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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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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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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19]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著《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书。其冬公度简出使德国大臣，奏请偕行。会公度使事辍，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复奏派为参赞，力辞之。伍固请，许以来年往，既而终辞，专任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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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曼殊室戊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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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岁丙申，由京之沪，以强学会之余款二千四百元办《时务报》。识吴铁樵。是年冬伯嫂从贵州来，寓于英租界之梅福里。伯兄以作报馆论之余暇，更从丹徒马相伯眉叔兄弟习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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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先生三月去京至上海。七月，《时务报》开。十月，归粤，顺道游杭州。十二月，从粤北返再游杭数日。同月适武昌晤张之洞当在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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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月《时务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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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的成立，以南海上海强学会余款和黄公度先生遵宪首捐之千金为开办费，创办人是黄公度、吴季清、邹殿书、（邹殿书字沅丸，江西人——原初稿批注。）汪穰卿诸氏和先生五个人。但后来黄、汪发生意见，和戊戌六月改《时务报》为官报的纠纷，对于创办人的问题就各执一词了。现在把他们两方面的广告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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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者：丙申五月，遵宪、德■与邹君殿书、汪君穰卿、梁君卓如同创《时务报》于上海，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遵宪并首捐千金为倡，当推汪君驻馆办事，梁君为主笔。——”（上海时务报馆告白，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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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者：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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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是一种旬刊，它的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关于初出版时候的情形，有该报一篇启事，载在当年六月末旬《申报》中。现在我们抄录汪颂谷记《任公事略》中一节在这里，借见该报的性质和创办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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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七月，创设时务报馆。是年吾国尚止有日报无杂志，有之，则为广学会月出一册之《万国公报》。时承中日战役之后，钱塘汪穰卿进士与任公议，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于是有《时务报》之设。汪君经理馆事，任公则主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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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十二月，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先后被封闭后，先生仍决心继续从事维新变法活动，拟去上海与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或赴湖南助陈宝箴推行变法。后《时务报》筹办成，他任该报主笔。他在是年二月二十日致汪康年书中谈到强学会被封后的感慨和打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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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之变，千幻百诡，哀何可言！黄门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一切情节，想铁樵、伯唐书中详之，无事琐缕。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此间虽已复开，然麕入无赖，贤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复可以居也。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20]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与穰卿我兄同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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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诒年记《时务报》创办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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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年至上海，与嘉应黄公度观察遵宪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时达县吴筱村大令德■自京谒选南下，将至浙赴任，道经上海。吴大令固先生至交也，高安邹殿书部郎凌瀚，亦自江西至上海。诸人商榷多次，而时务报馆遂成立。时新会梁卓如启超方在京师，先生乃招之至馆，以撰述属之，而以筹款事自任，己亦时有所撰述，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汪穰卿先生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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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年在《时务报》中的言论，可以《变法通议》一文和《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两书，为其代表。前者是他救时的政治主张，后者是他救时的学术主张。政治主张归结于变科举兴学校。学术主张归结于中学西学并重。现在我们录他自己的几段话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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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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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六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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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法通议》中总括他的政治主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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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合集·文集》之一第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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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总论中学西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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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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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辞伍秩庸星使邀出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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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邀出游的事，先生已经答应了，并且收下了他的千两治装费，但不知后来为什么缘故，先生却改变计划，坚辞随行。他在给康幼博有溥徐君勉勤两先生的信中，述伍使苦邀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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