有结尾一幕对复活的确信，《卡拉马佐夫兄弟》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们奉为“宣扬基督精神的元小说”。它完成了以往文学作品“从未解决的任务”：把宗教作为“积极的社会理想”大加称颂。[44] 至少在后苏联时代重拾基督教信仰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们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在战后时期的欧洲，受基督教影响的陀氏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与此相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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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7 通过小说形式来宣扬基督教精神，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毕生最后一部作品的初衷。但是作为读者，要想真正领会这一点，必须要有相应的“受体”，即对基督教教义的基本认知。假如读者是一位基督徒，他会把作者在佐西马长老生平中引用的《约翰福音》的话，看作理解整部作品的钥匙：“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在这里，麦种的譬喻作为至高信条，甚至超越了作者的权威，是不容许任何怀疑的。它是神的启示，正如耶稣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25）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里，《圣经》的权威却并非理所当然的，这一点透过陀氏作品本身也得到了反映。他总是将基督教信仰的瓦解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而信仰瓦解的根源是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时，康斯坦丁·莱昂蒂耶夫（Konstantin Leontjew）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宗教性提出了质疑，并斥责其关于全人类性与和谐世界的思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46] 康斯坦丁·波塞多诺斯图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也以怀疑的口吻指出，“陀思妥耶斯基不可能做到用小说的后半部分来治愈他在小说前半部分诊断出的病症”，[47] 具体地讲，是用具有说服力的另一派观点打败伊万的虚无主义。学术界从怀疑出发对这部陀氏杰作的解读，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例如，瓦西里·罗赞诺夫（Wassilij Rosanow）认为，宗教大法官不仅是伊万，而且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传声筒；在列夫·舍斯托夫看来，不是阿廖沙，而是伊万·卡拉马佐夫，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活生生翻版”。[48] 虽然也有不乏分量的个别例外，[49] 但是，至少在西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讨论中，这类观点迄今仍然占据着主流。比如说，按照马尔科姆·琼斯（Malcolm Jones）的观点，既不能用单纯的宗教视角，也不能反过来，从单纯的世俗视角去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沃尔夫·施密特（Wolf Schmid）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反映出作者立场的两个极端：在借正面人物宣扬基督教精神的同时，将怀疑和矛盾原则视作生命意义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性。苏珊·麦克雷诺兹（Susan McReynolds）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犹倾向归因于他在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问题上的异端态度，这种态度是以伊万的反叛作为表现。因为在陀氏看来，《旧约》中的上帝（犹太教的神）才是耶稣之死的真正原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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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19 除了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分歧，人们对陀氏作品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形象寓意展开的。对于这一问题，迈克尔·霍尔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诠释。他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 ，1912/1913年）中的观点为依据，将卡拉马佐夫四兄弟看作一个依照“原始群落”模式组织起来的兄弟团伙，他们联手杀死父亲，从而取代他的位置。[51] 所以，这部小说实际讲述的是儿子如何成为父亲的过程，在这方面，兄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结局。其中最失败的要数斯乜尔加科夫，他的下等人身份以及与父亲之间的主仆关系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兄弟都更难摆脱父亲的控制。伊万也始终难逃受虐儿心理的折磨，面对不在眼前却又不无处不在的父亲，在自卑感的支配下，他为自己构架了两个精神上的权威：代表“善父”的上帝和代表“恶父”的魔鬼。但是，这两个形象之间的激烈矛盾令他不堪其苦，并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的分裂与人格的毁灭。相比之下，德米特里是成功的，他曾在睡梦中对一个遭灾的婴孩心生怜悯，并欲出手相助。虽然没有救下孩子，但这场梦境却让他至少在精神上体验了一次父亲的角色（第九卷第八章）。在父子关系坐标上走得最远的是幼子阿廖沙，他没有参与杀害生父的行动，而是成为精神之父佐西马长老的接班人。在结尾一幕中，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一位“脾气温和”的新生代父亲，他一定会给自己的子嗣更多的自由，而不像他那位独断专行的生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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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1 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一样，《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的核心也不是追缉凶手，而是以利益为焦点，对罪责与良知问题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例子，提出了“关于罪恶的阶段论”。在这套理论中，阿廖沙是成功战胜恶念的代表，伊万对罪恶的态度是默许，德米特里是公开赞扬，而斯乜尔加科夫则是罪恶的实施者。[52] 米嘉虽没有参与犯罪，但是在父亲被杀后，他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却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以致成为弑父嫌疑人，并最终被陪审法庭判处苦役，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叙述案件细节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形式正义与良知的矛盾之上，用康德的话说，即外在法庭与“人的内心法庭”之间的矛盾。“内心法庭”是一个人“对自己提出控诉或辩解”的地方。[53] 米嘉认识到自己在弑父行为上是有罪的，因为他公开表达过杀死父亲的愿望（“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用！”）。他拒绝了伊万让他逃到美国去的建议（“美国有什么！在美国也仍旧不过是无谓空忙！”），而是心甘情愿接受惩罚，像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当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踏上了通过对死刑和苦役的反省式经验实现自我净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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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3 在对“外在法庭”的描写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擅长的讽刺手法用到了极致。在他的笔下，这场对米嘉·卡拉马佐夫的审判变成了一场巨大的闹剧。为了赢得陪审员们的好感，同时也是为了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各方在法庭辩论中各显其能，花样百出，把以追究真相为目的的刑事审判活生生变成了一出脱口秀表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场追究真相的行动之所以变了味，原因在于新型司法制度的“西方”诡辩式性质，这种制度与俄国大众意识里深藏的“prawda”观念是完全相悖的。在俄语中，“prawda”是一个多音字，它既有“真理”也有“正义”和“公道”的含义。[54] 除此之外，这场“错误的审判”——它是全书第十二卷即最后一卷的标题——同时还暴露出以伊万为代表的欧几里得理性的局限性。在结尾一章中，阿廖沙及其“门徒”的天真纯洁但不可撼动的坚定信仰，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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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673425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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