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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170571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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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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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先生以开保皇大会于香港归国。三月，复返日本。四月，《时报》出版。五月，癸卯年份《新民丛报》出毕。同月续出第三年份。九月，伯姊之丧。冬，著《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史》两书成。所著《中国民族外竞史》改名《国史稿》，即前名之《中国通史》已成二十余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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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正月杪返国，往香港开会。二月末旬由港至沪，留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筹划开办《时报》各事。三月，复返日本。先生在《饮冰室诗话》里记这次返国途中感触赋诗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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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来绝少为诗，正月从横滨返国，将经神户，舟中晨起得一首，意味浅薄，不足道也。姑存之，以塞纸。……皞皞朝曦浴万山，泠泠风磬下人间。翛翛云影随明翳，落落渔讴自往还。点点白鸥没浩荡，峰峰神女啸空顽。此中多少天机在，却是劳人不得闲。……将至上海，有所感触，欲为一长古未成，中有四句云：未至吴淞三百里，海波已作江波色。我生航海半天下，气象无如此雄特。此实可见我祖国意态之雄杰，黄河下流演为黄海，不待论矣，即扬子江入海之力，不亦已气象万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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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保皇大会的内容，很少材料可以参考，我们仅知道这个会原定去年九十月举行，想来是因为赶办不及，才延期到现在。参与会议的人，除南海先生、徐君勉和先生外，有各地保皇分会的代表。据李福基的信说，会议的内容，以商会事为主，大概除商会问题外，一定还讨论到其他的问题。现在把李福基的信择录一节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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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徐诸先生现群聚于香港，专以商会为事，常来书催收商股银汇返。敝处刻已陆续催收，近日合加属约有数万元汇港矣。闻美属亦陆续汇港矣。想尊处亦有同情矣。”（光绪三十年二月六日李福基《与福生泰大号马万年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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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上海参与筹办《时报》的事，罗孝高《任公轶事》里记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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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春，任公自澳洲返，至沪时尚在名捕中，未便露头角，乃改名姓，匿居虹口日本旅馆‘虎之家’三楼上。时罗孝高、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筹办时报馆，任公实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所撰定。旋即赴东。而《时报》初办时所登论说，亦多系任公从横滨寄稿来者。其后争回粤汉铁路一案，全赖《时报》之力，则系由任公向杨晢子度觅得全案电稿，一一加以按语，寄由《时报》发表，以促国人之注意，故卒能达其收回自办之目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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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保皇、革命两党冲突愈烈，二三月间香港《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尝为文与先生以种种诬妄的批评，先生因登辩妄广告一则于《新民丛报》中。现在把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的一段话抄在这里，藉见当日两派冲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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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康徒气为之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一七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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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时报》出版。该报内容除论说、纪事外，有批评、小说、报界舆论、外论撷华、介绍新著、词林、插画、商情报告表、口碑丛述、谈瀛零拾等十门。现在把先生所撰《时报缘起》一文节录一段在下面，借见该报宗旨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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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汇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则本报所日孜孜也。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报在地球诸报馆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则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上海时报缘起》、《新民丛报》第四十四五号合本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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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旬，先生曾又一入东京，是月癸卯年《新民丛报》出完，并续刊第三年份，先生曾应各地之请，拟改名为《民义报》，但未果。当日先生曾致书蒋观云，征求他的意见，现在把那封信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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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拜领，第一号论说已印就，且已将七千言。《故雄篇》不能复以入此门，而又欲登之此号，以增新册之色，故定以入时局门矣。因又入禁制品，内地纷纷来函属改名，今拟改题‘民义’。（仍题作第三年第一号亦可笑也。）先生谓可否？请顺示之。”（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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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月，前大学士常熟翁同龢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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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扪虱谈虎客》（此书实为先生所自编，而托名于谈虎客耳——何擎一注。）所辑晚明以来遗事八则成，先生命名为《中国近世秘史》，并为作序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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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黄公度致先生一书，里面对于先生近来的政治主张和以后应当致力的事业都有所讨论，读了可以看出黄氏见识之高远和两先生友谊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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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主人惠鉴：自今年惊蛰至立夏，积阴雨凡六十日。仆肺疾增剧，日坐愁困中，几不能凭几案亲笔砚。四月以后渐有起色。得公上海所递书，循环捧读十数次。往时见公函每惊喜踊跃，如杜陵手提骷髅之诗可以愈疯，而此次转增我愁闷，盖以公失意之事多，忏悔之心切，亦使我怅罔而不知所措也。函中语长心重，诚非仆所敢当，所商榷云云，亦未易作答，坐是之故，忽忽又逾两月。比又得公南旋不见之诗，益知爱我之切，若一一按照前函而覆，诚非数万言所能罄，今姑仿前约三百字之例，每一相思辄作数十行。商一二事，意倦兴尽，亦听其中止，借以慰公之情，亦良胜于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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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如公今日之悔矣。仆前者于立宪之说且缄而不敢妄言，然于他人之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谓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12]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公之所唱，未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锋，造极端之论，使一时风靡而不可收拾，此则公聪明太高，才名太盛之误也。东西诸国，距离太远，所造因不同，而分枝滋蔓，递相沿袭者，益因而歧异，乃欲以依样葫芦，收其效果，此必不可能之事。如见日本浪士之侠，遂欲以待井伊者，警告执政，见泰西景教之盛，亦欲奉孔子而尊为教主，此亦南海往日之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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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公见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失，维持其弊可也。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如近日《私德篇》之胪陈阳明学说，遂能感人，亦不过二三上等士夫耳。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仆为公熟思而审处之，诚不如编教科书之为愈也。于修身伦理，多采先秦诸子书，而益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诸条，以及理、化、实业各科，以制时宜，以定趋向。斯宾塞有言：民德不进，弊或屡易其端，而末由杜绝。至哉斯言。仆近见日本人之以爱国心团结力摧克大敌也，专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既发端于一乡，并欲运动大吏，使遍及全省，虽责效过缓，然窃谓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当道能提挈之辅助之固善，否则乡之士夫相应相求，亦或可造此规模。不幸而吾民之知德力未及建立，而吾国遂亡；然人格略高，求所以保种而兴灭，或亦稍易。往日《时务报》盛行以后，仆即欲以编辑大业，责成于公，而展转未获所愿。今日仍愿公专精于此事，其收效实远且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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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读《管子传》，近见《墨子学说》，多有出人思想外者，益叹智愚之相去，何啻三十里哉。仆尝谓自周以后尊崇君权，调柔民气，多设仪文阶级，以保一家之封建，致贻累世之文弱，召异族之欺凌者，实周公之过也。至周末而文胜，弊尽见矣。于学术首唱反对者，为老子。然老子有破坏而无建设，（其所企慕者乃在太古无为之治耳。）至墨子而尚同尚贤，乃尽反周道，别立一宗矣。于政治首立异说者，为管子。然管子多补苴而少更革。（以《管子》、《周礼》互相参校大概可睹。）至鞅而教战教耕，乃尽废周制，而一扫刮绝矣。是四子者，皆指周公为的，而迭攻之。而孔子，则介乎四子之间者也，曰通三统，曰张三世。于文献也，有征杞征宋之言；于礼之损益也，有继周之想，其于周公不必尽反，亦不必尽从。（尝疑梦见周公盖因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乃征于梦也。若不过于墙见舜弹琴见文此思古幽情，虽衰老亦能为之，何必兴叹哉。）盖一协于时中而已。自周以后，始有儒称，实成周时庠序中教师之名耳。（《周礼·太宰》：“昌儒以道得民。”《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大司徒》：“昌联师儒”。《注》曰：师儒教以道艺者。）其道在优柔和顺，以教民服从为主义，是周公倡垂之教也。（《礼记·儒行》释文：“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说文》：“儒，柔也。”《广雅》释诂：“儒，柔也。”《素问》：“名曰枢儒。”《注》：儒，顺也。是皆历世相传之古训。甚至《广雅》释一儒，愚也。《荀子·修身》：“偷儒”。《注》：儒，谓儒弱畏事。《礼记·玉藻》：“儒者”。所《注》：“儒，弱也。”则“儒”字亦不堪问矣。）若我孔子，则综九流，冠百家，不得以儒术限。（儒乃孔子之履历，非孔子之道术，汉儒亦多未明白。然汉以前训诂〈之〉家，尚无以儒为孔子道者，惟《淮南子·俶真训》：“儒墨乃始列道而议”。高诱《注》：“儒，谓孔子道”。然此注乃专为此语而发，非通论也。闻南海有儒为孔子所建国号之语，是亦见释迦之创佛教，耶稣之创天主教，摩诃末之创回教，误以为儒教亦孔子所创也。）世以周、孔并称，误矣误矣。公之变迁论，以南北分学派，以空间说，（此论不甚确，盖论地理而证以学派则可，论学派而系以地理则窒碍多矣。）仆之此论，由周初以逮战国，以时间说，公谓此有当于万一否，幸纠正之。”（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黄公度《与饮冰主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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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间，先生和蒋观云有开设军事教育秘密机关的计议，当日先生有一信给蒋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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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13]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14]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公所言秘密之军事教育，拟在何地开办，能微示一二否？此事与制器一事，诚预备科之最要科目也。”（光绪三十年《致蒋观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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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有两位和先生有间接关系的人，在国内从事秘密的军事活动，一位是罗璞士[15]，一位是陶涣卿[16]，罗君和先生相识，活动于桂粤，陶君和蒋观云相识，活动于湘。上面信里的前半，便是讲罗君的事，可惜他于次年便遇难了。先生在给蒋观云的信里，述他死难的经过和自己痛伤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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