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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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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先生入京会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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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室戊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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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乙未春入京。自此次出万木草堂之后，未尝再入住，学生生活可以谓之止于是岁。盖见国事日非，已渐有慷慨激昂之态矣。是岁春闱，乃顺德李若农典试，误以伯兄之试卷为南海之作，故抑而不录，批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惜哉惜哉。’盖当日之南海为众人所不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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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会试，正考官是徐桐，副考官是李文田、唐景崇。（见三月八日上海《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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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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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会试，副总裁李文田，得先生卷大赏之，其后以额满落第。或曰正总裁徐桐疑为康南海卷，故抑之，不知确否。李题其卷末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先生极感之。翌年李归道山，先生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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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在《从戊戌政变至云南起义之政治轶闻》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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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为己丑（一八八九年）举人，乙未（一八九五年）与康有为（时名祖诒）同进京会试。徐桐为总裁，予戒粤省卷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即勿取。适遇任公卷，以为即康有为，遂弃置。发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夸示弃置者必有康祖诒卷。翁同龢亦为总裁之一，笑语徐尚有五名，安知无康祖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惭，归语门者，康如来谒，拒不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三三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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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此次入京自己说“本不为会试，第颇思假此名号作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所以路过沪的时候，有打算就任某书院教席之议，他给夏穗卿先生的一封信里曾经论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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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在此有一书院之席，虽所得微薄，然其中有教西文之师，弟可以先生而兼弟子之职。且此地为南北要冲，人才凑入之地，故欲就之，信尔则今岁或常驻沪也。”（《与穗卿兄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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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月和议成，与南海联合各省公车上书陈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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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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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乙未和议成。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既而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余亦从其后奔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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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室戊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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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国家以新败之余，舆论渐起，遂有公车上书之事。伯兄随南海先生立强学会于京师，朝廷忌之，旋即封闭。此次旅京，日相过从者有麦孺博、江孝通、曾刚甫、夏穗卿、曾重伯诸人，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谭佛学。识谭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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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任公先生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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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未公车上书，请变法维新。倡之者康南海，而先生奔走之力为多。割台议起，先生联同顺德麦孟华、香山张寿波、增城赖际熙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格不得达，三君皆公车报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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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车上书的经过情形，《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戊戌政变记》里记得非常详细。现在为明了那时候的大概情形起见，择录两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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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还粤，……二月十二日偕卓如、梁小山入京。……时旅顺已失，朝廷震动，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及前巡抚邵友濂往日本请和，日本以非全权不受。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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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孺博即麦孟华——原初稿批注。）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康南海自编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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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录《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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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自连署，麕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杨继盛氏之故宅也）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时康有为尚未通籍，实领袖之。其书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迁都，三曰变法。而其宗旨则以变法为归。……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然自是执政者渐渐引病去，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车上书记》以纪之。实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合集·专集》之一第一一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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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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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成后，光绪皇帝痛于丧师败绩和赔款割地的耻辱，士夫又震于公车运动的热烈，一时朝野很有发愤为雄力图自强的表现。那时候南海已经结交翁常熟（同龢），据南海的《自编年谱》和先生的《戊戌政变记》里说，翁氏且曾草拟十二道新政敕旨，图谋实行，可见当时情形确有变法维新的趋势。现在我们择录先生那时候给夏穗卿、汪穰卿几封信里提到新政的部分在下面，借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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